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达目的地时，天刚蒙蒙亮，透过车窗，我第一次看到了北大荒的模样——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点缀着零星的村庄，远处是郁郁葱葱的白桦林。

知青追忆：他怕相亲而追求知青，两人私定终身回娘家母女抱头痛哭

我叫孙志远，是1969年夏天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省双河县永丰公社的一名知青。

那一年，我十七岁，正是懵懂的年纪，却被历史的浪潮推向了遥远的北大荒。

离开北京那天，天空飘着细雨，仿佛也在为我们这群年轻人送行。

母亲硬是把自己积攒下来的两块钱塞进我的衣兜，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掉下来，那种克制让我更加心疼。

父亲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沉默寡言的他只是用粗糙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无言胜有言＂。

北京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离别的愁绪，却又夹杂着年轻人对未知世界的憧憬。

火车缓缓启动，窗外的亲人渐渐模糊，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少女，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奔赴千里之外的黑土地。

火车向北方驶去，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乡村，再从乡村变成辽阔的田野，最后是连绵不断的林海。

我和同车厢的知青们唱着《北大荒人的歌》，年轻的心中充满憧憬与不安，脸上却都是故作坚强的笑容。

我们都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生活，但我们相信，在那片黑土地上，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青春。

三天三夜的旅程，让我们提前体验了艰苦的滋味——挤在硬座上，吃着带来的干粮，喝着热水壶里的开水。

到达目的地时，天刚蒙蒙亮，透过车窗，我第一次看到了北大荒的模样——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点缀着零星的村庄，远处是郁郁葱葱的白桦林。

到达永丰公社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洒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远处的白桦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城里娃。

接站的拖拉机载着我们颠簸在乡间小路上，我们紧紧抓住车厢边缘，感受着北大荒特有的气息——泥土的芬芳，野花的清香，还有空气中弥漫的淡淡草木气。

我被分配到了大兴生产队，和我同去的还有北京四中的李明涛和北京六中的王海宁，彼此之间原本陌生，却因为同样的身份而迅速亲近起来。

接待我们的是生产队长刘大伯，他五十多岁，脸上的皱纹像是黑土地上的犁沟，透着朴实和坚韧，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刮火柴。

＂娃娃们，从今往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刘大伯的话语简单却让人心生温暖，他粗糙的手掌拍着我们的肩膀，眼神中透着真诚和期待。

我们三个人被安排住在一间闲置的房子里，房子不大，泥墙草顶，木门木窗，但收拾得很干净，炕上铺着新褥子，角落里放着几把木椅和一张小桌。

第一天晚上，我们三个挤在炕上，聊着各自的家庭，聊着未来的打算，聊着对农村生活的憧憬和担忧，直到深夜才在疲惫中睡去。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鸡鸣声和大伯的敲门声叫醒，农村的一天从天蒙蒙亮就开始了。

我们跟着生产队的社员们下地干活，初到农村的我们，连锄头都拿不稳，挥几下就气喘吁吁，手掌磨出了血泡。

看着当地农民熟练地劳作，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只能咬牙坚持，不敢喊苦喊累，毕竟，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晚上回到住处，我默默地用针挑破水泡，涂上刘大伯给的药膏，那种火辣辣的疼痛提醒着我：这里不是北京，我不再是那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城市少年。

李明涛看着自己的手，苦笑道：＂这才第一天啊，以后怎么过？＂他的声音中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

＂总会习惯的。＂我说，却也不确定这话是说给他听，还是说给自己听，毕竟我们都只有十七八岁，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生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农村的劳动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但人总是有适应能力的，尤其是年轻人。

慢慢地，我的手上长出了老茧，皮肤也被太阳晒得黝黑，身体变得结实有力，不再是那个弱不禁风的城市男孩。

我学会了犁地、播种、收割，也学会了挑水、劈柴、生火做饭，甚至学会了用草绳编筐子，用木头做简单的家具。

农村的四季分明，春天播种希望，夏天挥汗如雨，秋天收获果实，冬天修整休息，日子虽然艰苦，却也有着简单的充实和快乐。

生产队里有一个叫刘小兰的姑娘，是队长的侄女，比我大一岁，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活样样在行。

