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二十三年的广州，珠江口的风裹着咸湿的潮气，吹过荒芜的码头——顺治年间的“迁海令”像一道枷锁，让这里的船坞锈成了废铁，码头上的青石板缝里长满半人高的狗尾草，连渔民们都只敢趁着夜色，驾着漏雨的小渔船在近海打转，生怕被巡逻的兵丁当作“通倭”论处。直到那道开海诏令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广州传奇》（第21~25章，共100章）

第21章 清十三行始

康熙二十三年的广州，珠江口的风裹着咸湿的潮气，吹过荒芜的码头——顺治年间的“迁海令”像一道枷锁，让这里的船坞锈成了废铁，码头上的青石板缝里长满半人高的狗尾草，连渔民们都只敢趁着夜色，驾着漏雨的小渔船在近海打转，生怕被巡逻的兵丁当作“通倭”论处。直到那道开海诏令从京城快马送来，马蹄声踏碎了十几年的沉寂，知府王某捧着染着朱砂的圣旨站在府衙门前时，围观的百姓里，陈氏家族的陈兴攥着祖父留下的旧商船契约，指节泛白，指腹把契约边缘磨出了毛边。

那契约是祖父陈老海在明末万历年间亲手写的，泛黄的宣纸上，“岭南号”三个楷字力透纸背，旁边用小楷批注着“载货至吕宋，换苏木、胡椒归，往返三月，利银五十两”。陈兴还记得七岁那年，祖父坐在院子里的老榕树下，把他抱在膝头，指着契约上的船号说：“阿兴，这‘岭南号’曾载着咱们广州的丝绸，顺着季风漂到吕宋，那里的国王见了，都夸咱们的丝比月光还亮。”可海禁一来，“岭南号”被官府凿沉在珠江底，船板在水里泡得发腐，祖父也积郁成疾，临终前把契约塞给陈兴，枯瘦的手攥着他的手腕：“等开海的那天，把陈家的船再开出去，别让咱们的海路断了。”

王某召集商户议事的那天，府衙大堂的梁上还挂着去年的蛛网，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堂里挤满了人：做茶叶生意的张老板揣着账本，手指不停摩挲封皮；卖瓷器的李掌柜攥着瓷片，眼神躲闪；连最敢闯的盐商赵老爷都低着头——谁都清楚，替官府管对外贸易，既要“管束外商”，防着他们夹带违禁货，又要“代收关税”，盯着银子分毫不差，稍有差池，轻则抄家，重则掉脑袋。陈兴看着堂下的沉默，想起祖父临终的眼神，又想起邻居阿福的爹去年偷偷捕鱼，被兵丁打断腿的模样，深吸一口气，往前迈了一步，青布长衫的下摆扫过青砖：“大人，我陈家祖上做过南洋贸易，懂海路季风，也懂外商的脾气，愿牵头设洋行。”

王某盯着陈兴看了半晌，见他眼神笃定，不像说空话，便点了头：“好，那你先试试，官府给你批文，但若出了差错，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最初的“陈记洋行”，就设在珠江边一间漏雨的旧砖木房里。房梁上的霉斑像地图上的暗礁，陈兴亲手把“代客通商”的木牌挂在门口，刻字时手都在抖——这木牌的木料，是他拆了自家的旧衣柜凑的，字刻得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执拗。开业那天，天刚亮陈兴就起了床，把家里仅存的两匹杭绸铺在八仙桌上，又摆上祖父留下的铜秤，等着外商上门。可从清晨等到日头偏西，街上的行人都散了，才来了两个身影——葡萄牙商人罗德里格斯和荷兰商人范德堡，两人穿着束腰的洋装，领口别着银质怀表，手里拿着黄铜指南针，用生硬的汉语，一字一顿地问：“丝绸……最好的，有吗？”

陈兴连忙从里屋抱出一个樟木箱，箱盖一打开，樟木的清香混着丝绸的柔光扑面而来——这两匹杭绸，是他变卖了家里三亩薄田，托人从江南湖州运来的，每一匹都用棉纸裹着，展开后，宝蓝色的绸面上映着夕阳，像揉碎了的星空。罗德里格斯弯腰用手指捻了捻，又凑到鼻尖闻了闻，蓝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就这个，要一百匹。”可话锋一转，他又皱起眉，指了指自己的怀表：“我们……怎么信你？货不好，钱给了，你跑了，怎么办？”

陈兴的心沉了下去——一百匹杭绸的本钱，是他把妻子的嫁妆银镯都当了凑来的，他怕收不到银子，可外商怕货不对板，两人僵在原地，空气里只剩樟木的香气。那两天，陈兴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王氏劝他：“要不别做了，咱们守着剩下的半亩地，也能过日子。”陈兴却摇了头，他想起祖父说的“做生意先做信，信立住了，生意才立得住”，第二天一早，就揣着样品找到罗德里格斯的住处——那是一间租来的民房，院里堆着几个装香料的木箱。陈兴把样品递过去：“罗先生，我先把一百匹绸送到你的船上，你验货，满意了再付钱。要是有一匹丝粗细不均，或是染色掉色，我双倍赔你。”

罗德里格斯愣住了，他在海上跑了二十年，从欧洲到南洋，从来都是先付定金再交货，没见过这样“先货后钱”的。他带着疑惑，跟着陈兴去提货——陈兴的伙计们都是街坊里的渔民，虽然没做过绸缎生意，却个个细心，把每匹绸都用竹筐装着，避免蹭破。罗德里格斯看着伙计们小心翼翼地把绸缎搬上自己的船，又亲自抽查了十几匹，确认每匹都和样品一样，忽然拍了拍陈兴的肩膀，用生硬的汉语说：“广州商人，好！诚信！”

那笔生意成了陈兴的招牌。没过多久，西班牙商人胡安带着银币来订瓷器，英国商人约翰要大批武夷岩茶，陈记洋行的门口，渐渐挤满了外商，连原本冷清的珠江边，都有挑夫扛着货箱往来，喊着“陈老板，您的茶到了”“陈老板，瓷器卸在哪”。陈兴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在夜里把祖父的契约拿出来，放在灯下看，仿佛能从字里行间，看到祖父当年驾着“岭南号”远航的模样。

转眼到了乾隆二十二年，朝廷一道圣旨下来：“仅留广州一口通商，择十三家商号专司对外贸易。”消息传到陈兴耳里时，他正在和伍秉鉴喝茶——伍秉鉴比陈兴小十岁，做茶叶生意起家，为人精明却不刻薄，去年陈兴的绸缎在海上遇了风浪，是伍秉鉴借了他五十两银子周转，两人成了忘年交。伍秉鉴放下紫砂茶杯，指腹摩挲着杯沿：“老陈，这次选十三行，咱们不能单打独斗。官府要查本钱、查信誉，还要考‘外语、海路、货辨’，咱们联手，胜算大些。”

陈兴点点头，他知道伍秉鉴的本事——伍家的船队能准确算出南海的季风，连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愿意找他运货。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人一起准备考核：伍秉鉴教陈兴认海路图，从广州到英国的航线，哪里有暗礁、哪段季风最稳，都标得清清楚楚；陈兴则教伍秉鉴辨茶叶，武夷岩茶的“岩韵”、西湖龙井的“豆香”，一嗅便知。

