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在现实世界遭受社会孤立之苦，被我们寄予厚望打破隔离的互联网，如今也日益变成充满隔阂与暴力的场所。我们把社交媒体平台的政策和内容分发算法视为罪魁祸首，考虑彻底退网的可能，但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贝尔让我们停下来思考另一种可能。

我们在现实世界遭受社会孤立之苦，被我们寄予厚望打破隔离的互联网，如今也日益变成充满隔阂与暴力的场所。我们把社交媒体平台的政策和内容分发算法视为罪魁祸首，考虑彻底退网的可能，但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贝尔让我们停下来思考另一种可能。

利用经过精妙设计的在线实验和深入访谈，贝尔在《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一书中证明了走出回声室（信息茧房）会使我们更加极化，而不是减少极化。本书挑战了关于回声室、境外势力和激进算法的常见神话，揭示了社交媒体的功能更像是一面棱镜，它扭曲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增强了追求地位的极端派的力量，让温和派几乎隐形；而政治部落主义的解决之道，就在我们自身深处。

经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七章《我该注销自己的账号吗？》分享给读者。

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非常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他蓬乱的脏辫超过了腰部，当他因一个观点而异常激动时，他的眼神会极其具有穿透力，似乎要从他脑袋上跳出来一样。到 60 岁时，拉尼尔已经在科技界混迹了 40 多年。13 岁时，他就开始学习大学级别的计算机科学课程。他在 20 世纪 80年代创立了一家虚拟现实公司，这是最早的虚拟现实公司之一。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社会批评家，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多才多艺的人。在 35 岁左右时，《时代》周刊将拉尼尔列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18 年，《连线》杂志把他列为科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 25 个人物之一。他写了三本警告大家科技黑暗面的书，尤其是当科技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年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发表过他的文章，他也多次出现在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上，比如《科尔伯特报告》（Colbert Report）、《夜线》（Nightline）和《观点》（The View）。

因此，拉尼尔的新书《立刻注销你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十大理由》（Ten Arguments for Deleting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Right Now）很快变成了国际畅销书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正如你从书名中可能猜到的那样，这是一本猛烈抨击脸书、推特和谷歌的书。在一个波及范围广泛的论证中，拉尼尔认为社交媒体网站正在夺走我们的自由意志、传播虚假信息、降低我们的共情能力、使我们不快乐、使我们观点极化，而且最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它正在摧毁我们的灵魂。拉尼尔并没有为这些笼统的观点提供任何证据，但是拉尼尔观点的吸引力是很明显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总体上来说，社交媒体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拉尼尔认为，大多数人在摆脱社交媒体后都会更好。

本书之前的章节没有给出足够的根据来支持乐观主义，因此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拉尼尔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是否都该立刻注销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已经有人针对这个号召给 出了回应。2018 年，针对美国人跟社交媒体平台的关系这个议题，皮尤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调查，这是针对该议题最早开展的调查之一。这项调查最引人注意的结果包括以下两项数据：2017-2018 年，42% 的脸书用户暂时离开了该平台；同一时期，26% 的用户删除了自己手机上的脸书应用程序。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该项调查的研究报告之后，这些数字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注销脸书”（#deletefacebook）的标签在推特上流行了好几天，这表明该话题是推特平台上最能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一小部分名人宣称自己计划注销脸书账号，包括歌手雪儿（Cher），喜剧演员威尔·费雷尔（Will Ferrell）和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拉尼尔的书当然不是这场运动的唯一推动力。脸书当时陷入了多重争议当中，尤其是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的剑桥分析公司事件引发的公关噩梦，这似乎让许多人对脸书感到厌倦。

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正在研究公众对社交媒体平台感到不满的根源。在一项史无前例的实验中，一组经济学家招募了近 3000 名 18 岁以上的美国人，要求他们每天至少花 15 分钟使用脸书来完成一项调查。后来，研究人员向其中的一半人提供了 100 美元，让他们停用自己的脸书账号一个月，并仔细监控这些被试，以确保他们没有重新使用自己的账号。这一结果为当时席卷脸书的公关灾难火上浇油，因为停用账号的被试报告说他们变得更快乐了——而且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对立政党的成员不那么愤怒了。