小兰生得清秀，总是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说话时眼睛弯成月牙儿，笑起来露出整齐的牙齿，像是北大荒夏日里的向日葵，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她常常在我们这些＂城里娃＂手忙脚乱时，悄悄过来指点一二，不像有些村里姑娘那样取笑我们，而是耐心地教导，温柔地鼓励。

记得有一次，我在割麦子时总是割不齐，动作笨拙，效率低下，汗水浸透了衣背，却没割出多少成果。

小兰就站在我身后，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握镰刀，她的手指纤细却有力，手心有着常年劳作留下的厚茧，那种粗糙的触感让我感到一种奇特的亲切。

＂志远，你的手放松点，别那么僵。＂小兰的声音轻柔，＂镰刀要跟着你的手腕转，不是用力砍，是顺势割。＂她示范着，动作轻盈而有力。

我照着她说的做，果然割得顺多了，效率也提高了不少，抬头看她时，她正冲我笑，那笑容像是夏日里的一杯清水，让人心里一片清凉。

就这样，我和小兰渐渐熟络起来，我们有着相似的年龄，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这让我们彼此好奇，彼此吸引。

农闲时，我们常常一起去村口的小河边钓鱼，坐在河岸的大石头上，看着浮标在水面上轻轻晃动，聊着各自的生活和梦想。

我给她讲北京的故事，讲天安门广场的宏伟，讲什刹海的美丽，讲四合院的古朴，讲胡同里的生活；她给我讲农村的四季变化，讲庄稼怎么生长，讲她从小听到的民间故事，讲农村人的生活智慧。

有一次，我们钓到了一条不小的鲤鱼，大约有两三斤重，鱼鳞在阳光下闪着银光，鱼尾有力地摆动着，显示着生命的活力。

小兰高兴得像个孩子，眼睛亮闪闪的，笑容在脸上绽放：＂志远，这鱼够我们几个人吃了！＂她说着，小心翼翼地把鱼放进水桶里，生怕它跳出来。

＂你会做鱼吗？＂我好奇地问，在北京，我从未下过厨，更别说处理活鱼了。

＂当然会！＂小兰得意地说，＂我们农村姑娘，这些都是从小学的。＂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自豪，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那天晚上，小兰真的做了一锅红烧鲤鱼，香气四溢，鱼肉鲜嫩，味道鲜美，我和李明涛、王海宁狼吞虎咽地吃着，连声称赞。

小兰站在一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种因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称赞而产生的满足感，让她整个人都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如果每天都能这样，该有多好，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姑娘在身边，共同面对生活的艰辛，分享生活的美好。

197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我们这些南方来的知青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天寒地冻＂。

生产队里的活儿少了，但我们知青还是要出工，主要是扫雪、运粪、修理农具，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

有一天，我和小兰一起去仓库取农具，外面的风雪很大，能见度很低，我们不得不紧紧挨着走，以免走散。

突然，小兰滑了一跤，我急忙伸手去扶，却因为地滑而一起摔倒在雪地里，我们相视一笑，笑声在风雪中回荡，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亲近。

1971年冬天，北方的寒风刺骨，大雪封门，我们这些知青已经在北大荒度过了两个年头，初来时的不适应已经被时间慢慢磨平。

那天，我和小兰在田埂上休息，四周白雪皑皑，天地间一片苍茫，她突然问我：＂志远，你想家吗？＂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声淹没。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想啊，尤其是到了过年的时候。＂我想起了北京的除夕夜，想起了团圆饭，想起了春节联欢晚会，想起了亲人的笑脸，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涌上心头。

＂你以后会回北京吗？＂小兰的声音有些低，眼神中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

＂总会回去的吧。＂我说，＂我父母还在北京，他们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我说这话时，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愧疚，仿佛我在否定这两年来的生活，否定眼前这个姑娘的存在。

小兰沉默了，只是望着远处发呆，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很快融化成水珠，像是眼泪一般滑落。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和小兰之间，横亘着一道无形的鸿沟——我是城市来的知青，总有一天会回去；而她，一辈子可能都要留在这片黑土地上，这种现实的差距，比地域的距离更难跨越。

那个冬天格外寒冷，除夕夜，我、李明涛和王海宁围坐在炕上，一人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却怎么也提不起过年的兴致，心中满是对远方家人的思念。

