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饥饿的盛世？蠢坏至极的反智谣言

摘要：某些学者将康乾盛世称作“饥饿的盛世”，而后一些群体借机将抹黑清朝当作热门话题，致使康乾盛世在民间舆论中被视为虚假的存在，甚至仿佛成了一种耻辱。这种认知偏差亟待正本清源。

某些学者将康乾盛世称作“饥饿的盛世”，而后一些群体借机将抹黑清朝当作热门话题，致使康乾盛世在民间舆论中被视为虚假的存在，甚至仿佛成了一种耻辱。这种认知偏差亟待正本清源。

关于“康乾盛世”是否可被称为“饥饿的盛世”，部分学者提出，在这一被后世冠以“盛世”之名的时期，社会底层百姓往往挣扎在饥饿边缘，而白莲教起义的爆发，也被他们视作支撑这一观点的重要依据。

那么，康乾年间究竟能否担得起“盛世”这一称号呢？

要探究这一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先回溯历史，认真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康乾盛世之前那些历来被公认为“盛世”的时代——无论是文景之治中轻徭薄赋下的百姓生活，还是贞观之治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图景，抑或是开元盛世时的经济繁荣景象。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难道就真的能实现衣食无忧、饱食终日，甚至能时常吃上大鱼大肉吗？

一

我们首先来看文景之治，那个被后世称道的时代，底层老百姓是否真能过上幸福到时常吃大鱼大肉的日子？

汉朝建立之初，秦末大规模的战乱让海内变得残破至极，呈现出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景象。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研究，秦朝人口的峰值达到3000万，可到了汉朝建立之初，人口锐减到1300万，战乱造成的人口净损失有1700万，约占秦朝人口峰值的五分之三。

《史记》记载，汉初各大都市的人口数，往往只相当于秦朝的20%-30%，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在战乱中消亡了。面对这样惨重的破坏，汉朝在建立后的七十多年里，不得不一直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直到汉景帝统治晚期，人口规模才恢复到秦朝的峰值。

史册对汉景帝和他的父亲汉文帝极尽赞誉，认为他们统治下的中国，是“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资治通鉴·卷十五》）的黄金时代，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完全能和尧舜时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

然而，当我们结合《汉书》《盐铁论》等史料，以及晁错、董仲舒等亲历者的奏疏进行客观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文景之治”，在盛世的表象下，实则暗藏着残酷的现实。

汉代的赋税体系包含田税、人头税、徭役等二十余种名目。

尽管汉文帝将田税降至三十税一，但人头税和徭役的负担依然沉重。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一个五口之家需要承担两人以上的徭役，能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而百亩土地的年产量仅百石（约合今6000斤），除去赋税和徭役所需，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沉痛地描述：“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农民辛苦一年，要是遇上水旱灾害，或是官府紧急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往往会“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

董仲舒在奏疏中更直言不讳地说：“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大量农民因不堪重负沦为流民或佃农，甚至铤而走险成为盗贼，导致“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土地兼并问题在文景时期尤为突出。豪强地主凭借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兼并土地，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汉纪·武帝纪四》）。他们以“见税什五”的地租剥削佃农，同时利用三十税一的低税率规避税负，通过巨大的租税差额积累财富。

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自耕农大量破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尽管文景时期推行了“假民公田”“劝农诏”等政策，还兴修了六辅渠、白渠等水利工程（《汉书·沟洫志》），但这些措施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土地集中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文景之治在法治方面的改革，虽然废除了肉刑、减轻了刑罚（《史记·孝文本纪》《汉书·刑法志》），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贪暴之吏，刑戮妄加”的现象（《汉书·食货志》）。

经济上，尽管《盐铁论》称“当此之时，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但这更多反映的是权贵阶层的繁荣，并非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和秦末以及汉武帝时期相比，文景之治确实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存权，避免了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但这种“勉强饿不死人”的状态，显然和传统认知中的盛世相去甚远。

从人口恢复的角度看，葛剑雄《中国人口三千年》指出，汉初人口增长得益于休养生息政策，但这种恢复是建立在极低基数之上的被动回升，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全面繁荣有着本质区别。

陆贾《新语》中“道莫大于无为”的治国理念，虽然促进了经济复苏，却也为豪强势力的扩张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的社会乱象（《汉书·地理志》）。

这种矛盾性揭示了文景之治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过渡性质——它既是对秦代暴政的矫正，也是汉代中央集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二

