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说，六千块退休金的男人，会看上我这个月入两千八的离异农村女人吗？”

“你说，六千块退休金的男人，会看上我这个月入两千八的离异农村女人吗？”

他咳了一声，停了停脚步，冬天的风吹过村口的小卖部，塑料门帘拍打着铁门，像拍醒我这个不长记性的心。

“看上也好，看不上也罢，你总得先活下去。”

我笑了，又像哭。

五十五岁，离婚七年，单人间里挂着一只脱线的暖水袋，半碗冷掉的玉米糁，窗台上那盆绿萝冻得有点打蔫儿。

我要找个老伴，条件写得明明白白，退休金六千往上，身体不求多硬朗，能一起走走看看的那种最好。

村里人说我眼光高，我说我只是想活得踏实一点儿。

我就是那种从退潮里走出来的女人，泥巴糊脚，裤腿卷到膝盖，心里还揣着一根火柴，风大一点就灭，手一抖也灭。

可这根火柴要是一直不点燃，总不能一辈子杵在黑里。

我叫刘春花，村人都喊我花姐。

八五年我十六，初中刚毕业就下地，手上长的茧子比豆腐干还厚。

九八年嫁给隔壁县的货车司机，彩礼没多少，买两床棉被，买个木箱，娘家里一轮红纸一挂，从村口吹到村尾，铜号吹得都快喘不上气。

我一辈子记得婚礼那天的风，穿堂似的，一路把我吹进了人家的门槛。

日子过起来像打补丁，头年补墙，次年补锅，再往后补孩子的鞋底，补到最后，男人的心也补不住了。

一二年，他跑车回来，桌子一拍，话像滚烫的石子砸下来，说这婚过不下去，脾气不对，年头也不对，人更不对。

我没吭，屋里那口老煤炉“咝咝”喘着气，像我胸口那口气，不上不下，手又冷又麻。

那年冬天格外长，村口的小河冻了四寸厚，门口那棵榆树噼里啪啦掉枝丫，好像也承受不了。

我收拾行李，归回娘家这头的小砖房，门锁还是九十年代的铁挂锁，铆钉锈成黑色的豆子。

儿子跟了他。

我不争，争不过，也争不起。

我就这样过到五十五，月月打零工，洗碗，摘菜，扫楼道，给人看店，怕生病，怕停水，怕过年。

但人越活越明白，怕也没用，日子要像锅台砖一样，得拿火烤、拿水淋、拿油浇，烫了才结实。

我认命，可我不服。

今年正月十五，庙会的锣鼓“咚咚”响在村口，烟花像开在穷人心里的疼痛，亮一下就灭。

我裹着军大衣站在路边，心里蹦出一个想法，像栽秧一样，先戳个窝儿：我要再找个老伴。

不是冲动，是算计。

我这一月两千八，出门坐车都要挑早晚，超市促销要掐点儿去，快到下午八点的熟食半价，我就站在灯下盯着收银台。

可人到老了，手脚慢，心也慢，钱更慢，一慢就跟不上生活。

老伴不求富贵，只求心宽。

但别太宽，宽到风吹就能透过去，那我冻不起。

我心里把条件写成了两行小字：人品正，退休金六千以上。

你问为啥六千？

我也不知道，就像逢年过节要贴春联，总要有个数。

六千不是富，是稳定。

人活到老，稀罕的是个稳。

我把这话跟闺蜜顺子说，她拍我手背：“花姐，你这叫有目标，咋不呢。”

我笑说：“我目标是有了，怕就怕我这脸像干黄泥，抹不平。”

她笑得“咯咯”，说：“咱这年纪，谁脸不是泥，泥里生花的才叫刘春花。”

她说笑，我心里却有了个热坑。

村里人背地里嘀咕，说我好高骛远，说我想攀，像攀人家院墙上的葡萄。

我没回嘴，我知道他们的话里有风，风里有土，土里有草籽，落在地里，明年春天就全蹦出来长成一片。

我照样去赶早市，买两根葱，买半斤蒜薹，看摊儿的老胡问我：“花姐，年后有啥打算？”

我说：“想找个老伴儿。”

他抬头看我：“哦，找啥样的？”

我说：“六千退休金的。”

他把秤杆挪了一下，咧口笑：“你这是‘奔小康’。”

我说：“奔不上，也奔个暖和。”

他给我多塞了一根葱，说：“给你加一根，吉利。”

我把那葱揣在褂子里，心里也暖了一格。

说白了，我找六千退休金的老伴，不是要搭着他的钱过日子，是想证明自己也配得上不再慌张的晚年。

我这辈子，慌张太多。

两件东西陪了我大半生。

一件是木梳，是我妈当年嫁我时给的，黑的，木头上刻着一朵不太像花的花，梳子齿掉了一颗，像人心上掉了一个角，我还是天天用，头发梳不服帖，也得硬梳，梳着梳着，人就定下来。

另一件是黄铜钥匙，门口那老挂锁的钥匙，粗粗笨笨的，插进锁孔，总得拨拉一下才能开，我每次开门都得深呼吸两下，像进一道旧世界的门，门后头是我一个人的烟火气，有时候是热的，有时候哑了。