我们都在想着远方的家人，不知道他们此刻在做什么，是否也在想念着我们，是否也在期待着我们早日回家。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是小兰和她母亲，手里提着一篮子刚出锅的饺子和几个红苹果，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

＂大过年的，你们几个孩子在这儿肯定冷清。＂小兰的母亲笑着说，＂来，尝尝我们家的饺子。＂她的声音中透着慈爱，让我想起了远在北京的母亲。

那晚，我们五个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屋子里充满了温暖，仿佛不再是在北大荒的寒冬，而是在一个温馨的家中。

小兰的母亲是个和蔼的农村妇女，脸上的皱纹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她给我们讲起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讲起了她年轻时的故事，讲起了她对女儿的期望。

不知不觉，外面响起了鞭炮声，新的一年到了，窗外的夜空被烟花点亮，照亮了这个小小的屋子，也照亮了我们年轻的脸庞。

送走小兰母女后，李明涛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志远，小兰对你有意思啊。＂他的眼神中带着调侃，却也有着羡慕。

我没说话，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既甜蜜又苦涩，既期待又忐忑，我知道自己对小兰也有好感，但我也清楚，我们之间隔着太多现实的障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小兰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村里人都看在眼里，私下议论着这对＂城乡恋人＂，有人祝福，也有人质疑，但我们都选择了坚持自己的感情。

1972年春天，生产队里的老支书找到我，说村里有个姓张的，家里条件不错，想给我介绍他家的闺女，说是看中了我这个城里来的知青，觉得有文化，将来说不定能回城。

我一听就慌了，连忙推辞说自己还年轻，不着急成家，心里却想着小兰，想着我们之间那份纯净的感情。

老支书笑眯眯地说：＂年轻人，扎根农村就得找个当地姑娘，这样才能安心。张家姑娘长得不错，家里条件也好，你考虑考虑。＂他的语气中带着长辈的关切，却让我感到一丝压力。

我回到住处，心乱如麻，坐在炕上发呆，思绪万千。

我不想相亲，更不想就这样在农村安定下来，我还年轻，我有自己的梦想，我想回到北京，想继续读书，想做更多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我又忍不住想到小兰，想到她清澈的眼神，想到她朴实的笑容，想到她对我的那份情意，这一切都让我无法轻易决断。

第二天，我去找了小兰，把老支书的提议告诉了她，我想听听她的想法，也想让她知道我的立场。

小兰听完，沉默了许久，手指绞着衣角，低着头不说话，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挣扎和不安。

终于，她轻声问：＂志远，你想怎么样？＂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仿佛害怕听到我的回答。

＂我不想相亲。＂我直视着她的眼睛，鼓起勇气说出了藏在心底的话，＂我……我喜欢你，小兰。＂这句话仿佛耗尽了我所有的勇气，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膛。

小兰的脸一下子红了，像是熟透的苹果，低下头不说话，但我能看到她嘴角抑制不住的笑意，那一刻，我知道她的回答。

我鼓起勇气，握住了她的手：＂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没有未来。我是知青，总有一天要回北京；你是农村姑娘，你的根在这里。＂我说出了一直困扰着我的现实问题，那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巨大障碍。

＂我可以跟你去北京。＂小兰突然抬起头，眼里闪着坚定的光芒，那种坚定让我心头一震，我从未想过她会这样回答。

＂可是……＂我想说北京的生活不容易，想说她的父母需要她，想说很多很多，但所有的话都被她打断。

＂没有可是。＂小兰坚决地说，＂志远，我喜欢你，从你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你。我愿意为你离开这里，去北京，去任何地方。＂她的声音虽轻，却充满了决心，眼神中的坚定让我无法怀疑她的真心。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责任，幸福是因为找到了愿意与我共度一生的人，责任是因为我必须为她、为我们的未来负责。

我紧紧地抱住了小兰，在她耳边轻声说：＂我会对你好的，小兰，我保证。＂这不仅是对她的承诺，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从那天起，我和小兰正式成了对象，虽然我们没有正式向双方父母宣布，但在村里人眼中，我们已经是一对了。

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计划，只是在农闲时偷偷约会，在田间地头交换眼神，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在河边漫步，讲述着对未来的期望。

我们知道，我们的感情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也需要面对现实的挑战，但我们相信，只要彼此真心相爱，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

