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被打那天，父亲当着我和一屋子人，拨通了一个他三十年没在外人面前承认的电话。
母亲被打那天，父亲当着我和一屋子人，拨通了一个他三十年没在外人面前承认的电话。
“老三，我是大哥，救命。”
我看见父亲握着手机的手在抖，骨节一根根凸出来，像被岁月磨得发白的柴火。
那时母亲的鼻梁缝了七针，头皮敷着冰袋，眼角乌青，血气从纱布缝里渗出来，医院的白灯把她照得更瘦更小。
我站在走廊，闻着消毒水那股冷味，心里像塞了一团火棉。
三叔是省级大官，这事全村都知道，但父亲从来不跟人说。
他不说，在村里人骂他轴的时候也不说；他不说，在有人碰杯暗示的时候也不说；他不说，在有人指着我们的鼻子喊“有后台就是牛”时也不说。
直到母亲被打，他找到了他。
事情往回倒一年，端午刚过，村里贴出红底黑字的大告示，说小河滩要整体征收，搞一个叫“现代农业示范园”的项目。
贴告示那天，锣在村委会门口咚咚敲了半天，村支书王铁生站在台子上，腋下夹着文件，唾沫星子喷出去一尺远。
“这可是县里重点工程，省里领导都点过头的，大家积极配合，给咱村争个脸！”
父亲站在人群后面，帽子压很低，手背上青筋像蛇一样爬着。
他不吭声，也不挤上去凑热闹，只在我耳边说了一句。
“别被锣鼓晃了眼，账得算清。”
我那时刚从城里回来，拿了个法律专业的文凭，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像许多从农村出来又没完全脱开的年轻人一样，心里想过很多次要给家里和村庄做点什么。
母亲那天挤在人群里面，嗓门大。
“王支书，账拿出来，我们不是不讲理，我们要一个明白账。”
她手上拿着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几个补丁连着旧汗腥味。
王铁生脸一沉，半眯着眼打量她。
“嫂子，别在这儿当众抖机灵，有什么事到俺办公室说。”
母亲冷笑了一声。
“办公室那点门缝我进过，进去就变成你们的事了，这里大家都在，阳光底下，咱好说话。”
几个人鼓掌，更多的人低着头装看手机。
村里人，都被锣鼓训练得会把热闹当音响，把自己的事当别人的事。
父亲没拉她，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眼神看不出喜怒，像看一场天气要变的云。
回家路上，母亲叨叨不停。
“账算不明白，签了就是吃亏，咱不占别人便宜，也不让别人占咱的便宜。”
父亲嗯了一声。
“这话对。”
饭后我们三个人坐在院子里，月亮一块白饼贴在天上，柿子树叶子在风里打颤，影子斑驳。
我问父亲。
“爸，你真不去找三叔问问？他要是说一句话，这事可能就不会这么乱。”
父亲点了一根烟，火头照亮他脸上的沟壑。
“你三叔是当官的，不是来给咱家当说客的。”
他吐了一口烟，很慢很慢地说。
“我这辈子，靠自己吃饭，靠自己立脚，我不想让人说一句‘他有个当省官的弟弟’。”
我急了。
“别人已经这么说了。”
父亲笑了笑，笑得很浅。
“那就让他们说他们的，我们过我们的。”
母亲在一旁哼了一声。
“人嘴长在脸上，眼睛也长在脸上，看出来了也不说，算你有骨气。”
那天我没再说话，心里却有股闷气，像没走开的雷。
征收的事很快推到我家门口。
先是丈量，穿着马甲的年轻人拎着钢卷尺在地里跑，挨家敲门。
父亲把门坐开了，拿了一沓下了角的契约，问了好些细节。
“你测的这条是以谁家的坎为准？”
“你这个青苗补偿标准是按照市里的还是县里的？”
“棚子的砖你们算不算钱？”
年轻人答不上来，看看村干部。
村干部笑。
“老李，你别为难孩子。”
母亲把手上的丝瓜籽嗑得啪啪响。
“孩子是拿工资干这个的，说不清就是玩我们。”
那孩子脸红，支支吾吾说要回去问领导。
几天后，村里开始集体做思想工作。
村委会门口又挂了横幅，写着“主动配合，共建美丽家园”。
村里发粥，端盆送饺子，男女老少围在树下吃，像过重阳。
吃饺子的时候，王铁生拿着话筒走到了每桌。
“老李，你头一个签了，我就给你挂红花，啥事都有你家的份。”
父亲拿着筷子不抬头，慢慢夹着饺子蘸醋，像没听见。
母亲抬眼看他。
“红花不红，得看挂哪儿。”
我放下碗，盯着王铁生。
“王支书，你们征收的手续都办齐了吗？”
“项目立项批了没有？建设用地审批呢？环评呢？信息公开你们做了吗？”
王铁生看了我一眼，笑。
“小李，你这读书读得人都不近情理了，手续是上面办的，咱村里只负责配合。”
他靠近我，压低声音。
“咱都是自家人，你在城里的工作别给带丢喽。”
我也笑。
“谢谢关心，法律是为自家人立的。”
一桌子人抬眼看我，像看一个小孩顶嘴。
我能感觉到背后那股沉默的风，吹得人牙根发酸。
之后是更具体的功夫。
“工作队”进组入户，一拨一拨的，疲劳战，把最能说的先围住，最能闹的先敬酒，要么劝，要么撂话。
