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究竟是什么？是华尔街里那些穿着昂贵西装，对着一堆复杂屏幕敲敲打打的精英游戏吗？是新闻里每天播报的让人眼花缭乱的股市指数吗？还是那些躺在银行APP里似乎永远也搞不懂的理财产品？这些挥之不去的印象或许都与金融的真相相去甚远。

金融究竟是什么？是华尔街里那些穿着昂贵西装，对着一堆复杂屏幕敲敲打打的精英游戏吗？是新闻里每天播报的让人眼花缭乱的股市指数吗？还是那些躺在银行APP里似乎永远也搞不懂的理财产品？这些挥之不去的印象或许都与金融的真相相去甚远。

在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威廉.戈兹曼的鸿篇巨著千年金融史中，一幅截然不同的画卷在我们面前展开。

这部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誉为一部内容庞杂、气势恢宏的杰作的作品，其核心观点足以颠覆我们很多人的常识，金融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利，更不是什么资本的附庸，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和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甚至可以说是奠定了人类文明基石的核心技术。

是的，你没听错，金融是一门技术，一门和文字、法律、车轮同等重要的技术。

戈兹曼教授正是要通过这本书，带领我们穿越回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那里的一块小小的泥板开始，为我们揭示了金融如何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

从城市的崛起到帝国的兴衰，从远洋航行到科革命，背后都闪耀着金融工具的光芒。

这趟由戈兹曼担当向导的旅程，无关乎你是否懂炒股，是否要考什么金融证书，它关乎的是理解我们人类自己，理解我们是如何从一个个孤立的部落，一步步走向今天这个高度连接的全球化社会的故事的开端。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片被誉为文明摇篮的土地，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这里没有股票交易所，没有银行，甚至连硬币都还没有出现。

但戈兹曼告诉我们，最纯粹、最核心的金融活动已经在这里蓬勃发展了。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没有钱怎么搞金融？

这就引出了戈兹曼全书的第一个核心洞见，金融的本质不是钱，而是对时间的处理，它是一种能将经济价值在时间轴上前后移动的工具。想象一下，你是一个5000年前的苏美尔农民，春天播种的时候，家里的粮食吃完了怎么办？

你可以找一个富裕的邻居借一袋大麦，并承诺秋天收获后还给他一袋半。这个简单的借贷行为就是一次金融活动，你把未来的价值，也就是秋天才能收获的粮食，提前搬到了春天来使用，而那个多出来的半袋大麦就是利息，它是对邻居出借资源所承担的时间成本和风险的补偿。

这种跨越时间的价值转移，就是金融最底层的逻辑，而要实现这种跨越时间的承诺，光靠口头约定可不行，万一对方不认账怎么办？于是，人类文明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文字便与金融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在乌鲁克这样的古代城市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这些泥板刻着的可不全是神话史诗或者国王的功绩。

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金融合同，比如一块泥板上可能会这样记录，某某在某年某月从某某处借走五头羊，约定一年后归还六头羊，然后借贷双方会用自己的印章在湿润的泥板上按个戳，再拿去烧制，这份合同就变得坚不可摧。

这块小小的泥板就是一台时间机器，它把一个未来的承诺牢牢地固化在了现在，使其变得可信、可执行。

戈兹曼强调，金融和文字这对孪生兄弟从文明的黎明时期就互相成就，没有文字，复杂的金融合约无法被记录和强制执行，而金融活动的巨大需求又反过来极大的推动了文字系统的发展和普及。更有趣的是，苏美尔人还发展出了极其复杂的数学系统，比如60进制，我们今天计算时间的1小时60分、1分钟60秒以及圆周的360度都源于此。

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数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计算利息，尤其是复利。

看来，从古至今，计算收益这件事一直是推动数学进步的强大动力。所以，当我们谈论金融的起源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城市语言、法律合同和数学这些文明基石的交织之与共生。

随着城市的出现，人口密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金融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不仅仅是居住地，更是一个巨大的金融网络中心。

戈兹曼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城邦的神庙在当时扮演了类似中央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角色，农民们可以将收获的粮食储存在神庙的仓库里。

神庙开具给他们一张记录着储存数量的泥板收据，这张收据就成了一种早期的银行券，农民可以用这张收据去交换其他商品，比如工具或者布料，而收到收的工匠则可以随时拿着它去神庙兑换出等量的粮食。

