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衰史】第三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灭东吴，天下一统

摘要：如此浩大的军事行动，需一位统帅总揽全局。晋武帝思虑再三，最终选定贾充为大都督，坐镇襄阳，节制六军。虽知贾充一向反对伐吴，但其身份特殊：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太子岳父，乃朝中最为亲信之臣。

将士们，奋勇向前！顺长江天险而下，直逼建业城垣！

这是公元279年，西晋咸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晋武帝颁布《庚戌诏书》时的铿锵之语。此时距西晋立国已过去十四载，天下未一，东吴仍据江南。

为完成统一大业，晋武帝决意出兵伐吴，并采纳了已故名臣羊祜生前拟定的战略：多路并进，虚实结合，以乱吴主孙皓之心。

此次南征共分六路大军，兵力逾二十万，部署如下：

其一，琅琊王司马伷，时任都督徐州诸军事，率军挺进滁中（今安徽滁河流域）；

其二，安东将军王浑（223–297），都督扬州诸军事，挥师指向江西（今安徽长江以西地区）；

其三，豫州刺史、加封建威将军的王戎——这位曾名列“竹林七贤”的名士，此刻亦披甲执锐，进军武昌；

其四，平南将军胡奋，都督沔北诸军事，目标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一带）；

其五，镇南大将军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主攻江陵；

其六，则是最具奇兵之势的一路：龙骧将军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统领庞大水军，自梁州、益州顺江东下，从长江上游突袭而下，势如破竹。

如此浩大的军事行动，需一位统帅总揽全局。晋武帝思虑再三，最终选定贾充为大都督，坐镇襄阳，节制六军。虽知贾充一向反对伐吴，但其身份特殊：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太子岳父，乃朝中最为亲信之臣。

然而贾充心存畏惧，不愿领军。他上表推辞，言辞恳切：“西北边患未息，连年歉收，民力疲惫，此时兴兵东征，恐非良机。且臣年事已高，难当此重任。”

晋武帝览表震怒，当即朱批八字：“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字字如鞭，掷地有声。这不仅是命令，更是帝王权威的彰显。贾充无奈，只得勉强受命，赴襄阳就职。

一场决定三国归晋命运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博士秦秀为人正直刚烈，一向看不惯贾充的为人。当他听说贾充被任命为大都督，统领伐吴大军时，愤然对身边好友说道：“贾充不过是个擅长文书、略通辞令的文吏，只会耍点小聪明，如今竟被委以讨伐一国的重任！他出征那天，我定要当众放声痛哭相送！”

秦秀言出必行，态度坚决，旁人见状急忙劝阻：“如今东吴国君昏庸残暴，早已显露亡国之兆。朝廷大军齐发，势如破竹，吴地必将望风而降。你若公然哭送贾充，不仅不合时宜，更是违逆圣意，恐招致杀身之罪！”秦秀听后虽怒不可遏，但权衡利害，只得强压愤懑，最终未付诸行动。

此次伐吴共分六路大军，其中王濬所率一路最为精锐。早在十多年前，王濬任巴郡太守时，因辖区与东吴接壤，百姓饱受兵役劳役之苦，民不聊生，甚至普遍溺杀男婴以避赋役。

王濬得知后，立即颁布严令，鼓励生育，凡有养育子女者皆可免除徭役，并给予奖赏。此举使数千婴儿得以存活。如今这些孩子已长大成人，个个身强力壮，纷纷应征入伍。他们的父母无不叮嘱道：“当年王将军救了你们的命，今日你们当随王将军出征，平定东吴，建功立业，切莫贪生怕死，辜负恩情！”

王濬大军整装待发之际，其心腹将领李延为争夺战马与人争执，行为蛮横无理。王濬当即下令将其斩首示众，全军为之震惊肃然。自此之后，将士无人敢在行军途中违抗军令，军纪严明，士气昂扬。