1973年春天，一个重要的消息传来：国家开始允许部分知青回城，只要家里有特殊情况，如父母年老体弱无人照顾，就可以申请回城。

我的父亲因为工厂事故导致腿部受伤，母亲一人照顾他十分吃力，于是写信向知青办申请让我回城，没想到很快就批准了。

我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回城名单上，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兰，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能回家照顾父母，忐忑的是与小兰的分离。

那天晚上，我去找小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本以为她会哭，会挽留我，但她只是平静地点点头：＂我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的。＂她的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面对即将分离的恋人。

＂小兰，我会回来接你的。＂我急切地说，生怕她误会我要抛弃她，＂等我回北京安顿好了，就来接你。我们可以结婚，可以一起生活在北京。＂我抓着她的手，眼神中满是恳切。

小兰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一丝苦涩：＂志远，我相信你。我会等你的。＂她的声音坚定，眼神清澈，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力量。

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小兰在村口的小河边坐了很久，月光如水，洒在我们身上，远处的田野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小兰依偎在我怀里，轻声说：＂志远，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这片黑土地。＂她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坚定。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亲吻着她的发梢，心中默默立誓，＂小兰，等我。＂这是我对她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向后退去，小兰站在站台上，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视线中，我的心却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久久不能平静。

回到北京后，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又陌生，高楼大厦依旧耸立，却比我记忆中更高了；街道依旧繁华，却比我记忆中更宽了；人们依旧匆忙，却比我记忆中更加精神了。

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工厂工作，每天和机器打交道，虽然比农村的活轻松，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许是那片黑土地的气息，或许是小兰的笑容。

工作很忙，但我每个月都会给小兰写信，一写就是好几页，告诉她我的生活，告诉她我有多想她，告诉她我正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小兰的回信总是满满当当的，字迹工整，讲述着她的日常，讲述着她对我的思念，讲述着她对未来的期待，每一个字都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力量。

有时候，我会收到她寄来的小礼物，一个手工编织的钱包，一条亲手缝制的手帕，一小包她自己做的糖果，这些小小的心意，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1974年秋天，我终于攒够了钱，请了假，买了火车票，踏上了回永丰公社的路，心中既期待又忐忑，不知道分别一年多的小兰是否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火车一路北上，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田野，从田野变成了森林，每一寸土地都让我回忆起那段艰苦却充满希望的岁月。

到站后，我迫不及待地往村里赶，远远地，我就看到小兰站在村口等我，她穿着一件新的碎花衣裳，头发比以前长了，扎成一条马尾辫，脸庞似乎比以前更加瘦削，却依旧美丽。

看到我的那一刻，她奔跑着扑进我的怀里，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那一刻，所有的分离和思念都化作了重逢的喜悦。

＂志远，你真的回来了。＂小兰哽咽着说，眼泪止不住地流，却又笑着，那种喜极而泣的模样让我心疼又心动。

＂我说过会回来的。＂我紧紧抱着她，感受着她的温度，闻着她发间淡淡的草药香，心中满是思念和爱意，＂小兰，我来接你回北京。＂这是我一年来的期盼，也是我对她的承诺。

小兰带我去见了她的父母，他们的家还是那样简朴，土炕、木桌、泥墙，却干净整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她父亲是个沉默的农民，黝黑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听完我的打算后，只问了一句：＂你能保证我女儿在北京过得好吗？＂他的声音低沉，眼神却犀利地盯着我，仿佛要看透我的心。

＂伯父，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爱护小兰，让她幸福。＂我诚恳地说，这不是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承诺。

老人点点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好，我信你。＂简单的三个字，却包含了无限的信任和期待，也给了我无形的压力和责任。

小兰的母亲则是不停地抹眼泪，女儿要远嫁他乡，做母亲的自然不舍：＂闺女要走了，以后想见一面都难啊。＂她的声音中充满了不舍和担忧。

小兰跪在母亲面前，抱着她的腿，眼泪汪汪：＂妈，我会常回来看您的。等我和志远在北京站稳脚跟，就接您和爹去北京住。＂她的声音坚定，眼神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那天晚上，母女俩抱头痛哭，我站在一旁，心里百感交集，既为即将迎娶心爱的姑娘而喜悦，又为她将要离开家乡而愧疚。

我知道，小兰为了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我也知道，这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农村姑娘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她的根，她的家，她生活了二十年的土地。