再看文景之治时代社会的严酷，仅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便可见一斑。

汉初制定的法典，虽在刑事法的核心框架上承袭了秦律，却对秦代部分法律条文做了选择性省略。

那些关乎基层治理、民事纠纷的细则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直接造成了“国家治理中常有无法可依”的制度漏洞，使得地方官吏在处理田宅纠纷、债务清偿等事务时，常因缺乏明确律条指引而擅断妄为。

此后，叔孙通针对朝廷礼仪的缺失，增修《傍章律》十八篇，将朝会、祭祀、宴饮等场合的礼仪规范尽数纳入律法；张汤则聚焦宫廷安全，制定《越宫律》二十七篇，对宫门守卫、禁中出入、侍卫职责等做出严苛规定。

赵禹又编纂《朝律》六篇，专门完善朝会时的尊卑秩序与官员行为准则。至汉武帝时期，这三部律法与汉初的《九章律》共同构成“汉律六十篇”的庞大体系，律法的覆盖范围看似无所不包。

然而，这种“因循秦制而不断增益”的立法路径，虽在形式上延续了法家“事皆决于法”的治理传统，却始终未能实现对秦律体系的结构性简化。

相反，随着新增条文的不断叠加，律法变得愈发庞杂——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当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十二事”，单是死刑相关的判例就多达一万三千余条。

如此浩繁的条文，最终让治理陷入“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困境：堆积如山的法律文书摆满了各级官府的案台与阁楼，即便是专门掌管律法的官吏，也难以通读全部条文，基层小吏更是只能凭着模糊记忆与官场惯例断案，司法的公正性大打折扣。

汉文帝时期那场被后世称道的刑制改革，虽以“蠲除肉刑”的举措打破了秦代“劓鼻、斩趾”的残酷传统，却在实际执行层面暴露出更隐蔽的弊端。

改革将黥刑（脸上刺字）改为髡钳城旦舂（剃去头发、以铁钳束颈，服五年劳役），劓刑（割鼻）改为笞三百，斩左趾（砍断左脚）改为笞五百。

这种调整看似是刑罚的宽缓，实则“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就尖锐地指出：“斩左指者笞五百，当鼻者笞三百，率多死”，受刑者往往在鞭笞之下一命呜呼。

这一现象深刻揭示出，笞刑执行中因刑具规格（如竹鞭的粗细、硬度）、击打部位（背部、腿部还是臀部）缺乏明确且统一的标准，酷吏常借“行刑”之名行虐杀之实，即便受刑者“幸而不死，亦不可为人”，多半落得终身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结局。

即便汉景帝继位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着手修正：将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又特意规定“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试图通过统一刑具标准来降低笞刑的致命性，却仍未能彻底解决制度性缺陷。

正如《汉书·刑法志》所批评的，当时依旧存在“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的困境。

酷吏们依旧将笞刑当作震慑百姓的工具，而律法中“重罪轻罚、轻罪重罚”的失衡（如盗牛者可判死刑，而伤人致残者仅服劳役），更让底层民众动辄陷入“小过抵死、大罪逃生”的荒诞境地，社会的严酷性在司法实践中显露无遗。

二

所谓“贞观之治”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千古佳话，细究起来，更像是隋末战乱留下的一道社会伤疤——人口锐减到极致后的特殊景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治世繁华。

贞观初年的中原大地，仍是一幅劫后余生的惨淡图景。

洛阳以东直至沿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纳谏》），曾经的村落化为废墟，良田变成荒丘，连飞鸟都难得一见；秦陇以北的城邑更是破败不堪，吐谷浑王鞠文泰入朝时亲眼所见，直言“非复有隋之比也”（《旧唐书·西戎传》），言语间满是对隋朝盛时的追忆与对当下荒凉的唏嘘。

这种“夜不闭户”的表象，说穿了是因为“户内无人”——据《通典·食货七》记载，贞观初年全国户口仅约200余万户，不足隋朝鼎盛时期890万户的四分之一，许多州县因劳动力枯竭，出现“有田千亩，耕者不过十数人”的窘境。

长安城周边二百里内，昔日繁华的村镇十去其七，剩下的人家也多是“老弱妇孺，面有菜色”，连防盗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有值得偷窃的财物。

正如当时大臣马周在奏疏中所言：“自隋末大乱，百姓死亡过半，今虽稍安，然丁壮尽于征役，闾里多是空室”（《旧唐书·马周传》），空荡荡的街巷里，哪还有“拾遗”的可能？

在“海内升平”的冠冕堂皇之下，百姓正被无休止的赋役榨干最后一丝生机。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对外征伐从未停歇：北击突厥、西讨高昌、东征高句丽，每一次出兵都意味着“飞刍挽粟，十室九空”（《唐会要·卷九十五》）。河西走廊的百姓为供应前线粮草，“岁输粟米数千石，车牛死于道者相望”，数郡之地因徭役繁重而“萧然若洗，五年不复”，连树皮都被饥饿的灾民剥光。