母亲被盯上了。
她嘴甜，又怕吃亏，几回合下来，话讲得都快背出来了。
“要账单，要合同，要标准，要公示，要证据。”
说得对，听起来也像是别人家的故事。
父亲在一旁端着茶碗，听，偶尔插一句话，像钉子钉在木头里。
“你们那‘公平’三个字，拿出来让我看看。”
他们笑，笑得像打了蜡的苹果。
“老李，正经人讲一个‘信’字。”
我盯着他们的笑，心里也在笑，冷笑。
“讲信？你们把签名变成摁手印，把意见变成同意，把说话的人变成拿钱的人，这叫信？”
笑声没了。
一个小头目低声说。
“别这么顶撞，年轻人，懂点事。”
我坐直了。
“这就是我懂的事。”
那一阵子，院子里人来人往，鞋上的泥在地上晾成条，横七竖八。
母亲每天把地扫两遍，嘴里嘀咕。
“脏得像白露之后的土。”
我们都累了。
我还在城里上班，早上坐最早的班车回村，晚上回城，像两头赶的牲口。
父亲每天去地里转一圈，站在地边看那条小河，像看他自个少年时的影子。
“你年轻时游的就是这儿。”
他对我说，眼睛里有隔着水的亮。
“我第一次偷烟在那边的柳树窝里。”
母亲插嘴。
“然后被你爸打得像摔了锅。”
父亲笑着摆手。
“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我当年挨的打都记得。”
我们就那么笑着，笑里有心慌。
真的小心的都知道，之后不会有太多笑。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五。
我白天在市里，晚上接到电话，电话那头的嘈杂把我的耳朵扎疼。
“你妈被撞了！”是邻居王婶的声音。
我像被一根绷紧的弦弹一下，瞬间就空了。
“哪儿？怎么回事？”
“村口，地边上，他们往里推桩，你妈在前面挡，说着说着就——”
她没说完，身后有人在喊。
“别打了别打了——”
我的脑子里一阵轰，公交上挤着人，人说话，声响全变成了离我很远的回声。
我跑下车，拦了一个黑车。
“去五里河村，快！”
司机看我样子，没废话，油门一踩车飞出去，我手心冒汗，袖口是湿的。
到村口时天已经黑透，路边的残土像掀了盖的馒头，热烫烫还冒着气。
人围了一圈，男人女人老少都有，眼睛里都带着一种不想承担责任的闪。
母亲躺在地边，头发散开，脸上糊着泥，嘴角有血线，鼻梁看着歪了，白衣服成了灰黑。
父亲错开人群挤进来，啦开我的肩膀，抱起母亲上了三轮摩托车。
“去县医院！”他大喊。
三轮一路呼啸，风把母亲软软的手背吹得抖，父亲拽着我的袖子，好像怕我一转身就跑了。
到了医院，人多，灯白，走廊长，护士忙，医生表情平。
母亲被推进急诊室，父亲坐在门口，整个人像被盐腌过，僵硬发白。
他的手抖了，他用手指关节一个一个抠自己的大腿，像把痛从心里往肉上挪。
我站在他的旁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跳。
不能算了。
不能算了！
王铁生和另一个人来了，寸头，粗金链子，白衬衫外头套黑外套，像一条摆上盘子的黑鱼。
他叫陈老板，开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老李，嫂子怎么样？”
父亲没理他。
他又笑，笑得牙白。
“都是误会，工人干活粗心，伤着了嫂子，这样，医疗费我们全部承担，再给点营养费，算我们道歉。”
他拿出一叠钱，厚厚的，红的，在白灯底下像发了烧。
我看着那钱，眼睛里像进了砂子。
“拿走。”
我说得很轻。
陈老板看向我，笑意更大了。
“年轻人，别急，你妈要好，钱不是问题。”
我又说了一遍。
“拿走。”
他没拿，他把钱放在了凳子上，手指敲了敲。
“这钱你们今天不拿，明天也得拿，咱都是明白人，时间久了，大家都麻烦。”
我向前走一步，掀开他放在凳子上的那叠钱，一半散落下来，像掉了一地的红叶。
“你打了人，还想拿钱堵嘴？”
我把舌头夹在牙齿后面，冷笑。
“你们以为我们就值几瓜两枣？”
王铁生皱了眉，低声责怪。
“小李，别这么冲，事情都好商量。”
父亲抬头了，他的眼睛像洞里的火。
“我不商量。”
他咬字很清。
“我这个人可以挨打，我老婆不可以被打。”
陈老板搓了搓手，笑收了，换了口气。
“老李，你别不识抬举，我们愿意赔就是给你面子，骂闹也得讲规则。”
他的声音压低了，像蛇往泥里钻。
“何况，你们有啥能耐？”
我看着他，心跳一声一声敲在耳膜上。
“有能耐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规则。”
我深吸一口气。
“今天这事我们报警，做伤情鉴定，工地停工，证据留存，民事赔偿，刑事责任，一个都不能少。”
“你们可以走关系，我们可以走法律。”
他眯起眼，盯着我看。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轻。
“你们走去吧。”
他把钱拢起来，随手塞进王铁生手里。
