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春秋战国数百年动乱以来，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扫灭群雄，一统天下。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春秋战国数百年动乱以来，秦国奋六世之余烈，扫灭群雄，一统天下。

秦王嬴政首次在百官之前以“朕”自称，号称“始皇帝”。

“皇帝”本义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史记》），配以独尊的“朕”字，筑起人神壁垒。

自此，“皇帝”代替了周天子的旧称谓——象征着九五至尊的绝对权威，宣示着帝制时代的开启。

秦始皇横扫六合后的第一次朝会，在咸阳宫高耸的台基上宣布从此以后最高统治者名为“皇帝”。

“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当“皇帝”这个空前绝后的称号诞生时，李斯等人特意为君主选定专属自称：“天子自称曰‘朕’”。

从此“朕”这个字和玉玺一样，专属于最高权力者。

秦始皇

秦制的宏阔在汉代得到了延续。

皇帝的称谓也被完美承袭，并且朝堂上的称谓更加多了几分尊崇——汉代宫殿的台阶被称为“陛”，群臣上书皆称“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

“陛下”本指帝座丹陛之下人迹渐稀的守卫，在汉代开始成为指向帝王本身的称谓。

天子之威令人敬畏，“至尊”、“天颜”等等称谓也在朝野中蔓延开，在森严的宫禁前如薄纱般遮蔽着王权面孔。

汉武帝重用儒家为皇权绑定天授的神性，他的诏谕起笔惯称“皇帝问”，仿佛御座前有一尊永不屈从于世俗的巍巍神像，字字皆是昭示天命的神旨。

陈宝国版汉武帝

到了大唐时期，“皇帝”的称号未变，却又涌出多种别样称谓。

唐朝奉道教为国教，老子等道家代表人物被尊为“圣人”，帝王借此神化自身统治。唐玄宗时期更将“圣人”与帝王权威结合，形成政治符号。‌‌

“圣人”这个称谓在唐代已不再是儒家概念里面的虚指，唐玄宗时宰相张说在《圣德颂》中明载：“陛下以神武清内难，以圣文除积蠹”。

唐代大臣朝拜时助词：“恭祝圣人神武安康”。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唐玄宗

到开元全盛时，“圣人”之名承载着神性，其中之一就是象征天象祥瑞。

唐高宗泰山封禅时说：

“朕为人主而称圣人，实以德薄为愧”（《旧唐书·礼仪志》）。

这个称号也在唐朝繁华的文坛中频繁出现：王维曾写下“欲知圣人姓”的诗句；白居易更在《新乐府·司天台》以“司天台，仰观俯察圣人生”暗讽帝王失德。

唐太宗李世民

此称谓还深入宫闱日常。唐代宫廷记录《因话录》记载唐代宗与女官下棋对弈时，女官惊呼“圣人落子如天威莫测”。

唐代的一些比较出名的皇帝还有极具特色的个人专属称谓：

比如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被呼唤为“天可汗”；而到了开元盛世的时候，唐玄宗在梨园里敲鼓，戏班都称呼他“老郎”——这恐怕是历史上最贴近帝王面目的称谓。

女皇武则天更是名号的高手，她自封“圣母神皇”，又称“天后”，这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确实霸气。

到中晚唐时，《资治通鉴》记载更有“宅家”的奇特称呼，多用于内宫，属于比较冷门的一类。

武则天

两宋时期，汴京的繁盛，使帝王名号也显得更近尘世——官家。

澶渊之战前夜，寇准闯入宫禁，拽住真宗衣袖疾呼：“官家不过河，则人心溃散！”（《宋史·寇准传》）。

北宋汴京的勾栏瓦舍间，“官家”二字悄然流转于贩夫走卒之口。这一打破皇帝威仪的称谓，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注中考证：“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为国家，故兼称之”。

于是这个称呼在庙堂与市井间奇妙流转，后来连宋真宗本人都曾在诏书中写：

“官家每日于后苑观刈麦”（《宋会要辑稿》）。

宋神宗时期《续资治通鉴》载，欧阳修奏章称“官家免役新法宜缓行”。

苏轼直言：“称官家者，欲君知民为官之本”。

市井百姓也习惯以“官家”指代皇帝，足见这称谓上下通行其道。

直到东京城破那日，樊楼歌妓还在唱“道君官家题艮岳”……直到南宋末年，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崖山的浪头吞没了宋朝最后一声“官家”。

