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流叙事

摘要：当代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流叙事，往往建立在“中原中心说”和“西来文明论”这两大假设之上。这种观点认定中国文明仅发端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并深受西亚文明的单向传播影响。然而，大量考古与历史研究表明，这种叙事存在偏颇和局限。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

当代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流叙事，往往建立在“中原中心说”和“西来文明论”这两大假设之上。这种观点认定中国文明仅发端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并深受西亚文明的单向传播影响。然而，大量考古与历史研究表明，这种叙事存在偏颇和局限。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如同“满天星斗”，分布于多个区域，各具发展道路。张光直亦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中国各地文化相互交流，形成了一个史前“中国相互作用圈” 。这些研究暗示，中国文明并非起源于单一中心，更非由西亚文明单线传入，而是多源头互动发展的结果。本文将通过批判分析“中原中心论”与“西来说”的偏狭视角，揭示主流史观对夏代及更早文明诸多要素的忽视与淡化，并梳理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重建一个多元互动的文明起源观。文章将重点论述南方稻作文明、彩陶文化、青铜铸造、文字起源等从南向北传播的事实依据，参考翁卫和、林巳奈夫、张光直、苏秉琦等学者的观点，对主流史观展开批判性审视，从而促使读者重新思考中华文明起源的结构与脉络。

打破“中原中心”的迷思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被简单地归结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种“中原中心论”认为，中原是唯一的文明摇篮，周边其他地区均属于边缘附庸。然而，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已对这一迷思提出挑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考古界曾盛行几近绝对的“中原中心”一元论，视黄河中游为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发祥地。苏秉琦对此进行了有力反驳，他创立了“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史前文化划分为东南、江汉、黄河中游、海岱、东北、西北六大板块，强调各区域文化内涵和演进道路的差异性。苏秉琦以“满天星斗”比喻中华文明起源，认为众多地域文化如繁星般同时闪耀，共同汇聚成灿烂的古代文明。

此外，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严文明描绘的“重瓣花朵式”文化格局，也都说明早期中华文化并非单线发展，而是多中心并立、交融汇聚而成。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指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仿佛一朵多瓣花，成为后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史前基础。张光直在1987年进一步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揭示公元前4000年以后各地文化频繁交流，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雏形。这些观点从考古学层面批判了将文明起源局限于中原的狭隘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多区域考古成果的涌现，连教科书式的表述也开始调整。考古学家王巍回忆，过去日本学者编撰的中国通史常以殷墟（商代晚期）为开端，对所谓“五千年文明”只字不提，这让他当年大为震惊。这种“一元论”观点忽视了尧舜禹时代乃至更早的新石器文明。如今，良渚遗址考古实证将中华文明的计年提前至五千年，官方话语也逐步承认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出多元并存、逐步汇聚的态势。可以说，“中原中心论”正在被考古证据所动摇——中华文明起源之树并非只有中原这“一棵独苗”，而是根植于大江南北、多地并茂的整片森林。

被遮蔽的夏代及上古文明

主流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夏朝及夏朝以前的文明采取了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这一倾向可以追溯到近代“疑古”思潮的影响。早在1923年，学者顾颉刚等提出上古帝系皆属传说，甚至断言夏代“不大靠得住”，这一论断几乎动摇了《史记》所构建的“三皇五帝—夏殷周”古史体系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观念。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者安特生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文化彩陶遗存，却因彩陶纹饰与中亚相似而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再度掀起“中国文明西来说”的沉渣。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这些质疑让人不禁要问：“中国文明真的是传说夸大的产物吗？中华民族真有五千年文明吗？”一时间，关于夏朝及其以前文明的存在与否，在学界成为敏感而复杂的问题。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考古的兴起为这一疑云带来了转机。1926年山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基本否定了仰韶文化源自西来的臆测；殷墟妇好墓和甲骨文的发现，则实证了商代晚期国家的存在。但即便如此，相当长时期内国际学界仍持保守看法：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必须以大量青铜器和成体系文字为标志，所以只有商后期才算文明开端，以此计中国文明史仅有约3300年。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曾风趣地评论说，如果把殷墟这样高度发达的商代文明当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无异于传说中老子一出生就白眉白胡，少了幼年成长的过程。“问题是，那个年轻的‘老子’在哪里？”夏鼐之问一语中的。年轻的“老子”指的正是夏及夏以前的文明阶段。夏鼐的话强调：商文明不可能无源而生，在它之前必然有一个渐进发展的初始文明阶段。