在长江上游的巫峡段，水流湍急，长达八十里的江道成为东吴设防的重点。

为阻挡晋军顺流而下，吴军暗中在江底密布大量长达十余丈的尖锐铁锥，表面隐没于水中，难以察觉。一旦敌船随急流冲下，极易被刺穿船底或卡住无法前行。此外，在江面较窄处，还横拉粗重铁链，封锁航道，企图彻底阻断晋军水师的进路。

然而，晋将王濬早已详尽掌握敌情。他命人打造了数百个结构牢固的大型木筏与竹排，每排宽逾百步，上置身披铠甲、手持刀枪的草人。阳光映照之下，刀剑反光闪烁，远远望去宛如大军列阵，极具威慑力。他又挑选擅长泅水的士兵驾驶筏排顺流而下，铁锥刺入木筏后被整体带离江底，防御工事随即失效。对于横江铁链，王濬则准备了特制火炬——以麻油浸透，长达十余丈，粗达数十围。点燃后烈焰腾空，高温迅速将铁链熔断，航道由此畅通无阻。

公元280年二月初一，王濬与副将唐彬派兵迂回进军，攻破位于秭归以东八里的丹阳据点，并对秭归城形成包围。然而，东吴建平太守吾彦在此镇守十余年，城防坚固，准备周全，堪称“铜墙铁壁”。晋军久攻不下，只得留下少量兵力监视这座难啃的“硬骨头”，主力则继续沿江挺进。

王濬的水军此时气势如虹：旌旗遮天蔽日，战鼓声震峡谷。他们顺利穿越地势险峻、浪涛汹涌的西陵峡——这条长达一百五十里的天险竟未造成阻碍。

晋军一举攻克西陵这一战略要地，斩杀吴国都督留宪，随后连克荆门、夷道（今湖北宜都西北），兵锋直指江陵，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杜预派遣部将周旨率领八百精锐士兵，趁夜秘密渡江，迂回至巴山地区（今湖北松滋县北）。他们在山中点燃无数火堆，远远望去宛如千军万马已占据要地。

吴军见状大为惊恐，纷纷传言：“晋军从北方飞渡长江了！”

与此同时，王濬的先头部队也抵达巴山东面数十里外的乐乡。吴军仓促出城迎战，结果惨败而归。

在吴军溃退入城之际，周旨早已埋伏在城外的部队趁乱混入城中，直扑敌军营垒，成功活捉东吴都督孙歆，并一举占领乐乡，切断了江陵守军南撤的退路，令江陵防线陷入极大震动。

随后，杜预率主力大军兵临江陵城下，将城池团团围住。将士们无不赞叹其用兵之妙，称：“一计胜万兵。”

不久，前方传来捷报：王濬的部队声称已斩下吴将孙歆首级，并将消息层层上报至朝廷，晋武帝闻讯大喜。

然而真相却是，孙歆实为周旨所俘，杜预已派人将其押送洛阳。当孙歆现身朝堂时，满朝文武哄然大笑——王濬因此颜面尽失，闹出一场乌龙。

此时，据守江陵的吴将伍延假意请求投降，暗中却将精锐部队藏于城楼女墙之后，企图诱杀前来受降的杜预。但这一诡计被杜预识破，他立即下令继续强攻。很快城破，伍延被杀，晋军顺利进入江陵。

进城后，士兵们发现大街小巷的狗脖子上都挂着剖开的葫芦瓢，城中大树的树干也被削去树皮，刻上“杜预颈”三个字。原来杜预患有甲状腺肿（俗称“瘿瘤”），颈部明显肿大。伍延守城期间竟异想天开，强迫百姓以此方式讥讽杜预，妄图鼓舞士气。如今这些荒唐痕迹，反倒成了吴军困兽犹斗的可笑见证。

城破之后，杜预见到树木被砍、瓢器被挂在狗脖子上的场景，勃然大怒，当即下令追捕并处死相关之人。

杜预的部下见主将受辱，群情激愤，展开激烈报复，结果波及城中许多无辜百姓，甚至老人与孩童也未能幸免。一时间江陵城内血流成河，行人脚下皆染血迹。事后人们谈及此事，无不认为杜预此举有失仁德，成为他军旅生涯中的一段污点。

