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到尼克松访华前，中美两国处于隔绝状态。相较而言，中方可以通过国际组织、美国国内以及海外驻美媒体以及第三方信息载体获取美方信息，而美方则主要通过中央情报局收集有限的中方公开发布信息，作为情报工作的信息来源，并过滤之后进入美国官僚体系并部分分享给其他

所评图书：

书名：《纸上战场：美国中情局涉华国际传播的信息遮蔽：1949-1972》

作者：陈强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7月

新中国成立后，到尼克松访华前，中美两国处于隔绝状态。相较而言，中方可以通过国际组织、美国国内以及海外驻美媒体以及第三方信息载体获取美方信息，而美方则主要通过中央情报局收集有限的中方公开发布信息，作为情报工作的信息来源，并过滤之后进入美国官僚体系并部分分享给其他西方国家。

毫无疑问，美国对于哪怕是盟国也会开展主动的战略宣传，以及针对对方信息开展形象塑造，对于冷战期间的战略对手就更加如此。虽然1949年到1972年，美方所能获取到的中方信息如此之少，如此之单一，但这也并不影响这种信息再生产、知识生产和形象塑造。

新出版的《纸上战场：美国中情局涉华国际传播的信息遮蔽：1949-1972》一书，根据美国中情局密级档案的解密文档，探讨了美国中情局是如此利用有限的中国信息进行扭曲宣传的。

比如朝鲜战争期间，针对中朝双方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开展“细菌战”，中情局梳理出中国官方媒体就此事的时间线，咬定中方目的是污蔑美国。

又如，新中国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美国如临大敌，以己度人，认为中方很可能会效仿美国以及欧洲殖民国家在非洲、拉美实施过的渗透战略。

书作者指出，中情局在媒介的选择上并没有侧重点，对于港英时期中方在港的出版物，以及中国内地各级党报，公开出版物等只要能收集到，就纳入类别进行收集，几乎无所不包。这显然表现出信息整合提取能力的不足，但这样的不足，因为信息收集的丰富性，使得其扭曲、牵强的结论，对于美国的仆从国、庇护国似乎因此变得可信起来。“中情局通过提取可供放大”中方能力，尤其是将中方塑造为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庇护国、仆从国可能形成威胁的“博弈能力强大的异质性国家”。

书作者指出，正如迈克尔·哈尔特与安东尼奥·内格里的殖民主义叙事逻辑所指出的，美国中情局基于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二元框架，以己度人，根据自己的霸权逻辑来对中方的行事逻辑进行构建，然后渲染威胁论，从而不仅完成了对中方的想象和塑造，而且也强化了对自身功能的想象和塑造。

如书中根据美方解密档案所显现的那样，中情局下设机构专司对中方情报的收集，涵盖了1949年开始中国内地的土地改革、中速改革、工业生产、干部培训、自然灾害、财政等方方面面信息，还尤其关心中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中情局通过对照国民政府时期的土地政策，推断新中国土地改革的成效，以及新中国在组织大规模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投建中的成效。

以书中谈到的中情局对新中国广播的分析策略为例，其正确地意识到与国民政府的中央社的广播相较，新中国的广播采用简单和明晰的语言，避免文学化的语言，尽可能采用能让普通中国民众理解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中情局非常善于从中国以及苏联的公开媒体报道中，去捕捉中苏在各自共产主义阵营中所处位置等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也相当程度上关心中方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态度。1958年后，中苏在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逐渐公开化，中情局因而加速收集这类信息并展开跟踪研判。如书作者援引档案信息所指出的，中情局以中苏争端为依据，致力于抹黑中方的外交表现，这与中方“自身的叙事形成了鲜明反差”。

而中情局对于中印关系变化的捕捉，显然是相对成功的，仅从中方以及印方公开媒体对于彼此关系问题的一些分歧扩大的迹象，就推导出了一些的趋势性信息。

中情局善于将公开信息，进行意识形态化的绑定，如对中方的外交活动，就从中苏、中印关系的波动，再加上中方在东南亚地区的有限外交活动，以及中方与日本、缅甸相关党派的党际交往，形成了对中方全方位的“争吵”形象的描述。中情局基本上回避了中方自己宣传和恪守的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多年后的威胁论只不过是这种抹黑宣传的升级版。

中情局在1949-1954年，乃至1972年之前，比较突出地在合法性上抹煞新中国，以及北京，尤其是将北京仍旧称为“北平”，并以此主导美国塑造的国际传媒、文化艺术秩序，采用这类话语体系。

来源：渝川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