木梳和钥匙，像两个老朋友，见了就不说话，握在手里心就不那么慌。

三月里，村委会张大嫂组织跳广场舞，说给咱们这帮半大不小的寡妇寡汉、老头老太太开开眼，活动活动，别一门心思把自个儿闷出病。

我去了。

春风还带着寒，广场上水泥地温的，鞋底踩上去，唰唰响。

“天蓝蓝”响起来，大家跟着扭，我也跟着扭，手往上伸，我就想起小时候打谷场上扬起的灰，太阳一照，亮晶晶的像忽闪的金箔。

有人来往，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脸，都是有故事的人。

顺子把我推到队伍后面，说眼睛多看看。

我眼睛就像挑菜，一把把掸着泥，筛着老，筛着笑。

一晃，四月到了，菜市场的香椿五块涨到十五，我舍不得买，站在路边闻那股子味儿，就跟闻春天似的，闻饱了算。

这时候，街道办贴了个告示，说社区搞“黄昏配”，组织五十岁以上的单身、丧偶、离异人群联谊，地点在县文化馆，免费茶水，提供心理咨询，背景音乐还是八十年代的老磁带。

我捏着那张纸，回家来回看了三遍，像看一封信，上头写着的是我的名字。

第二天，我上了那趟去县城的班车，车上都是背袋子的大妈、提菜篮子的大爷，还有几个上学的孩子，噼里啪啦磕瓜子，瓜子皮和笑声一起飞。

对面的窗户上贴着“安全出口”，玻璃上有一道裂纹，像一条旧河，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县文化馆的门是玻璃的，门边摆着两盆塑料万年青，叶子厚得抠一抠能弹起来。

我把衣服下摆抻平，摸了一把自己的木梳，梳子齿碰着手掌，安稳了一点。

工作人员让我登记。

“姓名？”

“刘春花。”

“年龄？”

“五十五。”

“收入？”

“月两千八。”

她又问：“对对方有什么要求？”

我本来想说“退休金六千以上，人品好，脾气稳”，可一抬眼，旁边一个阿姨正笑咪咪地等着，她耳朵上戴着一串假珍珠，笑得像真珍珠。

我就顿了顿，说：“对方，稳当就行。”

没提钱，心里却有一个亮亮的数字立着，像门口那根电线杆子，看不见电，知道它就在那。

大厅里摆着一排椅子，边上挂着“八十年代金曲回忆展”，墙上贴着黑白的照片，照相馆的味道扑鼻而来，冲洗药水像是还没干。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那棵树在抖，树叶轻轻地拍打窗玻璃，像在拍我肩膀，说妹子别怕。

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上台，拿着话筒，手出汗，话筒滑了两下。

我说：“我叫刘春花，十里八乡的春花，也没开出个多大的花，就是像地头儿那种马齿苋，刨了根还能活。”

台下笑了一片，我也笑。

笑完心里一颤，这么多年，我好像第一次对着这么多人承认自己是“离异”。

离异两个字，在我心里像两块砖，中间夹着的是砂浆，砂浆干了，从里头裂开了缝，我用木梳去抠，抠不动。

第二个自我介绍的是个老头，穿着藏青色旧中山装，挺括，眼镜片擦得透亮，像两面小镜子。

他说：“我姓周，周正的周，六十二岁，退休，中学教数学的。”

台下哗一下安静，一听教师，大家脸上都有了光。

他不紧不慢又说：“退休金，够花。”

有人笑，“周老师，这是重点吧。”

他也笑，“重点是，人活着要有个数。”

我听着这句话，心里像被捶了一下，捶到我那数字上了。

活动结束，工作人员请大家喝茶，泡的是茉莉花茶，热气往上冒，像一团腾腾的小云。

周老师过来，礼貌地冲我点了一下头。

他说：“你刚才说马齿苋，我小时候也爱吃，拌点儿蒜泥，够味。”

我笑：“那时候能吃上马齿苋就是过日子。”

他点点头，说：“嗯，过日子的味，就像那蒜泥，又冲又香。”

这话不文不白，却把心口的味道说准了。

他坐在我对面，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手心里攥着木梳，小齿抵着我的手指头，硌得我更清醒。

他问：“你住哪？”

我报了村名，他哦了一声，说：“离我们小区不远。”

我问：“您退休金……”

话撞在舌头上，又没说出口。

他像知道我想什么，只是轻轻一笑：“够花。”

这两个字在我听来，不叫夸口，是一种拿捏。

告别的时候，他站在文化馆门口，拉上自己的夹克拉链，说：“春花，老花会枯，春天总会来。”

这话像风从背后推我一下，我差点往前迈了一大步。

回去的班车上，夕阳把车窗染得红红的，人脸也红红的，像刚从火里出来。

我回了家，第一件事是把那把黄铜钥匙放在桌上，手指头一个劲儿摸，摸得发亮。

钥匙在我心里，是门，是回家的路，是我自己能掌控的一点点。

我把木梳也放在边上，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像在打量一个老朋友，看看你有没骗过我。