考“货辨”那天，考官把十几种茶叶混在一个大瓷碗里，让商户们分辨产地。陈兴拿起一小撮茶叶，放在鼻尖闻了闻，又用手指捻了捻，立刻说：“这是武夷岩茶，产自慧苑岩，今年雨水足，茶香里带点兰花香。”考官愣住了，拿起茶样核对，果然分毫不差——这武夷岩茶，是祖父当年最爱的，陈兴从小跟着闻，连茶香里的细微差别都能辨得明明白白。伍秉鉴则在“海路”考试里拔了头筹，他站在地图前，从广州到马六甲海峡，再到印度洋，暗礁的位置、季风的时间，说得丝毫不差，连考官都赞：“伍老板，你这脑子，比海图还准！”

最终，陈记洋行和伍秉鉴的怡和洋行、潘振承的同文行等十三家商号入选，“广州十三行”的名号，像一枚印章，刻在了珠江岸边。伍秉鉴成了十三行的领军人物，有一次，英国东印度公司要订三千担武夷岩茶，可福建的茶商们趁机抬价，一斤茶从五钱银子涨到一两，伍秉鉴急得睡不着，半夜敲开陈兴的门，眼窝都陷了进去：“老陈，再这么涨下去，咱们不仅不赚钱，还得亏！”

陈兴给伍秉鉴倒了杯热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祖父的字迹：“武夷山下老李，善种岩茶，实诚。”“这是我祖父当年在福建认识的茶农老李，他家的茶长在慧苑岩下，水质好，茶香足。咱们直接去产地收，既能压价，又能保证品质。”

两人连夜雇了马车，往福建赶。那时候正是雨季，山路泥泞，马车陷在泥里，两人就下来推，伍秉鉴的马靴灌满了泥，裤脚都磨破了，却笑着说：“为了好茶，这点苦算什么。”到了武夷山，老李正在院子里晒茶，竹匾里的茶叶泛着墨绿的光，闻着就清香扑鼻。老李看到陈兴手里的纸条，老泪纵横，抓住陈兴的手：“这是你祖父的字！当年他帮我修了茶焙，还教我用松木烤茶，说‘好茶要靠好焙烤’，我到现在都用这个法子！”

伍秉鉴趁机提出“预付三成定金，茶运到广州再付尾款”，老李一口答应：“你们是老陈的朋友，我信得过！”那批茶运到广州后，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约翰尝了一口，眼睛都亮了，连说：“比之前的好十倍！这茶香里有岩骨的味道！”

陈兴渐渐明白，十三行不只是赚钱的商号，更是一座桥——一边连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边连着世界的白银、香料、钟表。有一次，约翰带来一台自鸣钟，钟面上画着伦敦的泰晤士河，敲钟时会弹出小木偶，捧着写有“早安”的牌子。伍秉鉴把钟送给陈兴，陈兴却把它摆在洋行大堂的显眼处，每天都有街坊来围观：张婶抱着孙子，指着小木偶笑；阿福的儿子趴在柜台上，等着钟敲三下；陈兴则笑着给他们讲：“这是英国的钟，那边的人靠它看时间，就像咱们靠日晷一样。”

外商们也常来陈兴的洋行“凑热闹”。荷兰商人范德堡喜欢看陈兴展示新到的青花瓷，有一次，陈兴拿出一个青花山水瓶，指着瓶身上的松树说：“范先生，你看这松树，画师要画十八笔才够苍劲，一笔多了显乱，一笔少了显弱。”范德堡听了，也拿起毛笔学着画，虽然画得歪歪扭扭，像棵歪脖子草，却笑得像个孩子：“原来瓷器上的画，还有这么多讲究！我要把这个告诉荷兰的朋友。”

陈兴的儿子陈望，从小就泡在洋行里，跟着父亲学英语，跟着外商学看西洋地图。有一次，陈望指着地图上的“好望角”问：“爹，从这里到广州，要走多久？会不会遇到海盗？”陈兴摸着儿子的头，指着珠江里的商船：“走三个月，要经过印度洋的季风，还要绕开马六甲的暗礁，确实危险。但你记住，不管走多远，做生意和做人一样，要讲诚信——咱们的丝绸让洋人穿得暖和，他们的钟表让咱们知道时间，这就是互相帮衬，比什么都重要。”

乾隆四十年，十三行的年贸易额突破了千万两白银，广州成了清廷的“天子南库”。珠江岸边，搬运工们喊着号子装卸货物，号子声里唱着“十三行，通四方，丝绸茶叶运西洋；白银来，香料香，广州港里好风光”；译员们拿着纸笔穿梭在外商和行商之间，有的还会说几句粤语的俚语，比如教外商说“食咗饭未”，逗得外商哈哈大笑；茶馆里，商人、水手、官吏坐在一起，喝着普洱，说着各地的新鲜事——有人说英国的火车跑得比马快，车厢像装了轮子的房子；有人说印度的香料能治咳嗽，煮茶时放一点，暖乎乎的；这些新鲜事，像种子一样落在广州的土地上，发了芽。

陈兴晚年时，常坐在洋行的屋檐下，手里摩挲着祖父的契约，看着珠江里往来的商船，帆影如云，像一群展翅的鸟。他想起年轻时守着空荡的码头，想起第一次和罗德里格斯交易的忐忑，想起和伍秉鉴一起去福建收茶的艰辛，忽然觉得，祖父的愿望，他实现了。陈望走过来，递上一杯热茶，茶水里飘着几片武夷岩茶：“爹，约翰先生又来了，想订明年的瓷器，要画广州的珠江风景。”陈兴点点头，笑着说：“跟他说，咱们的瓷器，还是老规矩，保证画得和真的一样好。”

夕阳下，陈兴的影子落在洋行的木牌上，“陈记洋行”四个字在余晖里闪着光。江风拂过，带着丝绸的清香和茶叶的醇厚，他知道，十三行的故事，不会停在这里——会有更多的商船来，会有更多的交流，会有更多的人，记得广州这座城，记得这里的诚信与情义，记得珠江里那永不停止的帆影。

七律·第21章

康熙开海拓远畴，广州初设理商流。

乾隆定立十三行，伍公首执运筹筹。

蕃商筑馆居濠畔，陈兴连镳结胜游。

穗埠从此成巨贾，珠光盈市满层楼。

第22章 十三行商战

乾隆四十五年的广州，珠江水面上的商船挤得像棋盘上的棋子，白帆连成片，遮住了半条江面。从早到晚，装卸货物的号子声、外商的英语和荷兰语、算盘的噼啪声，混在一起，成了十三行最热闹的底色。这年春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纸订单，像一颗石子投进商海——五千匹上等生丝，专供英国王室的丝绸作坊，出价是普通生丝的三倍，还承诺把商号的名字刻在王室的丝绸标签上，十三行的商人们，谁都不想错过这既赚钱又扬名声的机会。

陈兴的儿子陈望，此时已经三十岁，留着整齐的发髻，穿着藏青色的长衫，看起来沉稳干练。他接到消息时，正在洋行里整理生丝样品，每一匹生丝都用红绳系着，标签上用毛笔写着产地、粗细、染色原料，字迹工整。陈望拿起一匹湖州生丝，对着阳光举起来，丝线上的光泽像撒了碎金，均匀得没有一丝杂质——这是去年秋天他特意去湖州订的，托当地的蚕农选最好的蚕种，每根生丝都经过三次筛选：第一次筛掉过粗的，第二次筛掉过细的，第三次筛掉有瑕疵的，最后只剩下粗细误差不超过半毫的；染色用的是江南的苏木，泡在水里三天都不会褪色，煮出来的颜色像宝石一样鲜亮。

