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未成年检察官郭辞沙完整经历了这起案件，她在其中做出了一个堪称“越界”的决定：既然这个家不合格，那我就给你换个新爸爸。

在咱们的文化里，有一句话我挺反感，你一听到就该心里一紧：

“家丑不可外扬”。

这句话往往是家庭伤害发生后的遮羞布，背后是霸道又冰冷的逻辑：

为了这个所谓的“家”好，你个人的安全和尊严都得让路。

但今天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偏要“家丑外扬”的女孩。

她勇敢求助，可结果却是最该保护她的母亲，反而和“家人”一起站到了她的对立面。

未成年检察官郭辞沙完整经历了这起案件，她在其中做出了一个堪称“越界”的决定：既然这个家不合格，那我就给你换个新爸爸。

“警察叔叔，这个弟弟说找不到妈妈了！”一个清亮的女声说。

女警察回过头，看见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拉着一个抽抽噎噎，冒着鼻涕泡的小男孩。男孩身穿白色短袖T恤，黑色短裤，正是两小时前报走失的男童。

同行的男警察说：“谢谢小妹妹，你可帮大忙了。”

女孩利落地一摆手，“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警察叔叔，再见！”

“等一下！你是不是杨晴？”女警察上前几步拦住女孩，回头冲同事说：“她也是我们要找的，她妈妈今天早上报警，说她又离家出走了！”

女警察将杨晴带回派出所，让女孩先坐着，自己去处理别的事，等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杨晴正气鼓鼓的，穿着大头凉鞋的脚一下下踢着桌角。

“还在生气？提前结束了你的流浪计划，不好意思啦。”女警察笑着说，端起一份盒饭放在杨晴面前，“喏，你最喜欢的甜酸排骨。”

每次她带回离家出走的杨晴，如果正好遇上饭点，就让女孩在派出所吃一顿，这个月已经是第二次吃甜酸排骨了。

“先说好，我不回家！”杨晴不自觉地舔了下嘴角，拆开一次性筷子，飞快夹了一块排骨塞进嘴里。

女警察也没说什么，笑着让她先吃排骨。吃完，揽着她的肩膀说：“闲着也是闲着，你跟我聊聊，为什么老是离家出走？我听说你这离家出走没有十次也有八次了吧？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或者有什么人让你不想回家？”

杨晴垮着脸，抬头快速瞄了女警一眼，又低下头，小声回答：“没有。”

“你妈妈以前说你青春期叛逆，老喜欢到外面玩不回家。我看不像，你其实挺明事理的，人又仗义。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你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你。”

杨晴迟疑地问：“你真的会帮我吗？你会不会告诉我妈妈？”

女警察认真地承诺，“我肯定帮你，你不想你妈妈知道，我就不告诉她。”。

杨晴低着头说：“我不想看到爸爸，昨天他放假回来了，我就跑出来了。”

“嗯？为什么不想和爸爸在一起？”

“因为看到他我就不开心，还会想起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他以前摸过我那里……”

女警察吃惊地捂住嘴，再次确认：“你说他摸你哪里了？”

“这里、这里。”杨晴伸手指了指。

女警察说：“你确实不用回家了，等一下，我们得去询问室做个笔录。”

去年六月，我从女警察那里打听到杨晴被找回的整个过程。杨晴在派出所做完笔录，没过多久，案件就递到检察院，厚厚一沓案卷材料堆在我的桌上。

资料里写着，这个13岁在读初一的女孩，指控继父张强多次、长时间猥亵她。

离奇的是，案子递交给检察院第三天，我就收到杨晴亲笔写的谅解书。

在谅解书里，杨晴写道：“我自愿谅解张强，不再追究张强的刑事责任。希望检察院对张强从轻、减轻处罚，对张强免予起诉。”或许是嫌这封谅解书过于程式化，杨晴最后还写道：“爸爸，我原谅你了，希望你快回来。”

在这座东南沿海城市做过多年检察官，我看过不少谅解书。这种情景，怎么看都不对劲，原谅得是不是太快了，不是因为这件事，之前还多次离家出走吗？

张强眉毛粗黑，大眼睛，厚嘴唇。我讯问时，张强矢口否认，坚称没有猥亵过杨晴，还反问：“杨晴虽然是我的继女，但我一向把她当作亲生女儿，怎么可能猥亵她呢？”

张强家属聘请的律师交来法律意见书，称“没有证据证明张强构成猥亵儿童罪，希望检察机关依法释放张强。”

