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笑容满面地翻出手机里孩子们的合照来,“这是我二宝”——一个眼睛明亮、长得颇像年画娃娃的小女孩,旁边是一个眉眼相似个头更高的小男孩——“我儿子,赖赖叽叽的”,他忍不住讲了东北话。
(受访者提供/图)
演员潘斌龙算是老来得子,41岁有了儿子,45岁又添了女儿。因此,他格外珍惜他们两个。
他笑容满面地翻出手机里孩子们的合照来,“这是我二宝”——一个眼睛明亮、长得颇像年画娃娃的小女孩,旁边是一个眉眼相似个头更高的小男孩——“我儿子,赖赖叽叽的”,他忍不住讲了东北话。
他说他不太知道怎么当父亲,要靠媳妇教他,“真的,因为她陪孩子时间比较长,她会说这段时间我应该怎么跟孩子交流,作为父亲,要多带孩子出去玩儿。”有一次他工作完回家给孩子买了一个乐高玩具,为了孩子清早醒来能感到惊喜,他熬夜把它拼完了。
两个孩子跟他还是不亲近。每次回家,女儿都不让他抱,且得哄一阵,他的办法是女儿做什么他都跟在身边,直到女儿说,爸爸你别跟着我了。今年大年初四,他就要出差去拍戏,出发前一晚,儿子困急眼了,摔跤大哭。潘斌龙连忙问他摔哪儿了,儿子说,爸爸你别管我。等到要睡觉了,女儿也跟妈妈说,妈妈,要不让爸爸出去吧。
“我眼泪就止不住,哭了半宿。他们只是知道‘爸爸’这个称呼,甚至不知道爸爸意味着什么。”他伤心又愧疚,心里明白为什么,“可能因为我老不回家。”
潘斌龙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早期“什么都干”——跑组、做副导演、当婚礼司仪、主持商业活动、给中小学生排练合唱——为了养家糊口。后来拍戏拍出了点名堂,邀约多了起来,他总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有时行程确实冲突,他要提前从前一个活动离场赶下一个通告,会抱歉很多天。戏接着戏,每次拍完,大概能回家待两三天,“也就这样了”,一年算下来,总共十几天。
2025年6月,我在上海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又是参加新电影《不再退缩》的定档发布会、又是连着接受不同媒体采访,还有些别的应酬和通告。两个月后,电影上映,他在其中饰演父亲刘中华,女儿刘星榆天生跛足,是在父亲的坚持和引导下,慢慢被治好,最后甚至成为出色的冰球运动员。
潘斌龙理解的刘中华就像自己的母亲,“没有自我,没有为自己活过。”他的母亲生前罹患风湿性心脏病,最常说的是,身体不行了,没法把孙辈照顾大——“总是在考虑别人。”
同时他又觉得,扮演刘中华算是弥补遗憾。刘中华一直陪着孩子成长,家事操心了个遍。这是他作为父亲没能做到的。
“那你有想过减少一点工作,多花点时间到家庭上面吗?”我问潘斌龙
他皱皱眉头说:“不敢。”
“是因为我演配角多了,我就是‘配角演法’了?”
潘斌龙怕大家忘记他。
他坦言从开始打拼起就习惯性焦虑,并且不知道这种焦虑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回归家庭,工作少了,“长时间不露脸”,大家忘了他,有活就不找他了。
某种程度上,他一直是大银幕上的常客。单是参演的比较出圈的春节档影片,就有《满江红》《你好,李焕英》等。有人整理了他近几年上映的电影,2023年和2024年都逼近两位数,2025年,已映和待映加起来,更是将近30部。还未定档的作品中,2026年、2027年、2028年计划各上映一部,最远的排到了2033年。
但好像没什么人记得他的角色,可能是因为,绝大多数是配角。最知名的是《无名之辈》(2018)中的“小人物”李海根,憨厚木讷,但善良重情,陪兄弟胡广生去打劫,满脑子想的只有挣点钱跟喜欢的女孩结婚。
前阵子潘斌龙听到别的工作人员说,大潘老师就是“配角演法”。他心里一下子过不去这个坎了,“为什么叫‘配角演法’?”他又皱起眉头,“是因为我演配角多了,我就是配角演法了吗?”