当天夜里，陈望就带着样品去了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商馆是两层的洋楼，门口挂着英国国旗，门柱上刻着东印度公司的徽章，里面的壁炉里烧着木炭，暖烘烘的，空气里飘着咖啡的香气。英国商人约翰正对着几份生丝样品皱眉，见陈望进来，他指着样品说：“陈先生，你看这些，有的粗有的细，染的颜色也不均，王室要是不满意，我就要被撤职了。”

陈望把自己的样品递过去，手指了指生丝：“约翰先生，您试试我们的，用湖州最好的蚕茧做的，染色用的是苏木，您可以用水泡一泡，看会不会褪色。”约翰拿起生丝，用手指抻了抻，弹性十足，又放在灯下仔细看，丝线上没有一点疙瘩，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丝……比我之前见的都匀！”可他又犹豫了，手指敲了敲桌子：“伍先生和潘先生明天也会来，我得再比较一下。”

陈望早料到会这样。伍秉鉴的怡和洋行有广州最好的船队，船身用的是南洋的硬木，抗风浪，船员都是跑了十几年海路的老手，能比别家快十天到英国；潘振承的同文行则擅长做外商的“售后”，外商买了瓷器，他会派人教怎么保养，买了茶叶，会教怎么冲泡，贴心得很。陈望回到洋行，跟父亲陈兴商量，陈兴正在看一本泛黄的《蚕桑辑要》，闻言放下书，喝了口茶：“做生意不是抢快，是让人家觉得‘选你最放心’。你想想，约翰要的生丝是给王室用的，王室最在意什么？不只是质量，还有体面，是‘专属’的感觉。”

陈望心里一亮，像被点亮了灯。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广州城西的绣坊，找绣娘林阿婆。林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祖上从明朝就开始做苏绣，一手“盘金绣”做得炉火纯青，广州城里的官太太们，都爱找她绣手帕、绣屏风。陈望拿出一张英国王室徽章的图样——这是他托人从广州的蕃坊里找来的，上面有狮子和独角兽的图案，线条复杂。“阿婆，您能把这个绣在绸布上吗？用咱们的生丝织的绸布，要绣得跟图样一模一样。”

林阿婆接过图样，戴上老花镜，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手指顺着线条摸了摸：“这洋图案倒是新鲜，线条多，还得用金线勾边，有点难，但难不倒我。你放心，三天后你来取，保证绣得跟真的一样。”

那三天里，林阿婆每天都绣到深夜。她先把生丝织成的绸布绷在绣架上，用铅笔轻轻勾出图案，再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老金线——这金线是用真金锤成的金箔，裹在细线上，亮得晃眼。绣狮子的鬃毛时，她用“盘针”，一针一针盘绕，让鬃毛看起来蓬松；绣独角兽的角时，用“滚针”，让线条流畅得像真的一样。林阿婆的小徒弟看着，忍不住问：“阿婆，您这么用心，值得吗？”林阿婆笑了：“傻丫头，做手艺就得用心，不管是给中国人绣，还是给洋人绣，都得绣好，这是本分。”

取货那天，陈望看着绸布上栩栩如生的徽章，狮子的眼睛像在发光，独角兽的角透着灵气，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用锦盒把绸布装起来，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去了商馆。

此时，伍秉鉴和潘振承已经在了。伍秉鉴带来了船队的“保养册”，里面记着每艘船的检修时间、船员的训练记录，甚至连船上的淡水桶多久换一次都写得清清楚楚：“约翰先生，我们的船每半个月就检修一次，船员每天都练划船、认星象，保证能按时把生丝送到英国，不耽误王室用。”潘振承则带来了一套丝绸整理工具，是用楠木做的，上面刻着精致的缠枝莲纹，有梳理生丝的梳子，有熨烫绸布的烙铁：“约翰先生，这些工具能帮您整理生丝，让丝绸更顺，穿在身上更舒服，用完了还能当摆设。”

约翰皱着眉，左右为难——伍先生的船队快，潘先生的工具贴心，陈先生的生丝质量好，他实在不知道选哪家。就在这时，陈望打开锦盒，把绣着王室徽章的绸布递过去：“约翰先生，这是我们用要给您的生丝织的绸布，绣上了王室的徽章。您要是订我们的生丝，我们可以免费帮您在每匹生丝的包装上绣徽章，让王室知道，这是专属他们的生丝。”

约翰拿起绸布，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把绸布举起来，对着阳光看，金线闪着光，徽章的每一根线条都清晰：“这……这太贴心了！王室肯定会喜欢！”他想了想，忽然拍了拍手：“不如这样，三家一起做！伍先生负责运输，潘先生负责工具，陈先生负责生丝，这样既快又好，还不用担心出问题！”

伍秉鉴和潘振承先是一愣，随即笑了。伍秉鉴拍着陈兴的肩膀说：“老陈，还是你教得好，望儿这心思，比绣娘的针还细！”潘振承也点头：“一起做也好，咱们十三行，本来就是要抱团，才能把生意做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三家商号忙得热火朝天。伍秉鉴的船队开始检修，老船长周叔带着年轻船员熟悉航线，他拿着海图，指着马六甲海峡的暗礁说：“这里的暗礁叫‘鬼见愁’，涨潮时会藏在水里，一定要绕着走，不然船底会被撞破。”船员们都认真地记着，有的还在海图上做标记。潘振承则带着工匠们改进整理工具，把木柄换成了更顺手的紫檀木，还在烙铁的底部刻了花纹，熨烫时能在绸布上留下淡淡的缠枝莲纹，更精致了。

陈望则每天都去湖州的蚕桑基地，盯着生丝的收割和染色。有一次，他发现一批生丝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比约定的颜色深了半分，立刻让蚕农重新染：“差一点都不行，王室要的是最好的，咱们不能糊弄。”蚕农们劝他：“陈先生，就深了一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重新染太费时间了。”陈望摇摇头，蹲下来，拿起生丝给蚕农看：“你看，这颜色深了，织成绸布后，绣徽章时会显暗，王室看到会不满意。做生意要讲诚信，一点都不能马虎。”

蚕农们被说服了，连夜重新染色。陈望也没闲着，帮着蚕农烧火、看火候，夜里就睡在蚕房里，听着蚕吃桑叶的“沙沙”声，心里踏实。

生丝运到广州那天，约翰特意去了码头。看着工人小心翼翼地把生丝搬上船，每匹生丝的包装上都绣着王室徽章，伍秉鉴的船队整装待发，船帆上的“怡和”二字格外醒目，潘振承的工具整齐地摆在货舱里，约翰感慨地说：“广州的商人，不仅会做生意，更会做人，讲诚信，还贴心。”