考古发现已经在逐步揭开夏代文明的面纱。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广泛认为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遗存。二里头文化不仅出土了大型宫殿基址、青铜礼器作坊遗迹，还出土了刻画符号的陶器和甲骨，显示出国家政治和礼制的雏形。考古报告公布了二里头出土的二十四种陶文符号，有学者考订认为这就是夏代文字。例如曹定云在《考古》期刊发表研究指出，这些陶器刻符与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有密切渊源，不少符号形状与后世文字明显对应。这暗示夏代可能已存在早期文字体系。然而主流意见对这些发现相对冷淡保留。由于符号多为单字，未形成可读语句，一些学者（如徐中舒）甚至反对将其视作文字，声称夏人主要依靠结绳记事，黄河中游夏文化并未使用文字。这种倾向无疑是在淡化夏代文明的高度。文字作为文明要素之一被人为“后推”，使夏朝仍笼罩在“史前”的阴影中。实际上，来自民间和边缘地区的研究不断提供反证。翁卫和等研究者提出，早商时期某些玉器上的刻辞实为夏代遗存，只是长期被误读或忽视。他还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纹饰中释读出疑似夏代的古老铭文，例如“西帝帝禹”“君蜀禹妃”等祭祀用语。这些观点大胆质疑主流考古对上古文字的定见，认为夏代的精神文明（包括宗教观念和文字萌芽）可能早已存在，只是被历史的尘埃掩盖了。

不仅文字如此，夏代物质文化的辉煌也常遭低估。根据传世文献，夏禹铸造九鼎，划定九州，体现出国家权力和宗教象征的结合。《逸周书》等典籍记载夏人“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暗示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考古证据也证明，二里头文化属于黄河中游的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仅发现青铜容器和饰物，还出土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大型青铜器作坊遗迹。这说明夏代的青铜冶铸技术已较成熟。然而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不少史家执意将青铜文明的起点定在商代，甚至认为夏代仍处于“新石器晚期”而缺乏金属冶炼。类似地，夏代的宗教祭祀和都邑文明也被视作“不足文明”的部落水平。但近年来的考古逐渐纠正了这些成见。例如山西陶寺遗址（可能与传说中的“尧都”有关）出土了巨型天文观象台和礼制性建筑，显示出早于夏朝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主流视野下被遮蔽的夏代与上古文明，其实并非一片空白。相反，它们很可能是中华文明长链中不可或缺的“幼年时代”，拥有文字的萌芽、青铜的试炼、稻粟并耕的农业和原初的礼制观念。正如学者所言，倘若我们只承认殷商繁盛的“白胡子”时期，却否定之前漫长的探索积累，无疑是以偏概全的历史近视。

虚构的“西来说”与文明单向传播迷信

“西来文明论”主张中华文明的重要要素源自西方（西亚、中亚）传入，从19世纪末起就在某些学者中流行。这种论调可以说是殖民时代“西方中心论”的折射，其核心是假定中国早期文化成果如农业、青铜、马车、文字等皆受惠于更古老的西亚文明，经由中亚传播而来。然而，大量事实证明，“西亚-中亚-中原”单向传播路线具有很大的虚构性和意识形态倾向。