与此同时，王濬率领水军顺江东下，与胡奋、王戎会师，接连攻克夏口、武昌，吴军望风归降。在连战连捷的形势下，杜预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下一步进军计划。

然而部分将领却持保守态度，反对直取建业，声称：“东吴立国已历数十年，根基深厚，岂能一战而倾？况且眼下正值春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营地难设，不如暂且退兵，待到冬季再举大军征讨。”

更有人传出消息：大都督贾充已上奏晋武帝，称“春夏之交，江淮之地疫病必起，东吴非旦夕可灭，宜速召诸军班师，待机再动”，并严厉指责主战派张华“贪功冒进，即便将其腰斩示众，也难平民愤”。

中书监荀勖亦附和贾充，极力阻挠南征。

所幸晋武帝立场坚定，明确表态：“迅速平定东吴，乃朕之决策！张华所见，正合我意！”这才稳住局势，推进了统一进程。

在商议后续军事部署时，主帅杜预果断提出：“如今我军士气正盛，锋芒难挡，直取建业必能势如破竹，沿途吴军据点也将随之迎刃而解。”（这两个成语正源于此战事）他的主张获得了多数将领的支持，尤其得到了水军统帅王濬的积极响应。为增强东进力量，杜预还主动将自己的部分兵力划归王濬指挥，进一步提升了其作战实力。

与此同时，朝廷也下达诏令，命杜预负责平定东吴南方广大区域，涵盖今日的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同时命令水军主力继续顺江东下。于是，王濬率领舰队，乘着浩荡江流，扬帆疾进。沿江各处吴军守将听闻晋军兵至，无不惊惧，纷纷不战而降。

此前与王濬协同出征的巴东监军唐彬，一路屡立战功。此刻他见东吴覆灭已成定局，孙皓犹如秋后残蝉，命不久矣。联想到此前关于孙歆的争功风波，他预见到前方抢功诿过的纷争只会愈演愈烈。为避免卷入无谓的权力纠葛，便以身体欠安为由，主动请辞，不再随军前进。

另一方面，安东将军王浑率部如秋风扫叶般推进至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

吴主孙皓派遣丞相张悌统领三万兵马迎击。然而这支军队士气低迷，行军迟缓，抵达牛渚矶时已显颓势。

面对滚滚江涛，张悌慨然叹道：“吴国灭亡在即，智愚皆知。若坐守待毙，君臣束手就擒，实乃莫大耻辱。不如渡江一战，纵使战败，殉国而死，亦不失忠烈之名。”

张悌率领三万吴军渡过长江，迎战由晋将王浑派遣、扬州刺史周浚指挥的晋军。战场上，吴军接连发起三次猛烈冲锋，但晋军阵型稳如磐石，岿然不动。当吴军稍有退缩之意时，阵脚便开始混乱。晋军抓住战机，全面反攻，三万吴兵顷刻间土崩瓦解。

吴将诸葛靓仅率数百亲随突围撤退，途中特意折返接应张悌，劝他上马一同逃命。然而张悌誓死不从，决心以身殉国。诸葛靓无奈，只得独自策马离去。才奔出百余步，回头望去，只见张悌已被晋军斩杀，首级被割下。

与此同时，王濬率领的晋朝水师也已抵达战场。庞大的战船舰队气势恢宏，宛如排山倒海而来。其中大型战舰两艘并联，面积达一百二十步见方，可容纳两千多名士兵。船上建有木制城楼与瞭望平台，骑兵可在其上奔驰往来。船首雕刻着狰狞的猛禽异兽，令人望而生畏。入夜后，灯火通明，光耀如同白昼，照亮江面与天际，声势之盛令东吴军民胆战心惊。

王濬统率八万水陆大军直逼建业城下。此时，东吴各地仍拥有各类战船五千余艘。史载吴国舟师之盛，可谓“舟舰盖海”。有的巨舰高耸入云，形如飞楼；最大的能容纳三千士卒，楼阁层叠，远望恍若海上仙山；中等船只亦可运载八十匹战马。国库中尚存粮二百八十万斛，全国仍有十余万将士。若能凝聚力量，尚有与晋军一战之力。