你看，价值的流动不再需要依赖于笨重的食物，一张小小的泥板就完成了，这难道不是现代银行汇票的雏形吗？

更进一步，神庙还会利用自己庞大的资源进行放贷，为商业活动提供资金，比如一个商人想组织一支商队去远方进行贸易，但缺少启动资金，他就可以向神庙贷款。

这些贷款合同里详细规定了本金、利率、还款期限，甚至还有担保人和违约的惩罚措施。

这些几千年前的金融实践，其复杂和精巧的程度足以让很多现代人感到惊讶，它证明了金融并非是某个天才的灵光一闪而逝，在解决人类社会协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时自发演化出来的一套制度和工具。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互动，而金融契约则为这些互动提供了信任的基石，让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协作成为可能。

没有这套系统，城市的规模和复杂性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从苏美尔文明到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金融架构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不断演进和完善。

戈兹曼特别提到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一部伟大的法律文件，但戈兹曼提醒我们，法典中有大量的条款都是在规范金融活动。

比如法典明确规定了贷款的最高利率，谷物贷款的年利率不得超过本金的33.3%，而银子贷款的利率则低一些，是20%。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

这说明当时的借贷活动已经非常普遍，普遍到需要国家最高立法来进行干预，以防止高利贷破坏社会稳定。这难道不是最早的金融监管吗？

法典还对债务奴隶制做出了限制，规定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人最多为债主，服务三年就必须恢复自由身。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社会公平观念，试图在债权人利益和债务人基本人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此外，在商业实践中还出现了更复杂的金融工具，比如一种被称为塔普提的合伙制，几个商人可以共同出资组成一个商队，约定好利润和亏损的分担比例，这大大降低了单个商人的风险，使得更大规模、更长距离的贸易成为可能。

这不就是现代合伙企业的早期形态吗？

这些金融架构的出现，让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文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构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信用体系，支撑着复杂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网络，让整个社会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运转起来。

然而，再辉煌的文明也有落幕的时候，到了公元前一千纪，随着波斯帝国的崛起和地中海贸易的兴盛，美索不达米亚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逐渐被削弱。

戈兹曼分析，其金融体系也出现了一些僵化的迹象，长期的战争和政治动荡破坏了原有的商业网络和信用基础。同时，一些在早期非常有效的金融工具，比如债务奴隶制，其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虽然美索不达米亚的金融创新为后来的文明，特别是希腊和罗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他自身却未能完成向更高级形态的演化。这个古老文明的黄昏告诉我们，金融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它必须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技术环境相适应，才能保持活力。

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而内部的金融架构无法及时调整和革新时，衰退似乎就难以避免。这就像一个曾经高效的操作系统，如果不能持续更新升级，最终也会被新的更强大的系统所取代。

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了爱琴海、古希雅典，这个以哲学、民主和艺术闻名于世的城邦，同样也在金融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戈兹曼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那里是当时地中海最繁忙的贸易中心之一。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雅典商人，准备出海去黑海沿岸购买古物，再运回雅典贩卖。这趟航行风险极高，可能会遇到海盗，也可能遭遇风暴，船毁人亡。

你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船只和货物怎么办？于是，一种被称为航海贷款或冒险借贷的金融工具应运而生。

你可以找一个富有的投资人借一笔钱。合同的特殊之处在于，如果你成功返航，你需要连本带利归还一笔高额的款项，这个利息可能高达22.5%到30%。

但如果你因为不可抗力，比如遭遇海难而血本无归，那么这笔债务就一笔勾销，你什么都不用还。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

这难道不就是现代风险投资和保险的结合体吗？投资人通过收取高额利息来对冲那些失败行情所带来的损失。

对于商人来说，他用未来的部分高额利润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保险，将倾家荡产的风险转移给了投资者。这种精巧的制度安排极大的激励了雅典的海外贸易，它让有商业头脑但缺少资本的普通公民也有机会参与到高风险、高回报的航海事业中，整个雅典的商业活力因此被彻底激发。

此外，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催生了公共金融的实践，城邦的开支，比如修建神庙、举办戏剧节、维持海军，都需要钱。这些钱从哪里来？

除了税收，雅典公民还会进行公共捐助，一些富人甚至会自愿出资装备一艘三层桨战舰。这种公民参与公共财政的模式虽然还很原始，但它蕴含着主权在民的思想，即城邦的财政是所有公民共同的事业。