“先看看你妈的伤，别急着立flag。”
他笑了一下，笑得阴冷。
“年轻人，你来这水里游过吗？这水深。”
我也笑了，笑得心里发冷。
“你怕淹死的人，才叫水深。”
警察来了两个，制服整齐，带着一点对麻烦事的熟悉的倦。
他们短暂地做了笔录，问了问，登记了证件号，说会去工地了解情况。
走之前还劝了句。
“能私了就私了。”
父亲抬头看他，半天说不上话，我替他说。
“不能。”
他看我，眼里闪了一下。
“你是做什么的？”
“实习律师。”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母亲做完缝合，脸上打了麻药，麻得像石头，她睁眼看我们，眼里有泪光，嘴角想抬却抬不上去。
“别怕。”
我俯下身，在她耳边说。
“咱不怕。”
她握了握我的手，手心温热。
父亲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掏出手机，翻，翻，翻，翻到一个名字。
那名字就是“老三”。
我站在他身后，看见他按下去了。
电话接通，他就那一句话。
“老三，我是大哥，救命。”
那头静了两秒，然后是一个低沉的嗓音。
“大哥，你在哪？”
父亲报了地址，他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县医院，急诊。”
“嫂子怎么样？”
“鼻梁折了，别处还不知道。”
那头安静了一下。
“我半夜赶不过去，我让秘书联系市里的人，先做该做的，你们注意收集证据，别急，别被激起来。”
父亲握着手机，手背上的筋更青了，他闭了一下眼。
“老三，我不想欠你。”
那头笑了一声，笑得很轻。
“大哥，咱是兄弟，谈什么欠。”
他停了停，又补了一句。
“我不能插手具体，我会让程序走起来，其他的，你们该走法律就走法律。”
父亲“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把手机塞回兜里，像塞回很久以前。
我第一次见他在别人的面前说“救命”，第一次见他把自己的骨头放软。
那一晚，我守着母亲，给她换冰袋；父亲坐在椅子上闭了眼，却一直没睡。
凌晨三点，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戴着眼镜，脖子里挂着工作证，是市里信访局的，说是上级安排，来看情况，协调各部门依法处理。
他的眼睛是真诚的，或者是练过的真诚，声音不高，言辞慎重。
“先做伤情鉴定，工地先停，村委会配合，开发公司配合。”
后面陆续来了城管局的人，安监站的人，公安派出所也派了个教导员，气氛一下子不一样了。
王铁生的脸色变淡了，陈老板也没再笑。
我知道，电话起作用了。
我也知道，事到了这一步，三叔不会让我们在纸上打滑。
第二天，母亲被安排做伤情鉴定，我来回跑科室，盖章、缴费、复印，父亲在旁登记填写各类表格，一笔一划，像写他年轻时的家书。
有人在走廊装不经意地晃悠，给我们使眼色，说旁边的茶楼里有个“朋友”想见我们。
我说不去。
父亲也说不去。
那人凑近了，低声说。
“别不识抬举，到时候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父亲转头看他。
“你脸是你的脸，我脸是我的脸。”
他说完这句，眼角忽然压了一下，像是疼了一下。
下午的时候，县里负责法律援助的办公室找到了我。
“你们是自然人，被侵害了权益，有免费的法律援助，可以申请，我们会协助你们和律师沟通。”
我心里一阵暖。
那天晚上，我坐在病床边，打开了电脑，写了一个举报材料和一个对村里征收行为的依法信息公开申请。
我列得很细，列每一个时间点，列每一个来往的人，列每一段话听起来不对的地方。
我写到凌晨，头昏眼花，停下来看母亲，眼泪就从眼眶里滚出来。
我轻轻抹掉，不让它掉到键盘上。
父亲走过来，手里拿了两袋饭团，热的。
“吃一口。”
我咬了一口，米粒粘牙，却好吃。
“爸。”
我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打那个电话？”
父亲沉默了很久。
“我怕。”
他说。
“我怕跟他一条船上，一旦船翻了，我们连岸都看不见。”
他又停了一下，说得更慢。
“我也怕你觉得，我一直喊的那些靠自己是空话。”
我心里一疼。
“不是空话。”
我抓住他的手，像抓住一根浮木。
“你教我的东西，一个字都没废，你是我见过最硬的骨头。”
父亲笑了一下，笑里有水。
“要不是你妈，我也不打那个电话。”
他转头看床上的母亲。
“她被打了，我心一下就塌了。”
第二天，消息开始在村里炸开。
“县里的人下来了，点名要停工，还要查手续。”
“王书记脸色不好看，什么省里、市里的都来了。”
“哎呀，这下热闹了。”
热闹是拿别人的伤做桂花的糖。
项目组的人被通知停工，工地围栏被贴上了安监的封条，一队人站在那儿，像守着一个没唱起来的戏台子。