这样的“商战”，在十三行时常发生，却从来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互相成就的比拼。有一次，美国商人托马斯要订五千件青花瓷，担心运输途中打碎，睡不着觉。潘振承想出了“稻壳防震法”——他让工人把稻壳晒干，然后把瓷器裹得严严实实，每一件瓷器之间都用稻壳隔开，再装在木箱里，木箱里还垫着棉纸，像给瓷器盖了层被子。陈兴则带着托马斯去了景德镇的瓷窑，让他看瓷器的制作过程：“您看，我们的瓷器是‘双重釉’，先上一层底釉，烧一次，再上一层面釉，再烧一次，烧得透，不容易碎。”伍秉鉴则拍着胸脯承诺：“要是有一件碎了，我赔您两件，绝不让您吃亏。”

最后，托马斯订了三家的瓷器，还跟他们成了朋友。有一次，托马斯在广州得了风寒，咳嗽得厉害，吃了西药也没用。陈兴知道后，立刻请了广州最好的中医，给托马斯开了药方，里面有陈皮、甘草，还有广州本地的罗汉果，煮成汤药。陈兴每天都派人给托马斯送药，还教他怎么喝：“这药要温着喝，喝完盖被子出点汗，就好了。”托马斯病好后，特意写了一封信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推荐十三行的商号：“这里的商人，是我见过最诚信、最热心的，跟他们做生意，放心。”

乾隆五十年，十三行的年贸易额突破了一千五百万两白银，珠江岸边的货栈里，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英国的呢绒、印度的香料、美洲的白银，还有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晚上，十三行的商楼亮起了灯火，像一串珍珠挂在珠江边，商人们还在忙着对账、谈生意，算盘的响声“噼里啪啦”，像在唱着歌；译员们的声音、外商的笑声，混在一起，成了广州最动听的夜曲。

陈兴和伍秉鉴、潘振承站在珠江岸边，看着满港的商船，心里满是骄傲。伍秉鉴手里拿着一杯红酒，是英国商人送的：“咱们这一辈子，没白干，让广州的名字，传遍了五大洲。”陈兴点点头，手里拿着祖父的契约，感受着江风的吹拂：“不止是名字，还有咱们广州的‘信’——信得过的品质，信得过的情义，这才是最珍贵的。”

夜风里，传来了码头工人的号子声，那声音洪亮、有力，满是广州的生机与希望。江面上，商船的灯影晃动，像一颗颗星星，照亮了广州的夜空，也照亮了这座城市与世界相连的路。

七律·第22章

乾隆海禁渐开收，广州独口通五洲。

洋行内贮千般货，陈兴逐利竞索求。

浩官调度称天下，启官名高动夷酋。

夜月商楼灯璀璨，粤江舟楫密如绸。

第23章 粤海关设立

乾隆二十四年的广州，珠江岸边多了一座红墙灰瓦的建筑，门口的两尊石狮子雕刻得栩栩如生，眼珠用墨玉镶嵌，透着威严；门楣上挂着“粤海关”三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光，远远就能看见。这是清廷专为管理广州对外贸易设立的海关，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专门的海上海关——在此之前，广州的关税由知府兼管，吏员舞弊、商人走私的事像野草一样疯长：有的吏员私收“好处费”，商人给银子就放行，不给就故意刁难；有的商人把贵重的香料、珠宝藏在货舱夹层里，甚至装在酒桶里，逃税漏税；朝廷的税收少了，正经商人却受了委屈，陈兴就曾因为吏员故意拖延，让一批生丝在码头放了半个月，差点发霉。

首任粤海关监督德魁，是个五十多岁的满洲人，留着整齐的山羊胡，穿着石青色的官服，眼神锐利得像鹰，做事一丝不苟。他到任的第一天，没有先去府衙接受官员们的迎接，而是带着两个随从，换上普通百姓的青布长衫，微服去了广州的码头。码头上，搬运工们扛着货箱往来，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有的吏员正围着一个卖茶叶的商人要钱，商人一脸无奈，从怀里掏出几枚铜板，吏员接过，掂了掂，还嫌少：“就这么点？再拿点！不然你的货别想走！”德魁看在眼里，眉头皱了起来，心里有了数。

第二天，德魁召集所有海关吏员开会，海关大堂里摆着一张长长的紫檀木桌子，上面放着一本厚厚的《粤海关税则》，封面是深蓝色的，烫着金边，是他特意从京城带来的。德魁翻开书，声音洪亮，震得梁上的灰尘都掉了下来：“凡商船到港，先验‘船引’——就是官府发的通行证，没有的，一律不许靠岸；再查货物，丝绸每匹税银五分，茶叶每担税银一钱，瓷器每百件税银二两，一分都不能少，也不能多收；若是有吏员私收贿赂、漏报税额，一经查实，革职查办，严重的，流放宁古塔，永不赦免！”

吏员们都低着头，不敢说话，有的甚至悄悄攥紧了袖子里的银子。德魁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了陈谨身上。陈谨是广州本地人，三十多岁，穿着一身青布吏服，袖口洗得发白，却很整洁。德魁早就听说过他的事——陈谨的父亲陈老吏是明朝的税吏，一辈子清廉，有一次，一个商人想送他十两银子逃税，陈老吏当场把银子扔了出去，说：“税是国家的血，我不能贪！”临终前，陈老吏把陈谨叫到身边，递给他一枚铜印，印上刻着“清正”二字：“阿谨，这是我当吏员时的印，你要记住，税是国家的血，不能贪，不能漏，守住初心，才能睡得安稳。”

德魁任命陈谨为“验货吏”，负责查验商船的货物。陈谨上任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一艘英国商船到港，船长是个大胡子，叫威廉，他偷偷塞给陈谨一个银锭，足有五十两重，银锭上还刻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徽章：“陈吏员，船上有些‘私人用品’，没报上去，您通融一下，这点小意思，您收下。”

陈谨把银锭推回去，脸色严肃，声音却很平和：“威廉船长，《粤海关税则》里写得清楚，‘私人用品’超过五件就要申报缴税，您要是藏着不报，就是走私，不仅货物要没收，您还得被罚款，以后再来广州，还会被限制通商。您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坏了公司的名声，不值得。”

威廉没想到陈谨这么“油盐不进”，愣了愣，只好从怀里拿出货物清单，如实申报——原来他藏了十块怀表，想带给广州的外商朋友。陈谨仔细核对了怀表的数量，按规定收了税，给威廉开了完税凭证，还提醒他：“下次再有‘私人用品’，记得提前申报，省得麻烦。”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吏员们都知道，陈谨是个“认死理”的，没人再敢找他徇私。有一次，陈谨的表哥想托他走私一批香料，表哥提着一坛好酒，笑着说：“表弟，就一次，这批香料能赚五十两银子，分你一半，没人会知道。”陈谨把好酒推回去，语气坚定：“表哥，我爹临终前跟我说，不能坏了规矩。你要是想做香料生意，就正经申报，我帮你走流程，又快又合规，要是走私，我不能帮你，也劝你别做——风险太大，不值得。”

表哥气呼呼地走了，陈谨却一点不后悔。他常对年轻的吏员说：“粤海关的墙是红的，代表着朝廷的规矩，咱们的心也得是红的，不能被银子染黑。要是咱们都贪了，国家收不到税，就没法修堤坝、养军队，最后吃亏的还是百姓。”