《旧唐书·刘洎传》里更详细记载，戍卒的资装需自家筹备，百姓为凑够粮草、衣物，“卖尽菽粟，倾其机杼”——把仅有的口粮卖掉，把织机上的布匹拆下来，即便如此，“经途死亡者复在其外”，许多人还没走到军营，就倒毙在途中的沟壑里。

关中、河外地区广设军团，富户强丁全被拉去当兵，剩下的老弱还要应付九成宫、洛阳宫的营建劳役。

“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全唐文·请罢西戍疏》），也就是说，京城周边两千里的壮丁，优先被征去给司农寺种粮、给将作监盖宫殿，侥幸没被征走的“余丁”寥寥无几，根本不足以支撑农业生产。当时的情景是“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男人去当兵，家里的地就荒了。

女人去服役，孩子就只能“抱树而哭，饿死于道”。入军者要自带弓刀甲胄，从役者要自备干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旧唐书·狄仁杰传》），多少家庭为凑齐这些东西，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最后还是落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悲惨循环。

连贞观六年那场“纵囚归狱”的美谈，也藏着人口匮乏的隐情。三百九十名死刑犯被放回家过年，约定年后返回受刑，最后竟无一人逃亡——这并非百姓突然变得“道德高尚”，而是当时的现实让逃亡毫无意义。

“乱离甫尔，户口单弱”（《贞观政要·纳谏》），荒野里满是饿殍，官道上遍布关卡，逃犯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抓住后罪加一等。而返回监狱，至少能被编入“刑徒籍”，在官府的监督下服劳役，好歹能分到一口粥饭。

正如大臣戴胄所言：“今岁饥民贫，逃者无所得食，归则有官廪之给，是以不逃”（《新唐书·刑法志》），国家缺人缺到连死刑犯都要算计着利用，这哪里是“德政感化”，分明是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贞观时期的“法治清明”，同样经不起细看。唐太宗虽废除了隋代的枭首、车裂等酷刑，却保留了“笞、杖、徒、流、死”五刑，且执行起来异常严苛。

《贞观政要·纳谏》记载，基层官吏“多以酷烈为能”，对百姓“小过则杖，大过则斩”，甚至有县令因“民家蓄鸡过三，便以‘暴殄’治罪”。《旧唐书·刑法志》提到，贞观年间“断狱岁以千万数”，这里的“千万”虽非确数，却足见案件之多——其中大半是“逃户、匿税、拒役”之类的“罪名”，而“赭衣半道”的景象更是常态。

道路上走着的人，一半穿着囚服，不是在押解的路上，就是在服劳役的途中。所谓“囹圄常空”，不过是因为大量百姓逃亡后“不入户籍”，官府连抓人的对象都凑不齐了。

经济上的“繁荣”更是极度失衡。贞观后期长安米价虽降至“斛不满二百钱”（《通典·食货七》），但这仅限于关中地区，得益于漕运带来的粮食储备。

关东、河北等地仍“田畴多荒，仓廪犹虚”，百姓“食草根、煮土块”的记载屡见不鲜。权贵阶层则趁机兼并土地，皇子李泰在洛阳一地就占田千顷，大臣长孙无忌的庄园“连亘数十里，僮仆数千人”（《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而普通自耕农“受田不过三十亩，岁输租调后，所余不足三月粮”（《唐会要·租税》）。

一旦遇上水旱，便只能“拆屋为薪，易子而食”，这种贫富差距，远比百年后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更为触目惊心。

说到底，贞观之治更像一个“从废墟里站起来”的过渡阶段：它终结了隋末的战乱，却没能真正抚平战争的创伤；它减轻了隋代的苛政，却又用新的赋役将百姓捆在生存线上。

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过是人口凋零到极致的无奈呈现；所谓“死刑犯归狱”，不过是生存压力下的现实选择。

若细看那些藏在史料缝隙里的细节——“丁壮尽于征役，老弱转于沟壑”“卖儿鬻女者，日有数十”——便会明白，这个被称颂为“伟大时代”的治世，对底层百姓而言，不过是“勉强能活着”的代名词，离“幸福”二字，隔着万水千山。

三

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同样笼罩着一层被诗赋光环遮蔽的复杂底色，那些被"全盛日"掩盖的社会肌理，实则布满了底层民众的血泪与挣扎。

