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登：续说在中大的那些人生“第一次”

摘要：作者11月28日在《羊城晚报》花地版上发表的《40年前，我跨进中大校门》节选自其长文《回忆我在中山大学的那些“第一次”》（见2024年11月28日羊城派），以下为续文——

文|潘登

作者11月28日在《羊城晚报》花地版上发表的《40年前，我跨进中大校门》节选自其长文《回忆我在中山大学的那些“第一次”》（见2024年11月28日羊城派），以下为续文——

题记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

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

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摘自席慕蓉诗《青春》

1、第一次加入学生社团

那些年的中大，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快速发展。

1986年5月17日，中山大学民俗学社在东湖滨召开成立大会，本校师生26人出席，现场选举成立社委会并讨论安排了本学期活动计划。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中大学生社团。

正读大二下学期的我，之所以加入民俗学社，是因为听叶春生副教授讲过中大在二三十年代有过民俗学研究的高峰时期，以为从事民俗学研究就有机会到偏远地方采风，顺便旅游。

中山大学

在叶春生老师的鼓动指导下，本校人类学系的一位同学和我分头在各自专业发动，最终筹备成功，分别当选为正、副社长，叶老师还现场捐赠100元活动经费。成立大会之后我还写了新闻稿，刊发在中大校报上。可惜，后来我在民俗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没有进一步展开。

1986年9月，大三开学不久，我就加入了中大康乐新闻社。这是我加入的第二个中大学生社团。

新闻社的主要职能是培养社员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和新闻敏感性，及时发现、采写、报道有价值的新闻，协助本社和学校做好宣传工作。我作为中文系学生，有意于毕业后当记者，就欣然加入新闻社锻炼成长。

中大校园仅1.2平方公里，却有1.2万师生，古木参天、荆棘丛生、四季常绿，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如何找到新闻来写作？我瞪大双眼寻找，眯起双眼细察，还终于发现了一些素材，自1986年5月至1987年4月，总共在《中山大学校刊》（后来改称校报）发表了6篇新闻或记者来信。

这些文章，虽然多是豆腐块，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让我从实践中掌握了新闻写作“五个W”必备的技能。

1986年11月，我加入了第三个学生社团——中大男子健美协会。协会宗旨是：“塑造健美体型，搞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交流锻炼体会，促进健美活动进一步发展，促进学业，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入会当日，不仅拍了上身裸照，还测量了身高体重胸围腰围等基本指标，记录在会员证上，以便对照检验锻炼效果。当时，以身高划分类别，我的体重、胸围、腰围等指标，都未达标。

经过近两年锻炼，到1988年7月来到东莞、9月加入必达健身院时，体测指标全面趋好，胸围增加3厘米，身高增加2厘米，大腿和上臂分别增加1厘米，腰围减少1厘米，胸腰比例变好，力量增强，并由此养成了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52岁那年，在一次户外团建中，在单位工会会会员们的加油助威之下，我一口气做了49个俯卧撑，视频广传，一时热谈。

2、第一次报道中大开通国际情报联检网络

1987年3月23日，正是大三下学期寒假过后不久，我照常去中大图书馆自修室学习，路过一楼服务台，看到黑板上一个启事，说本馆开通国际情报联检终端，欢迎大家使用。

什么是国际情报联检终端？我即向图书馆工作人员采访，当天下午写成新闻稿《中大接通国际情报联检终端》，并骑自行车送往羊城晚报社，第二天就发表了。

此文连引题主题虽然只有210个字，但完全符合后来网友常说的“（新闻）字越少，事越大”的潜规则，因为它是第一个报道广东省开通国际信息网络的。

据中大图书馆副馆长王蕾今年12月转来该馆《大事记》及《广东图书馆学刊1987（3）》等资料记载：经过近5个月的筹备，1987年1月21日，中大图书馆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终端开通，2月13日正式投入使用。

该终端利用SIGMA电脑，通过意大利通讯卫星，接通美国DIALOG数据库，除完成本校教学科研课题检索外，还为校外科研单位、企业提供情报检索服务，费用约为每分钟1.3美元。中大图书馆是广州高等学校中首个开通国际联机检索系统的图书馆。

美国DIALOG联机数据库系统（官网地址http://www.dialogweb.com），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强大的综合性商业信息检索系统，也是目前运作最成功的联机信息查询服务商之一。1966年由美国洛克希德导弹航空公司所属的一个情报科学实验室建立，1972年开始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1985年出售给KnightRidder新闻公司。

目前主机系统位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现有全文、题录及数据型数据库900多个，文献量近17亿篇，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实事政治、商业、经济、教育、法律等领域。