尽管大家反脸书的热情高涨，但脸书基本上毫发无损。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后续研究，2018-2019 年，经常使用脸书的人数保持稳定。谷歌搜索“如何删除脸书账号”的搜索量曾经疯狂飙升，在 2018 年年中达到顶峰后就下降到了难以察觉的水平。此后不久，“如何恢复被删除的脸书账号”的搜索量飙升。那些收了研究人员的钱、一个月不使用脸书的人后来怎么样了？超过 95% 的人在研究结束后的 100 天内重新使用了脸书。此外，仔细研读我在上文描述过的 2018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暂时停用脸书或从手机上删除脸书应用程序的都是年轻人。具体来说，与 65 岁及以上的人相比，18-29 岁的人报告删除脸书账号的人数是其 4 倍。这些年轻人是受了拉尼尔启迪的网络信徒吗？他们看过拉尼尔疯传的《纽约时报》视频专栏“杰伦·拉尼尔修复互联网”吗？

尽管大家反脸书的热情高涨，但脸书基本上毫发无损。

显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尽管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成群结队地离开了脸书，但这些年轻人正涌向其他平台。比如， Instagram 的使用量激增。2014 年，有 26% 的美国人使用该平台，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在 Z 世代中，这个数字要高得多：2018年，13-17 岁的美国人中有 72% 的人使用 Instagram，有 69% 的人表示使用聊天平台色拉布（Snapchat），还有 51% 的人留在脸书——也许是为了分散他们父母的注意力，让他们注意不到自己在 TikTok（目前流行的视频共享平台）等较新的平台上发布的“不雅”作品。这些逃离脸书、前往 Instagram 的人当中有多少意识到前者在 2018 年的一次大型企业并购中收购了后者？尽管脸书和 Instagram 在美国的日常用户数可能还在减少，但这两个平台在其他国家则继续飞速扩张。

离开社交媒体是困难的

为什么人们很难离开社交媒体？对于 Z 世代的成员来说，答案显而易见：他们不仅是在互联网的陪伴下长大的（就像他们之前的千禧一代一样），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不了解没有社交媒体的世界。Z 世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智能手机泛滥之前的美国是什么样的，许多手机的设计都对准了年轻人，以前所未有的细节记录下他们的童年。也许我们不应该对以下事实感到惊讶，即这一代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入地沉浸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皮尤研究中心 2018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95% 的美国青少年可以接触到智能手机，高于四年前的 73%。而且他们一直在使用智能手机。同一项研究显示，45% 的青少年“几乎不间断地”使用互联网（高于 2014 年的 24%），另有 44% 的青少年表示“每天使用几次”；90% 的美国青少年还报告说玩过电子游戏，其中许多游戏现在都具有社交网络组件，允许用户组队玩。

对于年轻人来说，离开社交媒体并不仅仅意味着回到过去，还意味着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第六章中描述的年轻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萨拉·伦登，极端派因她支持自己丈夫携带武器的权利而威胁她，之后萨拉短暂地离开了社交媒体。但她很快又重新用起了推特和脸书，因为她认为这是自己定期了解远在他乡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最新动态的唯一途径。本书中接受访谈的其他人在暂时离开社交媒体后，也表达了对错过远方亲人最新动态的类似恐惧。这种恐惧通常会超出朋友和家人的范围，并延伸到一些社交媒体社群，人们在这些社群里传播有关自己兴趣、爱好或就业领域的信息。