20世纪初安特生提出“彩陶西来说”是“西来说”的典型案例之一。他依据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欧洲彩陶在纹样上的相似，推测二者可能同源。他注意到仰韶彩陶上常见的几何纹、花瓣纹、锯齿纹、螺旋纹等，在土库曼斯坦安诺文化和乌克兰特里波利文化中也存在，便推断中国西北的彩陶是由“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彩陶文化”传播渗入的结果。然而中国现代考古的进展很快为这一假说提供了反证。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南方多处旧石器晚期—新石器过渡时期遗址出土了更早的陶器及彩陶片。例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陶片，测年约距今18000年，比“两河流域”最早的陶器早了数千年。广西桂林庙岩、甑皮岩等洞穴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有约17000—12000年的历史。华南沿海的广东英德青塘、珠海鲤鱼嘴和广西顶蛳山、牛栏洞等遗址，年代在距今16000年左右。这些实证表明，在中国岭南地区，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过渡阶段已出现了原始陶器乃至彩陶的萌芽。陶器这种文明基础技术并非西亚独创，更没有证据表明由西方向东传播。相反，东亚—中国南方很可能是世界上独立发明陶器和彩陶的中心之一。韩建业等学者通过研究彩陶分布，提出“彩陶之路”可能是由中国西北向中亚传播，同时还有经青藏高原南道传入克什米尔的路线。换言之，彩陶文化有“东来西渐”的迹象，而非“西来东渐” 。翁卫和进一步指出，这颠覆了早期西方学者关于彩陶起源的成见，也凸显了其研究的局限性。虽然关于彩陶起源东西说尚无定论，但中国考古的证据足以让“西来说”不攻自破。

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青铜技术和马车等课题上。早期西方观点常认为中国的冶金术、铜器乃至青铜礼乐文明，都是受两河流域或中亚影响而得以发展。然而，中国本土青铜文化的特质表明其具有鲜明的独立性。中国青铜器普遍采用范铸法(piece-mold casting)，与西亚流行的失蜡法工艺截然不同。这种技术上的差异意味着中国青铜文明并非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自成体系的发展。事实上，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铜器（如甘肃马家窑和齐家文化的小铜刀、青海夏禹文化的小铜铃等）年代不晚于西亚青铜早期。殷商青铜文化更是在毫无确凿外来模型的情况下突然繁盛起来，其青铜配方、器型和纹饰风格均独具一格。考古学界普遍认识到，中国青铜文明是在本土新石器文化基础上独立演进的结果，即便曾受到欧亚草原少许技术传播的刺激，其主体仍是内生创新。国际考古权威科林·伦福儒在考察良渚等遗址后感叹：“中国新石器时代远远被低估了” 。良渚文化尽管“既没有青铜器，也没有公认的书写系统”，但展现出的城址、水利、礼仪之宏大令学者折服。伦福儒直言：“这不是文明，什么是文明？” 他和不少国际同行开始反思，以往从两河、埃及经验概括的“文明三要素”（文字、铜器、城市）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等东亚文明的发展道路自有其特殊性。著名考古学者李水城指出，各地文明发生发展的资源禀赋和环境不同，必然会发展出不同特色的文明。拿冶金来说，中国先民赋予玉石以至高无上的精神价值，形成“尚玉文化”，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对金属器物的需求。在距今9000年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就出土了玉环等玉饰品。红山和良渚文化发展出精湛的制玉工艺，用玉礼器象征权力与信仰，其意义不亚于同时期其它地区的青铜器。这进一步说明，各文明并非只有依循西方道路才算“文明”。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论者执迷于“西来说”，试图以之诠释中国上古史。然而他们的论据经不起推敲。例如考古学者许宏在其著作中接受了某些西方学者观点，声称马车起源于欧亚西部草原，逐步东传进入中原。又如西方汉学家夏含夷、郭静云等提出“殷人起源于东北、西伯利亚”，暗示商朝文明是外来民族所建。这些说法乍听上去“符合国际主流”，实则与考古事实相违。以马车为例，中国出土的最早马车遗存见于商代晚期殷墟和周代早期晋侯墓，虽晚于两河流域，但并无明确证据显示是“中亚游牧传入”；相反，中国本土驯马和车舆技术有自身发展脉络，只是目前材料不足尚难详论。至于“殷人北来说”，更是一家之言。商文化从二里岗到殷墟有清晰演变序列，并无骤然从天而降的断裂。将上古中国史描绘成“胡人入主中原”“文明由外而入”，无非是西方中心论在学术领域的隐秘投射。近代以来，某些西方史家为抬高西方文明地位，不惜矮化和质疑中华文明的本土连续性。他们一方面强调古希腊、古埃及历史悠久伟大，另一方面把中华文明放在从属地位，宣称中国不过是世界文明体系中普通的一支。“西来说”正是这种偏见的产物。然而，真实的历史图景绝非单线传播或谁殖民了谁，而是各文明彼此交流互鉴、群星灿烂。世界文明本是一个多元互鉴的共同体，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创造，对人类文明皆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华文明的发展更是如此：它并非外来馈赠，而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生长，并不断吸收外部营养的参天巨树。否认这一点，无异于否认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文明重要一极的主体性。