粤海关的日常运作，比想象中繁琐。德魁制定了“三查制度”：到港查船引，确认商船的身份；卸货查货物，核对数量和种类；离港查文书，确保完税凭证齐全。为了方便查验，他还在码头建了一座“验船亭”，亭子是木质的，屋顶盖着青瓦，里面挂着一张巨大的珠江航道图——这张图是德魁找了十几个老渔民画的，老渔民们常年在珠江里捕鱼，哪里有浅滩、哪里有暗礁，比谁都清楚。比如“鲤鱼滩”，涨潮时会被水淹没，落潮时就露出来，像一条鲤鱼，很多商船不熟悉，都在这里撞过船；还有“黑岩礁”，藏在水下三尺深，只有老渔民知道，要从左边绕过去。

有一次，一艘葡萄牙商船在航道上迷了路，船长拿着海图，却找不到方向，眼看就要撞上“黑岩礁”，粤海关的巡船发现了，立刻鸣笛示意，还派船员划着小船，跳上商船，帮他们引路。船员一边指着暗礁的位置，一边说：“这里是‘黑岩礁’，要从左边绕，不然船底会被撞破。”商船安全靠岸后，船长握着船员的手，感激地说：“要是没有你们，我的船就沉了！粤海关不仅是管我们的，更是帮我们的，太感谢了！”

粤海关的关税，大多用在了民生上。乾隆三十五年，广州遭遇洪水，珠江的堤坝冲垮了好几处，农田被淹，百姓们只能站在高处，看着自己的庄稼被水冲得七零八落，哭红了眼。德魁得知后，立刻上奏朝廷，请求用关税银修堤坝。朝廷批准后，德魁亲自到工地指挥，还让陈谨负责监督工程质量。

修堤坝时，百姓们都来帮忙，有个老工匠王师傅，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带着儿子、孙子一起上工地。王师傅手里拿着一把旧瓦刀，教年轻人怎么砌堤：“砌堤要用‘三顺一丁’的法子，三块顺砖，一块丁砖，这样才结实，洪水冲不垮。”他还说：“这关税银是咱们商人缴的，也是咱们百姓的钱，修堤坝是为了保护咱们的田，我得好好干，不能偷工减料。”

堤坝修好那天，百姓们在堤坝上摆了酒席，桌子上摆着炒花生、煮鸡蛋，还有自家酿的米酒。王师傅端着一碗米酒，颤巍巍地递给德魁：“大人，谢谢您，有了这堤坝，咱们的田再也不怕淹了！以后就能好好种地，有饭吃了！”德魁接过酒，一饮而尽，酒液辣得他喉咙发烫，心里却暖烘烘的：“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粤海关就是为百姓服务的，以后有困难，还来找我。”

除了修堤坝，关税银还用来修缮广州的城墙和街道。以前的街道都是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人走在上面，鞋子里全是泥，小贩们推着小车，根本走不动。用关税银铺了青石板后，街道一下子干净了，青石板铺得整整齐齐，下雨天也不滑。有个小贩李阿婆，每天推着小车卖糖水，以前下雨天不敢出门，现在她笑着说：“这青石板路真好用，下雨天也能做生意了！我卖的绿豆沙，甜滋滋的，大家都爱喝，赚的钱也多了。”

陈谨在粤海关干了二十年，头发从黑变白，那枚父亲留下的铜印，他一直带在身边，用红布包着，藏在怀里。每年父亲的忌日，他都会把铜印拿出来，用布擦得干干净净，放在桌上，对着铜印说：“爹，我没辜负您的嘱托，守住了初心，没贪过一分不该贪的钱，没漏过一分该收的税。”

德魁卸任时，对朝廷举荐陈谨，说他“公正廉洁，为粤海关之楷模，可重用”。陈谨升任海关副监督那天，陈望特意来祝贺，送了他一幅“清风劲节”的字画——这是陈望请广州的老书法家写的，宣纸是最好的徽宣，墨是上等的松烟墨，四个字写得苍劲有力。陈谨收下字画，挂在书房里，每天都要看一眼：“这四个字，我会记一辈子，也会做一辈子，绝不辜负‘清风劲节’这四个字。”

粤海关的红墙，见证了广州的通商岁月。每天清晨，第一艘商船靠岸时，陈谨都会站在码头，手里拿着《粤海关税则》，仔细查验每一件货物，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金；每天傍晚，最后一艘商船离港时，德魁都会在验船亭里，看着船帆渐渐远去，变成江面上的一个小点，心里满是欣慰。这座海关，不仅是广州的标志，更是中国与世界平等通商的见证——它告诉世人，广州欢迎正当的贸易，也坚守着自己的规矩，这份规矩，是公平，是诚信，是对每一个商人、每一个百姓的负责，像珠江的流水一样，清澈而坚定。

七律·第23章

清廷特设粤海关，驻节广州理税筹。

德监督严行法度，陈司员慎验征收。

商船抵港先查引，货贝登岸再点楼。

陈商遵规输赋税，南疆财赋赖此陬。

第24章 鸦战前穗貌

道光十八年的广州，像一碗熬了一整天的老火靓汤，稠稠的，满是烟火气。此时的广州人还不知道，几年后会有一场鸦片战争打破这份平静，他们照旧过着自己的日子——清晨的早茶店里，虾饺的香气飘出半条街；午后的粤剧楼里，花旦的唱腔婉转悠扬，像流水一样；傍晚的珠江边，渔舟唱晚的调子慢悠悠的，混着咸湿的江风，拂过每个人的心头，一切都像珠江的流水，平和而悠长。

陈氏家族的陈老爷子，今年七十四岁了，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背不驼，耳不聋，每天清晨，都会牵着六岁的孙子陈宝，去“福来楼”喝早茶。福来楼是广州老字号的茶楼，在珠江边开了快一百年了，木质的楼梯踩上去“咯吱”响，像是在唱着老广州的歌；靠窗的位置能看到珠江里往来的商船，白帆点点，像天上的云落在水里。

陈老爷子到的时候，茶楼已经坐满了人，烟袋的烟味、茶水的清香、点心的甜香，混在一起，暖烘烘的。跑堂的阿福连忙迎上来，阿福二十多岁，脸上带着笑，腰间系着白布围裙，手里拿着茶壶：“陈伯，您来啦！还是老位置？靠窗的那张，能看江景。”陈老爷子点点头，拉着陈宝坐下：“一壶普洱，要陈年老茶；一笼虾饺，要阿婆做的；一碟叉烧包，要热乎的；再给宝仔来碗艇仔粥，多放些鱼片。”阿福笑着应了：“您稍等，马上来！”

陈宝趴在窗户上，小手指着珠江里的一艘大船：“爷爷，那艘船好大呀！船帆上还有外国字，是去哪里的？”陈老爷子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是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船身上写着“东印度公司”的字样，他笑着说：“那是去英国的，船上装着咱们广州的丝绸和茶叶，英国的女王，都爱喝咱们的武夷岩茶呢。”陈宝眨着圆溜溜的眼睛：“英国远吗？要走多久才能到？”“远着呢，要顺着季风走，走三个月才能到，还要经过很大的风浪，很危险。”陈老爷子摸了摸孙子的头，眼神里满是慈爱。

说话间，阿福端着托盘过来了，普洱的茶香先飘了过来，茶壶盖一打开，琥珀色的茶汤里飘着几片茶叶，看着就醇厚；虾饺放在竹蒸笼里，冒着热气，皮薄得像纸，能看到里面粉红色的虾仁；叉烧包的皮软软的，咬一口，甜甜的叉烧馅流出来，烫得人直吸气，却越吃越香；艇仔粥里放了鱼片、海蜇、花生，熬得稠稠的，陈宝拿着小勺子，一口一口地吃，嘴角沾了粥，像长了白胡子，逗得陈老爷子哈哈大笑。