就连杨晴的妈妈，也打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能放张强回家。

我嗅到某种熟悉的阴谋味道，这种味道，我曾经多次在父亲性侵女儿的案件中经历过，很显然，张强家人正在展开“营救行动”。

我让杨晴的妈妈把她带到检察院，要当面问问她，这才得知，杨晴根本没在家。张强被抓以后没过几天，杨晴又离家出走，坚持不愿回家，警察不得已，将她送到福利院暂时寄养。

继父已经在看守所里，为什么还要离家出走呢？

在福利院的接待室里，我第一次见到杨晴。对于13岁的南方女孩来说，她个子比较高，大约一米六左右，身形瘦削。头发似乎是随手一扎，在脑后束成一个短马尾，脸型小巧，眉眼细致，但一张开嘴说话，便露出微微凸起的牙齿。

交谈过程中，她似乎总是静不下来，手脚时不时动来动去，时而用手指卷着衣角，时而用脚尖踢踢椅子，整个人充满了一种不安分的活力。当她坐着不动，眉眼低垂、嘴角紧抿，又莫名让人感觉到一种悲伤。

我拿出谅解书问：“这是你写的吗？”

她伸过头来看了一眼说：“是的。”

“你真的原谅你继父了吗？”

杨晴似乎思考了一下，坚决地说：“我不原谅他，我永远都不想原谅他”。

“那你为什么要写下这份谅解书？”

“我妈妈让我写，我就写了。”

杨晴告诉我，事发以后家里几位亲戚围着她轮番劝说。奶奶最先上阵，指责她：“你怎么那么狠心，要把爸爸送去坐牢。”

杨晴反驳说：“不是我送的，是他自己做了错事。”

奶奶气得浑身发抖：“不是你跟警察说，警察怎么会知道，家丑不可外扬，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杨晴浑身僵硬，姑姑大概看到杨晴流泪，于是扶着杨晴的肩膀扮白脸说：“小晴，你要听话，明天你就去跟警察说是你记错了。”

杨晴边哭边倔强地说：“我不去，你再逼我，我就告诉警察你让我说谎。”

最后，还是妈妈站出来说：“小晴，我知道你生气，我也气你爸爸。但是弟弟还这么小，你看在弟弟的份上，帮你爸爸一把。”

13岁的杨晴挡住如狼似虎的亲戚，却挡不住妈妈的眼泪，她心里不愿意原谅继父，却也不想让妈妈为难、伤心，不得已妥协。最后这份谅解书是“弟弟的姑姑的女儿”给她一字一句地念，她照着写的。写完这份谅解书，她就再次离家出走了。

我注意到，她提起张强时不再叫爸爸，而是直呼“张强”，提到那边的亲戚，也会用“弟弟的奶奶”“弟弟的姑姑”这样的称谓来代替。

想来，她已经对这些亲戚失望至极了吧。

临走时，我问杨晴还有什么要求想要跟我说的。她抿了抿嘴，坚决地说：“我想让他跟我道歉，我想让他跟我当面道歉，否则绝不原谅他。”

我反应了一下才意识到她说的人是张强。我问：“怎么当面道歉？难道你想去法庭上跟他见面吗？”

杨晴倔强地点点头说：“可以。”

想要达成杨晴的心愿，并不容易。

猥亵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自然没有留下实物证据。张强在看守所里一直喊冤，说自己不可能做出那种畜生不如的事，甚至发誓，如果干出这种事全家死绝。

仅仅是当前这些证据，张强被无罪释放的概率很大。

更糟糕的是，两名知情人也站在张强那一边。

杨晴告诉我们，奶奶和大伯母早就知道张强性侵她的事。那年她还在老家读五年级，借住在大伯家里，有一次和堂妹因为争一瓶饮料吵架，大伯母训斥杨晴不知道感恩，“你爸爸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赚钱养你们，你还这么不懂事，怎么对得起你爸爸？”

杨晴一时口快还了一句：“他还对不起我呢。”

她大概也存着告状和求助的心思，把张强摸她的事全部告诉大伯母。

大伯母听完吓了一跳，立刻告诉杨晴的奶奶，两人转头就叮嘱杨晴说：“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你妈妈带弟弟很辛苦，就不要让她操心了，这件事奶奶会跟你爸爸说。”

但是当我们找到两人做笔录时，她们却都否认了。我想，也许能从她们那里找到突破口，于是让民警去看守所，把民警讯问张强的几份录音录像拷贝出来，我和助理蹲在电脑前细细看了大半天。