杜甫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写下的《忆昔二首》，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名句，为后世勾勒出一幅仓廪丰足、户口殷实的盛世图景——可这字字句句，都是诗人在安史之乱的烽火中颠沛流离、饱经丧乱后，对太平岁月的追忆式美化。

彼时的杜甫，距他在湘江孤舟中潦倒离世仅剩数年，这份隔着战火硝烟的回望，难免染上理想主义的滤镜。

事实上，早在天宝年间，杜甫笔下的开元气象便已显露出裂痕。他在《兵车行》中描摹的"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是边镇征兵时百姓撕心裂肺的哀嚎，那些被强征的壮丁"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终其一生"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暴露出盛世武功背后的民力耗竭。

《丽人行》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杨氏姐妹，身着"蹙金孔雀银麒麟"的华服，在曲江池畔"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则撕开了权贵阶层骄奢淫逸的遮羞布。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更如一把利刃，剖开了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社会最残酷的剖面——长安城里朱门豪宅的。

酒肉因腐烂发臭，而街头巷尾却躺着冻饿而死的贫民尸体，这种极致的贫富对立，哪里有半分"全盛日"的温情？

从制度层面深究，开元盛世的繁荣更像是建立在严苛赋役体系上的空中楼阁。武周时期的宰相韦嗣立就曾在奏疏中尖锐指出，当时"所在隐漏之甚也"（《旧唐书·韦嗣立传》），无数百姓为躲避繁重的赋税徭役，不得不隐匿户口、逃入豪强庄园，成为"不书于籍"的隐户。

杜佑在《通典·食货七》中更明确记载，天宝年间"天下隐户犹有五百余万"，占官方统计户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每四个百姓中就有一个在躲避朝廷的控制。

这种逃亡的苗头，早在开元年间就已显现：开元五年（717年），河南府人孙平子上奏玄宗，痛陈"两畿户口，逃去者半"（《唐会要·逃户》），长安、洛阳周边的百姓竟有一半逃离故土。

开元八年（720年），朝廷因"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不得不专门遣使巡查；开元九年（721年），唐玄宗在《禁逃亡诏》中更是无奈承认，即便"四海清宴，百年于兹，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全唐文·禁逃亡诏》）。

逃亡的根源，正如时人所指，是"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通典·食货七》）——地方官吏为追求政绩，不仅对豪强荫庇逃户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通过虚报户口、将逃户的赋税摊派给未逃者的方式，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形成"逃者愈逃，留者愈困"的恶性循环。

土地兼并与赋役压榨的双重绞杀，更让底层百姓喘不过气。

开元年间虽仍推行均田制，但权贵阶层早已通过"借荒"（借口开垦荒地侵占公田）、"置牧"（设立牧场圈占良田）等手段，疯狂蚕食国有土地。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等宗室亲王，仅在京畿一带就占田数千顷，而普通自耕农"受田者不过数十亩"，还要承受"朝令而暮当具"的急征暴敛，最终往往落得"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的结局。

狄仁杰在武周时期的《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中就曾描绘，百姓因"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以致"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李峤亦在《请减员外官疏》中指出，修筑佛像、营造宫殿等劳役，迫使民众"卖舍贴田，以供王役"。

这种状况到了开元年间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随着均田制的瓦解愈演愈烈，最终酿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通典·食货一》）的社会危机——豪强的庄园连绵数十里，而贫民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只能沦为佃农，被收取"见税什五"的高额地租。

更值得玩味的是，杜甫在《忆昔二首》中刻意淡化了这些阴暗面。他早年在《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少年豪情，与晚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怆凄凉，形成了跨越时代的鲜明对比。

这种转变，恰恰折射出开元盛世的双重性：一方面，"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繁荣确有物质基础——《通典·食货七》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长安米价"斛不满二百钱"，绢价"匹二百一十文"，社会上甚至出现"路不拾遗，行者不赍粮"的安定表象。

但另一方面，"公私仓廪俱丰实"的背后，是"幼者形不蔽体，老者力不支农"（《全唐文·令所司劝课农桑诏》）的底层困境——孩童穿着破烂的衣衫，老人还要挣扎在田地里劳作。

正如宇文融主持的括户运动所揭示的，开元年间的户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对隐匿人口的重新统计，而非真实的人口增殖与社会发展。

这种"盛世"，本质上是建立在脆弱平衡上的虚假繁荣，一旦遭遇安史之乱的冲击，便如多米诺骨牌般轰然倒塌，迅速从"小邑犹藏万家室"沦为"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杜甫《垂老别》）的人间地狱。