那几天我开始跟周老师慢慢联系。

他发来的消息短短几句，多半问“吃了没”“今天冷，注意保暖”“菜价涨了，别买太多肉，买豆腐也好”。

话里没糖，但有盐。

我拿着手机，笑了笑，又想起很多话，都没发出去。

我这个人，嘴上笨，心上又慢，一开口就担心说错，宁愿不说。

但生活也像一口锅，锅里煮的东西不翻动，总能糊底。

我就小心地翻一翻，翻一翻，给彼此留着火候。

五月的一天，爬山的群里组织去城西的陵园山走一圈，说是踏青，偏偏有点热。

顺子拉着我，说去吧，出去看看人也好。

我点头，就去了。

周老师也去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背带上夹着一个小风扇，叽里咕噜转着风，搞得大家都说他“讲究”。

他笑，说：“不讲究不活，讲究过头也不活，讲究个寸心。”

我们沿着台阶往上，人群里十几张老脸浮浮沉沉，气喘吁吁却不肯承认。

到半山腰有个亭子，亭子里老石桌刻着“仁”字，露出来的一笔一划被岁月磨得平平。

周老师坐下，我也坐下，大家拿水的拿水，拿面包的拿面包，顺子扯着我的袖子蹿到别的阿姨那边交换零食。

我和他并排，风吹过来，袖口蹭到一起，有点电。

他说：“春花，要不你把要求再说具体点，别憋在心里。”

我看着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像一条条小路，走远了也不乱。

我说：“六千。”

他说：“嗯。”

我看他很轻松，心里反倒不安了。

我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要靠着你吃，是我一想到到冬天煤气费、水费、电费、药费，像从天上掉下来一串账单，我就怕。”

他说：“怕就对了。”

我愣着。

他说：“人到这个年纪，怕就是一种诚实。”

他把包里拿出一个小纸袋，递给我。

我接过来，里头是一把旧茶壶嘴子的滤网，他笑：“我们小区门口修车的给的，说你要是常煮水，装上它，水垢少一点儿。”

我呆了呆，觉得好笑，笑出眼泪。

我说：“这玩意儿，哪儿都买得到。”

他说：“可这个，别人挑过，说能用。”

我握着那滤网，手心里的木梳硌得我疼，疼得清醒。

回到家，我就把滤网装到那只铁口小壶上。

壶里涮出来几片老垢，漂在水面像晒干的叶子。

我把水烧开，倒进茶缸里，茉莉花跳起来，我看了会儿，忽然觉得我这屋子不那么旧了。

人的心真奇怪，装上一个小小滤网，就像把生活的苦涩过滤掉一点点。

从此，这个滤网和我的木梳、钥匙一样，成了我的东西。

从六月开始，村里的风像热到了骨头里，晚上睡覺都要拿凉席席面对着电扇，那小风扇吱呀吱呀的声像一只老螺蛳唱曲儿。

周老师说要来我这边走一走，顺便尝尝我们村的油馍和凉粉。

我心里发慌，连夜把屋里擦了两遍，把窗帘洗了，又把床单换了，连木梳都洗了用毛巾包着晾在阳台上，像新嫁娘的嫁妆。

第二天他来，穿着一件浅灰的衬衫，袖口挽到手臂中间，露出那几条小路。

他进门，先看了一眼门上的黄铜挂锁，笑：“这钥匙真有年头。”

我心里“咯噔”一声，像被他瞧见了我的底牌。

我把钥匙拿起来给他看，他接过去，仔细端详，像在看一件古董，又把它轻轻放回我的掌心，说：“它习惯你的手。”

这话像是说锁，也像是说我。

我们坐在窗边，我给他泡茶，茶色浅浅的，杯子里漂着几片茶末子，他不介意，慢慢喝。

他说他年轻时教初三，晚自习后回宿舍，开水壶一响，整栋楼都安静了，然后就睡得塌实。

他说这些时眉头轻轻皱着，像是在细算一道题，算好了，抬头冲我笑一笑。

我想，他这个人，是稳的。

我就把心里的“六千”拿出来晾在太阳下。

我说：“周老师，我要找的老伴，退休金我想六千以上。”

他放下杯子，看着我。

眼睛里不惊，也不笑。

他点头：“我可以。”

我倒吸一口气，心里像被一只手在揉，又像阔别多年忽然在街口遇见老同学，手忙脚乱，话都找不出门。

他补了一句：“可我也有要求。”

我心里又抻了一下：“说。”

他说：“我们要把钱放在桌面上，谁都不藏着掖着，谁也不伸手管过分的事。”

我明白了，他要的是一个清清楚楚的老年合伙人，日子过得像账本，一条一条写着，写给自己看，写给对方看。

我点头，说：“行。”

他又笑：“还不急，慢慢来。”

慢慢来三个字，在我心里像积存多年的水，顺着沟渠往地里渗，渗得地皮都软了。

这之后，我们常常在周末走到县城的小公园，坐在那个石狮子旁边的长椅上。

长椅中间有一个小洞，那是多年风雨滴下的痕迹，我伸手摸，凉凉的。

他带一个小布袋子，里头有两块麦芽糖和两包藿香正气水。

我笑他：“你这像出门打仗。”

他说：“老年人的仗，就是防个头疼脑热，防个笑着笑着口渴。”