张强在民警第一次讯问时否认猥亵杨晴，但在第二次讯问时，可能扛不住压力承认猥亵过杨晴，到第三次之后又翻供不认了，他解释说民警态度很凶，自己被吓到才承认猥亵。

说这话时，他显得理直气壮，粗黑的眉毛凝在一起。

我细看的正是这回的录像。

讯问录像声音很小，还夹杂着张强的地方口音，我把耳机紧紧压在耳朵上来回听了几次，注意到张强说：“我妈和大嫂只知道我猥亵过她，但具体猥亵的次数她们不知道。”

我让民警再次传唤张强的母亲和大嫂。这次见面安排讯问室，两名民警全副武装，手铐别在腰间，神色肃穆，现场气氛很严肃。

我们决定先突破张强的大嫂，给她反复播放张强的录像片段，“我妈和大嫂只知道我猥亵过她，但具体猥亵的次数她们不知道。”

民警目光如炬，盯着大嫂严肃地说：“张强自己都承认了！你确定还要帮他隐瞒？”

大嫂脸色一白，嘴唇翕动。

“你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什么吗？包庇罪！要判刑的！你帮张强做假证明包庇他，判你三年都是轻的。为他连自己儿子都不顾了？父母是罪犯，儿子不能考公务员你知不知道？”

大嫂跟张强没有血缘关系，而且有一个儿子正在读大学。

毫无血缘的小叔子和亲儿子，叠加坐牢的痛苦，很好选。

果然，大嫂动摇了。她再三向民警确认，只要如实交待就不会追究刑事责任之后，一股脑全说了，细节和杨晴的说法都对得上。

张强的母亲知道大嫂全说了之后，也叹着气承认了。她流着眼泪叹道：“我当时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警告他不许再动杨晴，哪知道他还敢，猪油蒙了心啊。”

有了人证，张强的案件基本落定，这牢他是坐定了。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很快打来电话，问能否让杨晴的母亲接她回去，孩子有家，长期待在福利院不是个事。但是我不放心，再度约见杨晴的母亲，想看看她对孩子究竟是什么态度。

杨晴的母亲叫朱军丽，四十来岁年纪，穿一件暗红连衣裙，烫染过的头发精心盘在头顶，脸型瘦削，显得两边颧骨有点突出，浅棕色的眼珠迟疑地看着我，拿不准我找她干什么。

我问：“你知道张强猥亵杨晴吗？”

朱军丽说：“我听警察跟我说过。”

“那再之前呢？”

“没有，杨晴从来没跟我说过。”

“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我不相信张强会干这种事，他平时对杨晴很好的，经常给她买东西，还带她出去玩。”朱军丽说着急切地在包里翻找，想翻手机照片给我看，却想起手机没带进来。

我有点生气，对朱军丽说：“他自己都承认了，他母亲和大嫂也承认了，你还不相信？”

朱军丽沉默着不说话。

我换了个温和语气问：“你女儿在福利院住了两三个月了，你有什么打算？”

朱军丽抬起头哀求说：“检察官，你能不能把张强放出来？”

我惊异地问：“为什么？”

“我们全家只有张强工作有收入，我在家带着三岁的小儿子，也没办法出去工作。”

“所以你的女儿被猥亵你也不管了吗？张强出来要是再猥亵你女儿怎么办？”

“他不敢了的。”

“要是他就敢呢？”我追问她。

“那你们到时候再抓他判刑，我没有意见。”

我无语地看着朱军丽，不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接着问：“你女儿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接回去？”

朱军丽态度突然变得坚决：“如果张强出来，我就把杨晴接回来，一家以后好好过。”

“张强犯了猥亵儿童罪，要判刑的，他不可能出来。”

“那我也不想跟杨晴一起了，她本来就不听话，我一个人也照顾不了她。”

“你这是在威胁我？”我真的生气了，大声质问她。一个母亲竟为丈夫不要女儿，而且这个丈夫还是猥亵女儿的继父，这是人能说出的话吗？

朱军丽嗫嚅着说“没有没有”，态度很明显，不释放张强，她就不接杨晴回家。

对张强，放是不可能放的。对于性侵儿童的犯罪，司法政策一向要求从严打击。但是朱军丽对杨晴的怨恨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强烈。赶上这样的母亲，我没有办法，只能让杨晴先在福利院住下，还给她在附近的中学办了借读手续，让她继续上学。

可是这种临时监护，法律规定只有一年的期限，也就是说，一年内，我们必须让杨晴的母女关系有所改善，或者为她找到一个新家。思来想去，也没有个好主意，每当这时候我就忍不住想，朱军丽这个母亲，究竟为什么能这样狠心？