然而，因君主孙皓暴虐荒淫，民心尽失，士气涣散。情急之下，孙皓命游击将军张象率万人水军出城迎敌，岂料张象刚出城便举众投降。随后又命都督陶浚统领两万水军出征，不料就在出发前夜，全军士兵尽数逃亡，无一留下。

至此，孙皓如断足之蟹，再也无法挣扎。无奈之下，只得下令在石头城头竖起白旗，向晋军请降。

公元280年三月十五日，东吴末帝孙皓派遣使者分别前往晋军大营，向王浑、王濬及司马伷递交降书，正式宣告东吴政权的终结。

这场决定三国命运的战争，后来被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入诗篇：“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诗句气势恢宏，生动再现了晋军顺江而下、破除防线、兵临建业的历史场景。

自孙权于222年称吴王建立政权起，东吴历经四代君主，历时五十七载，终在晋军的强势进攻下覆灭。其辖境包括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悉数归入西晋版图；登记在册的五十二万三千户、约二百三十万百姓（未计入依附豪强的隐户与奴仆）也被纳入晋朝户籍体系。至此，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三国分立局面正式落幕，天下重归一统。

当平吴捷报送抵洛阳，朝中百官无不欢欣鼓舞，齐声庆贺。晋武帝司马炎手执酒杯，思绪万千，忆起已故重臣羊祜当年呕心沥血、运筹帷幄的谋划，不禁潸然泪下，感慨道：“此乃羊太傅之功也！”言语之间，满是追思与敬重。

随后，晋武帝在都城洛阳举行盛大的受降仪式，文武百官、四方使节及国子监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改元“太康”，新纪元开启，标志着国家统一的正式确立。

受降当日，孙皓俯伏阶前，叩首请降。

晋武帝命其起身，并指着身旁一座空席笑道：“朕为此位，已等候多时。”

孙皓虽处败局，仍强作镇定，回敬道：“臣在建业时，也为陛下设此座久矣。”

这番对答，既显胜者的从容，亦见败者的倔强，成为后世传诵的一段历史佳话。

孙皓刚刚投降之际，身为平吴大都督的贾充尚不知战事已定，仍上奏章称东吴难以速胜，请求撤军回朝。这份奏表与攻克建业的捷报竟同时送达洛阳，一时朝中哗然，众人无不讥讽贾充身居高位却见识短浅，实在不合时宜。待他返回京城，既感羞愧又心怀恐惧，只得向晋武帝请罪，痛责己过，极力颂扬皇上神机妙算、英明决策。

晋武帝念其为开国元勋兼亲家，温言抚慰，不予追究。

此时贾充见到孙皓，觉得正好可借机立威，便厉声质问道：“我听说你在江南常施以挖眼、剥面之刑，这究竟是何种酷法？”

孙皓抬眼一看，此人正是当年主导弑杀魏帝曹髦的贾充，仿佛看见曹髦血染龙袍、含恨而立，当即冷笑道：“对那些弑君悖逆之徒，就该用这样的刑罚！”

此言一出，贾充顿时面色煞白，羞惭得无地自容，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孙皓被晋朝封为“归命侯”。一次，晋武帝设宴款待群臣，特意召他前来陪席。酒过三巡，晋武帝笑着对他说：“我听说你在江南时擅长唱民歌，尤其是那首‘尔汝曲’，可否当场为朕吟唱一曲？”

此时的孙皓已有七八分醉意，便借着酒胆起身应道：“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敬汝一杯酒，愿汝寿如春。”

按照礼制，臣子直呼皇帝“汝”“尔”，乃是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但这次是奉旨演唱，虽言语无礼，晋武帝也只能强作欢颜，不便发作。然而，歌声落处，孙皓回想起昔日为君、今日为囚的境遇，悲从中来，竟忍不住掩面痛哭。