就在雅典的商业和民主达到顶峰的同时，一场货币革命也在悄然进行。在此之前，交易大多使用称重白银或者以物易物。公元前7世纪，在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王国，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铸币被制造出来。这些由金银合金制成的小块金属，上面打着国王的印记，宣告了他们的重量和成色。

由国家信用背书戈兹曼指出，铸币的发明，其意义远不止是让交易变得更方便那么简单。它是一项深刻的金融和政治变革。

首先它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你再也不用每次交易都带着天平费力的检验白银的成色和重量了。标准化的铸币让价值的衡量和交换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

其次，铸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强制推行自己的货币并保证其价值。国王通过发行铸币，不仅能从中收取铸币税，还能将自己的头像和权威传播到流通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铸币使得财富的储存、计算和转移变得极为便利，因为更复杂的金融活动，比如税收、更大规模的借贷和公共财政铺平了道路。

雅典迅速学习并采纳了这项技术。

他们开采自己的老里昂银矿，铸造了大量印有猫头鹰图案的德拉克马银币。

这些银币因为呈色稳定、信誉卓著，成了当时地中海世界的硬通货，就像今天的美元一样，货币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世界的经济面貌，金融从此有了一个标准化的、可流动的媒介。

罗马这个由弹丸小城邦崛起为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背后同样有一套强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在支撑。戈兹曼带领我们审视了罗马的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发现罗马人在公共财政和公司组织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

帝国疆域如此辽阔，如何有效的征税呢？罗马人想出了一个办法，税收外包。

他们将某个行省的税收权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承包给一个名为public tiny的私人组织，也就是包税公司。这些公司有许多罗马的富裕公民，主要是骑士阶层共同出资组成。

他们向国家预付一笔巨额的承包金，然后在承包期内自己去行省征税。他们征收上来的税款减去上缴国库的部分和运营成本，剩下的就是他们的利润。

这种模式在当时极大的提高了国家的征税效率，为罗马的军事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但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包税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会残酷地压榨行省居民，导致民不聊生。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包税公司的组织形式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雏形，他们可以发行股份，允许投资者自由买卖，有专业的经理人负责运营，股东则根据出资比例分享利润，承担亏损。

在罗马的广场上，甚至出现了专门交易这些公司股份的市场。

一个罗马公民可以今天买入高卢行省的保税公司股份，明天又卖掉它，转而投资亚细亚行省的报税公司，这难道不是一个早期的股票市场吗？

罗马人还发展出了完善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合同法，为这些复杂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可以说，罗马帝国的辉煌不仅建立在他强大的军团之上，也建立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金融创新之上。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地中海转向东方，戈兹曼在书里开辟了专门的篇章来探讨中国的金融遗产，展现了一个与西方平行发展却又独具特色的金融世界。

在先秦时期，也就是大致与古希腊、罗马同时代的中国，同样也出现了繁荣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当时的思想家，比如管子的作者，就已经对货币、物价和国家经济调控有了非常深刻的思考。

书中提到了轻重之术，主张国家应该通过控制商品和货币的供给来平抑物价，调控经济。比如在粮食丰收、粮价过低时，国家就应该出手收购粮食，提高粮价，保护农民利益。

而在灾年粮价飞涨时，则应该抛售储备粮，稳定市场。这难道不是古代版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吗？

当时的诸侯国也纷纷铸造自己的货币，比如铲形的布币、刀形的刀币，形态各异，反映了当时列国并立、商业活跃的局面，商人们在各国之间穿梭进行贸易，民间借贷也相当普遍。这一切都说明，在早期，中国的金融发展脉络与世界其他地区是相似的，都是在应对商业和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中自发的产生和演化。

然而，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中国的金融走上了一条与欧洲截然不同的道路。哥斯曼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一个强大统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

这种体制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比如能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修筑长城。能够有效的管理广大的疆域。

但在金融领域，它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国家的意志和力量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或商业团体。

金融的主要功能越来越多的被导向为国家目标服务，比如为战争提供军费，为政府工程提供资金，盐铁等利润丰厚的行业被收归国家专营，这限制了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发展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的金融活动就消失了。在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商业信用依然非常活跃。