第二天，我和小兰收拾好行李，准备启程，村里的人都来送行，有祝福，有不舍，有期待，也有担忧。

刘大伯拍着我的肩膀说：＂志远，你是个好娃，一定要对小兰好啊。＂他的声音中带着嘱托，眼神中满是期待。

李明涛和王海宁也来送行，他们还要在农村待几年，看着我们要走，眼中既有羡慕，也有不舍：＂志远，到了北京别忘了给我们写信。＂他们拍着我的肩膀，眼神中满是真诚。

小兰的父母一直送我们到村口，老两口的眼睛红红的，但他们没有哭，只是默默地看着女儿，仿佛要把她的样子深深印在脑海中。

临别时，小兰的母亲把一个布包塞给小兰：＂闺女，这是妈给你准备的嫁妆。不多，但是妈的一片心意。＂布包里装着母亲亲手为女儿缝制的被褥和衣物，虽然简朴，却满含母爱。

小兰紧紧抱住母亲，泪如雨下：＂妈，我会想您的。＂她的声音哽咽，身体微微颤抖，那一刻，我看到了她内心的挣扎和不舍。

＂去吧，闺女。＂母亲轻轻推开她，眼中含泪，却努力挤出笑容，＂妈希望你幸福。＂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了一个母亲对女儿最大的期望。

坐在北去的火车上，小兰靠在我肩头，一路上都很安静，眼神中既有对未来的期待，也有对过去的不舍。

她轻声问：＂志远，你后悔吗？＂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安，仿佛害怕听到我的回答。

＂不后悔。＂我坚定地说，握紧她的手，＂小兰，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对未来的信心。

窗外，黑土地渐渐远去，北京越来越近，我和小兰手牵着手，迎接着未来的挑战和幸福，心中既紧张又期待。

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牵着小兰的手，走向了这个对她来说全新的世界。

回到北京后，我们租了一间小房子，简单地举行了婚礼，没有豪华的场面，没有众多的宾客，只有我们两颗真心相爱的心。

我的父母很喜欢小兰，称赞她勤劳、善良、懂事，父亲常说：＂这样的姑娘，现在城里可找不到了。＂这样的认可让小兰倍感温暖，也让她更快地融入了北京的生活。

小兰也很快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她主动学习做饭、打扫、缝补，样样都做得很好，邻居们都夸她是个好媳妇，这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

我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很幸福，每天早晨，小兰都会早早起床，为我准备好早餐；晚上回家，总能闻到饭菜的香味，看到她灿烂的笑容。

她还学会了城市人的穿着打扮，但她骨子里的那份朴实和善良从未改变，这让我更加爱她，也更加珍惜与她在一起的每一天。

1975年春天，小兰告诉我她怀孕了，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责任，我将成为一个父亲，我们将拥有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将更加完整。

我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希望能给小兰和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也希望能让远在农村的岳父岳母放心，知道他们的女儿在城里过得很好。

小兰的孕期很辛苦，但她从不抱怨，她说，农村的女人，生孩子都是干活干到生产那天，哪有那么娇气，这种坚强让我既心疼又敬佩。

但我坚持让她少干活，多休息，每天下班后，我都会陪她散步，给她讲笑话，让她开心，照顾她的情绪，保证她有个好心情。

我还自学了一些孕期保健知识，给她煮营养汤，买新鲜水果，确保她和肚子里的宝宝都健康成长。

1975年冬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孙小江，意为像长江一样坚强有力，也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像长江一样源远流长。

小兰看着襁褓中的儿子，眼中满是慈爱：＂志远，他长得像你，眼睛特别有神。＂她的声音柔和，充满了母爱的温暖。

我轻抚着儿子的小脸，心中充满感动：＂小兰，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幸福。＂这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感谢她的付出，感谢她的勇气，感谢她与我共同创造的这个小生命。

儿子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也更加忙碌，小兰是个好母亲，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孩子，日夜操劳，从不叫苦叫累。

儿子很健康，很聪明，在小兰的悉心照料下，很快就会爬、会走、会说话，每当儿子喊＂爸爸＂、＂妈妈＂时，我和小兰都会欣喜若狂，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每次看到小兰哄孩子时的温柔模样，我都会想起那个在黑土地上教我割麦子的姑娘，想起那个在月光下与我约定终身的姑娘，心中满是感动和幸福。