他或许至死也未曾真正反思自己为何亡国。而后世那些荒淫无道的君王，也往往重蹈覆辙，视前车之鉴如无物。历史的教训，总是被遗忘在权力的浮华之后。

二将争功

孙皓虽已归降，但平定东吴的两大功臣王濬与王浑却因争功而争执不休，闹得朝堂上下不得安宁。

此前，当王濬率水军顺流直下、势如破竹之时，王浑所部正在长江北岸大破张悌率领的三万吴军，取得了一场关键胜利。

部将周浚当即劝谏王浑乘胜南渡，直取建业，可王浑顾虑重重，对横跨长江天险心存畏惧，因而按兵不动，错失良机。

恰在此时，朝廷下达诏令，命王濬进军建业，并受王浑节制。王浑得知后大喜，立即派使者乘小船前往江中拦截王濬，意图召其会商军事、共议攻城。

然而王濬尚未接到朝廷诏书，不愿贸然停军听令。面对使者，他指着江面说道：“如今风正帆满，顺水而行正是良机，岂能因一纸传唤便停舟不前？”

就这样，王濬继续进发，一举攻入建业，迫使孙皓出降，立下首功。

而王浑先前虽击败吴军主力，自认为已扼住敌国咽喉，功劳在握，却不料被王濬抢先进城、独占头功，心中愤懑难平。于是他屡次向晋武帝申诉，指控王濬违抗军令、拒不听调、擅自夺功。晋武帝听信其言，也曾责问王濬。

对此，王濬据理力争：“朝廷原先的诏书明确指示各军受太尉贾充统辖，并未提及由王浑指挥我军。我于十二日抵达三山，王浑派人相邀，但来信中也未说明朝廷已有新命。直到十五日我攻入建业，傍晚才见到那份要我听从王浑调度的诏书——而此时孙皓早已投降。更何况，自古兵法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机瞬息万变，岂能拘泥于文书往返？”

一番陈词条理清晰、事实确凿，晋武帝听罢无言以对，只得作罢。一场争功风波，终因王濬的坦荡与智辩得以平息。

王浑依据周浚来信中的内容，上奏弹劾王濬的部将纵火焚烧孙皓的宫殿，并趁乱私占东吴国库财物。对此，王濬上表辩解道：“根据孙皓近臣孔摅的供述：在吴国即将覆灭之际，孙皓身边亲信曾表示愿拼死抵抗，为主效命。于是孙皓当场分赐金银财宝以作赏励。然而这些人拿到财物后随即逃散，并未投入战斗。孙皓走投无路，只得遣使请降。使者刚出宫门，那批亲信又放火焚烧宫殿，借机抢劫。我军进入建业后，还组织兵力扑救大火！”

王濬进一步申辩说：“各路大军会师建业，总计二十余万兵马，而我的部队仅八万人。我一向从严治军，若有士卒违反纪律、买卖不公，已处决十三人以正军纪。当时其他部队有八百余人公然在城郊劫掠，我的部将马潜逮捕了其中二十多人，经查均为王浑麾下周浚的部下。我并未擅自处置，而是将他们押送回周浚军中，由其自行裁决。如今他非但不自省，反而反过来诬陷于我，实在令人寒心！”

王浑行事颇为霸道，毫无理让之意，而其子王济更是助纣为虐，言辞激烈，肆意辱骂，甚至凭空捏造罪名，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诬称王濬在担任益州刺史期间，刻意拉拢原蜀汉旧部；攻破建业之后，又收买东吴民心，企图联合蜀、吴残余势力图谋不轨，掀起叛乱。如此言论，一听便知纯属恶意诽谤，毫无事实依据。

相比之下，王浑出身世家大族，门第显赫，在朝中人脉广泛；其子王济更是娶了当朝公主为妻，成为驸马都尉。王济的妻子是常山公主，自幼双目失明，晋武帝对她极为怜惜，因而对王济也格外优待。正因有这层关系，即便王浑父子理亏，处于下风，仍能仗势喧闹，强词夺理，不肯罢休。