虽然有些人被吸引回社交媒体上是因为，他们想念社交媒体为他们创造的某种社会关系，但其他人则是被朋友、家人或同事推回到平台上。许多试图离开社交媒体的人在没有给提及或标记了他们的帖子点“喜欢”或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后，很快就会受到指责。还有一些人因为没有给朋友的成就点“喜欢”或没有同情生活中遭受损失的人而受到批评。注销账号的人通常也被视为自命清高的人——也许类似于我小时候那些喜欢吹嘘自己不看电视的人。还有一些人因为职业责任而被推回社交媒体。在许多不同领域，要取得成功，保持在线状态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那些自雇工作者或没有大量广告预算的人来说。

我认为，我们无法注销社交媒体账号的最重要原因，正是我在这本书中一直主张的观点：社交媒体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它开始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脸书、推特和其他平台让我们可以展示不同版本的自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监控其他人对自己的反应，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对于像拉尼尔这样的科技叛逆者来说，我们成瘾的根源要平凡得多：当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光鲜夺目的东西时，或者当我们非常便利地购买那些出现在社交媒体信息流中的消费品时，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内啡肽。我并不完全反对这个观点，硅谷显然已经破解了我们大脑中的一些多巴胺受体通道，但我不认为像拉尼尔所说的那样，戒掉社交媒体就像戒烟一样。相反，注销我们的账号需要我们对社交生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社交媒体现已如此深入我们的友谊、家庭和职业生活，以至于我们需要无形的协调方式来对抗这些如此严丝合缝地满足我们最深层社交本能的工具。

“好吧，”你可能在想，“也许我们不能注销社交媒体账号，但我们难道不能将政治与社交媒体中更温暖和模糊的部分切割开吗？后面这些部分让我们可以与家人保持联系，或者被适合做成模因的真人秀明星逗笑。”恐怕我的答案还是：不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社交媒体作为自己的新闻来源之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9 年有 55% 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经常”或“有时”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高于 2018 年的 47%。而且 2018 年的时候，社交媒体就已成为美国人当中比印刷报纸更受欢迎的新闻来源了。尽管电视和广播仍然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但社交媒体正迅速成为年轻人当中最受欢迎的新闻来源。与年龄较大的人群相比，18-29 岁的美国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两倍。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年轻人正在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 Instagram 和 TikTok，而它们最初的用途是分享精美图片或幽默的视频片段。事实上，对 TikTok 上的政治传播进行的首批研究中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使用其他平台的用户相比，TikTok 用户发表了更多的政治声明。

社交媒体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它开始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

即使我们抛开人们是否可以停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政治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这样的讨论还能在哪里发生？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一直就社会孤立人群比率的快速提高而发出警告。社会学家布温丘·李（Byungkyu Lee）和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最近对美国的“政治孤立”进行了大规模的历史分析。他们比较了 1985-2016 年进行的十几项调查的数据，这些调查要求美国人列出跟自己讨论政治的人的名字。研究人员发现，这三十年里，我们的政治讨论网络已经缩小了约 30%。在同一时期，人们的讨论网络中，不同政党成员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即使在人们讨论非政治问题的网络中也是如此。

更大范围内的人口趋势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转变。记者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大分类：为什么人以群分正在撕裂美国》（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中警告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地理隔离正在加剧。他写道，1976 年，26% 的美国人所生活的县具有以下特征，即其中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的优势是 20 多个百分点。到 2014 年，这个数字超过了 48%。尽管一些社会科学家警告说，毕晓普的测量方法夸大了这种转变的规模，但也有证据表明其他地区确实存在人口隔离（demographic segregation）现象。政治学家格雷戈里·休伯（Gregory Huber）和尼尔·马尔霍特拉通过研究网络约会来寻找有关政治孤立的线索。这些学者不仅发现一个大型网络约会平台上的用户经常跟自己党派相同的人约会，而且他们还证实了我在第四章提到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人们强烈地偏好和己方党派的人约会。