1976年夏天，我们带着儿子回了一趟永丰公社，想让小兰的父母见见自己的外孙，也想让儿子感受一下农村的生活。

火车再次驶向北方，窗外的景色依旧熟悉，但心情却完全不同，这一次，我们不再是分离的恋人，而是一家三口，满怀期待地回家探亲。

小兰的父母看到外孙，激动得老泪纵横，小兰的母亲抱着孙子，不停地亲吻他的小脸：＂乖孙子，奶奶的乖孙子。＂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慈爱和幸福。

小兰的父亲虽然依旧沉默，但眼中的慈爱掩饰不住，他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孙子的小脸，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村里的人都来看我们，都说小兰在城里过得好，变得更漂亮了，说孩子长得壮实，像个小胖墩儿，这些夸赞让小兰腼腆地笑着，说是因为有我这个好丈夫。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因为我兑现了当初的承诺，让小兰在城里过上了好日子，也让她的父母放心，这是我作为一个丈夫、一个女婿应尽的责任。

我们在村里住了半个月，让儿子感受农村的生活，让他与爷爷奶奶建立感情，也让小兰有足够的时间陪伴父母，弥补这些年的分离。

离开时，小兰的父母依依不舍，尤其是分别时要抱孙子的场景，让人心酸，小兰的母亲紧紧抱着孙子，舍不得松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拉着小兰的手，一遍遍叮嘱：＂闺女，在城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们。＂她的声音中满是不舍和牵挂。

小兰点点头，眼里含着泪水：＂妈，您和爹也要保重身体。等孩子大点，我们一家人再回来住一段时间。＂她的声音哽咽，但眼神中充满了坚定，这是她对父母的承诺。

回到北京后，我们的生活继续平稳地前行，我在工厂工作勤勤恳恳，小兰在家照顾儿子，偶尔也做些手工活贴补家用，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很充实，很幸福。

我们的房子虽小，但收拾得很温馨，墙上贴着小兰亲手剪的窗花，床上铺着她亲手缝的被罩，桌上摆着她亲手做的小摆件，每一处都充满了家的温暖。

每到周末，我都会带着小兰和儿子去公园散步，去看电影，去品尝北京的小吃，让他们感受城市的繁华和美好，也让小兰不至于太过想念家乡。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所在的工厂也有了新的发展机会，开始引进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

我凭借着在农村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在北京学到的技术知识，很快被提拔为车间小组长，负责一条生产线的管理工作。

工资提高了，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们终于可以买一些以前舍不得买的东西，可以给儿子买更好的衣服和玩具，可以给小兰买一条漂亮的裙子，可以给远在农村的岳父岳母寄去更多的生活用品。

小兰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但她从不因此而骄傲，她依旧保持着那份农村姑娘的本色，勤俭持家，关心他人，善良淳朴，这些品质让我越来越爱她。

邻居家有困难，她总是第一个去帮忙；单位里有活动，她总是积极参与；社区里有老人，她总是嘘寒问暖，这种善良让她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有了很好的口碑，大家都喜欢这个从农村来的姑娘。

儿子上学后，小兰也找了份工作，在附近的服装厂做缝纫工，她的手很巧，从小在农村学会的针线活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很快就成了厂里的骨干。

每当她拿着自己的工资给儿子买新衣服、新书包时，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种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满足感，让她更加自信，也更加快乐。

岁月如流，转眼间，我和小兰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儿子长大了，上了中学，成绩优异，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中的好榜样。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有了自己的住房，有了一些积蓄，小兰也从当初的农村姑娘变成了一个自信、独立的城市女性，但她骨子里的那份朴实和善良从未改变。

每年，我们都会回永丰公社看望小兰的父母，带去城里的新鲜事物和生活用品，让他们感受到女儿在城里的幸福生活，也让他们放心。

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在黑土地上的日子，想起我和小兰在田间相遇的场景，想起她教我割麦子的样子，想起我们在村口小河边约定终身的夜晚。

那些记忆，就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褪色，它们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与小兰共同的青春记忆。

如今，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回望那段艰苦却又充满希望的岁月，我不禁要问：那些年，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也许，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命运的转折点上，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同行的人，无论前路如何，都不离不弃。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