那虾饺是福来楼的张阿婆做的，张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了，在福来楼做了四十年虾饺，手艺没人能比。每天凌晨三点，天还没亮，张阿婆就去市场买虾，只选刚靠岸的活虾，挑虾的时候要选“青壳白肉”的，这样的虾鲜，虾仁咬起来有弹性。回到茶楼，她就开始剥虾，虾仁要剥得完整，不能破；然后用刀背把虾仁捶成虾胶，放一点盐、一点糖，顺时针搅拌，直到虾胶起筋；虾饺皮是用澄面做的，要烫得恰到好处，擀的时候要薄，却不能破；包的时候，要捏出十二道褶，少一道都不行。张阿婆常说：“做虾饺和做人一样，要用心，一点都不能马虎，不然就不好吃了。”

陈老爷子吃着虾饺，对陈宝说：“宝仔，你看这虾饺，阿婆做的时候多用心，所以才好吃。以后你做事情，也要像阿婆做虾饺一样，用心去做，才能做好。”旁边桌的茶客们听了，都点头称是——广州人的早茶，不只是吃东西，更是品生活的滋味，品那份“用心”，品那份慢悠悠的惬意。

早茶过后，陈宝拉着爷爷去“梨园阁”看粤剧。梨园阁是广州最大的粤剧楼，门口挂着红灯笼，一串一串的，像糖葫芦；里面的戏台用红木做的，雕着精美的龙凤图案，戏台前的柱子上，挂着一副对联：“唱尽人间悲欢事，演遍天下古今情”，是广州有名的书法家写的。今天演的是《帝女花》，是广州人最爱的剧目之一，每次演，都坐满了人。

后台里，演员们正在紧张地化妆。演“长平公主”的是广州有名的花旦苏玉娘，她三十多岁，长得清丽，一双眼睛会说话，她正对着镜子贴片子——片子是用头发做的，要贴得匀，不能歪，不然上台不好看。旁边的小徒弟小玲帮她递着头油，小玲才十五岁，是苏玉娘的徒弟，跟着她学了两年，还在学贴片子。苏玉娘一边贴一边说：“小玲，贴片子要注意，离眉毛要有一指的距离，太高了显老，太低了显凶，要刚刚好。”小玲认真地记着，手里拿着梳子，小心翼翼地帮师傅梳理头发。

苏玉娘的凤冠是她亲手做的，用银线、珍珠、宝石装饰，足足有三斤重，戴在头上，压得脖子都酸，可她每次都戴得整整齐齐，她说：“这凤冠是长平公主的象征，不能马虎，不然对不起观众，也对不起这个角色。”

开演了，苏玉娘穿着华丽的戏服，戴着凤冠，一出场就赢得了满堂彩。她的唱腔婉转悠扬，唱到“香夭”那段时，声音里满是悲戚，台下的观众们都看入了迷，有的抹着眼泪，有的跟着哼唱，连陈宝都安静下来，睁着大眼睛看着戏台，好像看懂了里面的悲伤。

谢幕的时候，陈宝跑上台，手里拿着一束自己摘的木棉花——这是他早上在珠江边摘的，花瓣红红的，像一团小火，他把花递给苏玉娘：“阿姨，你唱得真好听，这花送给你。”苏玉娘笑着接过花，弯下腰，摸了摸陈宝的头：“小朋友，谢谢你，这花真好看，阿姨很喜欢。”

十三行是广州最热闹的地方，陈望每天都会去洋行打理生意，路过十三行的街巷，总能看到满满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搬运工们扛着货箱，喊着“借过”，肩膀上的货箱压得他们直喘气，额头上的汗珠子滴在青石板上，却还是笑着和街坊打招呼；译员们拿着纸笔，跟外商比划着交流，有的译员还会说几句粤语的俚语，比如教外商说“食咗饭未”“唔该”，逗得外商哈哈大笑；商铺里，老板们热情地招呼客人，卖丝绸的老板会把丝绸展开，让客人摸；卖瓷器的老板会拿起瓷器，轻轻敲一下，听声音判断好坏；卖茶叶的老板会泡一杯茶，让客人尝，满意了再买。

有个印度商人叫拉吉，在街边摆了个小摊，卖着香料，有肉桂、丁香、豆蔻、胡椒，香料的香气飘得很远，吸引了很多街坊。拉吉穿着印度传统的长袍，手里拿着一个小秤，用生硬的汉语喊：“香料……好香，煮菜放一点，好吃！煮肉放肉桂，香得很！”街坊们围过来，你买一两肉桂，我买半两丁香，拉吉一边称香料，一边笑着说：“谢谢……你们真好，广州人，好！”有个李婶买了点胡椒，笑着说：“拉吉，你这胡椒真辣，煮汤放一点，味道好极了，下次我还来买。”拉吉听了，笑得眼睛都眯了。

陈望的洋行里，常有外商来访。今天来的是英国商人约翰，他带来了一台蒸汽模型——是一个小小的蒸汽机，下面有个酒精炉，烧着酒精，上面的轮子能转，转起来“嗡嗡”响。约翰把模型放在桌上，点燃酒精炉，不一会儿，轮子就转了起来，还带着上面的小齿轮一起动。约翰笑着说：“陈先生，这是我们英国最新的发明，以后船上可以用蒸汽动力，比风力快多了，还不用看天气，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陈望看得很认真，他蹲下来，仔细看着模型的结构，指着轮子问：“约翰先生，这蒸汽机能适应珠江的水情吗？珠江有的地方浅，有的地方水流急，会不会不好用？”约翰想了想，拿起一把小螺丝刀，调整了一下轮子的大小：“可以改，只要根据珠江的情况，把轮子改小一点，就能用了。以后咱们的商船，都能用这个，运货更快。”陈望让伙计把模型的结构画下来，记在本子上，说：“说不定以后咱们的商船，真的能用这个，到时候运丝绸、运茶叶，就更方便了。”

珠江边的渔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陈望的邻居阿福，就是个渔民，今年三十岁，皮肤黝黑，手臂上肌肉结实，每天早上天不亮就驾着小渔船出海，渔船是他父亲留下的，虽然旧了，却很结实。阿福捕鱼很有经验，知道哪里的鱼多，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落潮，每天傍晚回来，都能带着满舱的鱼，有鲈鱼、鲳鱼、黄花鱼，新鲜得很。

他会在码头边摆个小摊，把鱼摆在木板上，用清水浇着，保持新鲜。街坊们都爱买他的鱼，因为他卖得公道，不缺斤少两，还会帮着杀鱼、刮鳞。有一次，陈望买了一条鲈鱼，阿福笑着说：“陈先生，这条鲈鱼新鲜得很，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清蒸最好吃，加点姜丝、葱丝，再滴几滴生抽，鲜得很，您试试。”陈望回家，按照阿福说的方法做，果然美味，鲈鱼的肉很嫩，汤汁鲜，全家人都爱吃。他特意去感谢阿福，阿福摆摆手，笑着说：“咱们街坊，不用客气，我就是个渔民，能让大家吃到新鲜的鱼，就很高兴了。”