还没等我解开这个谜题，杨晴出事了。

那是个凌晨，巡夜阿姨发现杨晴的状态不对，没换睡衣，也没盖被子。走近一看，杨晴脸色苍白，眼睛紧闭，手腕处的伤口狰狞地翻着，殷红的血珠一滴滴落下，汇成细小的溪流染红了素色床单。

救护车来得很快，刺耳的警笛声像一把利刃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各个房间的灯接二连三地亮起，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疾奔而入，在所有人的注目下，将杨晴飞快抬上车，关上门，呜咽着绝尘而去，留下整个院子的人沉浸在震惊与不安中。

幸运的是，杨晴藏起来的刀片不算太锋利，伤口划得不深，命是保住了。

我们对杨晴自杀的原因百思不得其解，面对询问，她躺在病床上一句话也不说。连久未见面的母亲来看望她，她也不太说话，对自杀的原因要么沉默不语，要么避而不谈。

福利院挨个找孩子们谈话，调查杨晴有没有受到欺凌，有一个和杨晴走得比较近的小姑娘提供了线索，说杨晴前两天和妈妈通过电话，在那以后就闷闷不乐。

回到福利院，心理咨询师陪着杨晴聊了很久，杨晴才吐露了心声。

杨晴问心理咨询师：“我是不是不该报警？”

心理咨询师问她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我没有报警，张强就不会被抓，妈妈就不会失去老公，弟弟也不会失去爸爸……”

原来这才是杨晴的心结，她感受到了母亲对她的怨恨。

我警告朱军丽，不许对孩子说不合适的话。

朱军丽似乎很冤枉，辩解道：“我没说什么啊，只是告诉她家里现在没有收入，我要去打工赚钱，还要照顾弟弟，暂时不能接她回家，这也是事实啊。”

其实，不只是朱军丽这么想，在张强的家人劝说杨晴写下谅解书的时候，他们就跟杨晴分析过了“你爸爸要是被判刑，你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谁来付？你们这个家就完了。”

朱军丽和张强的家人联手垒起一座大山，终于压垮了这个13岁的女孩。

我再度感慨，朱军丽这个妈妈，为什么对女儿这样狠心？

没过多久，司法社工帮我找到了答案：杨晴可能不是朱军丽生的。

司法社工是检察院专门为杨晴指派的，每一个未成年被害人都有司法社工一对一服务。他们需要了解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和生活状态，发现被害人陷入困境，或者某种因素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可以及时告诉检察官，然后链接相应资源来帮助被害人。

可以说，司法社工比检察官更加了解被害人以及他们身后的家庭。

在一次循例访谈的时候，朱军丽突然说：“其实杨晴是抱养的。”

我们赶紧找朱军丽核实。她当即承认了，“13年前，我和前夫结婚好几年都没有孩子，正好有亲戚说有一个租户刚生下孩子不想要，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就说要。”

“杨晴的亲生父母是谁？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那是一对小情侣，感觉都没有成年，听我亲戚说，生下孩子后他们就分手各走各的了，亲戚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没有留下真名。”

我终于明白了朱军丽为什么对杨晴这么狠心、绝情，杨晴和她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现在又有了亲生儿子，杨晴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可是年仅13岁的杨晴，知道这一切吗？

福利院和社工都不敢告诉杨晴真相，但是这个女孩，早就产生过怀疑。

为证实朱军丽的话，我们给杨晴安排DNA亲缘关系检测，民警以体检的名义带着杨晴去检测机构抽血。就在那天，杨晴问心理咨询师，“我是不是……不是我妈亲生的？”

心理咨询师问她为什么这么想。

杨晴说：“我早就怀疑过了，我妈对我和弟弟不一样。”

杨晴告诉心理咨询师，自从弟弟出生后，妈妈很偏心，好吃的好玩的都给弟弟，但凡弟弟想要的东西，妈妈就会跟杨晴说：“你是姐姐，你得让着弟弟。”或者明明是弟弟摔碎的碗，挨打的总是杨晴，妈妈说：“弟弟还那么小，你怎么不看好他？”

弟弟出生后，才八九岁的杨晴就开始照顾弟弟了，冲奶、换尿布都是杨晴的活，弟弟大一点了，杨晴放学或者周末就得带着弟弟出去玩，让妈妈可以休息一会儿。

妈妈平时不上班，从工厂拿回材料在家串一些项链、挂坠，赚点手工费。张晴在家时，妈妈也让她一起串珠子。有一次，张晴很喜欢小摊上卖的一个粉红色的漂亮发卡，但要整整20元，她鼓起勇气跟妈妈说了。