王铁生在村委会门口站了一早，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有人跟他打招呼，他把笑咬在嘴里笑不出来。
陈老板也来了，换了套灰色的西装，像把鳞片换了一层。
他给我发消息，说想坐下来好好谈。
我回了一个字。
谈。
我们约在县里的一个茶馆。
靠窗的包间，光足，茶很香，泡的人手很好，叶子在白瓷杯里翻着，像小鱼。
他来了，带着一个律师。
那个律师很年轻，穿深蓝色的西服，翻开文件的动作很利索。
他笑着跟我点头。
“同行。”
我也笑。
“你好。”
陈老板开口。
“先说嫂子的事，我们愿意承担医疗费，愿意道歉，这个没有问题。”
他停了一下。
“但你们不能提出太过分的要求。”
我看着他。
“我们要求不过分。”
我用指尖敲了敲桌子，声音清清楚楚。
“第一，伤情鉴定下来，如果构成轻伤，对具体施暴的人，我们要追究刑事责任；第二，所有参与当天驱赶、推搡、指挥的人，全部备案，依法给出处理；第三，项目手续若不全，工地停工整顿，补齐手续前不得复工；第四，村委会必须对征收标准、补偿方式、签约情况进行完整公开，接受监督；第五，开发公司就违规施工行为公开道歉。”
我一条一条说。
“我们不要一分钱的私了钱，我们要公开的合法。”
律师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
“这些要求，大部分是在法律范畴内的。”
他把手里的一叠纸推过来。
“但程序上要注意，陈述要客观，不要带有过多的臆断和情绪，这对你们的维权有帮助。”
我点头。
陈老板看着我，笑里第一天的轻没有了。
他把背往椅背上靠，把手放在桌上，手指头一根一根地敲，像数节拍。
“你知道你在跟谁谈吗？”
我笑。
“我在跟一个打了我妈的公司谈。”
他笑了，又没笑出来。
“你们背后有人吧。”
他顿了一下。
“省里？”
我看着他的眼睛，平平地说。
“法律在背后。”
他耸了耸肩。
“那你就跟法律谈。”
他站起来，伸出了手。
“希望我们都能合适地结束这件事。”
我没伸手。
他也不尴尬，拿起杯子喝了口茶，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家里来了几个人，有熟人，有不熟的，来劝，来问，来凑热闹，来探风。
有人说。
“闹到这个份上了，收一点吧，别把路堵死了。”
有人说。
“这回老李终于知道有后台好使了吧，早打电话不早就完了。”
有人说。
“省里都下话了，项目怕是要黄，你们得担这个名声。”
母亲躺在床上，眼睛红着，看着他们，看起来老了十岁。
父亲坐在椅子上没说话，他的沉默比骂人还重。
我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出去，送到门口，说谢谢。
“你们担心我们，我们知道。”
送完最后一个，我靠在门上喘气，心里像被人拿手把稻草扎紧了一样喘不开气。
父亲忽然开口了。
“你骂我吧。”
我愣了一下。
“你骂我轴，骂我不懂变通。”
他抬眼看我，眼睛里有一种告饶的光。
“我不骂你。”
我走过去，把手搭在他肩上。
“你一辈子不求人，这回求人不是丢脸，是靠天理。”
他笑了一下，笑得像刚刚学会笑的孩子。
“天理啊天理。”
他摇头。
“我年轻时候，觉得天理是拴在腰上的刀，拔出来就亮，现在发现，天理是个秤，没人抬，自己掉地上也砸不响。”
第三天，村里出奇地安静。
像暴风雨前的海面。
有人说县里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要到村里来；有人说市里的媒体也要来采访；有人说王铁生半夜被叫去了县里，回来时脸像被雨浇了。
到了下午，调查组来了。
几辆车停在村委会门口，几个穿白衬衫的人下车，带着笔记本，带着录音笔。
他们坐在村委会院子里的几张椅子上，门口贴着“欢迎上级领导指导工作”。
村里人开始围，围了又散，散了又围，像一群被风吹动的田鼠。
我把这几天写的材料递了上去。
“这是我们掌握的情况，够不够客观你们自己判。”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接过去，低头翻，时不时点头。
他抬起头，看着我。
“你是干什么的？”
“实习律师。”
他笑了笑，写了两笔。
“嗯。”
陈老板也来了，穿了一身白，脸比白衣服黑，和律师低声商量，口气不再那么硬。
王铁生坐在最边上，双手合在一起，像把两只鸟捂在手心，汗水从额头上往下流。
调查组一下午都在问，问人，问事，问表，问老死不相往来的蛛丝马迹。
当问到工地为何在没有审批齐全的情况下开工时，一个工作人员支支吾吾。
“我们以为……上面……差不多了。”
“差不多，是几个字。”
带队的人把笔放下，看了他一眼。
那眼神的分量把他的嘴唇压得更紧。