戈兹曼特别提到了唐代的飞钱也叫变换。一个商人如果在首都长安卖了货，拿到一大笔铜钱，要运回几千里外的家乡，既笨重又不安全。

他可以把钱交给长安的某个机构，这个机构会给他开一张凭证，他回到家乡后，可以拿着这张凭证到该机构的分支去兑换，出现金这个过程，钱本身并没有飞过去，只是凭证的转移，就完成了资金的划拨，这不就是现代的汇款或者银行汇票业务吗？它极大的促进了远距离贸易的开展，到了宋代，更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在商业繁荣的四川地区，因为铁钳过于笨重，商人们自发地将钱存入一些信誉卓著的交子铺，换取一张纸质的凭证，然后用这张凭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后来政府看到了这种工具的巨大潜力，便将纸币的发行权收归国有，设立官方的机构来发行和管理。

纸币的出现是金融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让货币第一次脱离了贵金属的实体，完全建立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之上，然而也正是因为脱离了实物锚定，纸币的发行量可以轻易的被政府操控，当政府财政困难时，往往会忍不住滥发纸币来弥补赤字，这在元代和明代都曾发生过，最终导致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崩溃。

戈兹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称之为金融大分流。他认为，从宋代以后，东西方的金融发展路径开始出现显著差异。

在欧洲，由于长期的政治分裂，国王和君主的权力受到贵族、教会和商人阶层的制约。为了筹集资金，他们不得不与商人阶层进行谈判和交易。

这催生了独立的、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比如公债市场和股份公司。而在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使得国家始终是金融体系中最主要的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独立于政府的私人金融机构的成长和壮大。

戈斯曼的这一分析为我们理解不同文明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金融视角。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

但戈斯曼告诉我们，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金融的火种也并未熄灭，一个出人意料的金融巨头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就是圣殿骑士团。这个原本为了保护朝圣者而建立的宗教军事组织，如何会和金融扯上关系呢？

答案还是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一个欧洲的贵族要远征去圣地，他不可能带着大量的金银上路，这太危险了。

于是他可以把自己在法国的城堡或者土地抵押给当地的圣殿骑士团分部，换取一张汇票。等他抵达耶路撒冷，就可以凭着这张汇票在当地的骑士团分部取出等值的现金。

圣殿骑士团遍布欧洲和中东的分布网络，形成了一个高效安全的国际清算系统，他们实际上扮演了最早的跨国银行的角色，他们还为国王和贵族提供贷款，管理他们的财产。

凭借着严密的组织、卓著的信誉和教皇给予的特权，圣殿骑士团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其金融实力甚至让一些国家的君主都感到嫉妒和恐惧。

这个由僧侣和骑士组成的组织，无意中成为了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这难道不又是一个反常识的历史事实吗？

随着中世纪晚其城市的复兴，金融创新的中心转移到了意大利威尼斯。这座建立在水上的商业共和国为了在与热那亚等对手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和扩张，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来维持其强大的海军。

钱从哪里来？威尼斯政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强制攻占。

政府会强制要求富裕的市民按照其财产的一定比例借钱给国家。作为回报，政府会每年付给这些市民一笔固定的利息。

这种强制贷款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可以自由买卖的金融资产，被称为presstit。也就是说，如果你急需用钱，你可以把你持有的这份对政府的债权在市场上卖给另一个人。

这就形成了一个活跃的二手债券市场，这个创新意义非凡。首先，它为政府提供了一种稳定、可持续的融资渠道，让威尼斯有能力进行长期的战争和建设。

其次，它为市民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全的投资工具，让他们可以分享城邦发展的红利。最重要的是一个可以流通的债券市场的出现，使得政府的信用变得可以被量化和交易。

政府必须努力维持其还本付息的信誉，否则它的债券价格就会下跌，未来的融资成本就会升高。这种市场化的约束机制促使威尼斯成为了一个相对负责任的政府。

戈斯曼认为，这种公共债务体系的建立是近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他将公民的财富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威尼斯用金融手段将一个商业城邦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的金融实践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一场数学革命也在悄然发生。这就要提到一个名叫斐波那契的比萨商人，他年轻时曾游历北非和中东，接触到了阿拉伯商人使用的数学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包括0到9这十个数字和10进位制。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套系统比起当时欧洲人。还在使用的繁琐的罗马数字要先进的多。