妈妈说你静下心，这个星期跟我一起做串珠子，赚了钱我就给你买。杨晴那个星期一有空就串啊串，串了几百串珠子，每天放学先跑去小摊看一眼，担心发卡被人买走了。

结果妈妈反悔了，就给了杨晴5块钱，说小孩子花那么多钱干嘛，从小不要养成浪费的坏习惯。

可是隔了几天，3岁的弟弟在商场看见一个奥特曼造型的小蛋糕，哭着不肯走，那个小小的蛋糕标价35元，妈妈立刻就给他买了。

“我妈肯定不是我亲妈！”杨晴嘴里说得笃定，却拿眼睛去看心理咨询师的反应。

心理咨询师否认了，说：“妈妈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好让你难受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你妈妈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只是没有告诉你。”

过了几天，社工去福利院看望杨晴，杨晴又去试探社工。

杨晴问：“你知道我不是我妈亲生的吗？”

社工是个20多岁的女孩，没什么经验，闻言吓了一跳，以为有人说出了真相，一边支支吾吾地应付：“真的吗？不会吧？”一边赶紧在群里问，群里的人都说没有告诉过杨晴，社工这才知道，差点被杨晴套话。

社工问：“是谁告诉你的？我怎么没听说。”

杨晴笑了笑：“没有谁，我猜的。”

杨晴暂时被瞒了过去，但是我总觉得对孩子说谎不好，于是问福利院的心理咨询师，要不要告诉孩子真相？结果遭到心理咨询师的反对，“这时候告诉她真相，等于告诉她，她是个孤儿，太残忍了，对她以后的成长也不好。”

福利院的领导也不同意。这次争论没有结果，但是真正让我打消这个念头的，是杨晴在福利院里的“特殊表现”。

也许是自由惯了，福利院的管理让她很不适应。刚住进福利院几天，她就因为想翻墙出去溜达，被保安拎回来训诫了一番。福利院晚上9点就要上床睡觉，可是杨晴不服管教，到睡觉时间还想继续追剧不肯关电视，还跟社工抱怨：“这跟监狱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回，她因为不遵守规定，被保育员阿姨责怪，杨晴竟然还嘴说：

“那我回家，我不在这里了。”

心理咨询师告诉我，杨晴在福利院有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室友，母亲抛家弃女不知所踪，父亲病亡，亲戚不愿意养，所以被送过来。

那个女孩和杨晴完全相反，她内向寡言，从不和保育员争辩，而且学习非常努力。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孤儿，身后没有人可以依靠，福利院只会养她到18岁，所以她在这里不敢不乖，甚至懂事得令人心疼。

杨晴呢，她的闹腾、胆大正是朱军丽给她的自信，她一直觉得自己是有家的，只是妈妈太忙碌了，才让她暂时待在这里。

所以她有底气顶撞保育员阿姨，即使那个家很糟糕，疑似不是亲生的妈妈，也很糟糕，但是那到底是她的家，吵架的时候依然嘴硬。

要是鲁莽地揭开真相，就等于一下子捅破了她心里的“底气”，这个女孩已经受到那么多心理创伤了，还是让她保留着这份“底气”吧，我们去给她找一个更好的家。

我的确想给杨晴找到一个更好的家，但现实是，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首先，我们找不到她的亲生父母，即使找到，他们能不能抚养、愿不愿意抚养杨晴，还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把杨晴送回家？朱军丽是她的监护人，我们固然可以勒令她依法履行监护人职责，可是任谁都知道，杨晴一旦回到那个家，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我们甚至想过，剥夺朱军丽的监护权。

可是法官说，朱军丽确实存在“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但是情节没有达到“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程度。

杨晴也能吃得饱、穿得暖，张强性侵的事情，没有证据证明朱军丽知情。所以，说到底朱军丽只是不爱杨晴，没有法律规定，父母不爱孩子就能剥夺监护权。

福利院没有监护权，只能让杨晴暂住一年。

就在我们头疼的时候，一个男人出现，杨晴的人生迎来转机。

这个男人就是杨晴的养父杨孟，朱军丽的前夫。

他其实也算杨晴的监护人之一，只是与朱军丽离婚后逐渐断绝联系。联系上杨孟的时候，杨晴已经在福利院待了好几个月。

电话里，杨孟对张强性侵杨晴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说：“我一定会追究到底，必须对张强判刑，而且要重判！”

我告诉他，朱军丽作为被害人母亲的意见跟他相反，她希望我们释放张强。

杨孟气急了，骂道：“她算什么母亲？！张强干出猪狗不如的事情，这么长时间她说她不知道？我不相信。我要求追究朱军丽的责任！”