五

而且“开元盛世”的煌煌表象之下，实则早已暗流奔涌，潜藏着足以撼动帝国根基的危机。

早在开元三年（715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便爆发了崔子嵓领导的武装叛乱，《唐书合钞》中赫然记载“妖贼崔子嵓等入相州作乱”，虽州府官军旋即平定了事，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乱，已然如一道裂痕，暴露出基层社会潜藏的动荡因子——彼时均田制已现颓势，土地兼并初露端倪，寻常百姓的生计已开始受到悄然侵蚀。

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歙州休宁（今属安徽）的洪贞起义更以震撼之势撕开了盛世的华美外衣。这位以道士身份游走民间的首领，敏锐捕捉到鄱阳湖流域洪涝过后灾民流离失所的绝境，于回玉乡鸡笼山聚众起事。

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政权架构，更率领部众与前来镇压的唐军周旋长达三年之久。

据《新唐书·地理志》及《徽州府志》等文献记载，这场起义最终迫使朝廷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特设婺源县，以强化对这一“难治之地”的管控——其背后折射的，正是均田制崩溃后农民失地的普遍困境，以及地方官府与豪强势力相互勾结、对百姓敲骨吸髓般的盘剥，使得“民不聊生”从史书里的泛泛之词，变成了无数家庭的切肤之痛。

天宝三年（744年）的吴令光起义，则以鲜明的海洋色彩，将盛世边防的脆弱暴露无遗。

这位被日本学者松浦章在《唐代的海贼与东亚贸易》中称为“温州第一海贼”的首领，率船队自台州（今浙江临海）扬帆而出，接连攻克温州、明州（今宁波）等沿海重镇，其势力范围甚至远及日本海域，搅动得东南海疆不得安宁。

《浙江通志·兵事》详细记载，吴令光起义虽最终为南海太守刘巨麟率军镇压，但他那“以海为家、来去如风”的作战模式，恰似一面镜子，照见了唐朝东南海防的千疮百孔。

此时府兵制已因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而名存实亡，朝廷不得不倚重募兵来应对各类危机，可军费的激增又反过来加重了财政负担，形成“募兵越多、赋税越重、民怨越深”的恶性循环。

这些起义绝非孤立的偶然事件。据《旧唐书·玄宗纪》与《资治通鉴·唐纪》的记载统计，从开元到天宝的四十余年间，规模不等的农民暴动竟达十余次之多，而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史思明掀起的安史之乱，不过是这些累积的社会矛盾总爆发的顶点。

正如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以血泪写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表面上“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实则是建立在均田制彻底瓦解、府兵制全面崩溃、土地兼并恶性膨胀的沙基之上。

当唐玄宗在骊山华清宫与杨贵妃共赏《霓裳羽衣曲》，沉醉于“万国来朝”的虚景时，河南、河北的农民正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岭南的盐民则因朝廷专卖制度的层层盘剥而忍无可忍、揭竿而起。

这些被正史轻描淡写为“盗贼蜂起”的记载，恰恰是盛世危局最真实的注脚，诉说着繁华背后千万底层百姓的血泪与挣扎。

六

更不用说，玄宗时期更令人痛心的是战争连绵不绝，正如杜甫在《兵车行》里痛彻心扉控诉的“武皇开边意未已”，这般无休止的征战，让曾经繁盛的唐朝一步步坠入更深重的危机。

自开元年间起，朝廷在边疆设立的节度使，早已悄然演变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他们手握数万精锐兵马，还兼管着辖区内的民政、财政与监察大权，俨然形成“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独立王国。

到了天宝年间，全国十大节度使中，安禄山一人便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麾下兵力多达二十万，占到全国常备军的三分之一还多，其权势之盛，早已超出中央能够掌控的范围。

节度使们为了积攒战功、扩张自身势力，一次次对外掀起战事。

在河西走廊，像王忠嗣这样主张以和为贵的将领遭排挤罢黜，继任的皇甫惟明、哥舒翰等人，持续对吐蕃用兵，虽说偶尔能有小胜，损耗却大得惊人——《资治通鉴》里清楚记载，天宝八载的石堡城之战，唐军付出数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换来的不过是吐蕃数百守军驻守的小小据点，“士卒死者十四五”，战场上尸横遍野，哀嚎声响彻山谷。

在西域，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为了树立威势，悍然攻灭石国，这一举动引发西域诸国的恐慌与不满，最终在怛罗斯之战中，遭遇阿拉伯与突厥联军的夹击，唐军两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唐朝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急剧衰退。

更严重的是，这般征战并未给朝廷带来实际的收益，反而让边疆军费激增——天宝年间，单是河西、陇右两镇，每年消耗的军费就高达一千五百万贯，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四成以上，而那些新占领土地的赋税，却因“胡商避走，城邑萧条”，根本无从征收，朝廷只能靠着加重内地赋税来填补窟窿。