晚上，通知下来，项目停工整顿，村委会对征收细则公开，接受监督；打人事件立案侦查，涉及到的施工人员，拘留；村支书王铁生，停职配合调查。
消息一出，村里炸了锅。
有人拍手，还有人低着头笑，还有人哼了一声说“该”。
也有人叹气。
“唉，日子要变了。”
母亲在床上听到“停职”两个字，眼睛里闪了一下。
“他也有老婆孩子。”
她轻轻说。
父亲在一边冷冷地哼了一声。
“有老婆孩子的人就可以打人么？”
母亲看他，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看着我。
“你三叔……”
她没有说完。
我心里一紧。
三叔那边，从打电话之后一直在幕后。
他没来，没打电话给我，只在父亲的手机上发了几条非常短的消息。
“别激动。”
“注意证据。”
“程序最重要。”
他的每一个字都像从玻璃上跳下来。
第四天，网上放出了一个视频，是村口那晚的零头。
有人拿手机拍到了推搡，拍到母亲被一个戴黄色帽子的施工人员用肩膀顶翻，拍到她落地时的瞬间，手伸出去抓住了草，却没抓住。
视频下面有评论，很多，那些带着口水的正义在网络里很容易发涨。
“太恶心了！”
“弱者就该被欺负么？”
“打人者必须严惩！”
也有不一样的声音。
“只拍了一段，很难说。”
“征收是大事，不要因为一个小事影响大局。”
“嫂子是不是自己往前冲的？”
我把手机合上，胸口闷。
网络是二次伤害，喷子们在键盘上忍不住就要替别人抬棺。
那天晚上，我又给三叔发了条很短的消息。
“谢谢。”
没指名道姓，也不多说。
他回了四个字。
“别说谢谢。”
父亲不习惯发短信，他把手机按在手里，像拿着一块烫手的铁。
“你三叔以前回家，也就是年三十，站在村口放个鞭炮，看一眼吃饭的人，就走。”
他低声说。
“我那时候心里还怪他，觉得他看不起我们。”
他停了一下。
“现在想想，他是在远。”
“远？”
“远也是一种爱。”
他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
“他远着我们，为的是不给我们惹麻烦。”
我没说话，我心里反倒有一种很奇怪的稳。
第五天早上，县城广场有人放横幅，说“反对个别人阻碍重点工程”，名义是“群众自发”。
他们带着喇叭喊口号，声音振，词很熟，重复地重复。
有人指名道姓，说我家“把有后台当武器”。
这句像一把刀，被人递来递去。
父亲看着电视上的画面，嘴角猛地抽动了一下。
“后台。”
他冷笑了一声，像把棉花团扔到火里。
“我这背上一辈子没背过的东西，现在他们非要给我背。”
我走过去，给他把电视关了。
“背也不是你的罪。”
他摇头，抬眼看我。
“你三叔那个位置，不干净的手伸过来一把一把的，他能躲，他也只能躲。”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次，我给他把我这一辈子的‘不靠’掰断了。”
他抬起手，干裂的手在空中一捏。
“掰断，就断吧。”
那天下午，刑警队的一个人来找我，问了一些细节，拿走了视频，调取了医院的资料，说会尽快出结果。
话都很干很净。
我很喜欢这种干净。
晚上，陈老板的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想再谈。
我说，等结果。
他没再说什么。
第六天，村里又静了，静得像睡着了。
母亲的精神好了一些，能吃一点粥，能说几句话，脸上乌青退了一点，缝线处发痒，她忍着不去挠。
她忽然说。
“我做了一个梦。”
“梦啥了？”
她眯起眼。
“梦到你三叔小时候，穿一条破短裤，屁颠屁颠跟着你爸后面跑。”
她笑了。
“那时候他瘦得像一根扎秧苗的竹竿。”
父亲笑了，笑得嘴角往上翘，又在某个点上突地垮下来。
“老三会挨打。”
他低低说。
“我小时候给他遮过几回。”
他抬头看我。
“这回轮到他给我遮。”
第七天的早上，县里发了一个通报，通报里很标准，字很圆润，措辞很匀称。
“就五里河村非法施工、暴力对待群众问题进行严肃处理，责令开发公司停工整顿，对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村支书王某停职，其他涉事人员立案审查。”
网络跟着发了一条小新闻。
“五里河村征收风波，省市县联合督导进驻。”
我看到“省市县”三个字挤在一起，心里有点发凉。
这些大字落下来，很多人头上都得紧一紧。
晚上八点，三叔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哥。”
他喊得很轻。
父亲嗯了一声。
“别担心。”
三叔说。
“按程序来，怕什么。”
父亲突然把电话按了免提，放在桌上。
“老三，我给你惹麻烦了。”
三叔沉默了一瞬。
“麻烦不麻烦，都是别人给的。”
他笑了一下。
“哥，我从来没把你当麻烦。”
父亲没再说什么，他伸出手在桌子上摸了一下，像摸到了多年未碰的东西。
