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样作为取材于家庭生活的小说，二书自有不少共同之处。脂砚斋曾说《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甲戌本第 13 回），俞平伯也论曰：“…… 如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明从金瓶梅来。”①

《金瓶梅》与《红楼梦》是明清世情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同样作为取材于家庭生活的小说，二书自有不少共同之处。脂砚斋曾说《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甲戌本第 13 回），俞平伯也论曰：“…… 如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明从金瓶梅来。”①

这些评论确为中的之言，不约而同指出了二书中的承传关系。

明清时期，封建社会走向末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出现，原有道德信念已被新生活方式冲溃，理想的人生规范却仍未能确立。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作者在各自时代中都意识到了这种人生困境，并力求寻找解决途径，为处于迷惘之中的众生指出人生航向，虽然方式不同，著书目的却一致。

《金瓶梅》通过展示逞财滥欲的悲惨下场，在普静禅师的点化中指出只有皈依佛教才能拯救人性，于宗教的慰藉中淡化了人生忧患意识。

《红楼梦》则以情抗礼，虽然主人公纵情意淫也终万境归空，但这种空幻感已不是宗教的虚无思想所能麻醉得了的。

主人公在领受人生痛苦后复归灵石本相，依然感叹“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对命运发出终极的问询。下面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金瓶梅》与《红楼梦》对人生困境探寻的不同归宿。

首先是时代背景与作者主观思想决定二书对人生困境探寻的不同答案。

《金瓶梅》内容托言于宋徽宗年间，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明万历年间的现实生活。明代中叶，皇帝昏庸，社会腐败，“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闱房药之事为耻。”②

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兼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追物逐利成为社会风尚，商人们 “唯利是图，趋死地如鹜”。③

金钱万能意识冲击社会观念，传统礼教规范失去约束力，整个社会在金钱和权势支配下人欲横流，趋向庸俗化、市侩化。

一部分文人顺遂潮流，一部分却面对信仰危机无所适从，陷入没有前途指向的人生困境。

《红楼梦与金瓶梅》 孙逊 陈诏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瓶梅》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作者身处礼制崩坏，生活失去目标的时代，自然也对儒家纲常名教产生怀疑。

书中全面展现了失去理性、人欲泛滥的市井人生，借以表现市民感受到人生价值的虚妄，便在无度的纵欲追欢中实现生命价值的社会现实。

封建社会神圣的科举之路，在市民眼里、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新科状元蔡蕴不得不向门第卑微的富商西门庆打秋风，获其百两白金馈赠（第36 回）；任两淮巡按御史后，为西门庆款待，仍只能赏妓女董娇儿一两银子，西门庆解释道：“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第 49 回）

饱读诗书官达显位尚不如一介富商，可见金钱对儒家传统道德信念的冲击。释、道也似乎在金钱的威势下唯唯退让。

玉皇庙是西门庆狐朋狗友结拜之处，永福寺又成了他宴请巡按以便经商投机之所。他依仗财势可以拥有一妻五妾，奸淫仆妇，包占妓女，私通宦孀。

然而逞财纵欲只能一时得意，恣肆妄为最终导致自身毁灭。《金瓶梅》的作者虽然怀疑传统信念，但也不赞成堕落的市民道德。全书立意并不仅仅在于展示庸俗与腐朽，“《金瓶梅》乃一惩劝世人，针砭恶欲之书。”④

最后西门庆托生孝哥，还是罪恶代代相因之果，孝哥被剃度出家，说明只有归佛门，行善事，才能彻底拯救人性。

正如鲁迅所说：“此事之状，固若玮奇，然亦第谓种业留遗，累世如一，出离之道，唯在‘明悟’而已。”⑤

时代促使作者思考人生，使他认识到了人的生存危机，并努力寻找精神家园。

虽然他对佛家僧尼也颇有微词，第 73 回借薛姑子之口说王姑子利心重，而薛姑子本人又与人偷奸。

然而，看到逞财纵欲只能陷入更可悲的境地，作者也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只得 “惟在明悟”，借助普静师代表的真正佛法，来解救失去航向的迷惘众生。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产生于清朝初期，异族王朝为了巩固统治，着力重建儒家道德规范。康熙亲自主持编写《性理精要》，推崇朱熹的礼教思想，以皇权干预社会意识形态。

然而，经过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人们主体意识觉醒，个性解放观念深入人心，文人已不愿接受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与压抑。

统治者对这种偏离“正统” 思想的压制，对个性的否定与扼杀，只能使得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敏锐地感受到人生困境 —— 处于追求个性与克己复礼的不相容的矛盾中难以解脱。

