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决定恢复美国国防部的历史旧称“战争部”。之后特朗普还称，“战争部”这一名称听起来“更有力”“更合适”，他说：“‘国防’听起来太过保守，我们当然要防御，但必要时也要能进攻。”白宫强调，此举并不改变国防部的法定名称，而是为其赋予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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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决定恢复美国国防部的历史旧称“战争部”。之后特朗普还称，“战争部”这一名称听起来“更有力”“更合适”，他说：“‘国防’听起来太过保守，我们当然要防御，但必要时也要能进攻。”白宫强调，此举并不改变国防部的法定名称，而是为其赋予历史性次级称号（代称），以强化军事定位。然而回溯战争部与美国建国相伴而生的200余年岁月，特朗普的更名，反而可能与战争部的历史意涵南辕北辙。
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要求以“战争部”作为国防部的第二名称。来源/CMG国际时讯
名不副实：战争部的后勤开端
（1776—1898）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战争部”是联邦国家整合过程中的行政与后勤主干。美国草创之际，合众国未脱与旧宗主的纠葛，疆界与主权仍在厘定：北与英属势力犬牙相错，南受西班牙牵制，内陆多由原住民族控制。所谓“战争”，多是领土取得与秩序整合。战争部的首务在于把征募与军需、工程与交通、通信与财务纳入可沿用的规制，使平时可维持、战时可扩张、战后可复员成为常态。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主要服务于国内整合；至世纪之交，这套由内政与西进磨出的框架才开始外溢到海外的指挥与保障。二战与战后改革进一步将“全球用兵”沉淀为常设的国家安全体制。也因此，在改组为国防部之前，它始终带有小政府的印记：平日重在成规与流程，战时迅速放大，战后随即降级；而那种组织庞大、全球干预的一体化指挥枢纽，则是在国防部时代方告定型。
1880年，美国战争部徽章。来源/维基百科
制度定型并非一朝一夕。1789年宪法政府建立后，战争部被正式纳入联邦行政，由总统任命战争部长，形成从总统到部长再到前线指挥的分工。1798年海军事务另立机关，陆海分职各尽其责。1802年确立工兵兵科并创设西点军校，工程建设与军官教育由此有了常年根基。1812年的对英作战暴露了征募、供给与人事上的薄弱，战后整理为按职能分工的日常运作，军需、军医、军械、人事各设其局，采办、储运、配发与核算逐步衔接，文书格式与账册也日益统一。要旨不在条文堆叠，而在以制度约束权力，以程序支撑动员。由此，战争部不再只是一个官署的名称，而成为把军政、工程与交通等环节连成整体的框架，其重心落在可用、可查与可复制的秩序之上。
描述1814年英国人烧毁华盛顿建筑的图画。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此后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促成了战争部对内形成初步军制的进程。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五大湖到俄亥俄一线战事反复，美国早期政府与由肖尼、迈阿密、怀恩多特、奥陶瓦等部族组成的西北联盟相持不下；依托上加拿大边境的英军要塞与商站，后者得以转移与补给，局势久拖不决。为应对消耗，政府自1792年整编“合众国军团”，统一训练与营务，规范武器口径与口粮定额，沿线设置补给与后送节点。经过其后的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战争，1848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生效后，撤军、清算与军需回收依程办理，动员、远征、占领与善后由此连为一体。到1861年至1865年的内战，联邦由州本位转为中央统筹，军事铁路与军用电报贯通命令与供给，征兵、军饷与给养统一安排；1863年的征兵立法与《利伯法典》为征募、战场行为与战后过渡提供成文依据。重建时期，战争部在地方权力真空中组织临时治理，维持治安并监督财政与选举，使前线胜利能够落实为地方秩序的回归。
佛朗西斯·利伯。他曾协助联邦战争部和总统林肯起草联邦军的法律指南，例如《利伯法典》。来源/维基百科