南土文明的辉煌与北传

如果说“中原中心论”忽视了地域多元，“西来说”低估了本土创造，那么恢复被忽视的南方文明地位则是重建文明起源观的关键一步。考古学界的最新成果强有力地表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袤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扮演了与黄河流域同等重要的角色。那里孕育的稻作文明、制陶工艺、玉石文化和青铜技术，既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内涵，也通过北上传播对中原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考古领队孙国平所言：“河姆渡遗址有力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

首先是农业与稻作。现代考古已经确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中心之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的研究显示，早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开始驯化野生稻。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数千粒人工栽培稻谷以及上百件骨耜等农具。这些发现彻底纠正了过去关于中国水稻起源的谬见——曾有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粳稻由印度传入、籼稻由日本传入。然而河姆渡的稻谷与农具实证表明，中国先民在距今七千年前就大规模种植水稻，创造了独立的稻作农耕文化。郑云飞研究员指出：“河姆渡遗址以充分考古发现，首次实证了稻作农业‘中国起源说’” 。不但如此，稻作农业自南方向北传播的轨迹也清晰可见。考古学家发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先民已将稻作技术逐步传入淮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地区：如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水稻遗存，仰韶文化晚期的某些遗址亦发现稻米植硅体。这提示稻作文明的北传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远古时代，“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通过交流融合，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如今国际学界开始重新认识东方稻作对于文明起源的重要性——因为此前世界遗产名录中没有任何一处遗址是以稻作文明为主题，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皆以麦作农业立国。当考古发现东方古国拥有一万年前的稻作遗存时，西方学者不禁发问：“稻作对文明起源到底有多重要？” 答案显然是：举足轻重。没有中国南方的稻米之路，就没有后来华夏大地上农耕文明的多样与繁荣。

其次是史前城邦与社会复杂化。南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只是“刀耕火种的小村落”，而是涌现出一系列高度发展的早期聚落和古国。例如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在环太湖地区建立了都邑性聚落。良渚古城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城内有规整的宫殿区，城外修建了纵横水坝和水渠体系，以防洪灌溉。更令人惊叹的是，良渚社会分化明显，大墓中随葬成组的精美玉琮、玉璧，显示出王权与神权并重的神权国家形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良渚遗址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展示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通过大型土筑建筑、城市规划和严格等级墓葬，成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换言之，良渚文明已具备了早期国家的主要特征：农业余粮、城市雏形、礼制宗教和社会分层——尽管尚未发现成熟文字和青铜器。这打破了“没有青铜和文字就不算文明”的西方刻板标准。正如考古学家秦岭所强调的，良渚遗址的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坐实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以神权与王权结合为政体的古国形态，后来才演进为商周那样王权主导的王朝国家。良渚的成功申遗，使教材中关于文明起源的表述不再遮遮掩掩——五千年文明不再只是“有学者认为”，而是实证无疑的事实。