我们以为这就是结局的方向，法律，舆论，程序，矛盾会像汤一样慢慢熬开，再慢慢收干，直到锅底露出该露出的东西。
可事情从来不按习惯走。
第八天的早晨，父亲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他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个不熟悉的男声，声音压得很低。
“老李吧？”
“你是谁？”
“好好过日子，不要把人逼到墙上。”
他轻轻笑了一下。
“墙上是什么，你知道。”
电话挂了。
父亲看着手机屏幕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把手机放在桌上，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像摸到了什么硬硬的东西。
我拿起手机，打回去，提示“无法接通”。
我去派出所报了警，对那通“恐吓电话”做了笔录。
教导员认真地记下了时间、号码、内容，然后抬头看我。
“最近可能不太安生，你们注意。”
他停了一下。
“有人不想事情按程序走。”
我点头。
“我们也不按他们的程序走。”
第九天的晚上，父亲收到一个短信，是一条通报的截图。
“省里纪委监委对某省直单位领导干部某某某启动审查调查。”
父亲的手抖了一下，手机差点掉地上。
短信发送的号码，没有备注。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混乱。
“他……”
他没说下去。
我接过手机，盯着那几个字。
“某省直单位领导干部某某某。”
我心里一下子空了。
这样的新闻，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名字遮住，但特征不遮。
父亲的脸白得像纸。
“是不是……老三？”
我的喉咙像被掐了一下。
“不确定。”
父亲站起来，椅子在地上蹭出了一道难听的声。
他来回走了两步，又停下。
“我要去省里。”
我拉住他。
“爸，冷静，现在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像要把我的骨头捏断。
“我是他大哥。”
他的眼睛里突然有了泪。
“一辈子都是。”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所有我们以为能控住的，都像沙，手握紧了，更多从指缝里漏出去。
我给三叔发消息，显示未送达。
我拨他电话，提示关机。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背后墙的冰。
母亲醒了，听父亲说了，眼泪顺着眼角滚下来。
“老三这么多年，小心小心，还是……”
她没说下去，捂住了嘴。
我强迫自己冷静，打开电脑，开始查那条消息的来源，交叉核对，找到几个可靠的消息源，发现那条通报确实是省里发布，但名字被打码，单位则不明。
我给几个在媒体的同学发消息，问他们有没内部消息，他们回我。
“不知道。”
“这时候不会有人知道。”
“该知道的一定不会告诉你。”
我们家的屋子里一下就小了起来，墙变近，空气变稀薄。
父亲坐在床边，手一下一下拍着母亲的背，像拍着一个孩子的背。
他的嘴唇一开一合，无声地念，我猜他念的是“老三”，一遍又一遍。
电话忽然响了，是三叔秘书的。
“哥。”
那头声音喑哑。
“领导手机暂时关机，单位在例行巡查，有人借势发了一些不真实的东西，你们别慌。”
父亲把电话摁得很紧。
“老三呢？”
“他在。”
“让他接电话。”
“现在不方便。”
“你告诉他，我不怕别的。”
父亲的眼睛像被什么刺了一下。
“我怕他背后没人。”
那头沉默了两秒。
“哥，他背后有制度。”
秘书的声音很稳。
“这次也许就是一次对恶意的回击，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稳。”
电话挂了，空气里落下这几句话，像几颗石子落在水里，波紋很小，却一直扩。
父亲坐在原地，不说话。
母亲伸出手，抓住他的手。
她的手不再温热，手心有汗。
我看着他们，心里有一个很硬的东西在慢慢长大。
我知道，天理是秤，也知道秤要人抬。
我们这个小家，曾经把头埋在土里，想着日子过过也就过去了；我们这个小家，曾经抬过头，看见光，再把头低下，不让光碍着眼。
现在，光靠近了，我们的眼睛都酸。
我想起父亲那句。
“远也是一种爱。”
远的人，被拉近了，我们该不该伸手抱住，还是该把他往回推？
我不知道。
第十天，村里开始有人变口风。
“还是该签就签，该拿就拿，别得罪人。”
“王书记也不是啥坏人，人都在位上，难免这样那样。”
“老李家这次就是弄巧成拙，明明找个大官在后头，硬要立个‘不靠’的碑。”
我走过村口，听见这些话，脚步没停，心里的冷笑却已经凝成了霜。