总之至十九世纪末，后勤与组织的基本面已大体就绪。常备军规模不大而训练专业，国家在需要时可以迅速扩大兵力与物资供给，配套的补给、占领与善后也有了成文做法。小政府的印记依然清晰，权力分散，跨军种的协同与参谋机制尚未成为常设中枢，许多安排仍随局势启闭。不过，在战争部推动的技术标准、运输衔接和军政配合等成规之下，关键环节至少在国内层面已经能够彼此贯通。
另一方面，外交表述也限制了战争部的海外步伐。1823年，门罗在年度咨文中提出“不再殖民、互不干涉”的原则，意在以政治宣示划定半球界限，并在英国海上力量的默认下发生效力。十九世纪的大半时段，美国的对外注意力因此主要停留在经营美洲大陆，着力抑制欧洲势力再介入美洲，而非主动越洋扩展；战争部在海外的扩张受此框定。
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来源/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扩张初试：平战切换的半临时枢纽
（1898—1939）
1898—1939年，战争部把重心由内向外推移，已能成套处理征募、运输、军需与卫生，很多事务在当地就能组织起来。
1898年的对西班牙战争，把陆军的远程用兵短板暴露无遗。坦帕仓促集结，常备兵力几周内从不足3万骤增至20多万，铁路和码头一度拥塞。军粮保存与分发不当引发“防腐牛肉”风波，营地里痢疾与伤寒蔓延。战事甫定，战争部即把动员、运输与营地卫生列为先务，着手把一时权宜整理成可反复执行的程序。
美西战争中的马尼拉湾战役，1898年。来源/美国海军历史中心
战后进入占领与过渡，战争部走到前台主持治理。古巴由美军占领当局接管市政与财政，清理关税与预算，整顿港务与公共卫生；军医威廉·戈加斯推行灭蚊与隔离，黄热病很快受控。1902年古巴转入名义独立，但关键事务仍受美方法规与安排约束。菲律宾在《巴黎条约》后完成主权移交，战争部推行军政并行的重组：修港与筑路，铺设邮政和电报，兴办学校与医院，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把群岛纳入跨太平洋通道，作为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与补给通信支点。就地的“规章”与“流程”在占领社会里表现为全面的殖民管制，这一点在税收、警政与法院的日常运行中尤为明显。
海外治理的压力很快推动华盛顿整饬本部。埃里胡·鲁特出任部长后，设立常设的规划与协调机关，创办陆军战争学院，推动军官在机关与部队之间轮换，让学习、训练、采购、动员与计划在同一套日常工作中衔接起来。与此同时，巴拿马运河把工程与卫生抬到越洋用兵之前：戈加斯先清除疫疠，再由工程军官乔治·戈塔尔斯统筹开凿，1914年通航。运河不在美国本土，但“运河区”的管理把修渠筑港、检疫消杀与物资接续做成了可以在海外复制的办法。
1913年，正在建造的巴拿马运河船闸。来源/维基百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些做法推得更远。1917年参战后，战争部依据征兵法扩充兵源，把各路部队拢到统一的训练与编成之中；铁路与港口改由中央调度，远海航行结伴而行以降低损失。美远征军抵达法国后，先把港口、内陆通道与前沿据点逐层打通，仓库、医院、运输与通信相继到位，工兵修路架桥，检疫与医疗随队展开。指挥上保持美军自身体系，与盟军协同而不长期混编；供给上排定轻重缓急，必要时短期采用盟国制式补缺。停战后迅速缩编，但关键环节被保存下来，成为战间期随时可用的常规做法。真正的进步在于，学会了在大洋彼岸长期维持兵力与补给的循环。
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来源/美国国家图书馆
战争时期，战争部仍在完善。1916与1920年的立法把常备军、国民警卫队与后备役的关系说清，“平时小规模、战时快速扩充”成为通例。1933年以后，战争部维持军校与训练运转，细化标准与采购规则。新政时期，平民保护团营地与供给由军方承办，军官在选址、营建与营务中保持后勤与组织的熟练度。与此同时，政府反复修订工业动员预案，明确关键物资的先后与配给；港口与铁路如何衔接、远航如何护送、海外据点怎样维持，也都纳入日常准备。到1939年，征募、训练、运输与补给可以依照现成手续迅速启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真正滞后的，是把分散在军种与地区的力量纳入常年化的协调与统一指挥。但正是在这套“平时精简、战时放大、可复制”的半临时架构上，美国也已经完成了从近岸试水到跨洋布点的过渡，并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升级打下了骨架。