广州的市井里，藏着很多这样的小美好。巷子里，裁缝铺的王老板忙着给客人量尺寸，他手里的软尺像有魔法，量得又快又准，嘴里还哼着粤曲《分飞燕》，调子慢悠悠的；街边，小贩推着小车卖糖水，绿豆沙、芝麻糊、双皮奶，甜滋滋的，冬天还会加热，暖乎乎的，喝一口，心里都暖了；晚上，珠江上的游船亮起灯火，像一串珍珠，游客们坐在船上，一边欣赏夜景，一边听着渔歌，渔歌的调子很柔，满是广州的温柔，让人听了，心里很平静。

可这份平静里，也藏着一丝隐忧。陈望偶尔会听到一些消息，说北方有鸦片流入，有的商人因为吸鸦片，把家产都败光了，有的人家破人亡。有一次，他路过广州城北的鸦片馆，里面飘出刺鼻的烟味，他忍不住往里看了一眼，只见几个人躺在烟榻上，手里拿着烟枪，面色蜡黄，眼神空洞，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一点生气。有个女人坐在门口哭，声音嘶哑：“家里的钱都被他吸光了，孩子还等着吃饭，这日子怎么过啊！”

陈望心里一紧，像被针扎了一样疼。回到家，他就跟父亲陈兴说：“爹，咱们得跟家里人说，还有洋行的伙计们，绝不碰鸦片，也不许跟做鸦片生意的人往来。鸦片这东西，太害人了，不能沾。”陈兴点点头，脸色严肃：“你说得对，做生意要走正路，歪门邪道的钱，再多也不能赚。鸦片这东西，害的是百姓，毁的是家，咱们陈家，绝不能沾，还要劝街坊们，也别沾。”

道光十八年的冬天，广州下了一场小雨，雨丝细细的，带着寒意，空气里有些冷。陈望站在洋行的屋檐下，看着珠江里的商船，帆影依旧，却忽然觉得心里有些不安——他不知道这份平静能维持多久，只希望广州的繁华，能一直延续下去，希望珠江里的商船，能一直往来，希望街坊们的日子，能一直这么安稳。可他不知道，一场风暴正在遥远的英国酝酿，很快，就会席卷这座他深爱的城市，打破这份平静。

七律·第24章

战前穗郡自悠悠，商埠繁华冠南州。

早肆尝鲜虾饺美，戏楼听曲《帝女游》。

洋行畔听蕃商语，江岸边闻渔父讴。

陈族安享承平岁，谁识乌云将蔽日，烽烟转瞬覆金瓯。

第25章 林则徐禁烟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一道圣旨从京城快马传到广州，马蹄声踏碎了珠江边的宁静——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广州城，城里一片震动：做鸦片生意的商人慌了，偷偷把鸦片藏在货舱夹层里，甚至埋在自家的院子里；深受鸦片之害的百姓乐了，盼着林则徐能彻底禁了这害人的东西，有的老人还焚香祷告，希望上天保佑林则徐；而陈氏家族的陈望，心里既期待又忐忑——他早就听说林则徐是个清官，在湖广任上就禁过鸦片，救了很多百姓，可广州的鸦片生意盘根错节，牵扯到洋商、本地商人，甚至还有一些官吏，不知道会不会引发混乱，会不会伤到无辜的百姓。

林则徐抵达广州的那天，天气很冷，北风刮得人脸上发疼，可码头边还是挤满了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想看看这位“禁烟钦差”的模样。陈望也去了，他挤在人群前面，看到林则徐穿着青色官服，戴着顶戴花翎，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眼神却很温和，没有一点官架子。林则徐走上码头，没有坐轿子，而是步行，对着百姓们拱手：“各位乡亲，鸦片流毒天下，害民害国，我这次来广州，就是要彻底禁绝鸦片，还大家一个干净的广州，还大家一个安稳的家！”

百姓们听了，纷纷鼓掌，有的甚至喊起了“林大人万岁”，声音洪亮，震得江风都停了。有个老婆婆挤到前面，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飘，她拉着林则徐的袖子，老泪纵横：“大人，您一定要禁了鸦片啊！我儿子就是吸鸦片死的，家里的田都卖了，就剩我一个老婆子，日子没法过了！”林则徐握着老婆婆的手，手很暖，他轻声说：“老人家，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一定把鸦片禁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林则徐到任后，没有立刻召开大会，也没有召见官员，而是带着两个随从，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微服私访。他去了广州的贫民窟，那里的房子破破烂烂，漏雨的屋顶用塑料布盖着，几个孩子光着脚，在泥地里跑，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有个男人躺在破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面色蜡黄，手里还拿着一个空烟枪，时不时咳嗽几声，咳得撕心裂肺。他的妻子坐在床边，一边哭一边说：“大人，您看他，以前是个壮劳力，能扛一百斤的货，自从吸了鸦片，就成了这样，家里的钱都被他吸光了，连饭都吃不上了。”

林则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拿出自己的银子，递给那个女人：“你先买点粮食，给孩子和你丈夫吃，以后别让他吸鸦片了，好好过日子。”那个女人接过银子，跪下来磕头：“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林则徐又去了码头，找老渔民了解情况。老渔民姓王，已经七十多岁了，在珠江里打了一辈子鱼，他说：“大人，鸦片都是洋商偷偷运进来的，有的藏在货舱夹层里，有的装在酒桶里，把酒倒了，装鸦片，还有的藏在茶叶箱里，上面放茶叶，下面放鸦片。吏员们收了洋商的好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有的甚至帮着他们走私，赚黑心钱。”

摸清情况后，林则徐才召集十三行的商人开会。府衙的大堂里，气氛很紧张，梁上的灯笼晃来晃去，投下的影子像鬼魅。林则徐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堆鸦片烟具——有铜制的烟枪、瓷制的烟灯、黑色的烟膏，都是从鸦片馆里缴获的，看着就让人不舒服。他看着商人们，声音严厉，却很平静：“限你们三天之内，把所有鸦片全部缴出，还要写下‘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若是逾期不缴，别怪我不客气，不仅要没收你们的货物，还要治你们的罪！”

商人们你看我，我看你，有的小声议论，有的低着头，不敢说话。洋行商人里，有个叫颠地的英国商人，私下里做着大量鸦片生意，他每年从印度运鸦片到广州，能赚几十万两银子，他以为林则徐只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动真格，就故意拖延，还把鸦片藏在商船的夹层里，甚至煽动其他外商：“咱们不能缴鸦片，缴了就没钱赚了！林则徐不敢把咱们怎么样，他还得靠咱们做生意呢！”

三天过去了，颠地不仅没缴鸦片，还把藏鸦片的商船开到了珠江口，想趁着夜色把鸦片运走。林则徐得知后，立刻下令：封锁英国商馆，断绝商馆的水和粮食，只许出不许进，直到他们缴出鸦片为止。

陈望的洋行离英国商馆不远，他每天都能看到商馆门口的士兵，穿着整齐的铠甲，手里拿着长枪，一动不动地站着，像 statues 一样。商馆里的外商们没水没粮，有的甚至跳墙出来找水喝，却被士兵拦住，只能渴得直咽口水。有一天，颠地派人偷偷给陈望送了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张银票，足有一万两银子，银票上印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章。送信的人说：“陈先生，颠地先生说了，只要您能帮着求个情，让林大人解除封锁，这一万两银子就是您的，以后还有好处。”

