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湖州版本文化是中国版本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其以雕版印刷的精湛技艺、藏书文化的深厚积淀、书船流通的独特模式，构建了著书—刻书—藏书—流通的完整文化生态，创造了中华典籍传承最有代表性的江南范式。

转自：湖州日报

刘正武

湖州版本文化是中国版本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其以雕版印刷的精湛技艺、藏书文化的深厚积淀、书船流通的独特模式，构建了著书—刻书—藏书—流通的完整文化生态，创造了中华典籍传承最有代表性的江南范式。

版印技艺与文化的双重巅峰

湖州版本文化的辉煌，植根于其深厚的地域文化土壤。宋初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湖学精神，强调经世致用，为湖州学者积极著述、刻书家精益求精、文化广泛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支持。这种学术创新风气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共同奠定了湖州版印技艺与文化成就走向巅峰的基础。

早在唐五代中国雕版印刷刚起步时，湖州就崭露头角。1917年、1984年两次在湖州佛教建筑中发现了唐五代刊印的佛经，证明湖州与早期版刻文化关系密切。北宋时期浙江是刊印书籍最发达的区域，湖州也是浙江四大刊书中心之一。如叶梦得在弁山石林精舍刊行了《石林居士集》100卷，施元之刊刻了《五代史》《五代会要》《苏子美集》，赵与筹刊行《通鉴纪事本末》，王永从刊印《思溪藏》，这些“吴兴本”流布天下，享誉后世。尤其是王永从家族南宋绍兴二年（1132）主持刊刻《思溪藏》，全藏达5000余卷，开创大型佛教丛书刊刻新范式。湖州人的版刻贡献不仅限于本土，如南宋湖州人宋伯仁在金华刊印的《梅花喜神谱》，亦成后世珍宝，体现了湖州技艺与人才的广泛影响力。

明代中后期，湖州套印技术将中国雕版印刷推向新的艺术与技术高峰，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闵齐伋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首创朱墨双色套印本《春秋左传》，之后以闵、凌文化世家为代表的出版家不断突破，发展出三色、四色、五色乃至六色套印。闵氏松筠馆刻书铺是推动这场技术革命的核心力量，其成就被学术界公认为继雕版发明、活字印刷之后雕版印刷史上的第三次飞跃。更为重要的是，闵凌刻本在题材上实现了经史典籍、戏曲文学、名家文集的多元化覆盖，凌濛初尤其推动了通俗文学的流通，使精美的套印技术与丰富的文化内容相得益彰。

明代湖州晟舍（今织里镇）闵凌刻本的成功，是商业价值与艺术成就高度统一的典范。闵凌刻本多采用上等白棉纸，运用多色套印技术，成品版面光彩灿烂，视觉冲击力极强。这些精美的刻本甫一面世，即因其艺术价值受到士林追捧，同时其精工细作也保证了商业上的高接受度与美誉度，具有精工细作、文商并重的典型特质。这种市场与艺术的良性互动，直接推动湖州在明代中后期跃升为与南京、建阳齐名的全国三大版刻中心之一。

著述、藏书积淀与书船网络共建江南流通模式

湖州版本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精美的印刷品，更在于其构建了一个由学者著述创新、世家藏书积累、书商流通传播相互滋养紧密联结的完整文化生态链。特别是书船这一独特流通模式，共同塑造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江南模式。

湖州学者绵延不断的著述活动，是版本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当代学术研究表明，汉末以降到1911年，湖州著述总数达惊人的五千余种，其中至少有二千余种传世。其成就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如南朝武康经学为唐前江南最显赫经学流派之一；《二十四史》中有三部（沈约《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为湖州人著述；自宋至清，文字考据学领域湖州学者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持续而高质量的学术产出，为刻书、藏书提供了丰厚的文本基础，是文化生态链的起点与活力源泉。

藏书是保存典籍、滋养学术的核心环节。湖州藏书传统源远流长，近代学者王国维誉湖州为“藏书之乡”。自南朝始有记载，宋元明清历代绵延不绝，形成了深厚的藏书世家文化。如宋代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等均为著名藏书世家。明清时期更是藏书楼林立，声名远播，如茅坤白华楼、沈节甫玩易楼、姚翼玩画斋、刘桐眠琴山馆、陆心源皕宋楼直至民国刘承幹嘉业堂，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藏书文脉。这些藏书楼不仅是书籍的物理容器，更是学术交流的中心，滋养了如潘曾紘、臧懋循、朱国桢、茅坤、茅元仪、董说、严可均、俞樾等著述宏富的学者。藏书世家的存在为刻书提供了市场需求（如复刻珍本）、校勘底本，也为书船流通提供了重要货源，是连接著述与流通的关键节点。