这样的问题几次涌到嘴边,还是没有问出口,因为答案“能够想象”。他猜测,是表演状态的原因——所谓“主角演法”是掌握节奏的;出演配角,更多则是在迎合,“比方说这场戏主角是在你这儿,我就迎合你。我之前说相声,也是捧哏,给搭档垫得稳稳当当的,递话特别瓷实,换句话说,善于打配合。”他说,就是会下意识觉得,观众的注意力应该在另一个人身上。
不过,其中的分寸并不容易把握。有时明明轮到自己发挥,他却很难合理地展现相应部分。因为,好像会涉及“抢戏”?会让人很讨厌,是吧?他太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了。每回拍戏,总跑到监视器后边看自己的片段,揣摩怎样能更好。导演只要有点犹豫,他就主动提出,“要么再试试。”《不再退缩》的导演齐星也说,拍摄期间,两人凌晨四五点还在讨论当天的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短视频、碎片化传播的出现又给人增加了新的疑惑。为了抓取更多观众的注意力,电影常常被剪成片段进行宣传,这些片段要制造情绪或者悬念。对于演员来说,最容易被标榜的当然是“炸裂式演技”。原本,潘斌龙觉得表演不该露出痕迹,现在又怀疑,如果在一个片段中观众看不出你在表演,是不是反而显得不会演?外界的评价体系快速变换,他有点懵。
“不自信”的源头可能要追溯到小时候。他学习不好、一看书就困,比不过别人家的孩子。母亲又是打击式教育:遇到开心的事,永远给他泼冷水,总怕他飘;遇到不开心了,则是“记住,这就吃亏了,得吃一堑长一智”。他至今记得这些话,母亲的口头禅是“你啥也不行”,父亲的话更重,“啥也不是,什么玩意儿。”
一件至今仍会被提起的事是,2008年,潘斌龙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从台上下来,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母亲,母亲说,不管怎么着,这事过去了,你现在要冷静,迎接新的一天。
但他不说爸妈半句不好。提这些,总以“我妈真睿智”“我妈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老师”作结。
自信心起初或许是一株生机勃勃的幼苗,在生长的过程中遭遇反复捶打,只得恹恹地沉入泥土深处。后来终于有了养料和水分,但也只能“往上拉一点点”。经纪人Tina说,她经常真诚地给出夸赞,但潘斌龙总认为这些夸赞是工作的一部分,是让场合更融洽的场面话而已。对了,潘斌龙还习惯了维持气氛——齐星记得,《不再退缩》剧组氛围特别好,大多归功于作为主演的潘斌龙。他演过主角,也不能说演得不好,但作品没爆,他还是没有代表作。
2021年3月,在演技竞演节目《我就是演员3》总决赛上获得星钻总冠军后,潘斌龙先是狂喜,给爱人打了个电话,情绪就过去了。2025年是潘斌龙的本命年,生日那天正好在剧组里,经纪人和其他演员拉上他在酒店里吃顿饭庆祝,还做了些写着“永远十八岁”的横幅。48岁的潘斌龙最后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盛大地庆祝生日,太折腾大家了。
喜剧的分寸
很长一段时间里,潘斌龙都觉得自己时运不济,努力接了那么多工作,演得刻苦认真,为什么总是没有更好的机会?是外形问题吗,身高不高,或是长相平平?
他其实有过特神气特得意的时候。从小就展现出把控喜剧的天赋;入伍后自学相声、快板等,进步飞快,逐渐成了台柱子:一场晚会14个节目,他包揽11个,不是在台前演,就是在幕后换衣服。那时做喜剧好像轻而易举——部队的舞台上,放个屁都能引来哄堂大笑;复员后又“比较幸运”,一下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班,师从童年“偶像”冯巩。四年后,他就和老师上了春晚的舞台。
现在回想,那真是黄金年代,他一直朝着目标行进,最重要的是,“还挺顺的。”于是做什么都信心十足,甚至有些自负。
不过,做台柱和上春晚没能让他火起来,《爱笑会议室》倒是找上门来。2010年开始,潘斌龙加盟这个东北地方卫视的小成本喜剧节目,成了“元老”。
节目通过互联网传播得到年轻人的喜爱,新世界的大门徐徐展开。团队里也全是年轻人,他“岁数大了”,又要兼顾拍戏,跟不上大家的节奏。别人全身心地揣摩段子,分析喜剧结构、思考作品规律,整个过程他都不在,“断得挺严重。”慢慢地,他发现自己“想包袱的能力好差”。
这种断档很难弥补。潘斌龙说,需要重新分析看过的所有小品、包袱和相声,从无到有地把结构研究明白。
他在《爱笑会议室》演了好几年。强度最高的时候,每周一期节目,他要出一两个小品。节目中他叫“大潘”,演得很卖力。之前的断档好像尽力赶上了,又好像总是差一点。离《爱笑》的其他人最近的一次,是几个人一起熬夜,推敲一个段子,直到晨光熹微,他倏忽有了一个念头,刚要开口,另一个演员抢先说出来了。他现在想起来还是懊丧:“嘴咋这么快呢。”