1202年他写了一本名为《算盘书》的著作，系统地向欧洲人介绍了这套新的数字系统以及与之配套的计算方法，比如加减乘除分数、比例等。戈兹曼强调这本书的意义绝不亚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于金融来说，它简直就是一把神器。

在此之前，用罗马数字进行稍微复杂一点的商业计算，比如计算复利，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

而有了新的数学工具，这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商人们可以更精确地计算成本、利润、汇率和利息，金融合约的设计可以变得更加复杂和精巧。

可以说，斐波那契为欧洲的商业和金融革命提供了最基础的操作系统升级。

没有这场数学上的准备，后来更复杂的金融创新，比如精算、概率论和现代会计学，都将是无源之水。在意大利城邦开创了可交易的政府债券之后，这种金融工具在欧洲其他地区也逐渐流传开来，其中荷兰人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戈兹曼用不朽的债券来形容一种特殊的金融产品，那就是永久年金。什么叫永久年金？

就是你借钱给政府，政府承诺他和他的继承者将永远每年付给你一笔固定的利息，但永远不偿还本金。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不还本金，那这笔投资岂不是收不回来了？

关键在于，这种永久年金也是可以像威尼斯的债券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如果你需要现金，你只需要把这份永久收益权卖给下一个人就行了。

对于政府来说，他获得了一笔永远不用归还的资金，大大减轻了财政压力。对于投资者来说，他获得了一份可以代代相传的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在16和17世纪，荷兰的各级政府发行了大量的永久年金来资助他们的独立战争和经济建设。这些年金的信誉极高，市场交易非常活跃，其利率也成了当时整个欧洲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

戈兹曼甚至找到了一个发行于1648年的荷兰永久年金的实物，至今仍在支付利息，他的受益人就是耶鲁大学。一份三百多年前的金融合约至今依然有效，这难道不是对契约精神和金融力量最生动的诠释吗？

风险是金融世界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古代雅典的航海贷款，还是中世纪威尼斯的政府债券，本质上都是在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定价。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种更科学、更数学化的方法来理解和管理风险呢？

戈兹曼把我们带到了16、17世纪的欧洲，那是一个充满知识、好奇心的时代。

一些数学家，比如卡尔达诺、帕斯卡和费马，开始对赌博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解答一些赌徒们关心的问题，比如掷两颗骰子掷出某个点数的概率究竟是多少，或者一场被意外中断的赌局应该如何公平的分配赌注？

在研究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问题时，他们无意中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

他们发现，虽然单次事件的结果是随机的，但大量重复的随机事件，其结果却会呈现出某种规律性。这个发现对于金融来说石破天惊，它意味着风险虽然无法被消除，但却可以被度量、被计算、被管理。保险业就是最直接的应用。

保险公司不知道具体哪一栋房子会着火，但通过对大量房屋的数据进行统计，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一定区域内一年内发生火灾的概率，基于这个概率，他们就可以设定出合理的保费，保证在赔付了失火的房屋后，自己仍然能有利润。

概率论的诞生，标志着金融开始从一门经验性的技艺向一门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科学转变。

随着商业和金融市场在欧洲的日益复杂化，人们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市场到底应该如何运作？

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

在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概念，看不见的手。

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面包师烤面包不是出于对顾客的仁慈，而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但正因为有无数个面包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竞争，我们才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可口的面包。因此，私密主张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扮演好一个守夜人的角色，维护好产权和市场秩序就行了。

戈兹曼指出，斯密的思想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最经典的理论辩护，他强调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

然而历史也反复证明，市场并非万能，它有失灵的时候会产生泡沫和危机。

因此，如何在市场的活力与必要的监管之间找到平衡，就成此后几百年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不断探索的核心议题。

如果说威尼斯和荷兰的政府债券解决了国家如何向公民借钱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一项金融创新则解决了如何汇集无数普通人的零散资金，去办一件连国王都觉得棘手的大事。这项伟大的发明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并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得到极大发展的股份有限公司。

戈斯曼生动地描绘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就是VOC的诞生。

在1602年，为了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争夺东方的香料贸易，荷兰政府将国内几家小型的贸易公司合并组建了VOC。

它最革命性的地方在于它向所有荷兰公民开放目鼓，无论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哪怕只是一个女仆。