南宋以降，湖州孕育了以贩书为业的书船群体，其活动绵延近八百年，构成湖州版本文化生态链中最具标识性的流通环节，也是其江南范式的核心特征之一。

汉魏六朝至唐五代湖州地域文化积淀深厚，到北宋湖学兴盛、地域文化崛起、文化世家与科举成功形成的浓厚文化氛围，是版本文化最坚实的背景。湖州书商群体常具有世袭性的特征（如清代钱景开、陶正祥、邵良臣及绵延当代的江澄波等家族），形成独特的“书船世家”，其经营活动甚至持续数百年以上，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商业活动的深度结合。

湖州织里、环渚（古称汇沮）等地的书船群体，构建了覆盖京杭运河等水路要道的专业化流通网络，形成“浮家贩图史”的特色产业链。俞樾的诗句“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生动描绘了其行业景象，印证了湖州书船在中国古籍流通史上持续八百余年的关键作用。其影响力之大，乃至乾隆帝亲自点名要求地方官员向湖州书船群体访书。湖州书船群体是中华文化史、学术史上最低调却贡献卓著的典籍流通力量。

书船业者拥有基础的版本鉴别能力，为其经营活动提供了专业保障。他们通过舟换新卷等方式，大量收购旧家散出的藏书并转售，客观上成为文化劫难后典籍保存的重要渠道。文献记录湖州书船群体与朱彝尊、王鸣盛、翁方纲、黄丕烈、赵翼、孙星衍等学术大家密切互动，促进了珍稀秘籍的流通与学术信息的交流，也催生了湖州书船业者走出湖州创办如五柳居、文萃堂等百年老店品牌。他们有效地连接了文化生产（著述、刻印）与文化消费（藏书、研究），为宋末以降中国学术文化的演进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支撑与流通动力，是“著—刻—藏—流”生态链得以循环畅通的关键枢纽。

创造创新“湖州版本”未来

湖州版本文化是记录湖州文明演进、承载历史记忆的综合性系统性文化形态。其内涵贯穿于学者著书立说的创新活动、刻书者精益求精的技艺追求、文化世家世代相承的典籍收藏、书船群体沟通四方的智慧经营等全过程中。其深层逻辑植根于湖州地域文化的发达与绵延不断的文脉传承。具体表现为学术新秀不断涌现推动的著述创新风气；对版刻图书质量近乎极致的执着追求；大量藏书家、文化世家汇聚形成的知识渊薮；以及中下层文人投身书业（书船），实现文化理想与商业活动的融合。

湖州版本文化既有有形的传世珍本作为物质载体，更内蕴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开拓创新的流通智慧，以及文商交融的江南人文气质。

“著书立说—雕版创新—藏书传世—书船流通”四维一体的湖州版本文化，深刻诠释了湖州文脉生生不息的内在机理与运行范式。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激活传统、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在国家高度重视版本文化（如建立国家版本馆）的背景下，湖州应高擎“版本文化”旗帜，整合资源，系统推进展示（如设立“湖州版本馆”）、研究（支持专项课题）、文创转化（尤其数字化产品开发）及市场推广（品牌营销）。应借鉴扬州、成都等地利用湖州版本元素进行文创的成功经验。

关键在于将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当代。将宣传展示与文创经济紧密结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推动建立文化创新的湖州“实验室”，鼓励数字技术赋能（如AI辅助版本鉴定、虚拟修复）、促进文创产业跨界融合（如“版刻+时尚”、“典籍+游戏”元素）。依托“版刻+文旅”IP，塑造湖州文化品牌，构建“活态传承”体系，让深藏湖州典籍走出深闺，融入现代生活，创造更大的文化市场空间。结合湖州丝绸、茶文化等地域特色，开发主题研学路线（如“版本文化+丝绸之路”、“典籍中的茶韵”），丰富文旅融合内涵。

紧密结合学术前沿与文化市场需求。重点方向包括持续推进湖州珍稀古籍版本的数字化及市场化应用路径；建立“湖州版本知识图谱”和“湖州版本数字系统”，为学术研究、公众教育和产业发展提供强大数据支撑；深入研究书船群体的社会网络、经营模式及其在知识传播史中的独特作用；持续挖掘湖州版本文化与江南乃至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关联。持续深化湖州版本文化研究，尤其应发挥高校主力作用。

湖州版本文化是湖州历史文化资源的“金名片”，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基础。打出“湖州版本文化”的旗帜，可以进一步扩大湖州文化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市场参与竞争力。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