我把麦芽糖含在嘴里，甜慢慢化开，像一个穷人一口气攒了三年的糖，舍不得吞，舍不得咽。

我开始敢在他面前做自己，比如走着走着肚子“咕噜”叫，我说：“今儿早上吃稀饭没加咸菜，怨不得心口没劲。”

他就说：“那我们去买一碗炒面，放点醋，晃晃肚子。”

他说“晃”，我就笑。

笑着笑着，夏天就过去了一半。

这期间，也有不顺。

一次我们一起去农贸市场，遇到村里两个爱说闲话的嫂子，远远看见我和他，眼神就像针，缝里还带着个小勾，勾得人心痒。

她们笑着喊我：“花姐，认了干爹啊？”

那句干爹像一块脏抹布甩在我脸上。

我脸发烫，想笑不出笑。

周老师脸色没变，只是把步子放慢，等她们走过，他说：“嘴长在别人身上，咱活在自己裤腰带里。”

我低着头，眼泪掉在地上，砸出一个小点。

回家那晚，我把那把木梳拿起来，光照着梳子背，木纹一圈一圈像年轮。

我想起二十几岁时我在婆家厨房对着蒸汽抹泪，想起三十几岁我在医院走廊里对着账单咬牙，想起四十岁时夜半忽然起身拿着黄铜钥匙开门透口气，屋外冷风像一刀一刀剐在脸上。

我把梳子在头上慢慢划，像一条小船在水里慢慢划，划着划着，心平了。

我对木梳说：“不怕，咱都有梳子呢。”

梳子不会回我，但它的沉默让我稳当。

这沉默像一个人站在你身侧，不做声，就让你不虚。

八月份，县里的老年大学开了一个讲座，主题叫“老年人的财务安全与心理边界”。

顺子拉我去，说听听也好，别亏着。

周老师也去，他坐在前排，拿了一个小本本记笔记，字写得工整，像算题的草稿。

讲座结束，他回头冲我眨了一下眼，我心里扑腾了一下，像一个多雨的季节里河道忽然涨水。

他提议我们俩分别做一个“账本”，把各自的收入支出写清楚，三个月后拿出来对照，看看能不能磨合。

我靠在长椅背上，想了两秒，点头：“行。”

从那天起，我就把买酱油、买菜、买电池、修拖鞋，每一项都写得明明白白。

账本后面，我还夹了两片晒干的梧桐叶，叶脉清晰，像一条条细小的路，路路都通到秋天。

这是我第一次把“生活”当作一门要用心学的课。

有一回，我买了一瓶三十九块的面霜，抹起来脸不那么干，晚上见他我没说，他也没问。

他不问，反倒让我心里有点酸，酸里夹着甜，好像秋天的苹果，甜甜的咬下去，底下还有一点涩。

我就主动在账本里写了“面霜39”。

下次见面，他把他的账本翻给我看，上面写着“藿香正气水 12”，边上画了一个笑脸。

我也笑，手指在“面霜39”的旁边点了一下，像给自己点了个头。

九月初，周老师的女儿从外地回来了。

她在江南工作，声音软软的，电话里跟我礼貌地寒暄，叫我“刘阿姨”。

她说：“我爸的事，我尊重他的选择。”

我松口气，正要说谢谢，她轻轻加了一句：“也请您理解我的谨慎。”

我懂。

这世上最难的理解，就是孩子对父母的理解，和外人对孩子的理解。

我和她约着在小公园见面，天光暖，木椅子上晒出了斑驳，她穿一件米色的风衣，淡淡的香水味让我想起花市。

我们坐着，她问我：“刘阿姨，您对未来的想法是怎样的？”

我说：“两个人过，清清楚楚，热热乎乎。”

她点头。

她说：“我爸也不容易，他年轻时把我们姐妹几个拉扯大，晚年应该有个伴。”

她又说：“但我希望，您不要被村里流言伤到。”

我笑了一下，说：“嘴长他们身上，心长我身上。”

她也笑，眼睛弯成新月。

我们谈了很久。

临走时，她递给我一个小纸袋，说：“一点心意，您别多心，里面是一条围巾，秋天风大，您系上。”

我把纸袋捧在手里，感觉它像一只小猫咪，软软的。

我回家打开，是一条灰蓝色的羊毛围巾，摸上去软得像刚蒸好的馒头，热乎。

我把围巾和木梳、黄铜钥匙、茶壶滤网放在一起，心里“咚”地一下，这几样东西凑起来，像我晚年的四方桌。

四样东西，四只脚。

桌正了，人就坐得稳。

有一天傍晚，我去小卖部买盐，碰上了我前夫的妹妹。

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油条，油条热气腾腾，蒸着她的眼镜。

她看见我，嘴角抿了一下，好像想起了过往，又像不想起。

她说：“听说你要再嫁？”

我说：“没准。”

她嗯了一声，说：“你也不容易。”

我以为她要说难听的话，没想到她却把油条往我手里塞了一根，“刚出锅的，趁热吃。”

我接过来，鼻子一酸，油条的热穿过纸，烫得我手心疼。

那天晚上，我把油条放在碗里，倒上酱油，撒点葱花，捏了我这些年最爱的一句话：“人间烟火，油盐酱醋就是诗。”

我给周老师打电话，说：“今儿吃油条了。”