即使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继续将自己归入不同的社区和约会圈子，但他们不还是会在感恩节见面吗（就像萨拉·伦登每年都会在这个节日期间见到她的阿姨薇薇安）？经济学家基思·陈（Keith Chen）和赖恩·罗赫拉（Ryne Rohla）基于通过智能手机收集的位置数据提出了以上问题。研究人员在美国超过 600 万个地点追踪了人们在民意分裂的 2016 年总统大选几周后的感恩节晚餐上花费的平均时间。他们发现，如果参加感恩节晚餐的人有的来自倾向共和党的选区，有的来自倾向民主党的选区，那么感恩节晚餐会缩短 30-50 分钟。即使在考虑了许多其他因素（例如为了参加晚宴而走的路程）之后，这些发现仍然成立。总而言之，基思·陈和赖恩·罗赫拉估计，美国人一共失去了 3400 万小时的两党成员都参与的感恩节晚餐讨论时间，因为具有不同政治信念的家庭成员显然对彼此的观点缺乏耐心。

把下面的结论写下来让我感到痛心，因为我在学术生涯中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社交媒体平台如何扭曲我们的政治，但是我认为，社交媒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美国民主的公共广场。

为什么社交媒体平台仅靠自身无法拯救我们

如果我们无法注销自己的账号，或许我们可以推动由内而外的变革，去游说脸书、推特和其他平台来帮助我们对抗政治极化。与拉尼尔一样，其他硅谷叛逆者最近也对社交媒体行业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控诉。传奇科技投资者、扎克伯格的早期顾问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最近出版了《“扎”心了：警惕脸书灾难》（Zucked: Waking Up to the Facebook Catastrophe）。尼尔·埃亚尔（Nir Eyal）曾因给科技公司出版有关构建令人成瘾的技术指南而声名鹊起，他最近写了本针对这些指南的解毒剂，即《不可打扰：不分心的行为科学与习惯训练》（Indistractable: How to Control Your Attention and Choose Your Life）。同样，谷歌前员工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因批评谷歌专注于创造令人成瘾的技术而赢得赞誉，他发起了一场完整的运动，以迫使科技公司停止以下做法，即通过创造那些会导致“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科技来剥夺用户的时间、激情和常识，而不是参与“逐顶竞争”（race to the top）。

这些硅谷前高管们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对人类心理有着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他们声称，社交媒体平台不仅塑造了我们购买哪些产品，还塑造了我们最私密的思想和欲望。但它们真的有能力塑造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吗？我们只是简单的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控制我们信念和行为的算法或令人成瘾的平台所害吗？正在为公共讨论氛围的恶化寻找替罪羊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些想法很有吸引力，而且当表达这些想法的人同时也是曾经帮助建立这些平台的人时，这些想法很诱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指望那些曾经帮助制造了这些问题的人来找到解决方案呢？在科技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这件事，真的会让一个人有资格解释平台如何塑造我们的政治观点吗？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仔细回顾表明，答案是掷地有声的否定。关于当今人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陷入政治极化，来自谷歌内部的大部分流行观点几乎得不到证据支持。

例如，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社交媒体上的用户激进化是由一些算法推动的，这些算法决定了我们的新闻信息流中出现的内容。因为这些算法是由用户参与推动的——根据人们是否点击一条消息并继续点击后续出现的消息，所以这些算法会放大激起愤怒反应的极端内容。批评者认为，更糟糕的是硅谷的公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这样做了，因为许多算法都是在深度学习的指导下工作的，这种技术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人们为什么会点击一个广告。但这些预测是通过非常多的复杂计算得出的，以至于设计出这些算法的人往往无法解释它们为什么有效。

