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僧人一行制定的《大衍历》颁行全国。这部历法以精密计算和实测数据著称，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影响了中国及东亚各国数百年的时间计量方式。

一千三百年前，一位僧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算筹计算星辰，编制出一部领先世界的大唐历法。

大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僧人一行制定的《大衍历》颁行全国。这部历法以精密计算和实测数据著称，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影响了中国及东亚各国数百年的时间计量方式。

一行

大唐开元年间，国力达到鼎盛，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然而，当时使用的《麟德历》却逐渐显露出误差。

春天该来的时候，太阳迟迟不到“雨水”节气；秋天该收的时候，月亮又总比预报的晚几天圆。到了唐高宗时期，误差已经大到“朔望乖爽，留逆进退”的程度。

月初的月亮该出现在清晨，却在傍晚才升起；应该按时到来的日食，要么提前要么推后，搞得地方官和百姓人心惶惶。历法不准不仅影响农业生产，更被视为王朝是否顺应天命的标志。

开元五年（717年），年仅21岁的僧人张遂（法名“一行”）从嵩山少林寺来到长安，经宰相张说推荐，入宫面见唐玄宗。

这位后来被称为“算学第一”的僧人，此前已因精通天文历法名动天下。他曾步行丈量从滑县到蔚县的距离，验证古书中“千里差一寸”的说法是否准确；还设计过“覆矩”仪器，用来测量北极星的高度，测算地理纬度。

面对皇帝“修正历法”的请求，一行回答：“今欲创历，必先测日影，验气朔，此其本也。”（要编新历法，必须先通过实测太阳影子确定冬至、夏至的时间，再观测月亮的盈亏周期，这是历法的根本）

为了编订新历，一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天文测量。他从长安出发，带着团队南下杭州、南昌、广州，北至铁勒（今蒙古国境内），在全国13个地点设立了观测站。

每到一处，他们便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的影子长度，记录昼夜长短的变化；用“漏刻”（古代计时器）精确记录日出日落的时间；还观测了木星、火星等行星的运行轨迹。

这些测量数据推翻了前人“南北千里，影差一寸”的粗略结论。测量发现：在北纬34度的洛阳，冬至日正午的日影长度是“丈二尺七寸”（约4.1米），夏至日则是“五寸三分”（约1.7米）。

而在更北的滑县（北纬35度），冬至日影比洛阳长约“一寸”（约3.3厘米），夏至日影则短“一寸”。他们得出“每度相差约3.5厘米”的精确结论——这其实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一度弧长”测量。

除了实地测量，一行还参考了前代所有历法的成果。他仔细研究了汉代《太初历》、唐代《麟德历》的优缺点。

他发现《麟德历》虽然计算简便，但在计算“日月合朔”（月亮和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同一方向）时误差较大，容易导致“月食预报不准”。于是，他决定采用更复杂的数学方法，用“定气法”代替前代的“平气法”来划分节气。

前代历法用“平气法”，把太阳年平均分成24份，每一份为一个节气，每份约15.21875天。这种方法简单，但不符合太阳实际运行的快慢——实际上，太阳在冬至附近运行最快，夏至附近最慢。

一行提出的“定气法”，则是根据太阳实际运行的位置来确定节气：太阳走到黄经0度时是春分，90度是夏至，180度是秋分，270度是冬至，中间每个节气对应太阳移动15度。

虽然计算复杂得多，但能更准确地反映太阳的运行规律，让“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些关键节气的日期几乎完全符合实际天象。

经过六年的艰苦测算，开元十五年（727年），一行的《大衍历》初稿完成。这部历法共分十篇，包括“步中朔术”（计算日月运行）、“步发敛术”（计算节气和月相）、“步日躔术”（计算太阳位置）、“步月离术”（计算月亮位置）等。

《大衍历》的精度非常高。根据现代天文计算，唐代开元十二年（724年）冬至的时刻是“十一月甲子日辰时三刻”（约上午7点45分）；而用《大衍历》推算的结果是“十一月甲子日辰时二刻”（约上午7点30分），误差仅15分钟。

要知道，在没有望远镜、计算器的唐代，这样的精度堪称“奇迹”。

开元十六年（728年），经过朝廷组织的专家评审，《大衍历》正式被唐玄宗批准颁行。这一年九月，朝廷发布诏令：“其《大衍历》宜令司天台施行，诸司历博士及诸色人等，不得更有私习余历。”（从今往后，全国所有官方和民间使用的历法，都必须以《大衍历》为准，禁止私自研习其他历法）

《大衍历》的颁行，立刻在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民们根据历书上的“节气歌”，知道“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该在什么时候；商人根据“朔望”日期安排货物运输，避免因月相不清耽误夜间行船。

地方官则按照历书上的“社日”“腊日”组织祭祀活动，祈求丰收和平安。甚至连日本的遣唐使都把《大衍历》带回国内，日本天皇下令仿照唐制，用《大衍历》指导农业生产。

直到今天，日本的一些传统节日，如“节分”（撒豆驱鬼）、“七夕”（乞巧节），仍然保留着唐代历法的影子。

《大衍历》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从“经验总结”向“理论体系”的跨越。在一行之前，历法的制定主要依赖前人经验和简单观测；而《大衍历》通过大量实测数据，结合数学推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模型。

宋代天文学家沈括在编制《十二气历》时，就借鉴了《大衍历》的“定气法”；元代郭守敬编订《授时历》时，更是直接继承了《大衍历》的实测精神和数学方法。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大衍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从728年颁行到763年被《五纪历》取代，《大衍历》在中国使用了35年，其影响远播日本，贯穿整个唐代甚至延续到宋代。一行和《大衍历》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时代，人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算筹推导星辰，用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今天”。这种对规律的尊重、对知识的敬畏，在任何时代都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

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