《红楼梦》的作者正是陷入这种人生困境，他既无法回归传统，又追求人性自由而不得。

然而，主体意识的高扬又使他的思考是理性的，睿智的，他已不能把现实的困境归结于佛教的因果报应与宿命观，对现实人生的失望也无法用宗教虚幻的精神支柱麻醉自己。

他遭受挫折却不愿放弃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依然不断地探索人的生命价值，寻找解脱困境的途径。

《红楼梦》第一回中，历经红尘归于大荒山的顽石上大书，“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如果作者真的悟到 “好便是了”，“到头来终归一梦”，又何必以郑重的笔调，沉重的心情希望故事流传。

这只能表现他对世事人生的执着与留恋，他悲悯人生，找不到出路，却又不甘心 “明悟”，仍然带着满腔辛酸去探寻；

这种理性的悲剧意识使他比兰陵笑笑生走得更远，也赋予了《红楼梦》比《金瓶梅》更为深沉的哲理内蕴。

其次，从《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情节结构上，也可看出二书对终极探询的不同答案。

《金瓶梅》开头，一首律诗悲财悲色，然后一绝三成语箴色、财、酒、气，一谚语明善恶有报，又引偈语作证，说教“跳不出七情六欲的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的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着甚着紧”，“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

警戒世人财色误人，善恶有报，逞财纵欲到头来只能为害自己，宣扬佛家因果报应思想，阐明全书主旨。以后的故事则是主旨的形象演说。

以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为开头，于玉皇庙拉开了花团锦簇、热热闹闹追求尘世人生的序幕。

西门庆得子加官后，又在此处设坛打醮，摆酒演戏，演出了西门家庭鼎盛的生活状况。然而繁华易尽，荣华财势如过眼烟云，永福寺与玉皇庙遥相呼应，又记录了西门家庭之衰。

于此西门庆获梵僧淫药，伏下他纵欲而亡的结局。盛极一时的西门家庭也随之土崩瓦解，众妾风流云散。永福寺又收葬了最为荒淫的潘金莲与陈敬济。

最后吴月娘带着孝哥儿逃避金兵之难，被普静禅师引至永福寺，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敬济等冤魂孽鬼也被诵经荐拔，孝哥儿剃度出家，喻示了纵欲逞财必遭恶报，佛法无边回头是岸。

张竹坡评曰：“玉皇庙热之源，永福寺冷之穴也。”（第 49 回）

此语点破一部大书的结构，就是由玉皇庙之热闹人生起，以永福寺之悲凉死亡结，相互呼应，并把西门家庭置于其间，体现了再热闹的生也难免更悲凉的死，最终还需一寺一僧度出苦海。

玉皇庙 —— 永福寺的结构形式暗示佛教对人性的拯救作用。

《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线装本

明静啸斋主人在《西游记答问》中说：“悟通大道，必先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青青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之人得道根之实。”⑥

套用 “入情”——“破情” 的模式，《金瓶梅》正是 “入欲” 以 “破欲”，以彻底警戒世人，专心向佛修善。

《红楼梦》的结构则以神话开头，讲述了女娲补天所剩灵石，立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向往红尘繁华，幻形入世，历经红颜枯槁与家族衰亡，对现世人生彻底绝望，最后到警幻处销号，又复归灵石本相，于苍茫天地间悲叹过去，思考未来。

好似以“入情” 破 “情根” 的写法。然而笔者认为灵石的幻相宝玉终未能破情根，他最后随僧道离去，并非如向来论者所曰遁入佛门。

书中明确写出，宝玉由僧道携出大荒山，最后又归于原处。一僧一道在书中的意义只是太虚幻境派驻人间的使者，他们带走宝玉仅是为了去警幻处为他销号，使他恢复原形。

虽然也曾点醒宝玉不要迷恋红尘中温柔富贵，让他知道 “到头来万境归空” 的人生空幻，却没有关注宝玉是否到底彻悟，任他复归顽石本相后仍然满身遍书红尘中事，回忆往昔，眷顾昨日，希望为闺阁昭传。

禅宗讲究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灵石贮立于天地之间，依然留恋尘世往事，痛苦迷惘，期待别人传播这段故事，只能是他执迷不悟，无法放弃人生所致，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

他尽管多次说过黛玉死了他去做和尚，却不能把这种痛苦归为佛教的空幻以换取心灵的平静，而是以石的形象面对广袤天地，发出人生出路何在的疑问。

这种 “石 —— 宝玉 —— 石” 的回环结构，表现了对人生困境的探寻以及执着问询，潜藏着深刻的理性思考与悲剧意识，不同于《金瓶梅》沉醉于宗教的慰藉之中。

再次，从作品中人物的行为上表现二书对终极探寻的不同追求。

《金瓶梅》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一系列为情欲奴役的市井众生。尽管他们的人生是邪恶的，卑俗的，但也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历程。