他在那头笑：“我这边吃的馒头片。”

我说：“馒头片蘸糖也好吃。”

他说：“嗯，是小时候的味道。”

他突然问：“春花，你怕吗？”

我说：“怕。”

他沉默了一下：“我也怕。”

我们都笑了，这笑像是两个人从河的两岸同时把脚伸进水里，一凉，哆嗦一下，彼此看了一眼，又都轻轻点头。

十月，天气慢慢冷下来，树叶黄得像折了一层旧金纸，踩上去“喀嚓”响。

我们约定两家见一面，算是把话明白说开。

周老师带我去他家。

他的小区里树种得整齐，楼道里贴了新的宣传画，玻璃门上贴着红纸福字，倒着贴，寓意“福到”，这习俗从我小时候就有，熟得像心跳。

他家很干净，书架上摆着《几何原本》、教育学书、还有一本《俗世人间》，封面起了毛。

我一眼就看到了电视柜里放着一个老旧的铁盒子。

他解释：“老物件，我妈当年用的。”

他打开给我看，里面装着家里的老照片、证件，还有几张旧钞票。

我忍不住笑，说：“看着眼熟。”

我跟他讲了我大姐的铁盒子的故事。

大姐也在广州那边攒了几十年，攒的是回家的路。

我告诉他，铁盒子这东西，是我们那代女人的秘密账本，里面装的不是钱，是想法。

他听完，长长叹一口气：“人啊，都是这样往前撑。”

我说：“撑久了，肩膀都硬。”

他说：“肩膀硬了，心也要软一点。”

我点头。

我们说妥了，过两天他来我家见见我哥。

我哥是个直脾气，嘴上没门，心里有门。

他来看我，坐下喝茶，手一拍大腿：“老妹儿，你要是觉得行，我没意见。”

我却看见他眼角那道细微的酸涩，像冬天早晨霜打在菜叶上的白，淡淡一层，轻轻一抹才看得见。

他问周老师：“你们小两口准备怎么过？”

我们都笑，五十多的人，被叫“小两口”，心里却热。

周老师说：“我们先不领证，先处个一年，谁也不急。”

哥点头，说：“中。”

他又说：“村里人爱嚼舌头根子，嘴别长在家里就行。”

我们都说：“知道。”

那天晚上，我把木梳放在枕头边，黄铜钥匙挂在床头，茶壶滤网在厨房的水壶里安安稳稳，灰蓝的围巾搭在椅背上。

我把围巾拿起来，轻轻裹在脖子上，镜子里看自己，像另一个从水里上岸的我，不那么狼狈了。

我心里说：“春花，你也有春。”

秋尽冬来，北风一阵紧过一阵，村口的老槐树咧开口子，露出里头的深色木质，像一个老人笑到最后露出牙龈。

周老师开始咳嗽，我劝他去社区医院看看，他说吃点止咳糖浆就好。

我给他熬梨汤，梨切成小块儿，煮得透明，放一点冰糖，甜在舌尖上走过去，暖在胃里停下来。

他夸：“你手艺不错。”

我说：“穷人家的手艺是熬出来的。”

他笑：“金句。”

我也笑：“哈哈，别夸。”

有天晚上，村里断电，我点起蜡烛，火苗子跳着，房间里像在一种旧电影的光里。

我把黄铜钥匙拿起来，对着火影子看，它的影子被拉长，像一条通往远处的路。

我忽然想到，今年冬天如果我不再一个人，这个屋子里会有另一双拖鞋，拖鞋头对着我，鞋底上留着另一个人的脚印，长短不一，深浅不一，挤在一起就是日子。

我又想到，倘若哪一天，我们还是走不在一起，至少这把钥匙，这把梳子，这个滤网，还有那条围巾，会告诉我，我曾经试过，我曾经火过。

这样想，心就不那么怕。

冬至那天，周老师提议两家一起吃顿饺子。

他买了肉，我和顺子拌馅，剁葱花，香气从厨房一直飘到院子门口，再飘到街上。

饺子出锅，热气腾腾。

他拿起一个饺子蘸着醋，笑：“热的，烫嘴。”

我说：“烫就对了，冷了就没味儿。”

我们端着碗坐在桌边，周老师的女儿也来，和我并肩坐。

她给我夹了一个饺子，说：“阿姨，多吃一点。”

顺子看着我们，眼眶红红的，笑里带泪，说：“唉呀，老天爷总算也眷顾一回。”

饺子咬下去，馅里有一点姜末的辛，像生活里绕不开的小刺，刺一下，眼睛就亮了。

饭后，周老师提出一个建议：“春花，过年我们去趟你娘家，给你老母亲上个坟，给她说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手一抖，筷子“哐”一声敲在碗沿上，像敲在一块很久没被碰过的石头上，那石头一震，灰尘掉下来，露出里面净净的光。

我说：“好。”