西南方向对南诏的战争，简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天宝十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大军征讨南诏，只因指挥失当，在西洱河遭遇伏击，“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八万大军折损大半，鲜于仲通自己也险些丧命。

可杨国忠为了掩盖败绩，竟然“更募兵以击南诏”，而百姓们早就听闻云南一带瘴疠横行，“未战而死者十八九”，谁也不愿去送死。《资治通鉴》卷216里记载，朝廷为了补充兵员，竟派人四处抓捕壮丁，“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把抓来的人用枷锁连着串起来，押往军营，这般景象下，“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赶路的人满是愁苦怨恨，父母妻儿前来送别，所到之处，哭声震天动地。

杜甫亲眼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挥笔写下《兵车行》，用“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诗句，将这苛政下的人间惨剧刻画得入木三分。

安禄山的崛起与反叛，更是将这场危机推向了顶点。这位身兼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将领，在天宝九载率领六万大军征讨契丹时，全军覆没，可他凭着唐玄宗的宠信，不仅没受到任何责罚，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军权。

他借着朝廷对边疆事务失控的机会，在范阳“缮甲兵，聚粮食”，偷偷摸摸地积蓄力量，打造兵器、囤积粮草，麾下的士兵日夜操练，最终在天宝十四载，以“清君侧”为名，悍然发动叛乱。

这场安史之乱持续了整整八年，战火所及之处，“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曾经繁华的城池化为焦土，官府机构废弃，连一根完整的屋椽都找不到。全国人口从天宝十四载的5300万，锐减到乾元三年的1700万，北方大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路上难见行人，田野里长满了野草。

这般由节度使主导的战争狂潮，本质上是中央集权走向崩溃的产物。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极力主张重用胡人将领，觉得“胡人勇决习战，寒族无党”，不会像汉族士大夫那样结党营私，可这一做法，却让安禄山、哥舒翰等节度使逐渐脱离朝廷的控制，势力日渐膨胀。

而玄宗晚年早已倦怠政事，沉湎于享乐，对边将的飞扬跋扈视若无睹——安禄山入朝时，“见太子不拜”，还辩解称“臣蕃人，不识朝仪”，唐玄宗竟然不觉得不妥，反而笑着原谅了他。

当安禄山在范阳“日费千金”打造兵器、招兵买马时，朝廷派去的使者被他用重金收买，回来后还向玄宗上奏“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这般蒙蔽下，朝廷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毫无察觉。

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与军事上的失控相互交织，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将开元盛世那层繁华的外衣彻底撕碎，露出内里早已腐朽的根基。

战争带来的灾难，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重。《通典》里记载，安史之乱期间，“诸道加税，百姓困弊”，为了供应前线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在各地加重赋税，百姓们困苦不堪，甚至征收“青苗钱”，每亩地征税十五文，这让“农夫卖牛犊，妇女卖簪珥”，农民卖掉耕牛幼犊，妇女变卖头上的簪子耳环，只为凑够税款。

更残酷的是，节度使们为了扩充兵力，常常采取“拉夫”的手段——《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剑南地区“壮丁悉发，老弱供役”，壮年男子全被征去当兵，老人和体弱的人也要服劳役，许多家庭因为“父子兄弟皆在军中”，家里再无劳力，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这种“以战养战”的模式，让唐朝的边疆变成了吞噬民脂民膏的无底洞，而内地的百姓，则在“苛捐重赋”与“征役无期”的双重压榨下，苦苦挣扎求生。

正如杜甫在《垂老别》中所写的：“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这字字泣血的描述，才是那所谓“盛世”背后，底层百姓真实的生存图景。

七

再看看明朝社会财富积累规模最大的隆庆、万历年间的景象，实在不值当多费笔墨细述——只因相较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那些被冠以“大规模开疆拓土、文化繁荣”的时代，这段岁月简直是不堪入目：百姓被无休止的矿税盘剥得家徒四壁，朝堂上党争不休、互相倾轧，对外作战更是毫无作为，屡屡被外敌侵扰欺辱，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

万历元年（1573年），南京户部尚书曹邦辅在奏折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亲见达虏骄横四散，抢攻堡砦，隔远中间虗隙处甚多。诸将绝无一人肯乘机出一奇计破贼者，任其抢杀人民，不胜其惨。”