我承诺他：“如果有证据，我们一定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杨孟这才冷静下来。

我问杨孟，当时离婚的时候杨晴的抚养权归谁的？

杨孟说：“没有签书面协议归谁，本来我想要杨晴的，但她妈妈不同意，孩子也愿意跟着妈妈。”

我说：“朱军丽说除非张强被释放，否则她不想接回杨晴。”

杨孟又怒了，骂朱军丽猪狗不如足足骂了两分钟。

我拿不准这个男人的心思，试探着问他：“那现在杨晴怎么办呢？要一直住在福利院吗？福利院住的都是孤儿，对孩子心理不好。”

杨孟当即说：“那就让她回来吧，我养她。”

听到他回答得这样干脆，我的第一反应是：靠谱吗？

我们未成年人检察官长期办理各种突破人性底线的刑事案件，见过太多的丑恶，所以当一个多年没见面的单身中年男人站出来，想要抚养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很多恶劣案件。

如果杨孟能当个好父亲，那自然好，不然就是把杨晴推进下一个虎口。

我与社工、福利院一起对杨孟展开全方位得调查，通过公安查询违法犯罪记录、联系杨孟所在的街道和妇联了解情况，得知杨孟是工厂的维修工程师，大专学历，工作稳定，没有劣迹或者恶习，同事对他的评价是：踏实稳重，勤快肯干。

这些调查，算是他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我们一起对杨孟进行线上谈话，这其实相当于某种听证会，如果他的回答让我们不满意，或者回答过程中，让我们察觉到他在隐瞒什么，自然不能放杨晴和他回家。

一上来，我就直接问：“杨晴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也跟她有几年没联系了，为什么现在你想抚养她？”

杨孟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整个人看起来还算斯文、得体，他解释道：“杨晴从小就是我带大的，我对她是有感情在的。离婚后我经常打电话给杨晴，后来朱军丽不愿意让杨晴跟我亲近，总是借故不把电话拿给杨晴，慢慢地就没再联系了。”

我问：“那杨晴的抚养费呢？朱军丽不找你要吗？”

杨孟的声音顿时提高，“我是净身出户的！当时在城市里的房子是租的，仅有的10万元存款都给朱军丽，当作杨晴的抚养费了。”

“朱军丽不是出轨过错方吗？为什么反而是你净身出户？”

杨孟连连摆手叹气：“不想提了，那时候不想再跟他们扯下去了。”

离婚后，杨孟一直没有结婚。他说经历过背叛，不想再踏入婚姻。社工悄悄提醒我，朱军丽提到过她出轨的原因是“杨孟没有生育能力”。没有自己的孩子，可能也是杨孟想要继续抚养杨晴的原因吧。

谈话结束后，我们又去找杨晴和朱军丽求证。杨晴说小时候都是爸爸去学校开家长会，就连朱军丽都说：“杨孟确实对杨晴挺好的。那时候杨孟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我要外出做临时工补贴家用，他就负责照顾杨晴，给她喂奶喝、换尿布。”

得知这些事情，我挺开心，觉得杨晴算是有出路了，却突然发现，她对这位养父的态度有点不同寻常。

在福利院的安排下，杨孟与杨晴通过几次电话，奇怪的是，她和杨孟谈话经常出现沉默。杨孟问她最近在干什么？杨晴常常以“嗯，没干什么”“还行吧”这种简短的话来应付，似乎不太想和杨孟多说。

杨晴平常可不是这样。她跟陌生人几分钟就能谈笑风生。离家出走多次，都是去一座香火鼎盛的庙里，我还奇怪，结果她说庙里有很多义工阿姨和叔叔，她靠自来熟，总能混到免费斋饭吃。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也说，前不久他们组织福利院的孩子外出游玩，是杨晴提议的。来回两个小时车程，杨晴带着孩子们一会唱歌一会猜谜语，一路闹腾就没停歇过，还充当主持人问大家想看什么节目？

心理咨询师笑说：“想看你表演静坐，不许讲话的那种。”

我和社工私下探讨过：是不是杨晴不喜欢杨孟，或者以前杨孟对杨晴不好啊？我心理更加阴暗，让社工侧面问问杨晴，杨孟以前对她有没有猥亵行为（职业病又犯了）。

最后，还是心理咨询师问出来了，原来杨晴对杨孟有心结，她觉得羞于面对养父。

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朱军丽经常带着杨晴到相邻的城市找一个叔叔玩，说这个叔叔是妈妈的远房亲戚。叔叔对杨晴和蔼可亲、有求必应。可是那段时间，父母经常吵架，爸爸把家里的东西都砸了，杨晴当时对爸爸有点恐惧又有点生气，与流泪的妈妈同仇敌忾。