腊月二十七，我们坐上了去老家的车。

车窗外，霜在地上发白，像有人不小心在大地上撒了面粉。

黄铜钥匙我带上了，挂在胸前的布袋里。

木梳也带上了，放在一个纱布袋里，像带着一个老友去见另一个老友。

茶壶滤网我没带，它留在厨房，守着那口壶，像守着火。

围巾裹在我脖子上，风从缝里钻，我把围巾往上又提了一点。

墓地的路还是老样子，弯弯绕绕，石头硌脚，脚步踩上去“咯吱”，像踩在一张旧地图上。

周老师提了水果、糕点，我抱着纸花，心里紧，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捏着。

我们站在墓前，我点了三炷香，手抖得厉害，烟飘散开，眼泪就流出来。

我说：“妈，我是春花。”

我说：“我还在。”

我说：“这位是周老师，他对我好。”

周老师站在一旁，低着头，稳稳地站。

风吹过来，围巾轻微抖动，像我心口的那块布，也抖了一下。

我们回到村里，哥把我们迎进屋。

晚饭桌上，哥拿出一瓶酒，手抖着给周老师倒了一杯。

他说：“老周，咱就这么叫了，你要是能让花妹儿笑，我就敬你。”

周老师举杯，认真地说：“我试。”

“试”这个字落在桌面上，像一枚钉子，钉在我们中间，钉得人心里不那么飘。

席间，哥说起我年轻时的一些小事，笑着说我小时候偷摘邻居家的李子，结果从树上摔下来，胳膊上留了个疤。

周老师伸手轻轻按了一下我的手腕，那里确有一个疤，浅浅的，像一条旧路的记号。

他说：“以后别爬树了。”

我笑出声：“现在我也爬不动了。”

笑声里有暖。

年关将近，红包消息满天飞，手机“叮叮”响，像家家户户同时在炒菜。

我和周老师坐在电视前看春晚，节目换来换去，笑点总是迟到半拍，我们看着看着也就笑了。

十二点过后，村里放起烟花，天上炸成一朵一朵花，鲜艳又短暂。

我倚在窗台，掌心按着那把黄铜钥匙，金色的光映在钥匙上，一闪一闪。

我说：“周老师，咱什么时候领证？”

他沉了几秒，说：“春花，三月吧。”

我点头。

三月是春天，春花开，万物醒。

可生活偏偏在你以为要开花的时候先给你来一场霜冻。

正月十五一过，村里忽然传出一个风言，说周老师以前的老伴留下了一笔债，数目不小，不是银行的，是亲戚之间的往来。

这话像一把钝刀。

我第一反应不是算数，是心里一下冷了。

我问他，他把账本拿出来，里面是他清清楚楚写的收支，债也写得明白：“张家借款XX年，余款X万，约定X年内分期。”

他看我，眼睛里一丝慌也没有。

他说：“春花，我不想瞒你，但我也不想让你担。”

我坐在他对面，摸着那条围巾，羊毛在手下温温的。

我忽然笑了。

我说：“你看，我们还没领证，人生就拿一道题来考咱。”

他也笑，说：“我教了一辈子数学，没教过这种题。”

我说：“那就用咱们的木梳梳梳这道题。”

他看不懂我的梳子话，我就从包里把木梳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我说：“这梳子齿少了一颗，梳起来也能顺。”

他眼眶红了一下，像是突然在某个词上被绊了一下。

我说：“债是你的，但日子也是你的，我不过问你怎么还，但我有一个请求，你别把我们两个人的锅捆在一起往火上放。”

他认真地点头：“这是底线。”

我点点头：“好。”

这件事在村里被说了很久，春风把闲话吹起一层波，又落下来。

我们继续过我们的日子，账本继续写，茶壶继续烧，木梳继续梳。

三月里，春风一阵一阵，从南边吹来，地里冒出绿色的小尖尖，像许多沉睡的小秘密探头看你。

我们去民政局取了号。

窗口里的姑娘喊：“下一位。”

我把手里那张身份证递进去，指尖有点凉。

周老师转头看我，给了我一个很小的笑，像一朵花刚刚掀开一片花瓣。

我们坐在长椅上等，那条灰蓝的围巾我系在脖子上，它在我皮肤上轻轻蹭，像一个人把脸埋在你的颈窝里，呼吸温热。

忽然，周老师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脸色沉了一下，是女儿打来的。

电话那头说，小外孙突发高烧，他需要立刻过去看一看，女儿一个人在那边扛不住。

他挂了电话，转身看我：“春花……”

我笑：“去吧。”

他说：“证……”

我说：“证哪儿也不跑。”

他站起来，握了一下我的手，掌心干燥，力道正好。

他说：“等我回来。”

我点。

他走了，背影融进一片嘈杂里。

我坐在民政局的长椅上，看着墙上红底黑字的标语，“家和万事兴”，字被灯光照得有一点褪色。

我把木梳从包里拿出来，梳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旁边等候的一个阿姨笑我：“你还带梳子？”

我说：“随身带，稳心。”

她点头：“有门道。”

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最后起身，把围巾往上裹了裹，走到门口，阳光正巧从楼顶的边缘倾泻下，照亮了我脚下一小块地。

我踩过去，心里“咯噔”一下，像跨过了一道看不见的线。

周老师三天后回来，脸上带着疲惫。

他看见我，眼神里有歉意，我摇头：“不急。”