达虏在边境肆意横行，攻破一座座堡垒，防线间的空隙多得数不清，可将领们却无一人肯抓住时机出奇兵反击，眼睁睁看着虏人抢掠残杀百姓，那惨状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达虏数万大军大举入侵，不仅截断了我军粮道，杀掠更是不计其数，可边将们却刻意隐瞒不报，用兵打仗竟连儿戏都不如，上报朝廷的捷报全是欺瞒君父的谎言。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都给事中林材弹劾南京户部尚书郝杰，说他前往安抚辽东期间，西虏趁机入侵，杀掠极多，郝杰却处置失当，坐视百姓遭殃。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巡抚宁夏的周光镐上奏，称松套一带的虏人近千骑从横城入侵，参将李鲲、姚钦等官员却高坐堡城之中，完全不做清野防备，致使设防的军丁被虏人突袭残杀，损失惨重。

同年，套虏入侵延绥宁塞、靖安等地，将领王国栋等人抵抗不力，让虏人如入无人之境，肆意烧杀抢掠。最令人发指的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东西二虏纠集十万之众，从塞外一直打到静远堡，深入内地数百里，从初七到十四，整整抢掠了近十日，所到之处无处不被侵犯，无处不被攻破，边疆被搅得动荡不安，百姓被斩杀掳掠，士女被捆绑掳走。

若非巡按御史依法核查，巡抚张思忠竟打算隐瞒实情不上报，这般损害国威、欺瞒君父的行径，罪过实在太大了。

辽东的百姓更是对大明恨之入骨，纷纷背井离乡投靠建州女真。《皇明经世文编》中“安边二十四议疏”就详细记载：大将军李成梁派遣各将领带兵屯驻各城堡，时间短的一个月，长的两三个月，有时还轮番往返，常年如此。

每名家丁军队所到之处，城堡便鸡犬不宁，酒食全从百姓家中强行索取，妇女多遭他们奸淫侮辱。一家被搜刮一空，就去盘剥邻近的人家，稍有不如意，便将百姓家尽数毁坏掳掠，马蹄经过之处，鸡犬都被赶尽杀绝，士兵们将弓刀悬在百姓门口示威，人人都吓得魂飞魄散。

况且统领军队的将官，全是贪婪污秽之辈，不仅不知道约束手下，反而亲自带头作恶，被害的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又能向谁控诉呢？这些家丁军队未必能抵御虏人，却先成了祸害百姓的“强虏”。

民间流传的歌谣唱道：“若遭大虏（女真、蒙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这血泪凝成的歌谣，道尽了百姓对他们的深痛恶绝。

正如《皇明经世文编》中所言：“臣闻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国（大明）！而焚其庐，掘其冢者，皆汉人也。”

元春亲自到实地检阅后，不禁哀叹，正是大明这般残酷的压迫，硬生生把安分守己的辽人逼成了与朝廷为敌的“虏”，以至于他们跟着建州一起在辽东肆虐——因虏人入侵而愿意随他们离去的人，到处都是，实在令人心寒。

他在奏疏中痛陈：“臣虑辽东之人，且激而之虏也，念及至此，可为寒心。”虏人入侵时，帮着四处掳掠的，也多是不堪忍受压迫的中国人；大凡虏人入侵中国，没有中国人不被利用来肆虐地方的；于是，因虏人入侵而愿意随他们离去的人，比比皆是。

大明官方的《明神宗实录》记载：“辽东六万馀人，因避差徭繁重，逃在境”久假不归”；《建州私志》也提到：“强壮之人大半逃入建州，仅得老幼孤贫六七万人”。

《酌中志》则说：“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这些记载清清楚楚地表明，百姓对大明的失望与背离已到了何等程度。如果这样的时代都能被叫做“盛世”，那还有什么天理可言呢？

八

如此对比，清代的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中一座无法攀比的高峰！

在人口、经济、疆域、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成就，足以让后世为之瞩目。

彼时的全国人口已突破三亿大关，直逼四亿之数，这一规模不仅远超此前任何朝代，更占到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本身就是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具备承载能力的直接体现。

而据《清经世文编》中收录的各省督抚关于粮产的奏折，以及经济史学者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统计分析，尽管人口激增带来了不小的粮食压力，但当时的人均粮食产量并未较明朝一亿人口时出现显著下滑。

这背后的支撑力，一方面来自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在全国范围的广泛推广——《授时通考》就明确记载，乾隆年间番薯已“遍植于南北各省，山地平原皆可生长，瘠土砂砾之地亦能丰收”，极大地拓展了粮食生产的空间。