只要你有一点闲钱，你都可以去购买VOC的股票，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

你购买了股票就拥有了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有权分享公司未来行行所带来的利润。但同时你的责任也是有限的，最多就是赔光你买股票的钱，你家的房子、土地不会被牵连。这种有限责任和股权公开的制度设计简直是天才之举，它极大的分散了远洋贸易的巨大风险，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汇集了整个社会的力量。

里海外的筹集到了巨额的资本，足以装备庞大的船队，建立海外的堡垒和贸易战，甚至发动战争。他成为了一个拥有自己军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国中之国股份有限公司。这种金融工具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它让私人资本能够组织起超越国家力量的商业帝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航海探险最初是私人企业家的冒险行为，但在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强大的金融工具出现后，它逐渐与国家利益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甚至成为国家推行其战略意图的工具。荷兰的VOC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它们不仅仅是商业公司，更是各自国家进行殖民扩张和争夺全球霸权的代理人。这些公司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贸易据点，排挤竞争对手，签订不平等条约，其背后往往都有国家海军的炮舰作为后盾。

国家则通过向这些公司授予贸易垄断权等特许经营权来换取他们的财政支持和海外利益的扩张。公司的利润转化为国家的税收和实力，而国家的强大又为公司的海外活动提供了保护。

这种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在17 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时代达到了顶峰。金融工具在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它被深度的嵌入到了地缘政治的博弈之中。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原本为了商业目的而发明的组织形式，演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军商结合的复合体，推动着欧洲的势力向全球扩张。

18世纪初的英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力蒸蒸日上，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想象，戈兹曼将这一时期称为杰出时代。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一件金融史上著名的事件，那就是南海公司泡沫。

南海公司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经营对南美洲的贸易，并帮助英国政府处理其巨额的国债。

他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用自己的股票来置换投资者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

这个计划的诱惑力在于政府债券的利息是固定的，而南海公司的股票其价值则可能随着公司贸易的成功而无限上涨。

在当时乐观情绪的推动下，人们疯狂的追捧南海公司的股票，其股价在短短几个月内暴涨了近十倍。许多人从贵族到平民都投身于这场投机狂潮之中，希望能一夜暴富。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泡沫公司，有的公司募集资金的项目是从黄瓜中提取阳光，有的甚至直接就是为了一个未来将要宣布的伟大事业，居然也有人认购，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

然而，狂热终将退去，当人们发现南海公司的实际贸易利润根本无法支撑起高耸的股价时，恐慌性抛售开始了，股价一落千丈，无数人的财富灰飞烟灭。

连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爵士都在这次泡沫中损失惨重，留下了那句名言，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算不出人性的疯狂。

南海泡沫虽然是一场灾难，但戈兹曼也指出，他也给后来的金融市场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它促使英国政府出台了泡沫法案，加强了对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监管。

人们开始认识到，金融市场既有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也潜藏着非理性繁荣和毁灭性崩溃的风险。

几乎在英国南海泡沫上演的同时，海峡对岸的法国也经历了一场由一个叫约翰劳的苏格兰银行家主导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金融实验和泡沫，这就是密西西比公司泡沫。

当时的法国在陆第十四的连年战争之后，国家财政已经濒临破产。

约翰劳向法国摄政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由他来组建一家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同时成立密西西比公司，垄断法国在北美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贸易。

他试图用公司的股票来吸收旧的国债，并用纸币来刺激经济。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将法国的国家信用、殖民地的未来收益和纸币的发行捆绑在了一起。

在约翰劳天才般的宣传和操作下，法国人陷入了比英国人更疯狂的投机热潮，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在巴黎的甘康普瓦街被炒上了天。人们相信，路易斯安那遍地是黄金，公司的股票就是一张通往财富自由的门票。

然而，和南海公司一样，当人们发现殖民地的实际产出远低于预期时，信心瞬间崩溃，银行发生了挤兑，纸币变成了废纸，股价暴跌，整个金融体系陷入瘫痪。约翰劳从人人追捧的财政天才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骗子，仓皇逃离了法国。

戈兹曼通过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巨大泡沫案例，向我们揭示了早期金融全球化的一些特征。资本和金融思想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可以快速的跨国流动，一个苏格兰人可以在法国掀起一场金融革命。同时他也暴露了在缺乏有效监管和风险控制的情况下，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会对新兴的金融市场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