存储的文献型和非文献型记录占世界各检索系统数据库文献总量的一半以上。目前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保有众多终端用户。

现在反思这件事，我之所以在平淡如水的校园生活当中，在常人视而不见的现象当中，能够及时发现这个新闻、率先报道这个新闻，是因为我经过两三年的新闻理论学习，经过现代人报、羊城晚报、中大校报的采访实习，已经比一般同学率先练就了新闻之眼、新闻之笔；而我之所以没能点出它是广州地区高校第一个开通的、挖出这个新闻的更高更大亮点以引发更多关注，则是因为我思想肤浅、视野狭窄，没能多花时间深度采访、纵横对比，从而功亏一溃！

中国在1994年才接通国际互联网，中大图书馆早在1987年1月就开通国际联机信息检索网络，却既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祝贺，也没有向校内外媒体群发新闻稿宣传推广，真是典型的广东人过于务实低调的做法！

3、第一次学用电脑

大四上学期，即1987年9月至1988年1月，我选修了本系郑玉蓉老师开设的《语言应用研究》课程，第一次学习电脑初级应用技术。

这门选修课，介绍国内外语言应用学的历史和现状、计算机基本知识及其应用于汉语言研究的进展，讲授计算机处理汉字文书的基本技能，每周上课一次，持续21周，三分之二听课讨论，三分之一上机实习。

中文系的专业，大致可分为文字学、语言学、写作学、文学文艺学四个方向。从现有基础和未来目标考虑，我从大三开始偏向重点学习应用写作学和文艺学，因此初见《语言应用研究》课程并不想选修，但进一步了解发现此课程含有教授电子计算机操作这一新兴技术的内容，我就欣然选修，不但保留了郑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印发的《教学计划》全文，还认真做了听课笔记，并且有幸获得郑老师抽查修改我的课堂笔记。

当时，我们进入学校共用计算机机房，打开计算机电源后，每次都要先向驱动器接口插入专用磁盘调取CCDOS（中文操作系统）入主机，之后取出该磁盘，再插入空白磁盘，开始学用“中文之星”汉字编辑软件，学习的输入方式主要是拼音法、首尾法、五笔法等。经过几周的学练，初步掌握了计算机处理常用文书的技能，当然只是学到皮毛、处于笨手笨脚水平。

毕业之后进入的政府机关，主要工作就是修改来稿和起草文稿，同事们基本都是使用钢笔和稿纸，誊正之后交给专职打字员打印，校对之后再交打字员修改，再校再改。

那时单位有个专职打字员，打字飞快，绰号“塘边鹤”。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因为略学过计算机打印技能，就经常亲自上机修改甚至直接写作，显示了多掌握一种技能的效率优势，从而更快赢得了年纪较大同事的认可。于是我暗自庆幸大三时选对了郑老师的课程。

到了1996年左右，因为中国将加入世贸，全面接轨国际规则，所有党政机关干部都须经统一培训、考核合格，才能转为公务员，于是我有幸再次学习，进一步掌握了电脑操作技术。

郑玉蓉老师1987年开设《语言应用研究》课程，是中大中文系第一个把计算机应用技术引进课堂的。根据网上零星资料汇总，郑玉蓉，1950年代师从中山大学中文系著名语言学教授高华年攻读硕士研究生，1960年代任教华南师大中文系，1980年代调入中大中文系任教。1984-1988年兼任八四级甲班班主任时，她已年过半百，一方面像慈祥母亲一样照管着甲班30多个同学，一方面率先学会电子计算机有关技术，并应用于汉语言研究和教学，让我们成为中大中文系第一批赶上潮流、学用电脑的人，也让中大中文系在应用计算机开展教学和科研上走在了校内外文科专业的前列！

为了铭记这一开拓创新之举，我把自己保存的郑老师《语言应用研究（选修课）教学计划》原稿捐赠中文系系史馆，永久珍藏。

郑玉蓉老师这种与时俱进、学习不止、学教结合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活到老学到老！

近年，无意中刷到网络视频号“王文博商业论”，内容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研究流行歌曲、流行网文、流行电视剧等，从中洞察社会心态，指导商业如何加以利用，看得津津有味，才发现语言应用研究还可以有这样的功用，才后悔当年没认真学好中文系语言应用学课程！

马云等很多名人都说：过去20多年，是互联网的时代；未来几十年，将是AI(人工智能)的时代。由此想起现在的中大中文系，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及时把AI(人工智能)引入汉语言研究和教学？