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黄河、淮河、大运河等水利工程的持续投入，《清史稿·河渠志》记载，这一时期治河经费累计超过三千万两白银，通过疏浚河道、修筑堤坝，使黄淮流域的农耕区得以稳定拓展，粮食总产量较明代中后期增长近一倍，从而为庞大的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经济领域的繁荣景象更是随处可见，远超前代。江南地区作为传统的经济重心，其纺织业的规模较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增长数倍，苏州城内“织机逾万张，日出布千匹”（《乾隆苏州府志》），松江府的棉布“衣被天下”，南京、杭州的丝绸织造业则“机户鳞次栉比，工匠不下数万”。

伴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市镇经济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江南地区的市镇数量从明代的三百余个猛增至六百多个，像吴江的盛泽镇、桐乡的濮院镇、嘉定的南翔镇等，都已发展为“烟火万家，商贾辐辏，舟车毕集”的巨镇（《嘉庆松江府志》），镇上店铺林立，钱庄、票号、会馆一应俱全，呈现出一派“市声若潮，通宵不息”的繁华景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经济活力已不再局限于江南一隅，而是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推行逐渐向边疆蔓延——云南的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在乾隆年间的年产量分别达到数百万斤，成为全国钱币铸造的重要原料基地。

贵州的铅矿开采也形成规模，吸引了数万矿工前往；新疆的天山南北麓，在驻军屯田的带动下，棉花种植与丝绸织造业迅速兴起，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民户日增，商铺渐兴”。

即便是苦寒的黑龙江流域，也通过驿站体系与屯田制度，发展起粮食、皮毛的商品交换，这些都清晰地印证了清代经济版图的实质性拓展。

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曾经主要集中在江南、中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书院，随着国家疆域的稳定与治理的深入，逐渐向新疆、云南、黑龙江等边疆地带延伸。

新疆的伊犁书院、乌鲁木齐书院，云南的五华书院、昭通书院，黑龙江的龙城书院、齐齐哈尔书院等，均在乾隆年间先后设立（据《皇朝续文献通考·学校考》记载，全国书院数量在乾隆末年已达两千余所）。这些书院不仅传授儒家经典，更结合当地实际，兼授农业技术、边疆地理、军事防御等实用知识，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与渗透。

与此同时，朝廷还组织编纂了《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典籍，其中《四库全书》收录书籍3461种，分装36000余册，几乎涵盖了中国分装所有的学术领域，堪称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其编纂规模与学术价值，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

更重要的是，康雍乾时期的开疆拓土，其规模之广、成效之实，足以与汉唐时代的辉煌遥相呼应，共同构筑起中国疆域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

康熙年间，通过三次亲征，平定了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将外蒙古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进行治理；雍正时期，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加强对青海的管辖，设立西宁办事大臣，规范了对藏族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更是先后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将回疆（今新疆南部）纳入中央直接治理范围，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随后又派福康安率军入藏，击退廓尔喀入侵，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对西藏的主权。

与此同时，在收复台湾后，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加强了对东南沿海的管辖。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至乾隆二十四年，清代疆域已达到“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葱岭，东至库页岛”的广阔范围，总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评价的，其疆域规模“汉、唐以来未之有也”，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拓展了国家的版图，更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

文化领域，乾嘉学派的兴起与鼎盛，更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其学术成就足以与汉代的今古文经学、唐代的《唐律疏议》《五经正义》等原创性学术成果相媲美。以戴震、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等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理念，通过对古籍的校勘、训诂、辨伪、辑佚等细致工作，开创了疑古辨伪、重估一切价值的学术新风。

他们对《尚书》《左传》《诗经》等儒家经典的正本清源，厘清了千余年来积累的学术讹误——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以确凿的证据证伪了古文《尚书》，解决了困扰学界千年的学术难题。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则从哲学层面批判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强调“理存于欲”，展现出深刻的思想洞察力。这种严谨的实证精神与系统的研究方法，使中国传统学术摆脱了明代空疏浮泛的学风。

相较之下，明代学术虽有心学的一时兴盛，但后期渐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顾炎武《日知录》语），李贽等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又遭压制，终明一代，竟未能产生一部可与《四库全书》比肩的大型学术总集，更缺乏乾嘉学派这样系统性的学术突破与创新。

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是饥饿的盛世”，实在是对历史的片面解读与刻意歪曲。

这种说法无视了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的动态平衡、经济版图从内地到边疆的全面拓展、文化教育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显著进步、国家疆域的有效巩固以及学术领域的辉煌成就，不过是一些别有用心者为了挑动民粹情绪而编造的谬论，根本经不起史料的检验，更不值得人们相信。

康乾盛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顶峰，其在诸多领域的成就，理应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与历史的铭记。

参考资料

《汉书》班固

《贞观政要》，吴兢

《资治通鉴》，司马光

《明实录》

《皇明经世文编》，陈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