我们同意改到清明前。

那天晚上，风大，我回家把黄铜钥匙放在桌上，忽然觉得它比平时重一点。

也许是我对“家”的概念，比以前更实了一点。

清明那天，阴，天像一层薄薄的灰纸，微微透着光。

我们照旧去民政局。

办完出来，我站在门口，风从背后吹过，我的围巾被风掀起一点点，像旗子。

我拿出手机，摁下相机键，拍了一张我们的背影。

两个人的人影贴在地上，像两条合在一起的河流。

我们去了附近的小馆子，点了家常豆腐、拌黄瓜、红烧鲫鱼。

周老师说：“人生到这会儿，吃个清淡，就是福。”

我说：“油盐酱醋也有诗。”

他笑，说：“你的金句。”

我说：“咱老了，嘴上说诗，肚里要吃饱。”

他点头：“中。”

我们决定暂住在我的小屋，等慢慢看情况再定。

他搬来的那天，带了几样东西：一只老旧的搪瓷脸盆，一摞书，一个铁盒子，还有一棵栽在塑料桶里的芦荟。

我看着芦荟，笑：“这玩意儿好，养活。”

他点头：“不娇气。”

我把芦荟放在窗台上，阳光斜斜地打在它的叶子上，叶尖透着淡淡的绿光，像一颗新生的心。

铁盒子放在书柜里，搪瓷盆放在卫生间，书摞在床头柜。

这一屋子，忽然从“一”变成了“二”，但“二”在我眼里更像是“整”。

可是人到这个时候，矛盾才刚刚露头。

他晚上习惯看书，我习惯开电视听个响。

电视的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影响他。

我把声音压得很低，自己也听不见了，心里不痛快。

他看书看着看着会打呼，我也是，两个呼噜声撞在一起，像两列火车在夜里相遇，轰隆轰隆，最后谁都睡不实。

我们为此吵了第一回。

吵得不大，但声音是真，脸上的温度也是真。

我那句方言就出来了：“吵啥吵，不就是个破电视嘛，关了不看又不会死。”

他说：“你也别拧，咱商量商量。”

我一下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吊桥，拉太紧了。

两个人半夜坐在床沿上，窗外稀稀拉拉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窗台上，像有人在敲击一面细小的鼓。

他提议，买一个耳机。

他说：“你戴着看电视，我戴着看书，各不干扰。”

我想了想，觉得这主意有门道。

第二天我们去电器店，挑了两个耳机。

晚上试了一下，果然彼此都安静了。

我在耳机里看《综艺大观》的老片段，里面的人笑得热闹，声音被压在我的耳朵里，不再溢出来。

他在耳机里读书，偶尔咳嗽一声，也在他的耳朵里，不跑出来。

生活就是这样，不是把对方改变成自己，而是给对方留一个耳机。

还有一次，村里又传言，说我为了六千退休金不顾廉耻，词凶得像冬天的风，刮得人脸疼。

我在集市上被人堵住。

一个岁数大的婆婆拉着我说：“花啊，女人要脸面。”

我没反驳，眼泪险些掉下来。

回家那天我一直没说话，连晚饭也没好好吃。

周老师看出来了。

他把铁盒子拿出来，打开，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他年轻时的样子，站在讲台前，黑板上写着一行字：“解题的关键在于看见本质。”

他指着这几个字，对我说：“你看见本质没有？”

我摇头。

他说：“他们说的话，是他们的生活在说，不是你的生活在说。”

他又把我的木梳拿过来，认真地看了一分钟。

他说：“你看，木梳齿少一颗，它还是梳，所以，日子少了别人的一个‘口子’，还是日子。”

我咧嘴笑了，笑得眼泪出来，泪水落到嘴角，咸。

这件事过去，我心里像结了一个小结，结不紧，但不再散。

四月，芦荟开花了。

这植物平常不怎么引人注目，叶子厚厚，汁水充足，像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忽然有一天，它从叶心伸出一根长长的花箭，顶上挂着一串小黄花，亮亮的，像灯串。

我站在窗台前看，心里一惊。

我对周老师说：“你看，它开花了。”

他笑着说：“旧物也会有新意。”

我伸手摸了摸那串花，花很轻，轻得像我的心。

芦荟、木梳、黄铜钥匙、茶壶滤网、灰蓝围巾，这些东西在屋里彼此看着彼此，像几个老伙计围着一个火盆，火噼里啪啦跳，火光照的人脸上红红的。

你说生活是不是很奇怪。

最初我以为我找个六千退休金的老伴，只是为了不那么慌。

后来我才知道，钱给的安稳很实在，但真正把我从风里拽出来的，是这些看似不值钱的小东西，和围着它们坐下的人。

有一次周末，我们去城外的河边。

河水不大，湿润的风带着草腥气，岸边有孩子在追着一只纸风车跑，风车咯噔咯噔转，像一个胖孩子的笑。

我们坐在水泥坡上，阳光暖洋洋，鞋底贴着地面有一种踏实的凉意。

我突然说：“周老师，你觉得我这辈子，算活明白了吗？”

他想了想，说：“明白点，糊涂点，才叫活。”

我笑：“这话像你写在黑板上的话。”

他说：“是啊，老头子总该有点老话。”

我又说：“我喜欢你这话。”

他说：“那你也给我一句。”

我想了想，说：“人这辈子，寻的不是‘谁对我好’，是‘跟谁在一起我更想把饭做好’。”

