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仪式正式开始前，《松花江上》的歌声响彻全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仪式正式开始前，《松花江上》的歌声响彻全场。

《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烽火岁月，一首首经典的抗战歌曲，成为历史深处最生动的记忆。穿越80年时空，它们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与内涵，已然成为深刻的精神符号。

形成强大合力

“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1938年，画家丰子恺写下自己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至汉口一路辗转之见闻，不禁感慨：“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抗战歌曲是抗战历史中殊为闪耀的记忆载体。一首首经典抗战歌曲以通俗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内容，联结不同阶层的情感，让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能在歌声中找到共鸣，形成全民抗战的强大合力。

这些超越地域、阶层、党派的抗战歌曲，起到了打破隔阂、凝聚共识的作用。尤其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呼声之下，抗战歌曲以直白的情感表达和鲜明的爱国立场，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方式。比如最初作为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直接喊出了全民族反抗侵略的共同愿望，在1935年诞生以后，迅速得到传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良好舆论条件。

《松花江上》则是联结阶级情感的典型代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大批东北军民被迫流亡关内。1936年，作曲家张寒晖在西安目睹东北流亡学生的悲惨境遇，创作了《松花江上》。歌曲以直白的叙事和悲怆的旋律，描绘了东北人民失去家园的痛苦，不仅让东北流亡者感同身受，更让关内的工人、农民、学生等不同阶层的人深刻体会到“亡国之痛”。在“失去家园”这一共同命运面前，内部矛盾被暂时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对民族危亡的共同担忧。

近代中国，“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尚未完全深入人心。《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通过对民族和国家的反复歌颂，极大增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对国家观念的共同认同。

歌声就是武器

抗战歌曲不单单是鼓舞人心的团结方式，更是抗战的重要手段。抗日战争时期，曾有报纸对《黄河大合唱》给予这样的评价：“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日本鬼子靠垒窝（修碉堡），国民党靠吃喝，八路军靠唱歌。”山东作家铁流新作《八路军唱歌》的开篇所引用的民谣，就是对这一抗战手段的生动描述。

在前线，战歌是将士们杀敌的精神武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等在集会上、游行中都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此曲成为“八百壮士”鼓舞士气的战歌。1938年，在台儿庄大捷中，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爱泼斯坦目睹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炮火冲锋的壮烈情景。“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在《人民之战》一书中，爱泼斯坦如此写道。

在后方，战歌是动员民众支前的重要手段。铁流提到：“那时，八路军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下的剧社、剧团的文艺演出，在发动群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还为广大农村培养了无数庄户剧团。仅山东根据地就有两万多个庄户剧团。很多老百姓是听了歌曲看了演出后参军或支前的。”

《游击队歌》则在动员群众参与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贺绿汀作曲作词的《游击队歌》诞生。“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歌词生动描绘了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让群众意识到游击战争不仅是军队的事，而且人人都能参与。在这首歌的影响下，许多农民成为游击队的情报员，为游击队传递消息、提供粮食；青年则加入游击队，参与战斗。

同时，抗战歌曲还能作为“心理武器”，瓦解敌人的斗志。比如《松花江上》等歌曲，就曾在策反伪军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影响。

永恒的精神符号

烽火战歌，如同历史重现，激荡着时代记忆。那些诞生于战争年代的歌曲，是中华民族受尽压迫和屈辱的黑暗年代里自省、自救的生动写照和深情记录。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战争，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重塑。抗战歌曲在传播过程中内涵不断丰富，从最初的“抗日救亡”逐渐扩展到“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爱国主义”等多个层面，最终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此，不朽战歌，始终葆有激荡人心的力量。

歌唱家王宏伟曾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上，唱响《松花江上》。谈起这段经历，他回忆：“面对1000多名观众，想到70年前国家支离破碎的惨状，心中悲愤难以言表，仿佛自己就是一名流亡民众。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更是声泪俱下。”

在王宏伟看来，《松花江上》能成为不朽经典，密码便在于用旋律刻下了民族无法忘却的苦难记忆，用歌声凝聚了亿万国人共通的家国情怀，让每一代听者都能从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的父母是《黄河大合唱》的初代表演者，与《黄河大合唱》同龄的他，把《黄河大合唱》视为自己的“胎教音乐”。他说：“《黄河大合唱》从诞生的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它奏响了抗战的最强音，也唱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势不可挡。”

“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一如丰子恺在1938年发出的慨叹，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80年，中华儿女的热血依旧滚烫。这血液循环全身，迸发出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