4、第一次学习毛笔书法

大四下学期，我选修了吴德先老师开设的《书法技能训练》，第一次学习毛笔书法。

记得小学和初中期间基本上是野蛮生长、快乐学习、毫无压力，没人教导我要学习毛笔书法；考进应山县一中之后，从第一天开始就要备战高考，无心学习毛笔书法。

进了大学，转眼就要毕业了，钢笔字还那么丑陋难看，进入社会难免吃亏，才想起临时抱佛脚，选修毛笔书法课，希望能有助于提高书法水平。与现在普通的城市小学生相比，我的书法水平起点之低、起步之晚，显而易见，实在可怜。

实际上，当年同时开设的类似选修课，还有陈颂声副教授的《书法概论》。陈比吴职称更高，名气更大，课程更值得学习，但我当时急功近利，只想快速提高实操技能，不注重书法理论，就错误地放弃了陈老师的书法课。

第一次上《书法技能训练》课，走进来一位高大、朴素、拘谨的五十多岁老师，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原来他是本校校长办公室的缮写员，主要负责用毛笔书写公告、通知、奖状等，平时我们在校长楼门前、中区宣传橱窗、饭堂和宿舍公告栏等地看到的官方红纸毛笔文书，都是他的手笔。学校实行教学改革，鼓励所有老师开设选修课，能开成课，就能得到教学补贴。他响应倡议，开设了此课。

我立即想起，此前自己与他还有过一次“笔墨官司”。话说大二上学期，1986年12月，我在中大校报发表了《用字不规范问题应引起注意》一文，指出：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几个月前重新发表了1964年版《汉字简化字总表》，并要求按此规范书写和印刷汉字，但是中大校园内的毛笔文书以及校报本身等，仍然大量存在汉字繁简夹杂、不合规范的问题，希望各方重视改进。原来我文中点名批评的官方毛笔文书正是此先生所为。

后来在课上课下，向吴老师请教和讨论，终于弄清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关系及使用规则：汉字从甲骨文演变到楷书，总的趋势是笔画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和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

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又是楷书和草书的简化。实际上简体字与繁体字是相对而言的，古代每个朝代都有简体字（俗字）与繁体字（正字）并行，繁体字为官方用字，简体字多见于碑刻、雕版印刷、手写稿。

在当代中国，除香港和澳门特区、台湾使用繁体字之外，简体字成为法定文字，繁体字常用于五个方面：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文物古迹，姓氏中的异体字，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到的，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也就是说，那些公告、通知、启事等面向普罗大众的实用性毛笔文书，按规定不能用繁体字，只能用规范简体字，我当年的批评是正确的，只是写毛笔字的人多数习惯写繁体字，往往无意把书法艺术作品与日常实用毛笔文书区别对待，结果出现书写不合规范的问题。

愧对吴老师的是，我的毛笔字后来没有持续学练，至今毫无进步，庆幸的是钢笔字比大学时代有了明显进步。

不会书法，这让我联想到，年将六十的我，还不会绘画，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弹琴，不会麻将，不会围棋，不会打球，不会经商......似乎只会读书和作文！

对比分析一下，会与不会这些技能，主要原因在于有没有落实“1万小时定律”，不会的技能，主要还是由于没有刻意练习1万小时以上！前三十年不会这些技能，或许可以归因于天赋不够、贫穷愚昧、乏人指导；后三十年仍不会这些技能，就只能怪责自己惯性思维、惯性生活、惯性扬长避短，懒于或怯于刻意学习、持续练习新技能了。

5、第一次在中大听讲座

那些年国家改革开放加快，中大师生思想解放，校内生机蓬勃，讲座众多。听讲座是当年一大人生乐事。记忆当中，我在中大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大一的下学期，编剧章以武先生来谈其电影《雅马哈鱼档》。

1984年，全国第一部以个体户为主角，呈现广州改革开放后市井新风情的电影《雅马哈鱼档》风靡全国，获1984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并入选198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1985年又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

电影的编剧兼小说原作者章以武先生，红极一时，忙得不可开交。许桂燊老师因为与他有私人交情，得以邀请到章以武先生，来到中文系作专题讲座，还引导学生与主讲人互动，让我们从现实到小说、从小说到电影、从电影到课堂、从课堂到人生、从人生到社会等众多角度增加了对该作品和广州市的了解，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大学学习方式与中学的巨大不同。