平定东吴之后，晋武帝并未立即论功行赏。直到战事结束两个多月后，才正式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其中，王浑因功晋升为公爵，王濬则被任命为辅国大将军，受封襄阳县侯。而早已去世的羊祜，因其在战前为灭吴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也被追念其功，其尚在世的夫人获封为万岁乡君，享有五千户的食邑。

然而，在这场封赏中，王濬内心颇感不平。他自认率水军顺江而下、直取建业，是灭吴的关键人物，功劳最大，但所受封赏却并不突出。更让他愤懑的是，王浑一派竟无端指责他抢功，甚至在朝中多方攻讦，令他积怨难平。

此后每逢入宫面见晋武帝，王濬便反复陈述自己在战役中的战绩以及遭受的不公待遇，情绪激动时怒火中烧，言辞激烈，甚至不等皇帝回应便愤然离殿，未行告退之礼。

王濬的部下范通见状，劝他说：“您何必总是把功劳挂在嘴边呢？若有人问起战功，您只须说是仰赖天子洪福、将士用命，我不过一介老卒，何足道哉。如此谦逊，王浑反倒无地自容了。”

王濬听后沉思良久，点头叹道：“你说得对。当年邓艾灭蜀，率先攻入成都，立下大功，却反遭钟会构陷，最终含冤而死。我当初担心重蹈覆辙，所以不得不为自己辩白。可如今越说越激动，反而失态了。确实，该学会忍耐才是。”

当时朝野普遍认为，王濬立下大功却封赏过轻，许多官员都为他感到不平。

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等人纷纷上书，为他申辩。

秦秀在奏疏中指出：“自晋朝开国以来，‘辅国大将军’这一称号，多授予那些并无显赫战功，却与先帝有旧情之人。如今将此号授于王濬，表面是嘉奖，实则形同贬抑。蜀地尚小，吴国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当年攻取蜀地的将领皆获高官厚禄，而今王濬一举荡平东吴，功勋卓著，却未得相应封赏，实在令天下人难以理解。昔日孙皓虽残暴，仍能兴兵震慑边境；若早几年有人率百万大军攻克建业，必被举国称颂。如今王濬自蜀地顺流而下，仅用数十日便使东吴覆灭，即便将吴宫珍宝尽数赐予他，也难抵其功绩之万一。”

这些大臣虽然顾忌王浑权势，不敢公开评判二人之争，但所言句句属实，合情合理。晋武帝迫于舆论压力，只好提升王濬为镇军大将军（后又进为抚军大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兼任后军将军，掌管禁军之一部，这才稍稍安抚了人心。随后，朝廷论功行赏，王濬与张华各获赐绢一万匹，羊祜夫人亦得帛万匹，其余臣僚所得远不及此数。

即便如此，王濬仍心存戒惧，担心王浑借机报复。每当王浑因公事前来会面，他都会部署大量全副武装的卫士在四周警戒，才肯出面相见，可见其内心之不安。

王濬在平定东吴前后，可谓五味杂陈——如同蜜罐里倒进酸醋，甜中带苦，辣里掺涩，人生百味尽数尝遍。经历种种不公与冷遇后，他心灰意冷，性情大变。早年勤俭自律的他，此后转而追求享乐，衣食住行无不极尽奢华。甚至连自己的身后事也早早安排妥当：他在墓地周围四十多里的山岗上，遍植高大挺拔的松柏，气势恢宏，仿佛要以青翠长青对抗世态炎凉。

王濬最终在八十岁那年病逝，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另一位平吴功臣杜预则是一位典型的儒将。他不善骑射，连普通盔甲都射不穿（相比之下，有人能一箭贯穿七层铠甲），但精通谋略，用兵如神，战功赫赫，胜过许多赳赳武夫。

平吴之后，杜预由丰乐亭侯晋升为当阳县侯，封赏虽不算厚重，但他从不抱怨，淡然处之。回到襄阳后，他多次上书请求辞去“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晋武帝始终未准。

于是杜预索性退居幕后，潜心治学，怡然自得。杜预酷爱《左传》，自称有“左传癖”，并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盟会图》《春秋长历》等重要典籍，在文治方面的成就，丝毫不逊于其军功。