但无论如何,喜剧一直是他的舒适区,直到他开始演电影。
他经常在影片上映前看片的时候,对自己某个地方的表演不满意。“之前总觉得,只要包袱力度够大,观众就会喜欢,但其实好像也不是这样的,”他分析说,“包袱加得合适,是能够加分的;加多了、太刻意了,可能就是累赘。”
更大的问题在于表演状态,“他们是沉下来的,我是提着气的。”喜剧舞台确实需要提气,或者吊着嗓子。拍电影不行,得沉下来,才能真正进入角色——他现在更想从人物角度出发,塑造丰满、灵动的形象,“可能更能抓住观众。”
这样的改变有一定难度,像是“突然改用左手吃饭”。他对喜剧的方式太熟悉,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有时演得入神,很容易又回到原本的喜剧状态。
如何把握喜剧分寸是潘斌龙直到现在都在琢磨的功课。有时候太多,好比《无名之辈》里的李海根,外号大头,一头卷毛加上无辜的表情,等于直接告诉观众“这位是负责搞笑的”。有时候太少——这是他最近的反思——回头看以前的作品,发现在塑造人物的基础上,其实还能做出很多喜剧点来。击中的时候最爽,有一回,他和一帮老头老太太演红白喜事乐队,一次丧事后,乐队歇在灵堂里。按照剧本,他要点烟,发现没火,就放下了。但他没这么演,加了个小创意:用灵堂里的长明灯点火,结果,把长明灯给吹灭了。
他自觉很努力。比如,想不通人物逻辑,就熬夜想,甚至通宵,逼出身体的本能反应。用东北话讲,叫“努着”,意思是,给他一个机会,他会把握住。一些励志的叙事中,主人公蛰伏着默默努力,终于抓住某个从天而降的机会,一鸣惊人。潘斌龙没遇见这样的机会,“总觉得有点不忿。”
但最近他发现自己的心态转向平和:不要那么努,好像确实会更好?2025年8月,他在我们的第二次采访中提到这种变化。那时候他和家人刚结束假期出游回来,没有人察觉到他的这种变化。
电影《不再退缩》剧照
“爆发点”
东北的夏天结束得早。说不清过了多久,也可能只在一夜之间,凉意就一点点蔓延开来。气候变化的细节难以说清,就像潘斌龙也说不清楚自己的转变。
只是有什么事情确实跟原来不一样了。比如,他演了几次主角后想,所谓的主角演法、配角演法,好像也没太大差别。“对我来说,生活中真正平凡的那些琐事,真的是难演,都是靠细节把人物塑造起来的。不可能是因为一段什么激情戏、一段情绪戏就能演好。”有回他接受CCTV6的采访,主题是“醉心演好小人物”。
唯一的不同可能在于,做了主角,“不讲话是不行的。”他现在必须把对剧本的看法全部讲出来,逼着自己去决策、去表达,带着主角意识“服务好大家”。
潘斌龙有这份责任心。最近,他六年前主演的片子《西渡》入围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那是难得的真正开心的时刻,因为剧组全体的努力终于被看见。
齐星的印象是,潘斌龙来到了某个“爆发点”,之前他觉得潘也很好,但更期待,“看看怎么能够调整小品状态的那种东西。”齐星说,小品演员很棒,但依靠即兴发挥,而潘斌龙在拍《不再退缩》时,“所有的状态都在那”,演戏的间隙“是静下来的”,精力都用在表演上。
同时,潘斌龙开始有自己的一套应对方式:自觉“没什么文化”,得补、得充电,于是“下了一堆听书软件”,没事就听。说到一半,他拿起手机,开始向我展示自己的收藏夹和收听记录。他听得多且杂,大案纪实、历史串讲,还有曾国藩,“别太文盲了就行。”
他还是很忙,很忙的间隙还是总给家里打电话。每天三到六个,基本要占去工作之外的全部时间;有时电话在工作期间进来,除非正在拍戏,也一定是接起来——聊的全是家里的事。
两个孩子也带来些治愈和改变。孩子大点了,能感受到爸爸没有完全缺席,会说“爸爸你好帅”、“爸爸我好爱你”,对他来讲那是非常纯粹的爱和赞美。
在第二次采访时,他提到了做好演员与做好人的关联:“以前学戏,师父会说‘做艺先做人’,这是说,要做一个好人,而不是老好人。我以前可能会有一些讨好的性格,但随着接触的人和事越来越多,性格也有了很大的调整。”他说自己一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比如这个暑假,他带着全家出去玩了一圈。在经纪人Tina的记忆中,她与潘斌龙共事六年,这还是第一次。以前对孩子的陪伴更多发生在家里,老大一岁多刚会走路,潘斌龙陪着他,在小区外边的路灯下玩影子。现在,潘斌龙把全家带进剧组。拍《不再退缩》这回,家人跟着他到齐齐哈尔,等他收了工一起看丹顶鹤。
儿子到了学龄,在其他剧组客串角色,孩子是不管剧组多少人对着他的,不想拍就闹脾气,想哭就哭,镜头爱在哪在哪,几乎靠哄着才把戏拍完。他后来说,“爸爸,你们做演员也太容易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郭思航
责编 杨静茹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