在经历了南海泡沫的惨痛教训后，英国的金融市场开始走向成熟和规范。戈兹曼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人物，埃德蒙.霍伊尔。他并不是什么金融家，而是一个研究惠斯特纸牌游戏的专家。

他写了一本关于如何打好惠斯特牌的小册子，风靡一时。他的名字霍伊尔甚至成了按规矩办事的代名词。这看似和金融无关，但戈兹曼认为，它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变迁，对规则秩序和理性计算的尊崇。

这种文化氛围也渗透到了金融领域。

在泡沫破裂后，伦敦的股票交易活动并没有停止，而是转移到了像乔纳森咖啡馆和加拉维咖啡馆这样的地方，并逐渐发展成为更为正式的伦敦证券交易所。

交易的规则被逐步建立起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也开始受到重视。

人们不再仅仅是基于谣言和狂热去投机，而是开始学习像玩惠斯特牌一样，依据规则、概率和可获得的信息来做出更理性的投资决策。

金融市场开始从一个混乱的赌场慢慢向一个有规则、有秩序的资源配置平台演变。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但它为英国后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奠定了制度和文化的基础。

当我们回顾17 18世纪的金融创新时，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中心。戈兹曼不吝笔墨地描绘了这座城市如何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金融市场的首都。

阿姆斯特丹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是全球贸易网络的枢纽。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

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他为商人提供了一个极其稳定和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统，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可以在这里开立账户。

银行里的货币银行盾因为信誉卓著成为了国际贸易结算的标准。

紧接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诞生了，在这里不仅可以交易像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股票，还可以交易各种政府债券、商品期货，甚至还出现了卖空期权和期货等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金融衍生品。

一个佛罗伦萨的商人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卖空他认为未来价格会下跌的胡椒的期货合约，这种交易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阿姆斯特丹将之前在意大利、德国、英国出现的各金融创新汇集于一炉，并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创造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

它所奠定的市场交易机制和金融工具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伦敦和纽约。

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金融的角色和力量也变得愈发强大和复杂，这也引发了思想家们更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卡尔马克思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戈斯曼将马克思置于金融史的脉络中进行解读，认为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了金融资本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质就是不断的追求自我增值，而金融市场正是资本实现这种增值的最高级、最纯粹的舞台。

在这里，价值的运动脱离了具体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变成了钱生钱的游戏。

马克思对金融的运作方式，比如信贷、利息、虚拟资本等都有着深刻的分析。

他认为，金融体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内在地包含着矛盾和危机。信贷的扩张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和消费，但也可能演变成过度投机和债务泡沫，最终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他看到了金融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贫富分化的加剧。

虽然戈斯曼并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结论，但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对金融本质的洞察力。

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比如金融的目的是什么，他应该为谁服务，金融体系内生的不稳定性如何被驾驭，至今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回答的核心问题。

在19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面对西方的冲击，传统的金融业态如钱庄和票号，既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也暴露了其局限性。

戈斯曼特别关注了像山西票号这样的本土金融机构，这些由山西商人创办的票号建立起了遍布全国的汇兑网络，其信誉卓著，业务高效，在当时中国的商业流通中扮演了主动脉的角色。

他们依靠同乡、家族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一套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在没有现代银行法和监管体系的环境下成功的运作了数百年，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戈兹曼也指出，与西方的现代银行和股份公司相比，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在资本规模、业务范围和组织形式上都存在着差距。他们更多地服务于商业流通，而较少涉足对新兴工业的长期投资。

随着晚清国门被打开，外资银行挟带着雄厚的资本和现代的经营模式进入中国传统的金融业，开始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中国的金融家们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他们试图学习西方的银行制度，创办新式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但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曲折。

在世界的另一端，俄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其金融发展也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戈斯曼将俄国作为一个案例来探讨在强大的专制国家传统下，金融市场如何发展。

在19世纪后期，俄国也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修建铁路、发展重工业都需要巨额的资本。但与英美等国不同，俄国缺乏一个深厚独立的民间资本市场，因此它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主导，并严重依赖于向法国等西欧国家借款。

圣彼得堡的证券交易所虽然也很活跃，但其交易的主要是外国资本控股的企业的股票以及政府发行的债券。

这使得俄国的金融体系具有某种脆弱性，它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非常紧密，但也因此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后来的革命发生后，旧有的金融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