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多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后，算法正在推动用户激进化的想法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其中一篇文章讲述了凯莱布·凯恩（Caleb Cain）的故事，他观看了数千个“充满阴谋论、厌女症和种族主义”的视频。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凯恩如何逐渐转变为一名真正的极右翼分子，在他开始收到自由派的死亡威胁后，他最终购买了一把手枪来保护自己。凯文·鲁斯（Kevin Roose）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包含了这个年轻人的观看历史图表，这让读者可以看到他从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过程。谷歌立即驳斥了这个故事，不仅质疑作者说法的证据基础，还指出自己为防止用户激进化所做的努力，例如公司内部建立了一个秘密部门——“拼图”（Jigsaw），谷歌声称它已经阻止了无数人成为暴力的极端派尽管我们应该对科技公司在这一问题上的回应持高度怀疑态度，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证据支持“算法促进了用户激进化”的观点。一组计算社会科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一些油管（YouTube）用户会从浏览温和的内容升级到浏览更极端的内容，但该研究估算，每 10 万名用户中只有一人会发生这种情况。同样，更早的一项针对 1010 万脸书用户进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该平台上的绝大多数“意识形态隔离”是由用户决定参与什么推动的，而不是由决定用户查看消息顺序的算法推动的。最近，政治学家凯文·芒格（Kevin Munger）和约瑟夫·菲利普斯（Joseph Phillips）对油管上激进的政治内容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尽管他们在分析中发现了大量此类内容，但他们还发现这些视频的大部分流量来自新用户，这表明激进化可能是由更极端内容的需求未被满足导致的，而不是用户的激进化。更令人惊讶的是，芒格和菲利普斯表明，近年来油管上最极端内容被观看的频率大大降低。人们还需要对算法与激进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研究，最好是使用来自社交媒体公司的更好的数据，但目前来说，机器学习似乎并不是证明二者关系的决定性证据。

另一个经常用来针对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流行批评是，它们未能阻止怀有恶意的外国行动者传播假新闻和挑拨离间。尽管这种批评很普遍——在国会和世界各地的媒体工作室中反复出现——但实际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传播虚假信息的活动成功分裂了美国人。政治学家大卫·拉泽（David Lazer）领导的研究团队将推特账号与选民档案（各州保存的关于谁登记投票的记录）联系起来。通过将这些数据对应起来分析，研究人员能够估计在 2016 年竞选期间有多少人遇到了假新闻。拉泽的团队估计，对于该团队可以识别的所有假新闻而言，只有不到 1% 的推特用户接触到了其中的 80%，而这 80% 的假新闻中又有 80% 是由 0.1% 的推特用户分享的。经济学家亨特·奥尔科特（Hunt Allcott）和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发现，2016 年平均每个美国人看到并记住了大约一篇假新闻文章。政治学家安德鲁·格斯（Andrew Guess）、乔纳森·纳格勒（Jonathan Nagler）和乔舒亚·图克（Joshua Tucker）的后续研究通过将民意调查与跟踪调查对象浏览历史的工具结合起来发现了类似的模式。研究人员发现，只有一小部分脸书用户分享了假新闻，而且大部分假新闻是由年长的保守派分享的。

与此同时，即使是少量的假新闻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破坏。但目前还没有高质量的证据表明，与来自外国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消息互动实际上会使人们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行为。我召集了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组，来研究那些与有俄罗斯背景的 IRA 关联账号（由推特官方和美国的情报源确定）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在 2017 年创建的极其详细的数据集中搜索了这些账号，这个数据集跟踪了 1200 多名美国人的在线行为，并就他们的政治观点向他们提出了两波问题。这使我们不仅可以确定谁与“网络喷子”进行了互动，还可以确定这种互动是否会产生一系列不同的结果——从人们对个别政府政策的看法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彼此的看法。虽然我们只能检查那些在 2017 年年底在单一平台（推特）上与这两个政党之一有关联的人，并且只能关注这些人与 IRA 关联账号之间的直接互动造成的影响，但是我们能够研究外国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如何影响了舆论。