妈妈说她要离开这个家，问杨晴跟谁，杨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妈妈。

后来，妈妈带着杨晴来到了那个叔叔家里，让杨晴改口叫爸爸，这个继父就是张强。

朱军丽是二婚，而且是婚内出轨，就连张强那边的亲戚都很看不起她，渐渐地，杨晴意识到妈妈背叛了爸爸，而自己成了妈妈的帮凶。现在，久违的父亲回来还对杨晴嘘寒问暖，她心里觉得对不起父亲，不知道怎么面对。

心理咨询师温和地说：“杨晴，我能理解你内心的冲突和痛苦。那种被利用和成为‘帮凶’的感觉确实令人窒息。你还只是个孩子，大人们的世界对你来说太复杂了。”

杨晴低着头，手指拽着衣角，轻声说：

“如果没有我做掩护，妈妈就没有机会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你只是一个需要依赖母亲的孩子，不具备判断对错的能力。真正应该负责的，是做出选择的大人，也就是你母亲，她的错误不应该由你来背负。”

杨晴抽泣着说：“我还选择了跟妈妈，我对不起爸爸…”

心理咨询师轻轻抱住她，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肩膀：“现在爸爸回到你的生活中，对你关心呵护，这说明他真正想靠近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追究过去的对错。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尝试一个小练习：下次爸爸给你递热水时，试着看着他的眼睛说声谢谢爸爸。不需要突然的亲密，从这样微小的回应开始就好。你会发现，父亲渴望的从来不是你的道歉，而是重新参与你的人生。”

按照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杨晴试着敞开心胸与父亲接触。

两个月里，杨孟一到周末就拎着大包小包坐高铁来福利院看望杨晴，还向福利院申请，带着杨晴去了她早就想去的游乐园，陪她坐了以前没人陪的“跳楼机”“云霄飞车”。两人的话渐渐多了，杨孟问她想要吃什么，她也能大大方方地“点菜”了。

自那以后，杨晴和杨孟亲近起来，说话不再小心翼翼，看起来像一对真正的父女了。

福利院的主管部门——辖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部长带领心理咨询师、社工组成评估小组，对杨孟是否适合抚养杨晴进行评估。

杨孟虽然和杨晴没有血缘关系，但他本来就是杨晴的法定监护人，和一般收养不同，且杨孟具备监护意愿和监护条件，杨晴跟杨孟一步步接触之后，孩子也接纳养父。

评估小组成员一致认为：杨晴具备回归家庭的条件，杨孟适合抚养杨晴。

一年的临时监护期限就要到了，福利院决定将杨晴交给杨孟抚养，我没有反对，养父已经是目前最好的抚养人选了。

我嘱咐社工，杨晴离开福利院后，也要和她保持每周联系一次的频率，了解她的学习和生活状况，密切关注这家人对她的态度，如果不好，我们再考虑介入。

我和福利院也商量好，选择合适的时机到老家回访杨晴，假如杨晴再次面临抚养危机，福利院将再次接手杨晴的监护。

妇联的工作人员也将杨晴的信息报给老家的妇联，发函请他们多多关注和扶助。

今年七月，杨孟约好来接杨晴回家的日子，我提出最后跟杨晴和杨孟谈一次话。

杨晴仍然一副身材苗条、伶伶俐俐的样子，我将带来的文具送给她作为临别礼物，没想到她也端出一盘蛋挞请我们吃。心理咨询师说，这家伙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倒腾妇联工作人员送给她的小烤箱，说要让检察官和社工姐姐尝尝她的手艺。

蛋挞香甜可口，我们都夸她厉害。

心理咨询师笑着说：“我们都说她手巧得很，一点都不担心她以后找不到工作，光做手工或者做蛋糕就够养活自己的。”

杨晴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弯弯的眼睛里藏了一点小得意。

我问她，确认愿意回去跟爸爸生活？

杨晴笑着说：“可以啊。”

我问她家里远吗？怎么回去？

她叽叽喳喳笑着抱怨：“路上要几个小时，我说坐汽车，爸爸非说要坐高铁。坐高铁能带这么多东西吗？得马上叫快递小哥把我这些东西快递回去，到现在都还没说好怎么弄。”

杨晴说着用手一一指过旁边的一堆东西，两个行李箱，还有两三个纸箱。

行李箱是杨孟买给她的，纸箱里都是福利院、妇联、警官还有福利院的朋友、同学们送她的东西，光大大小小的布偶娃娃就有10个。

我说：“张强在法庭上跟你道歉了，说他做错了，对不起你。”