苏联建立后，更是尝试用一套完全的计划经济体系来取代市场和金融的作用。戈兹曼通过俄国的案例说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会深刻地塑造其金融体系的形态和演化路径，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模式。

20世纪上半叶，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1929年，从华尔街开始的股灾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失业率飙升。

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似乎失灵了，市场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恶性循环。在这片废墟之上，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为拯救资本主义世界开出了一剂药方。

凯恩斯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并非总是有效的，尤其是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他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恢复均衡。他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因为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宁愿持有现金也不愿投资和消费，这就导致了经济活动的进一步萎缩。

要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干预，这只手就是政府。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公共工程开支来创造就业，刺激需求。

同时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来鼓励投资。凯恩斯的理论为罗斯福新政等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戈斯曼指出，凯恩斯革命标志着金融和经济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人们不再盲目的信仰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而是开始承认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稳定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此，如何平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金融时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贸易和金融在新的规则下得以重建和发展。

哥斯曼带领我们进入了我们更为熟悉的现代金融世界。

这个世界的构建离不开几项关键的理论突破，比如哈里.马科维茨提出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他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古老谚语的科学性。

通过将不同风险和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在一起，投资者可以在不降低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有效的分散和降低风险。

这个理论为整个基金行业和资产管理行业提供了数学基石。

再比如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都已经迅速的反映在了资产的价格之中，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很难长期系统性的战胜市场。这个理论虽然备受争议，但它深刻地影响了被动投资和指数基金的发展。

还有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他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金融学，挑战了传统金融学中理性人的假设。行为金融学告诉我们，投资者并非总是理性的，他们会受到各种认知偏差和情绪的影响，从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市场上会反复出现泡沫和崩溃。这个新金融世界理论更加精深，工具更加复杂，全球市场的联动也前所未有的紧密。

金融的本质是处理时间，它不仅能将未来的价值转移到现在，也能帮助我们将现在的资源配置给未来。戈斯曼在书的后半部分越来越多的探讨金融在再造未来中的作用。

风险投资就是一种典型的着眼于未来的金融形式。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只有一个绝妙的创意和一个商业计划书，他一无所有。

风险投资家看中的不是他现在拥有什么，而是他未来可能创造的价值。通过投资金融，将社会的储蓄资源引导向了那些最具创新活力、最有可能改变未来的企业。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许多高科技公司，在其创业初期都离不开风险投资的支持。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这个金融工具，过去几十年的科技革命，其速度和广度都可能会大打折扣。

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养老金和退休规划。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如何为漫长的退休生活做好财务准备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养老金、年金保险、共同基金等金融工具，本质上都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把工作期间的收入平滑地转移到退休后的岁月里去使用。

这同样是一种跨越几十年时间维度的价值配置。金融在这里扮演了帮助个人和整个社会规划和构建未来的角色。那么金融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戈兹曼在书的结尾也进行了展望。他认为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正在深刻的改变金融的面貌。

金融科技也就是fintech，正在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比如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支付、转账、贷款和投资众筹等新的融资模式也让小微企业和个人创意有了更多获得资金支持的可能。

同时，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也给金融带来了新的挑战，金融危机的传染速度变得更快，影响范围也更广。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它暴露出全球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监管漏洞和系统性风险。

此外，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陷入自我循环的投机游戏？

金融如何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挑战？金融发展的红利如何能被更公平的分享，而不是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这些都是摆在未来的金融从业者、监管者和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时代课题。

戈兹曼相信，金融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其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它、使用它和驾驭它。

纵观这5000年的金融发展史，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合同到古雅典的航海贷款，从威尼斯的政府债券到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再到今天全球互联的数字化金融市场，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人类社会为了解决跨越时间和空间配置价值这一根本性问题，不断进行金融工具和制度的创新。

金融是文明的镜像，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社会结构、技术水平和思想观念。

它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引擎，也可能成为引发灾难的源头。

它像普罗米修斯到来的火种，既能带来光明和温暖，使用不当，也可能引燃毁灭一切的烈火。

威廉.戈兹曼的这部千年金融史，正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景地图，让我们得以追溯这团火焰的起源，理解它的力量，并思考如何与它共存。

书中还有更多生动的案例和深刻的洞见，远非这番讲述所能穷尽。或许，亲自翻开这本书，踏上那段跨越千年的金融思想之旅会是理解我们这个复杂世界的另一种有效途径。

来源：考公干货分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