你们懒，不愿意学习和努力，只想躺着赚钱！
你们怕，怕得罪人，怕丢关系，怕拿不到好处，就把怕包成“圆滑”和“聪明”！
你们坏，不是坏在动手，是坏在动嘴，坏在把别人的痛当故事讲！
我很想站在村口，拿个大喇叭，把这些话扔回他们的耳朵里。
可我只是低头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风大，冷。
公安那边的消息出来了，打母亲的人被刑拘两人，另有几人被行政拘留，涉事的施工负责人被带走调查。
陈老板的公司被罚了一笔不算大的款，发了个道歉声明，言辞笼统。
律师发消息问我。
“你们是否接受公司的道歉？”
我回。
“不接受。”
他回一个点点头的表情。
“程序会走。”
我看着手机屏幕，忽然觉得这些字符是有重量的。
晚上，父亲坐在院子里，不开灯。
冬天的夜，冷得快，白气从嘴里吐出来，像朵朵短暂的云。
他把那支用了半截的烟塞进嘴里，点着，吸了一口又掐了。
他不想抽。
他只是想找个事情做，让手有地方放。
“我年轻的时候，”他忽然说，“老三刚考上大学，我把存了两年的钱都给他了。”
他笑了一下，笑得鼻音很重。
“我也不知道他要成什么，只觉得他出去，别再回来，别像我，一辈子趴在泥里。”
他望了一眼屋里。
“他做到了。”
“可他一直躲着我们。”
“现在他不躲了么？”
他摇头，笑。
“这算吗？”
我想说算，也想说不算，我的喉咙很干，什么都没说。
第十一天，天气忽然出奇的晴，太阳在地上捅了一个又一个的亮点。
市里的一个记者来找我，要采访我。
我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父亲。
“可以。”
她拿着话筒，问的问题很规矩。
“请你谈谈这次事件给你家的影响。”
“请你谈谈你对征收的看法。”
“请你谈谈你父亲的选择。”
我一句一句说。
“我们不反对征收，我们反对违规和暴力。”
“我们不反对发展，我们反对用发展遮羞。”
“我父亲，不是一个会利用关系的人，他更愿意把关系藏在心里，像藏一块最好的布。”
记者点头，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网友说的？”
我看着镜头。
“别只在热闹的时候看，别只在看了两段视频之后立判。”
“真相需要时间，正义需要程序。”
“别把别人的伤口当茶余饭后的瓜，你嘴里的瓜，是别人真实的血。”
她沉默了一下。
“谢谢。”
采访播出了，有人在评论里骂，有人赞，有人嘲，有人揶揄，网络像一口无底的锅，什么都能扔进去，什么都能煮出味。
第十二天，三叔的消息没有。
秘书只说一切正常，让我们放心。
县里的程序继续往前走，村里继续沉默。
有人问我。
“折腾到什么时候？”
我说。
“折腾到不该折腾的人被处理，该折腾的事情明确。”
那个人笑了一下，意味深长。
“话说得漂亮。”
第十三天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三叔站在村口，穿着老式的棉袄，手里拿着一串鞭炮，鞭炮红，烟很大，他回头看我们，笑，笑得像年轻的老三。
“哥。”
他叫了一声。
父亲刚要走过去，耳边传来一声刺耳的电话铃。
我被吓醒，时间是凌晨三点半。
父亲也醒了，他抓起手机，看了一眼号码，接。
“喂？”
那头是一段似有若无的呼吸，然后是一个失真了的声音。
“明天，省里的联合督导要到村里，盯紧，别让人做戏。”
电话挂了。
父亲和我对视一眼，谁都没说话。
第二天上午十点，联合督导组到了村里。
白衬衫，一样白；黑皮鞋，一样黑；眼神不同，有的硬，有的软，有的透明，有的让人看不透。
他们把村委会临时开成了一个小型的听证会，出具身份证明，逐个进场，做纪要，列问题，列对策。
这是我最喜欢的风景。
程序如此鲜明，秩序如此干净。
但也在这样的干净里，流窜着一些不甘的浊流。
有人试图把一个提前写好的“群众意见”递给一位领导，纸上字体相同，语气统一，表达的“愿望”高度一致。
我把那纸拿走，递给旁边的记录员。
“请记录这份意见的来源。”
那人脸一下就红了。
午后，阳光斜斜地照入村委会院子，照亮了一地的尘。
让我没想到的是，督导组散场的时候，门口有人在等。
陈老板站在外面，身后是两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他笑，笑得和第一天一样，没有牙。
“领导，辛苦。”
他上前一步，欲伸手，被旁边的工作人员一个眼神挡回去了。
他也不尴尬，退回原地，保持着笑。
那笑里有一种“不怕”的倔。
他不怕这群人，因为他知道，这群人会走。
人群散开，阳光也收了些，风从河口那边吹过来，带着一点湿气。
父亲站在路口，望着督导组的车开远。
他的手在身侧握紧又松开，像拿捏着一段看不见的绳。