庭审时，为了避免杨晴受到刺激，我没有让杨晴出席。证据确凿，张强爽快承认了猥亵杨晴的事实，只是在猥亵次数上还妄图蒙混过关。我在法庭上问张强，要不要跟杨晴道歉，张强至少表面上诚恳道了歉，整个人的气势弱下来，低着头，那两条眉毛耷拉着。

杨晴问：“有视频吗？”

我说：“没有，法庭上不让录像。但是我和法官、社工姐姐还有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张强被判了6年，就是要坐6年牢。”

杨晴抿着嘴没有吭声。

我希望她不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于是说：“这是张强应得到的惩罚，即使你谅解他，国家也是要对他追究到底的，做错事必然要付出代价。他坐牢跟你没有关系，你不用内疚。”

杨晴回答说：“知道的。”

我接着说：“还有你妈妈让你谅解张强，她的做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过她了。有些父母也会做错事说错话，父母也并不是全都做得对，所以你做你觉得正确的就可以了，不用管他们说什么。”

杨晴笑着点点头。

我叮嘱她：“你现在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吧，回到家后，不管是谁欺负你或者对你做不好的事，你知道怎么办了吧？”

杨晴说：“那我就报警。”

我表扬她：“对，就是这么干。社工姐姐会一直跟你保持联系，你也可以通过社工姐姐告诉我，我们会帮你的。”

杨晴讲了一会就去忙活着收拾行李了，接着是杨孟。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跟杨孟讲话，之前见杨孟是线上视频通话，主要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跟他谈话。

杨孟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看起来斯文、得体。

我询问杨晴回家后的安排，杨孟说，他打算把杨晴带回老家，家里有奶奶和大哥、大嫂，大嫂的孩子都成年离开家乡去读大学了，正好可以照顾杨晴，自己就继续回到城里工作，空闲时间再回老家陪伴杨晴。杨孟还说家里人都很欢迎张晴回家生活，回家之后就把学籍转回老家，让杨晴暑假后继续读初三。

我点点头，觉得这样的安排比较靠谱，假装顺势聊到张强的判决。

我说：“张强之前还辩解杨晴是自愿的，他不知道即使女儿自愿，他作为家长跟孩子发生性行为就是犯罪，真是个法盲。犯猥亵儿童罪被判了6年，知道后悔了，可惜晚了。”

杨孟提到张强就来火，说：“他竟敢这么说！还是判轻了，应该判死刑。”

我请杨孟放心，“福利院和检察院都会继续关注杨晴，后续我们可能会过来家访。能帮的我们一定会帮，反正社工也会经常联系杨晴的。”

其实我想说的只有两点：任何人包括监护人都不能性侵孩子；杨晴是有靠山的。

杨晴回去后，和老人住在一起时有摩擦。奶奶让她多吃鱼，有营养，但是她不喜欢吃鱼。她喜欢把房间地面擦得干干净净，光着脚在地上坐着、躺着，看武侠小说或者做手工，奶奶总是不脱鞋就进来，杨晴觉得地面被踩脏很不高兴。

刚开始，杨晴一有事就打电话给社工，一个星期打好多次。社工教她，通过爸爸和奶奶去沟通，后来奶奶不再进她的房间，作为交换，房间的卫生以后都由杨晴自己负责。

经过两个月的磨合和适应，她现在已经很少跟社工诉苦，但社工还是保持每周至少一次的频率跟杨晴聊聊闲话，每月一次跟杨孟了解杨晴的近况。

杨晴在新家里，恐怕还有这样那样的别扭和烦恼，但是相比过去在家要遭到猥亵，说真话还要被围攻、被逼着写谅解书，这些烦恼，才是每个青春期孩子应该面对的问题。

郭辞沙告诉我，大概年底，她和司法社工还要去杨晴现在的家回访，亲眼看看这个女孩过得怎么样。她还没来得及准备礼物，但想来是文具，或者杨晴喜欢的烘焙材料。

读到这个故事以前，我以为检察官只是负责公诉，和警察联手打击犯罪。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一个团队。不管是对接社区、心理咨询师，还是和福利院，公安一起出谋划策，每项工作想想都挺繁杂的。

给遭遇不幸的孩子寻找一个新家，这事想想就很难实现。

故事里，检察官团队好几次走进死胡同，也想过把孩子强塞回给养母，出现了愿意抚养的养父，他们也没急着交孩子，反而更加小心翼翼了，在这里，我想为他们鼓掌。

然而，我还是有个小心愿，希望他们的工作能轻松些，这样的案件以后能越来越少吧。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 迪恩 小旋风 月半

插图：大五花

来源：天才捕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