杜预在荆州任职期间，大力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上万顷，同时疏通水路，极大便利了交通运输。百姓因此受益良多，对他敬爱有加，亲切地称他为“杜父”或“杜翁”。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这句赞语道出了人们的心声：杜预不仅以智谋著称，更以军功安邦，他的治理举措惠及民生，泽被后人，功绩深远。

洛阳纸贵

西晋武帝灭吴之后，进入太康年间（公元281—289年），社会局势趋于稳定，文化氛围逐渐活跃。文人学士纷纷以诗文颂扬时政，文学创作迎来一个高峰，后世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统称为“太康文学”。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群体包括“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与其侄潘尼）、以及“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

大约在灭吴后的第三年，即公元282年前后，洛阳城内出现了一桩奇事——纸张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原因在于一位名叫左思（250–305）的文人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三都赋》。此赋一经问世，便广受赞誉，人们争相传抄，导致对纸张的需求激增。而当时造纸技术尚不发达，产量有限，于是“洛阳纸贵”成为一时佳话，连带纸商也获利颇丰。

“赋”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兼具诗歌的韵律与散文的铺陈，注重辞藻华美、音节和谐。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荀子所作的《赋篇》，但真正成熟并盛行则是在汉代。

到了魏晋之际，虽然诗赋仍并重，但晋初文风逐渐偏向形式雕琢。太康时期的文学尤其讲究遣词造句、对仗工整与声韵协调。当时的赋多为短小精悍之作，像左思这样耗时十年、洋洋万余言的《三都赋》，实属罕见。

那么，这位引发“纸贵”热潮的左思究竟是何许人也？外表上看，他相貌奇特，甚至被形容为丑陋，据说出门常遭路人讥笑，甚至有人向他吐口水。他口齿也不伶俐，说话结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不善言辞之人，却以笔墨惊艳世人，《三都赋》文采飞扬，气势恢宏，字里行间铿锵有力，展现出极高的文学造诣——可谓“貌不出众，才惊天下”。

左思出身普通，家世并不显赫，母亲早亡。他的父亲左熹起初只是低级官吏，后来逐步升任太原相、弋阳太守。

左思年少时并不聪慧，曾学习书法、音乐和兵法，但均未有所成。父亲对他颇为失望，曾对朋友感叹：“一代不如一代，这孩子还赶不上我年轻时。”这句话深深刺激了左思，从此他发奋读书，全身心投入学问之中。

左思是临淄人，而临淄曾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受此历史启发，他花了一年时间创作《齐都赋》，完成后亲友纷纷称赞，令他备受鼓舞。他由此坚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并决心再接再厉，实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抱负。

当时三国虽已归晋，但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建业曾分别是魏、蜀、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左思决定以此为题，撰写《三都赋》。

公元272年，晋武帝听闻左思的妹妹左棻才貌双全，便将她召入宫中，封为修仪，后晋升为贵人。左思也因妹妹入宫，举家迁往京城洛阳。

为了更好地完成《三都赋》，左思自觉学识尚浅，于是向朝廷请求担任秘书郎一职，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典籍与文献著述。晋武帝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从此，他得以自由查阅宫廷收藏的大量史料与地理文献，为《三都赋》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完成《三都赋》，左思可谓呕心沥血。他无时无刻不在构思：伏案写作时在想，吃饭喝茶时在想，洗漱沐浴时不放松，散步途中也在推敲，甚至梦中也常浮现文思。为此，他在家中饭桌旁、床头边、厕所里，乃至庭院、亭台各处，都备好了笔墨纸砚。只要灵光一现，想到一个佳句或妙词，立刻提笔记录。有时正吃饭，突然有了灵感，便放下碗筷赶忙修改；深夜梦醒，忆起一句，马上点亮油灯细细润色。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整十年光阴倾注其中，默默无闻的左思终于完成了气势恢宏的《三都赋》，犹如草窝中飞出金凤凰，震惊文坛。