陈望把信和银票退了回去，让送信的人带话：“林大人禁烟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广州的安稳，我不能帮你们做坏事。你们还是赶紧缴出鸦片，才是正道，不然吃亏的还是你们自己。”

为了协助林则徐缴烟，广州的百姓们纷纷行动起来。陈望的邻居陈福，是个搬运工，今年二十五岁，身材高大，力气大，能扛一百五十斤的货。他的哥哥就是吸鸦片死的，哥哥死的时候，才三十岁，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是街坊们凑钱帮着埋的。陈福听说林则徐要组织“缴烟队”，立刻报了名，他说：“我要跟着林大人，把鸦片都缴了，不让更多人像我哥哥一样，家破人亡。”

缴烟队的训练很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练队列、练格斗、练识别鸦片。天还没亮，队员们就站在操场上，穿着统一的服装，跟着教官练队列，“立正”“稍息”“齐步走”，口号喊得震天响；练格斗时，用的是木棍，要练出拳、踢腿，还要练防守，有的队员不小心被木棍打到，疼得直咧嘴，却还是接着练；练识别鸦片时，教官会拿出鸦片膏、鸦片烟丝，教大家怎么分辨，闻气味、看颜色、摸质地，一点都不能错。

有个队员叫阿强，才十八岁，是个孤儿，以前跟着乞丐讨饭，后来当了搬运工，他怕吃苦，练了两天就想退出。陈福拍着他的肩膀说：“阿强，你想想，要是咱们不禁鸦片，以后还会有更多人像我哥哥一样，像那些贫民窟的人一样，家破人亡，没饭吃，没衣服穿。咱们多辛苦一点，就能多禁一点鸦片，多救一些人，这是好事，不能放弃。”阿强听了，红着脸说：“福哥，我不走了，我要跟着你一起禁烟，做件好事。”

缴烟队的任务是搜查鸦片，他们走遍了广州的码头、货栈、商船，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有一次，他们在一艘英国商船的夹层里，发现了几百箱鸦片，黑色的鸦片膏装在陶罐里，用油纸包着，散发着刺鼻的气味。那夹层藏得很隐蔽，在货舱的底部，要掀开几块木板才能看到，队员们找了半天，才发现。陈福看着那些鸦片，气得浑身发抖，他咬着牙，亲手把鸦片搬上船，运到虎门的缴烟点，每搬一箱，心里就恨一分：“就是这东西，害我哥哥死了，害我家破了！我一定要把你们都销毁！”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外商们终于扛不住了，缴出了所有鸦片，共计两万多箱，重约二百三十多万斤，堆在虎门的海滩上，像一座小山。林则徐决定在虎门海滩销毁鸦片，还邀请了广州的百姓和外商前来观看，让大家亲眼见证禁烟的决心，也让外商知道，中国禁鸦片的决心，绝不会动摇。

销毁鸦片那天，虎门海滩挤满了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百姓，足足有几万人，有的老人拄着拐杖，有的女人抱着孩子，有的年轻人骑着马，大家都想看看这历史性的一刻。林则徐让人挖了两个大池子，每个池子长宽各五十丈，池子里灌满海水，加入石灰，石灰遇水发热，冒着白烟。然后，队员们把鸦片切成小块，扔进池子里，鸦片很快就融化了，变成黑色的液体，顺着沟渠流入大海，发出“滋滋”的声音，像在控诉鸦片的罪行。

百姓们站在岸边，看着鸦片被销毁，有的激动得哭了，有的喊着“林大人好”，有的还扔起了帽子，欢呼雀跃；有个老人焚香祷告，嘴里念着：“老天有眼，鸦片终于被禁了，百姓有救了！”陈福和缴烟队的队员们站在最前面，看着黑色的液体流入大海，心里满是痛快——这害人的鸦片，终于被销毁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因为鸦片家破人亡了！

约翰等正直的外商也来了，他们看着销毁的场面，纷纷点头，约翰说：“林大人做得对，鸦片确实害人，禁了鸦片，对大家都好。”可颠地也来了，他看着鸦片被销毁，脸色很难看，像锅底一样黑，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他知道，林则徐是真的敢动真格的。林则徐走到他面前，严肃地说：“颠地先生，我知道你们靠鸦片赚了很多钱，可这钱是用百姓的生命换来的，是脏钱，是带血的钱。以后，广州只做正当生意，丝绸、茶叶、瓷器，我们都有，品质好，价格公道，鸦片绝不允许再进来。若是你们再敢夹带鸦片，我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颠地低着头，不敢反驳，只能小声说：“我知道了，以后不会再运鸦片了。”

禁烟成功后，广州的百姓们都很高兴，像过节一样。有的百姓给林则徐送锦旗，上面写着“为民除害”“清正廉洁”，有的百姓给缴烟队送粮食，有大米、面粉、腊肉，还有的百姓给队员们送衣服，缝得厚厚的，怕他们冷。陈福也收到了林则徐亲自颁发的“禁烟勇士”奖状，奖状是用红绸做的，上面写着“陈福同志，在禁烟工作中表现突出，特授予‘禁烟勇士’称号，以资鼓励”，是林则徐亲手写的。陈福把奖状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逢人就说：“这是林大人给我的，我以后还要帮着林大人，把鸦片彻底禁了！”

可林则徐知道，禁烟只是第一步，英国商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靠鸦片赚了那么多钱，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一边加强广州的海防，一边训练士兵，做好应对的准备。他让人在虎门修了十一座炮台，每个炮台上都安装了大炮，炮身是用生铁做的，能打很远；还招募了渔民组成“水勇队”，教他们怎么在海上作战，怎么划船、怎么扔火把、怎么破坏敌船。

陈望也组织洋行的商人，成立了“护港队”，帮着士兵们看守码头，传递消息。护港队的队员们每天都在码头巡逻，分成三班，白天黑夜都不停，遇到可疑的船只，就立刻报告士兵；他们还帮着士兵们搬运炮弹、粮食，有的队员还会说外语，能和外商沟通，了解他们的动向。陈望对林则徐说：“林大人，我们商人虽然不懂打仗，但我们熟悉海路，熟悉外商的情况，我们愿意为广州出一份力，绝不让鸦片再回来，绝不让英国商人欺负我们，绝不让广州的百姓再受苦！”

林则徐看着眼前的百姓和商人，心里很感动，他说：“有你们的支持，我一定能守住广州，一定能把鸦片彻底禁了。鸦片一日不禁绝，我一日不离开广州；英国商人一日不放弃鸦片贸易，我一日不放松警惕！”

可林则徐没想到，英国政府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竟然决定发动战争，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不久后，英国军舰就开到了广州海面，黑色的船身像巨兽一样，在海面上游弋，炮口对着广州城，一场鸦片战争即将爆发，广州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但此时的广州百姓，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和林大人一起，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土地，保卫自己的亲人，绝不让鸦片再回来，绝不让英国商人欺负自己！

七律·第25章

鸦片流毒害九州，林公来穗禁烟筹。

谕商颠地缴烟令，驱舰围馆截烟舟。

陈福助运烟归阜，将士列阵护荒丘。

英夷怀恨兴兵衅，竟驾艨艟犯南州。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