我走过去，正准备说些什么，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一个新消息，来自不知名的号码。
“你们玩大了。”
我愣住。
屏幕再亮，又是一条。
“看看今晚新闻。”
我心里咯噔一下，指尖有点冷。
我不知道这条消息从何而来，不知道它要指向哪里。
我抬头，夕阳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站在路中央，像一棵被风吹得更直的树。
母亲在门口坐着，抬眼看远处那条路。
这条路，这样安静，这样长。
风吹过，扬起一片尘。
我转身回屋，打开电视，频道不停切换，新闻还没有开始。
父亲坐在我的旁边，手放在膝盖上，五指张开。
他的手掌上布满了老茧，茧缝里也许都藏着他的决绝和犹豫。
电话响了，是我的一个同学。
他在电话那头压低声音。
“你三叔的单位被点名了。”
我吸了一口气，胸口像被冷水泼了一下。
“点名什么？”
“说是有家属涉及地方工程，涉嫌违规干预。”
他停了半秒。
“新闻里不会说名字，但描述很像。”
我咬紧了牙关，舌头顶住腭，忍住了心里的翻涌。
“谢谢。”
我挂了电话，电视里新闻声开始高高低低，播报员字正腔圆，字字铿锵。
“省纪委监委对有关线索进行核查，对部分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
画面里切换着干净的走廊、严肃的会议室、翻动的法律书，风吹过空旷的广场，旗子猎猎。
父亲的肩膀轻微颤动了一下。
他缓慢地转头看我。
“你说……”
他声线发紧。
“这是不是我们这一通电话惹出来的？”
我看着他。
我明知道事情从来不是一因一果，可此刻面对父亲，我说不出那么理智的句子。
“爸。”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手心里是他掌心的硬。
“不管是不是，我们做的没有错。”
他喉咙滚了一下，没出声。
电视的光忽明忽暗，将他的脸照得忽深忽浅。
母亲在门口喊我们。
“吃饭吧。”
她的声音很低，像怕惊动了什么。
我应了一声，站起来，电视画面里正播放着一段温柔的公益广告。
“法律，让我们更有信心。”
父亲起身，我们走向那张旧得发亮的饭桌。
饭桌上是一盘炒土豆丝，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白菜豆腐汤。
母亲夹了一筷子给父亲。
“吃口饭，心里有底。”
父亲点头，嘴里塞了一口，咀嚼的声音很轻。
屋外的风加大了，吹得门口的塑料帘子哗啦啦响。
我在心里编了一千种可能，每一种都带着险，每一种都带着光。
我知道，明天一早，督导组还会下乡；我知道，县里的法律程序还在走；我知道，那个陌生号码还会再来；我知道，三叔那边会有结果，不管是什么，都不会轻。
我把饭咽下去了，喉咙里像有一块石头，也被咽下去了。
饭后，父亲拿起手机，走到院子里，仰头看天空。
天很黑，星星很稀，像散落在黑布上的银屑。
他按下一个号码，那个叫“老三”的。
电话那头还是那四个字。
“暂时无法接通。”
父亲把手机放下，双手背在身后，站了很久。
我走过去，站在他边上。
“爸。”
我轻声叫他。
“嗯。”
他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像是压了一天的气的声。
“有时候啊，人要学会等。”
他说。
“等，该来的风。”
“等，该落的雨。”
“等，该亮的天。”
他抬头看天，声音很低。
“老三，等你的电话。”
风穿过我们的袖口，带着一种冷。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一个决意，像房梁上落下一枚钉子，钉得稳、钉得深。
如果这一次，程序真的能走完；如果这一次，天理真的能落地；如果这一次，不是“几瓜两枣”的妥协，而是“法”的一锤子。
那我们就一路走到底。
电话没有响，电视还亮着，新闻过了，广告过了，电视剧开始了，声音里都是虚构的哭笑。
我们在门口站着，像两个等待潮水的渔夫。
第二天之前的一夜，很长，像把整整一生拉在了一个小时里。
而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我不敢猜，也不想提前输在猜里。
黎明前，村口的路灯还亮着，我看见父亲握着手机，像握着一个有热的东西。
他低声说了一句我从来没听他这样说过的话。
“老三，哥在。”
电话的那头，没有声音。
风，擦过槐树的叶子，发出极轻极轻的响。
天色露出一条薄薄的白。
我们的屋里，墙上的钟滴答滴答。
世界，像要开始什么。
而此刻，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
来源：溪边的石头挑选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