《三都赋》由《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三篇构成，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文中虚构了三位人物——东吴王孙、西蜀公子与魏国先生，借他们相互对话的形式，分别描绘了三国都城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物产资源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特色。

比如《蜀都赋》生动记载了当时成都织锦业的繁荣景象：“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织机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在劳作；锦缎织成后于江中洗涤，更是美不胜收：“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彩锦映水，流光溢彩。

文中还描绘了蜀地丰饶的物产：“旁挺龙目，侧生荔枝，绿叶萋萋，朱实离离”，龙眼与荔枝枝繁果硕，生机盎然。尤为珍贵的是，文中还留下了中国早期使用天然气的记录：“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描绘了地下火井幽幽燃烧、烈焰腾空的奇观。

这不仅是文学巨作，更是一部承载历史与地理的文化瑰宝。

《蜀都赋》在结尾部分对成都的地理与历史地位进行了高度概括：

“至于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岨塍埒，长城豁险，吞若巨防。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

意思是：成都依山谷筑关塞，凭山势作屏障，地势险峻，如同天然长城，易守难攻。只要一人据守要道，万人也难以进攻。当年王莽乱政之际，公孙述曾在此割据称帝；汉室后裔刘备入城，亦能顺势称王。由此可见，天下何处能与此地相比？即便中原诸城富甲天下，也远不如这座都城潜力无穷。

左思所著《三都赋》初成之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为了提升其影响力，他请来当时德高望重的学者皇甫谧品评。皇甫谧读后大为赞赏，欣然为其作序。

随后，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蜀都赋》和《吴都赋》加以注解，卫权还专门撰写了《略解》一书。几大学者相继加持，使得《三都赋》迅速声名鹊起。

司空张华读后盛赞：“此赋足可与班固《两都赋》、张衡《西京赋》并驾齐驱。”由于张华地位显赫，此言一出，上层社会争相抄录，《三都赋》一时风靡洛阳，导致纸张供不应求，价格飞涨。“洛阳纸贵”这一成语便由此诞生，成为文坛佳话。

西晋文坛上，陆机（261–303）可谓声名显赫，才思浩瀚，时人誉之为“陆才如海”。他本有意撰写《三都赋》，后闻左思亦有此志，不禁嗤笑，曾致信其弟陆云调侃道：“北方有个乡野之人叫左思，竟妄图作《三都赋》，真是痴人说梦！等他写成，正好拿来盖酒瓮。”这番轻蔑之语不胫而走，传遍士林。然而当陆机真正读到左思完成的作品时，却大为震撼，由衷叹服，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创作计划。

《三都赋》一经问世，便在洛阳引发轰动，形成“洛阳纸贵”的盛况。不过从文学角度看，该赋仍难脱当时骈俪文风的影响，辞藻铺陈繁复，格局上未能完全跳出文人习套，因此后世对其文学成就的评价并不算高。但其内容广征博引，记述翔实，对三国后期各地的经济、地理、物产等情况多有真实反映，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可补正史之缺。

相较而言，左思的诗歌成就更为突出。现存诗作仅十四首，却大多气势雄健，情感真挚。他的诗抒发了身处困顿而不屈节求荣的骨气，表达了孤高清峻、不趋炎附势的人格追求。

当时社会门阀森严，寒门子弟极难晋升。晋武帝沿用曹丕所设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名义上将人才分为九等，依品授职。

然而实际操作中，主持评定的州郡中正官多由地方世家大族把持，评判标准重门第而非才干，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畸形局面，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公平流动。

早在西晋时期，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对“九品中正制”提出尖锐批评。如司空卫瓘、议郎段灼等人，纷纷上书指出该制度带来的弊端。其中尤以尚书左仆射刘毅的抨击最为激烈。他认为，这种选官方式极易导致“人物难辨、好恶难控、真情伪饰难以分辨”的混乱局面。他还系统地列举了“九品中正”的八大弊病，强烈呼吁废除这一制度。

然而，晋武帝之所以能够取代魏室登基为帝，正是倚仗世家大族的支持。而“九品中正制”恰恰是维系门阀利益的核心机制，因此他不可能真正将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