元朝的宫阙之上，“皇帝”称号依旧不灭，同时草原的风格也流于称呼。

蒙古铁骑踏破临安城后，忽必烈端坐大殿上。百官用蒙古语为他上尊号：“薛禅汗！”（贤明的大汗）

大都皇宫的金帐中，忽必烈在汉文诏书自称“皇帝”，蒙文敕令却必书“薛禅汗”。

《元典章》明载百官奏折抬头格式：“蒙古必阇赤（文官）写薛禅汗，汉人秀才写皇帝”。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百官朝见时以蒙语高呼‘达赖汗’（大海般浩瀚的君主），声震殿宇穹顶”。

元代帝皇还信奉佛教，因此皇帝的称谓与佛元素挂上钩。例如吐蕃高僧八思巴献《彰所知论》时，特意标注：“至上文殊菩萨化身，大元帝师法旨称薛禅皇帝”。

在整个“大汗”二字背后回荡着马嘶风啸，也意味着这个时期，草原的传统融入帝国秩序之中。

明太祖朱元璋恢复周礼旧制，在《皇明祖训》明定“皇帝”“陛下”为官方称谓。

但其实明朝的皇帝在文书上郑重称“朕”，在日常生活中，宫里、太监甚至平民之间都称“爷”，暗含亲近之意。

比如嘉靖年间《锦衣卫档》记载，太监辰时叫起必呼“万岁爷进膳”。

到了武宗朱厚照时期，名称就更加玩出花了。最出名的就是他化名“威武大将军朱寿”，同时谕令中特批“军民称吾为朱老爷”。

明武宗正德九年猎场惊马事件中，随驾太监谷大用哭喊“爷爷醒醒”的称谓，被内阁首辅杨廷和记入劝谏：

“内宦呼圣主如庶民，有违君威”。《请回銮疏》

万历矿税祸起时，苏州民谚还说“朱家爷爷缺钱使”。

这中略显平民化的称呼在明帝国的脉络里蔓延——南京守备太监持“万岁爷爷钧旨”截留漕粮，蓟镇边卒私议“皇上是北阙真龙，咱卫所只认戚爷爷”（戚继光）。

清朝皇帝称谓体系犹如三明治结构——顶层是满汉双轨制尊号，中层是宫廷生活口语，底层则是旗人社会的特殊称谓。

清宫除延续明代“皇帝”“万岁爷”称谓外，建立满汉双轨制，更在“汗”字上叠加满语尊号“han”。

清朝满文奏折用“han i hese”（汗之旨意），汉文诏书则书“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康熙帝批满文密折自称“amba han”（大君），汉文朱批却端书“朕安”。

康熙

乾隆三十年在热河行宫射猎，蒙古王公献雕鞍称“博格达汗”（长生天之子），而汉臣纪昀在《御制诗注》中谨慎注释“圣主神武远超汉唐”，称谓差异间尽显民族政策深意。

清代的“皇阿玛”之称更是人尽皆知。皇子公主日常请安必称“皇阿玛”，书面奏本则用“父皇”。例如康熙教导胤禛（雍正）射猎时曾有“阿玛今日教尔等开弓”的家常口吻。

到光绪帝时，每日向慈禧请安必称“亲爸爸”，至此满汉称谓在清末完成畸形融合。

清朝最出名的“老佛爷”一称，其实慈禧太后最初拒此称号。到光绪十年时，翰林院呈贺表再次误用“老佛爷”，却被她笑纳：

“既言四万万人皆呼此号，哀家便当真了”。（《翁同龢日记》）

此后在紫禁城的储秀宫寝殿还专设“老佛爷佛堂”。

慈禧太后

帝王称谓如时光长河中的波纹。

自嬴政以“皇帝”刻下至高权力的玉玺，到溥仪在紫禁城最后一次上朝，两千余年的帝王称谓史如一幅动态政治图谱：

从秦宫专横的“朕”，到盛唐亲近的“圣人”；从汴梁平民口里的“官家”，到边疆民族的“可汗”——这些看似微末的称呼背后，却是帝王驾驭之术的巧妙变化，更暗含封建王朝秩序的微妙流动。

然而，当冯玉祥的士兵推开宫门，溥仪的“皇上”称谓尚未出口，正阳门城楼上便悬挂上了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清帝退位诏书

1912年2月12日，《退位诏书》钤印“法天立道”玉玺印，溥仪听见他在紫禁城中的最后一声“皇上”……

此时的汉口街头，《民立报》号外正漫天飞扬：“终结帝制，天下归民！”

至此，这个沿袭两千多年的至尊称谓，随着紫禁城大门缓缓关闭而冻结在历史中……

……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上，他高喊着“人民万岁”！

人民的江山，自有其万古长青的称谓！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