他一愣，咧嘴笑出来，掌心“啪”地拍了一下大腿：“好！”

春末夏初的一天，我随手把围巾洗了，晾在阳台上，风吹，围巾轻轻飘，像在跳广场舞。

阳台上那把木椅子晒得发烫，椅背上有一道旧划痕，我顺手摸了一把，手指被烫了一点，像被生活轻轻提醒了一下：“热着呢，别忘了。”

傍晚我们回家，路过菜市场，我买了一把韭菜，他买了两块豆腐。

坐在家里，我切韭菜，刀口往下压，韭菜汁喷出来，绿色的，像春天被一刀一刀切进锅里。

豆腐在锅里翻滚，我加了盐，一小勺就够，太多了反而苦。

我们端着碗吃饭，电视里播天气预报，主持人说：明日晴，南风二三级。

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诗。

我突然想起我当初的那句“六千”，像一颗挂在树上的果子，熟透了，还在树上挂着。

我不觉得羞，也不觉得不该。

我把它从树上摘下来，放进篮子里，跟土豆、白菜、蘿蔔放一起，都是我的生活。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走进一间白房子，房子里挂着我所有的东西：木梳、黄铜钥匙、茶壶滤网、灰蓝围巾、芦荟的花，还有那张在民政局门口拍的背影照片。

它们发出细细的光。

我走过去，一一摸了一遍。

谁在身后拍了一下我的肩，我回头，是年轻时候的我，扎着马尾，眼睛里亮亮的，她问我：“你还怕吗？”

我说：“怕一点，但不咋怕嘞。”

她“嘿嘿”一笑，转身跑了，鞋子在地上蹬出“哒哒”的声，像年华落地。

我醒来，发现窗外天刚蒙亮，鸟叫一声又一声，像在勾起成串的光。

我伸手去摸床头的木梳，摸到它，我就知道自己还在这个世界上扎扎实实地活。

日子往前，像老牛拉车，不快，但稳。

偶有坑，车轮陷进去，大家一起推一把，车又出来。

偶有雨，扯块塑料布一盖，雨就过去。

我懂得了一个理儿：人这一生，成不成另说，认认真真过好就是了。

有天我打扫卫生，把黄铜钥匙拿下来擦，擦得锃亮。

周老师站在门口看，说：“你这钥匙，应该传下去。”

我笑：“传也传不远，传给谁？”

他说：“传给那个知道‘门在哪儿’的人。”

我点头，心里软得像新蒸的白面馍。

又过了一阵，村里新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娃，开了间小理发店。

我进去，坐下，她问我怎么剪。

我说：“不剪，帮我把这把木梳的齿磨一磨。”

她愣了，然后笑：“阿姨你有文化。”

我笑：“我就这点文化。”

她接过梳子，用细砂纸一点一点磨，磨完递给我，梳齿顺滑了许多，我梳了一把头发，头皮发麻，舒服。

回家路上，我看到一对老夫妇牵手走过，步子不齐，牵着牵着，互相拉一拉，就齐了。

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要的“六千”。

六千不是数字，是一个能把你从不齐拉回齐的手。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和周老师坐在门槛上。

夜风里有一点潮，远处有人放爆竹，零零星星的响。

我们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春花，后悔吗？”

我摇头。

他说：“我也不。”

我们笑了一下，笑声很轻，很轻，像一片轻轻落下的树叶。

我心里忽然很想哭，但没哭。

我知道，有些眼泪要留在以后，有些话也要留在以后。

人生不是一口说尽的，话留着，像锅里留一点汤底，下一顿更有滋味。

第二天清早，阳光进屋，照在桌面上，我看着那些东西：木梳、黄铜钥匙、茶壶滤网、灰蓝围巾、铁盒子、芦荟。

它们安静地待着。

我对它们说：“谢谢。”

我又对自己说：“继续。”

我下楼去买菜，路上碰到老胡。

他把秤杆往上一挑，说：“花姐，今儿精神头不错啊。”

我说：“嗯，像天晴了。”

他咧嘴：“那就再给你多加一根葱。”

我接过那根葱，闻了闻，青翠得很。

我背过身，小声对自己说了一句：“走吧。”

话音落下，风刚好从村口吹来，绕过墙头，穿过小巷，轻轻拂在我的脸上。

我想起一句话：“人这辈子，怕也要走，不怕也要走，不如笑着走。”

我笑了。

这笑，不响，却实实在在。

我知道，日子还长，风还会起，雨还会落，闲话还会有，账还要记，煤气要换，灯泡要拧，腰有时还会闪一下，人会打个喷嚏，夜里会醒一回。

可这些都不妨碍我在清晨伸手去摸那把木梳，去摸那把黄铜钥匙，去看那枚茶壶滤网，去围那条灰蓝围巾，去给芦荟换水，去看看铁盒子里压着的那张两个人的背影。

它们在，我就不慌。

它们在，我们就不散。

我把买来的葱放进菜篮子，走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的那把黄铜锁。

它在阳光下发亮。

这光，细细碎碎，像从很远的地方千里迢迢赶来，落在我人生的晚饭桌上，和一盘韭菜炒豆腐一起，香起来。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