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是1943年10月的一天，天刚擦黑，冀鲁豫边区的一个小村子刚安顿下修械所。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是1943年10月的一天，天刚擦黑，冀鲁豫边区的一个小村子刚安顿下修械所。

天气已经有些凉了，工段长刚躺下准备休息，心里却总觉得不踏实。

他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干脆披上衣服走到村东头看看情况。

谁知道这一走，还真看到了不对劲的动静。

田野那边一片黑影晃动，人影密密麻麻。

他一下子警觉起来：鬼子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拔腿就往回跑，一路风一样冲进所长的屋子：“不好！敌人来了，已经摸到村口！”

所长一听，没犹豫：“快！把枪械藏起来！工具也别落下！”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日伪军的包围圈早就合上，村子四面都是枪声和喊叫。

工人们只得四散突围。

他趁着敌人还没封死村后那条小路，一路狂奔。

跑着跑着，后面有人大叫：“站住！”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

那时候他顾不上其他，一边跑一边扯掉大衣，轻装快逃。

前面是条封锁沟，没法跳过去。

他转头看见战友张瑞发也在逃，两人一合计，赶紧钻进旁边坟地的杂草堆里。

草长得密密的，高过膝盖，他们躺在里面一动不动。

敌人来来回回搜了好几遍，草丛里响动一片，但始终没发现他们。

这一躲，就是六天。

白天不能动，晚上冷得刺骨。

他们靠背靠背取暖，嘴唇冻得发紫。

没有吃的，连口水都咽不下去。

第六天，一位老乡蹑手蹑脚地送来了四个窝窝头，悄悄说：“这几天又打死了好些人，鬼子天天转。”两人接过窝头，眼眶都红了。

这不是小说情节。

这是真实发生在抗战后方的日子。

可要说这事儿的起点，还得往前推上几个月。

那年春天，他刚被提拔成修械所的工段长。

别看只是个技术岗位，压力可不小。

那时候部队打完一仗，缴获的日伪军武器常常零件被破坏，尤其是机枪，几乎都不能直接用。

可是八路军的武器本来就紧缺，修械所成了前方最重要的“后方”。

有一次，前线刚打完仗，修械所一下子收到了三十几挺轻重机枪。

问题是，其中有四挺是重机枪，而三挺缺了发火机——这等于是心脏没了。

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只说了一句：“这批枪，三天内必须修好。”

“能行吗？”有人小声嘀咕。

他没多说，只回了句：“三天，准时交工。”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修械所的工具简陋得很。

有的零件全靠手工锉出来，配个弹簧都得一点点比着磨。

他带着4个班的弟兄，自己先动手干最难的活。

小毛病交给熟练工，大问题他亲自盯。

晚上拆枪装枪，反复试验，哪怕一颗小钢珠装错了位置都不行。

他们三天三夜没合眼，饭顾不上吃，水也是匆匆喝几口。

有人眼睛熬红了，有人手磨破了皮。

可到了第三天下午，那三挺重机枪也修好了。

每一挺都能正常射击，火力全开。

李司令员来了，亲自站在工房门口看着一地的枪，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这批枪，能救不少命。”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回去又继续修下一批。

后来统计了一下，从那次开始，到10月底前，修械所抢修了130多挺枪械。

每一挺枪都被送回前线，赶在下一场战斗之前交到战士手里。

可是十月的那场“大扫荡”，把修械所也打散了。

日伪军集中了两万多人，展开了整个冀鲁豫边区空前的一次围剿。

敌人白天扫荡，晚上埋伏，村村设卡，处处封锁。

他和张瑞发靠着老百姓的接济，东躲西藏，从一个村跑到另一个村。

走到安岭集时，看到墙上贴的反动标语，气得撕下来一大把。

旁边一个大爷低声提醒：“村西头还有鬼子，快走。”

他们转道去了大冯村，找到了曾经住过的房东。

老乡端出一锅热饭，给了几斤谷子，还找了件旧棉衣。

他们磨了些粮食正准备上路，枪声又响了。

又一次被打断，又一次逃命。

就这样，他们绕了一大圈，又摸回了修械所附近。

没多久，部队打回来了。

那些跑散的战友，一个个重新聚拢。

见面的时候，谁都没说什么，就是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再后来，他调去了山西太原，住进了享堂247厂的宿舍。

张瑞发来看过他一次，1952年。

两人坐在屋里聊了半天，谁都没提那六天的事。

临走时，张瑞发说：“我可能要去四川了。”他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工段长”。

参考资料：

李凤瑞，《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刘统，《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中信出版社，2015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八路军抗战纪实》，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