名消实至：美国全球霸权的常设核心
（1939—1958）
二战与随后的冷战，终于把运行百年仍偏于临时、规模精简的“战争部”推到另一端。它在战后以“国防部”为名固定下来，此后联合指挥与参谋、情报与科研、预算与计划归入同一套常设程序，成为美国全球霸权运转的日常机制。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图为美国海军“加利福尼亚”号着火画面。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翌日美国对日宣战，随后对德、意参战。此后，战争部以职能为纲重整陆军：地面部队负责训练与地面作战，陆军航空军发展空中力量，勤务部统一行政与军需，并设作战部作为马歇尔日常筹划与指挥的中枢。自1943年起，军方与多所大学签订合同，在工程、医学、外语与飞行等领域培养军官与技术骨干，兵员与技术来源因而有了稳定渠道。也是在1943年，五角大楼启用，部长与参谋机关合署办公，决策、通信、训练与后勤集中到同一处。对外，在美英联合筹划下，兵力与物资按计划在欧洲与太平洋两线分配；对内，军购与工厂转换归入统一程序，工业生产、科研与海运相互衔接。战事发展证明，胜负很大程度取决于组织与程序是否顺当，而不止在单兵或单军种的技战术表现。
五角大楼。来源/维基百科
战后，战时形成的做法因美苏对峙需求被写入法律并固定为常年运转的庞大机构。1947年《国家安全法》将“战争部”改为陆军部，新设空军部，与海军部并列，上置国防部长实行文官统一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总统的常设顾问机关，战时情报改为常设的中央情报局，三军分工与联合运作由总统命令细化。1949年修法，将“国家军事机构”正名为“国防部”，进一步集中国防部长的领导与控制，并确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联合筹划中的地位，使“预算-计划-作战”的衔接有了清楚的程序。与此前一个多世纪“平时精简、战时扩充、战后再削减”的节律不同，联合指挥、参谋筹划与远征保障自此在和平年代也常态运转。
“常设”的范围并不止于兵员与装备，还延伸到信息、科技与教育。1948年《史密斯-蒙特法》为对外信息与广播提供依据，随后美国新闻署统筹广播、出版、展览与教育交流，使对外宣传与国家安全发生常年联系。1952年国家安全局成立，信号情报与技术侦察进入统一的决策程序。1958年，在国防部重组的同时设立高级研究计划署，并以《国防科技教育法》稳定支持大学与工业界的相关教育与科研。至五十年代末，兵力、预算、科研与对外信息可在同一套程序下协调推进：国内完成资源分配与工业转换，海外依联合筹划与战区指挥实施力量投送；核威慑、盟约体系、代理人战争与文化竞争皆在此格局内展开。
冷战时期美国的“鹦鹉螺”号核子动力潜艇。来源/央视网
1958年的重组进一步理顺作战指挥。总统与国防部长的命令直接下达到统一与战区指挥机构，军种参谋长回归筹划、训练与力量建设的职责，日常作战不再经军种层层转达。战时行之有效的路径转为平时的常规，政策到行动的距离因此缩短，权责界面更为清楚。
从更长的脉络看，国防部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法律与机构层面吸收并改造了战争部一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征募、军需、工程、交通、占领治理与文书程序。过去那些可以“按需放大”的环节，被改造成“平时就位”的安排；过去随形势变化临时搭起的协同与参谋，转为日常工作；情报、科研与对外信息也被纳入同一条指挥与管理的路径。名称上，“战争部”消失了，而实际上，一个面向全球的常年指挥与保障核心却就此成形，并成为美国战后力量运用与扩展的制度基础，并沿用至今。
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此次战争使美国受到国际上的严厉批评。来源/维基百科
回望历史，战争部自成立以来，在大部分时间主要承担联邦的后勤与制度建设工作，经历了19世纪协助美国的领土扩张，20世纪的大转型。特朗普今日鼓吹“复名”，与其说是重拾传统，更可能是借名示意，向外界释放强化海外军事行动的信号，更多结论尚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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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