与良渚同时期，环顾中国南方和周边，还有许多耀眼的史前文化竞相辉映。比如距良渚不远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300年）同样创造了繁荣的稻作聚落，兴建了大面积干栏式木构建筑群；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200年）兴建了超大型城垣和祭坛体系，被称为“长江文明之光”；再如湖南澧阳平原的高庙文化（距今8000年左右）出现了刻画“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白陶祭器，其八角星纹图案远播各地，成为古代思想一元性的象征。这些南方文化都不是封闭的孤岛，而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中原、北方文化发生广泛互动。考古发现表明，良渚文化的许多要素后来被全国其他地区的文明所吸收：其玉礼器制度北传至山东、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其稻作与水利经验为江汉平原和中原所借鉴；其神人兽面纹玉器风格甚至影响到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纹饰。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黄河文明单向辐射的结果，而是包括长江文明在内的多源头互动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指出，过去国际上奉行的“三要素”标准并不适用于中国，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无冶金术、安第斯的印加文明无文字，但都被公认为文明；同理，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独特组合。在这套组合中，南方稻作和玉礼文化与北方粟作和青铜礼制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彩图景。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西南与边疆地区的贡献。传统史观往往将古代巴蜀、滇越等文化排除在中华文明主干之外。然而考古新发现表明，这些地区同样是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古蜀文明为例：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面具、立人像和金杖，震惊世界，其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却风格迥异于中原。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和造型艺术自成一体，说明在中原王朝之外，巴蜀盆地还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之间既有交流（如部分铜器纹样存在共通符号），又保持了独立性。这提示我们：中国文明的版图远比传统认知要广阔，古蜀文明等边疆文化不是他者，而是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再看云南滇文化，滇池地区出土的大量战国—西汉时期青铜器（如铜鼓、贮贝器、铜雕虎钮金匮等）展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虽然滇文化兴盛期稍晚于中原早期文明，但云南的新石器考古发现表明，云南地区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也已有稻作和聚落出现，可能与长江中下游一样是东亚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一些学者甚至推测，亚洲栽培稻的两个亚种极有可能分别起源于印度阿萨姆和中国云南。这意味着，在西南边疆的高原山地，同样蕴藏着远古文明的星火，并通过与周边地区的互动，丰富了中华文明谱系。近期的遗传学研究也佐证了史前人群的大规模流动：有证据表明，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新石器人群可能曾向西南迁徙，将粟黍旱作和中原文化基因带入云贵高原，与当地稻作文化交汇，促进了川滇地区从新石器迈向青铜时代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是各区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过程，而绝非某个中心孤立孕育的单线演进。南方文明与北方文明、水稻文化与粟黍文化、东部滨海文化与西部高原文化，彼此交流激荡，共同塑造了绵延五千年不绝的中华文明。忽视任何一方，历史 picture 都将是不完整的。正如考古学家孙国平所言：“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发现，意味着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恢复南方稻作文明应有的地位，正是全面认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应有之义。

结语：重构多元互动的文明起源观

综上所述，当前主流历史叙事中以“中原中心说”和“西来文明论”为基础的文明起源观，存在明显的局限和偏颇。它一方面狭隘地将中华文明起源锁定在黄河中游，忽视了长江流域乃至更广区域古文化的独立贡献；另一方面又过分高估外来因素，对本土文明要素动辄贴上“西亚输入”的标签。通过考古学、历史学的多重证据，我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图景：中华文明之树并非一枝独秀，而是根植于多源头的丰厚土壤；其生长也并非依赖哪股外来的神秘清泉，而是在与周边文明长期互鉴中茁壮成长。正如新华社《瞭望》报道所强调的：“世界文明是多元互鉴的共同体，同时要承认共同体里有足够多的多样性，每个都有合理性”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正是这句话的生动注脚。无论是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文化圈，还是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抑或是玉礼青铜的并行发展，都说明中华文明早期呈现出多元并存、交流融汇的态势。

重构文明起源观，并不是要否定中原文明在中华历史上的核心地位，而是要在整体上矫正失衡的历史叙事。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心脏，但绝非它的全部血肉；正如黄河是母亲河，却并非唯一的乳汁。长江、珠江、西辽河、黑龙江……每一条大河都哺育了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基因，每一个区域的原生文明都为最终的中华文明汇流作出了贡献。接受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何以中华文明能够连续五千年而不绝、兼容并包而一统。也才能对那些曾被忽视的南方稻作文明、海岱夷族文化、西南蛮蜀之国有客观公允的评价。翁卫和等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主流学界习惯性地淡化夏代文字或解释三星堆文明为“外来谜团”时，或许应停下来反思这些主流观点是否存有偏见。正是这种具有批判锋芒的反思，推动着历史研究不断逼近真相。学术的发展需要“存疑”和“补阙”，需要打破成见的勇气。

在新的文明探源框架下，我们将不再拘泥于“中华文明只此一家”的陈旧论调，也不会再盲从“文明西渐东方”的刻板剧本，而是以更加开放的眼光，看待中华文明多源共生、交流互鉴的宏大画卷。可以预见，未来的研究将继续为中华文明起源结构带来新的证据与诠释。这其中，也包括对南方稻作文明更深入的发掘与正名。让我们秉持科学精神，尊重考古实证和多学科研究，从偏狭走向宏观，从教条走向求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还原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真实，捍卫我们悠久文明的自主性与多样性，并从中汲取治学与文明自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