他们也有自己的追求，并为实现愿望而努力经营。西门庆这一典型的市井恶棍以财色为目标，他头脑灵活，精明强干，开店经营，长途贩运，放债收息，赚取大量钱财。

同时又倚财仗势，广占妻妾，奸淫婢仆，满足财色之欲。然而表面的繁盛潜藏着内在的危机，过度膨胀的人欲又毁灭了他，死于逞财纵欲这一结果本身就是对他追求财色目的无情嘲讽。

再看潘金莲。她本是“脸衬桃花，眉弯新月”（第 1 回）的美貌妖娆女子，却嫁与 “三寸丁谷树皮” 的武大郎。

“怎生我家那身不满尺的丁树，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里遭瘟，撞着他来？”（第 1 回）

这是她为不平命运发出的抗议呼声，并为摆脱这不平命运积极采取行动。

然而她却是以残忍地践踏毁灭无辜生命换取自己的满足，毒杀武大，害死官哥儿，私通陈敬济，都是她人欲的恶性发作。她的结果最为悲惨，只能是恶有恶报。

李瓶儿也是如此，她先后不偶于丈夫花子虚、蒋竹山，遇到西门庆后，得到情欲的满足，说西门庆 “你就是医奴的药”（第 19 回）。

然而最终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母子双双成为妻妾之争的牺牲品。

作者认识到了情欲与死亡的必然联系，通过作品中人物的人生历程，否定了以纵欲逞财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

最后普静禅师对他们的诵经荐拔，西门庆托生的孝哥儿的出家，表达了作者希望信仰佛教，广结善缘以拯救人性的热望。

《从到》 徐君慧 著

《红楼梦》也着力描绘了具有叛逆个性人们的对礼教的抗争。贾宝玉重个性自由，否定功名科举之路，尊重女性，肯定女子的才气与灵性，承晚明个性解放思想遗风。

他与现实处处碰壁后，仍然不断探寻、追求。当他受黛玉、湘云误解时，试图从《南华经》中寻求寄托，但那种消极无为的思想并非他本性所能接受的。

他迷恋、执着于人生，却时时感受环境的压力，“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⑦

他在自己思想认识达到的范围内竭力抗争，维护未被世俗污染的 “童心”，爱与自己心心相印的黛玉，宠身处下贱却兰心惠质的丫环，在他眼里，佛教的 “阿弥陀佛” 宝号还不如 “女儿” 两个字尊贵，这是人性高于一切的宣言，也是对佛教解救人生能力的怀疑。

然而，现实人生只给他无尽的创伤与忧虑，无奈之余，只能满怀失望与痛苦离开红尘，回归苍茫自然，以石的永恒形象对终极进行永恒的问询。

同时，通过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命运，也表现了佛门并非人生困境的解脱之道。

《红楼梦》中梨香院十二女伶，可谓下层丫环中奴性最少，个性最为不羁者，她们天真烂漫，尊卑观念淡漠，重真情，有个性。

但这些反礼教的行为又遭到残酷扼杀，最后被逐出大观园，或撵或卖。当芳官等人怀着神圣的信念遁入佛门时，作者却明确写出，是被姑子拐去做活使唤。

护花主人在此评曰：“深虑看官误指此书专主二氏（释、道）故特提明。”（第 77 回）

另外，妙玉本因幼时多病，舍身佛门，未得庇佑却结局更惨。可见作者洞悉宗教的虚幻，皈依佛教并不能解脱人生困境。

这种精神是面对人生悲剧的理性思考与对命运不懈探寻的精神，是《红楼梦》的超越之处。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展现了《金瓶梅》与《红楼梦》对各自时代面临的困境的探索。

然而曹雪芹不为虚幻的精神寄托所麻痹的理性精神，比兰陵笑笑生皈依佛教，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更深刻，更具有对人类命运终极思考的悲剧意识，体现了人的执着追求与对命运的顽强抗争，肯定人的尊严与力量。

这正是《红楼梦》享誉甚高，比《金瓶梅》更有魅力的原因。

《金瓶梅文化研究》 王平、李志刚、张廷兴 编 华艺出版社出版

注 释：

①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第 84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⑤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 128、128、16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 15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④梦生《小说丛话》。

⑥转引自李保均《明清小说比较研究》，第 178 页，四川大学出版社。

来源：金学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