2016 年平均每个美国人看到并记住了大约一篇假新闻文章

我们的研究结果再一次挑战了流行的观点：我们来发现与 IRA 关联账号互动对我们研究的任何政治态度和行为有任何重大影响。此外，我们发现与 IRA 关联账号互动的人大多是那些已经有了强烈党派信仰的人——他们恰恰是最不可能因看到煽动性文章而改变主意的人。这一发现符合许多人不知道的更广泛的趋势：大多数大众媒体宣传活动的效果微乎其微。政治宣传活动并不是向大众注射观点的皮下注射针头。相反，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这些宣传活动，少数参与活动的人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因而它们的整体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假新闻和外国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仍有可能影响投票行为。但研究表明，即使是在 2016 年大选中用来说服选民的最复杂的针对性宣传活动，也可能收效甚微或根本没有影响——甚至可能对被错误当作目标受众的选民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意外看到目标受众为其他选民的广告的人，比那些没有被当作目标受众的人更不可能投票给广告中的候选人。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精准投放的广告会影响消费者行为。虽然被一个与个人兴趣惊人接近的在线广告活动盯上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研究表明此类活动对我们购买行为影响甚微。

硅谷的公司因政治极化而受到指责的另一个原因是回声室。但是，如果脸书和推特让人们接触持反对意见的人——正如上面描述的许多硅谷叛逆者所要求的那样——我在本书中提供的分析又表明这种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然而，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回声室现象的盛行程度被严重夸大了。纽约大学社交媒体和政治中心 2019 年的一项研究的结论表明，40% 的推特用户不关注任何政治相关账号（即民选官员、政论家或媒体机构的账号）。研究人员发现，在其余调查对象中，大多数人会订阅查看与自由派和保守派相关的信息。他们总结说，只有少数人深陷回声室当中，他们处于自由-保守这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端。更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另一项对超过 5 万名互联网用户的浏览历史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 论是，与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相比，那些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会遇到更多的反对意见。

我还担心我们高估了社交媒体公司打击政治部落主义的能力。近几十年来，新的技术促成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产生和其他我之前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不会看到的重大突破。但这些成就也造成了极端的狂妄自大——或者至少是虚假的信心，让人们认为学习汽车驾驶规则的技术也可以抵抗政治极化。事实上，现有的最佳证据表明，机器学习在能预测复杂的人类行为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改变人类行为了。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社会学家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向数百名机器学习专家提出挑战，要求他们预测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儿童的未来。他的团队向专家们提供了关于这些贫困家庭孩子人生前半段的数据集，其中包含来自不同地区数千人在不同时间点的数百个变量。每个团队都使用最好的机器学习技术来建立模型，以预测哪些人会摆脱贫困。令人惊讶的是，最好的模型并不比几十年前的统计技术高明，并且只解释了研究中儿童生活结果变化的大约 10%-20%。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争辩说，童年贫困和政治极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对我来说，萨尔加尼克的研究表明，在机器学习领域的工程师能够通过简单地调整脸书的源代码来减轻政治极化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即使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通过做出改变来减少极化，他们真的会这样做吗？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思想实验。假设我们可以确定，对脸书平台的一个小调整就可以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不礼貌交流次数减少 7.5%，但它同时也会将广告点击次数减少 5%。该公司的领导层和董事会成员会同意这么做吗？值得赞扬的是，正如我在前几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脸书在提高选民投票率、促进器官捐赠以及为慈善机构筹集资金方面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但是，实施这个最有效的解决政治极化的方案，对股东来说是件容易事吗？

即使我们想象确实存在简单的技术修复方案，而且社交媒体公司愿意实施这些方案，那么人们相信当前的平台真的会实施它们吗？根据 2018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55% 的美国人认为科技公司在当今经济中“拥有太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而 65% 的人认为“科技公司往往无法预测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将如何影响社会”。一项后来的调查显示，大约 2/3 的美国人对社交媒体公司允许政治咨询公司使用其用户数据感到不安。也许最重要的是，这项调查表明共和党人比自由派更加不信任社交媒体平台。尽管 72% 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会审查政治观点，但这个比例在共和党人中要高得多。即使可以说服自由派信任社交媒体公司来解决政治极化问题，共和党人也可能不会信任它们。更糟糕的是，共和党人可能会将减少政治极化的企图视为压制保守派线上发声阴谋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民选官员在最近的政府听证会上提出了这一观点。

来源：好奇心精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