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马，藏语意为“红房子”，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北麓，隶属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的西南方向，一道山梁隔开了两个湖。东侧的嘎拉错在上千年岁月的洗礼中融入泥土，化为数片沼泽。西侧的玛不错面积也逐渐缩小至1.5平方公里。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叶满山 通讯员 马澜芯 陈全康黎
康马，藏语意为“红房子”，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北麓，隶属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的西南方向，一道山梁隔开了两个湖。东侧的嘎拉错在上千年岁月的洗礼中融入泥土，化为数片沼泽。西侧的玛不错面积也逐渐缩小至1.5平方公里。
如此渺小的湖泊，位于海拔4410米的高地，其东南岸被最新确定为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湖滨定居点，也是海拔最高的“打鱼人”栖息之所。
近日，兰州大学教授杨晓燕团队发表于《自然-生态与演化》的研究发现，早在4400年前，青藏高原的本土人群就在玛不错湖畔形成了以湖泊为中心的定居生活方式。这一发现为确定人类定居高原的时间与方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左侧为几近干涸的嘎拉错，右侧为水域面积不到1.5平方公里的玛不错。兰州大学供图
2019年夏季，时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的杨晓燕带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影响”科考分队，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开展人类活动遗迹调查。经过玛不错时，团队意外发现了静卧于此的古老遗址。
在发现玛不错遗址前，科考队已在该区域调查了两三天，但一直没有发现保存得特别完整的遗迹。“玛不错这个湖特别小，我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有老师问我还要不要下车查看。”杨晓燕回忆道，“前几天，无论是在河流还是在湖泊的阶地，调查结果都不好，大家都没了信心，而且我们还要赶路。我本来想的是‘算了，不看了’，往前走了几步又有些犹豫，想着还是去看一下，万一呢？”
这一“回头”，让整个团队都精神了起来。
发现遗址时，正值中午的用餐时间，但团队成员顾不上吃午饭，都一股脑地拿着工具去清理剖面、采样。回到北京后，杨晓燕团队便抓紧时间对剖面上的遗留物进行整理和研究，将从中发现的炭化农作物种子送去进行年代测定。结果令她很惊讶——这些种子距今已有4000多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牵头，联合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组成玛不错考古工作队，自2020年起正式开始发掘玛不错遗址，至今已完成五个发掘季。每一次发掘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
定居化，是指人群逐步降低移动性，并最终在某个地方全年固定居住的发展过程。那么，玛不错遗址揭露的墓葬、祭祀坑、生活踩踏面、筑洞以及大量的生活垃圾等遗物遗迹，是人类季节性在此活动，还是全年生活的遗留物？确定这一点的关键在于“遗址使用的季节性分析”。
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团队利用骨骼形态学和大批量骨骼鸟枪法宏基因组等方法对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其中鱼骨数量最多，鸟类主要为水鸟，哺乳类均为野生动物，未发现家养动物遗存。
彼时，在谷物到不了的高地，玛不错提供的稳定渔猎资源为人们奠定了定居的基础。高原南部的祖先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用盘羊、岩羊的长骨制作骨锥钻孔，使用易于加工的鸬鹚骨骼制作鱼卡钓鱼，使用附近的香柏和沙棘等植物制作木炭以烹饪和取暖。
第一重证据是飞翔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各种鸟类。在研究团队鉴定出的鸟类骨骼中，有不随季节迁徙的留鸟，也有秋冬迁徙至此的候鸟。“说明这里的人冬半年、夏半年都在抓鸟，也就是说，人们全年都待在这里。”杨晓燕解释道。
第二重证据由悠游于湖中的鱼类提供。“我们可以判断鱼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鱼骨也有像年轮一样的纹层。”据杨晓燕介绍，鱼类一年四季的生长速度不相同，体现出的纹路也不同。“我们统计了1000多块鱼骨，发现有2/3的鱼死于夏半年，有1/3的鱼死于冬半年。”杨晓燕说，“这也证明了人们一年四季都生活在此。”
第三重证据则源于人类自身。玛不错遗址发现的墓葬有上百座。杨晓燕指导的博士后陈松涛带领2022级硕士研究生黄蕴哲通过人骨的骨胶原碳氮同位素分析其食谱。在自然界的食物网中，氮同位素值随着营养级的升高而累积，食草动物氮值高于自然植被，食肉动物则高于食草动物，一般情况下，相邻两个营养级之间的氮值差别在3‰~5‰。在玛不错遗址，人的稳定氮同位素值正好高于鱼类5‰，再次证明了曾在玛不错生活的人类以捕鱼为生。
此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团队对其中11个人骨的古DNA分析发现，他们与距今9500年至5000年生活在东亚北方的人群有遗传联系，但又不同于同时期低海拔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与古代来自山南和尼泊尔的高原南部人群具有一致的遗传特点，并且玛不错所属的古代高原南部祖先成分对现今生活在高原南部-西南部人群有重要遗传贡献。
这一结果表明，生活在玛不错遗址的古人并非来自低地的农业移民，而是早在全新世中晚期便已经与黄河流域人群产生分化的高原本土人群的代表，从而将高原南部支系人群形成时间提早了1000年。
“一颗牙养活了多少研究生？”在杨晓燕的课件里，有着这样一页PPT。
对于遗址中出土的牙齿，可以从形态分析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比如龋齿，根据牙齿的形态变化研究古代人群的饮食习性、健康状况以及生活方式；对于出土牙齿中的牙结石，则可以提取其中的微体植物遗存，进而观察古代人群惯常食用的农作物；牙齿的古DNA，可以用于判断人群来源以及健康状况；除了利用古DNA，牙齿中的锶含量也可以用于判断个体的迁徙历史。
“一颗牙，我们就可以获取这么多信息，产出这么多研究方向。”杨晓燕说，其科研团队的成员，学科背景包括地球科学、考古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横跨文、理、工三大领域。
对于初来乍到的研究生，杨晓燕并不会急于为他们定下研究方向。“我会给刚来的研究生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让他们跟着师兄、师姐了解各个课题，找到感兴趣的方向。”
从工程地质，转到自然地理，再到地学考古，杨晓燕在求学的道路上每走一步，前方的路灯就会亮一盏，而灯光下的景观各有不同。
杨晓燕还是博士后时，在被称为“东方庞贝”的喇家遗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蔡林海翻开灶中扣着的碗，发现了其中疑似面条的食物。接手该研究的杨晓燕为考证其中的微体植物遗存，由地学考古转向了植物考古，此后，杨晓燕便一直扎根于农业起源与农业传播。2018年，杨晓燕带着科考队从首都北京起飞，来到了平均海拔4300米的青藏高原，将研究区域从京畿、浙江和广东转换到了高寒之地。
“无论是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还是在兰州大学，组建团队的时候都不能局限于植物考古方向，动物和微生物等研究方向都要有，我就只能逼着自己了解这些东西。”杨晓燕说，“我经常跟学生们说，你学到的、经历过的东西，迟早有一天会用上。”
接下来，杨晓燕将带领团队研究人类定居化过程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包括被人类带至高原的新物种对原生生态系统的影响，如牛、羊出现前后生态系统的变化，以及通过提取沉积物古DNA还原早期的生态系统等。
将研究区域从东部发达地区切换到世界屋脊，让杨晓燕有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在高原和学生们一起看星星的夜晚，距离杨晓燕大学一年级时第一次出野外已经过去了30年。如今杨晓燕依旧对“出野外探索”抱有极高的兴致：“与一路山水的每一次相见都惊喜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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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