查阅当年笔记，听过的大师级讲座，既有法学系夏书章教授的《同大学生谈大事》（1987年3月18日夜，他从自己一个老大学生的经历谈起，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现状及其启示，还贴心提醒“外省同学要学地方话，地方同学要学普通话”），还有中文系吴文辉教授的《古兰经的启示》（1988年4月21日，他先自述研究《圣经》与《古兰经》数年、1985年某夜灵感忽至，理出新鲜观点论文，出席次日研讨会大受欢迎的经历，告诫我们“话不代表水平就不讲”“生活里的考试比教室里的更严格”，然后生动讲述了穆罕默德创作《古兰经》的故事及其启示）等，也有无名小卒、在读研究生开坛主讲当代中国政治形势分析。

听过的校外嘉宾讲座，既有白先勇先生讲《游园惊梦》，也有羊城晚报记者、师姐陈星宇讲采访全国两会的新鲜感受。

听过的校内讲座，既有校团委书记夏纪康主讲刚参加中日青年交流活动的见闻感受，也有哲学系青年学者新引进的公共关系学课程。

听过的外专业讲座，既有哲学系青年教师李宗桂主讲中国文化概论，也有理科教授主讲正在激烈竞争的低温超导实验室研究突破成果......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无禁忌、一大幸福！

6、第一次制作红叶书签

今年百年校庆期间，翻阅大学时期的一本读书笔记，忽然发现其中夹着两片食指大小的红叶书签，较长的一片竖写“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和“中文八四PXC”，较短的一片竖写“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PXC是我姓名三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正是当年我第一次制作红叶书签的亲笔落款。

大学期间，多次在周日从学校北门码头上渡船，坐到天字码头，登岸即逛北京路。那时的北京路一带，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琳琅满目、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其中一家大书店和一条卖书签贺卡类商品的内巷，是我流连最多的地方。

那里的书签，形状各异，精美彩图配上或清新，或温柔，或锋利，或诮皮的文字，很能打动当时的年轻人，成为新兴畅销商品。我喜欢的多，白看的多，购买的少。后来，在学校看到美丽的红叶，想起古人红叶题诗的故事，就摘下几片红叶，写上不同的字句，夹在笔记本中慢慢荫干，成为红叶标本书签。

没想到，其中两片竟然保存至今，叶质柔软依旧，幼稚字迹依旧，只是中间多了虫蛀小孔，诉说着岁月沧桑。

那个时代，贫穷和愚昧不但限制了我的选择，而且限制了我的想象，让我低头看路多，仰望星空少；柴米油盐多，风花雪月少；小气俗气多，大气仙气少。这两片红叶书签，算得上是当年少有的浪漫风流之物证吧。

一时兴起，拍照转发朋友圈，众人纷纷点赞留言，有人猜是谁赠送的，有同学写《七绝·枫签追忆》云：“蚁咀枫叶老时光，虫蚀留言故事长。曾是少年轻落纸，今朝不敢嗅书香。”

我且胡诌一首打油诗，回应圈中朋友留言云：“红叶题诗赠何方？四顾茫然暗收藏。蚁咀孔洞映日月，谁人眼泪在飞扬？”

7、第一次无证经商之新增结尾

1988年春节假期，我第三次留校过春节......不料就在第三次上街摆卖中，“走鬼”不及，被交警抓个正着，连货带车全部没收，痛心至极。

自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如今自己不占理，就更加说不清，只能自认活该。于是无精打彩地步行好久，找到公交车挤上去回学校。

车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起，公共汽车、私人汽车、三轮车、自行车、行人都停在斑马线外等候，人们大多紧盯对面的红绿灯，随时准备抢步前行。

我在车内站着，漫无目的地看向窗外，见到右边路上一位老人直身骑蹬着三轮车，身后车厢高高堆叠着蜂窝煤，手脚漆黑，脸面漆黑，头发杂乱，左手从口袋掏出半盒香烟送到嘴边叼出一支，右手从口袋摸出一盒火柴，双手合作划出火花点燃烟头，深吸一口，吐出长长的烟雾，抬头前望，等到绿灯一亮起，他立即前倾上身用力蹬驱沉重的三轮，继续前行。

在这个天气阴沉的冬日下午，在等待红绿灯转换的匆忙瞬间，这位羊城卖炭翁淡定从容地吸烟蓄力、艰难而乐观地前行的情景，教给了我生存的智慧：人生于世，无论肩上担子多么沉重，无论脚下道路多么坎坷，只要有一星火花，就要点燃希望、积蓄力量，就要重新出征！

多年来我一直记得这街头一景，只可惜没有相机拍摄记录下来。直到2010年网上流传那位重庆“棒棒”（在城市专事搬运业的农民工）肩扛重货、手牵幼子、嘴叼烟头、艰难而乐观前行于朝天门外的著名图片，我眼前一亮，终于找到了与记忆中羊城街头那一景类似的照片，立即下载保存，后来还置顶微信朋友圈，时常用以激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