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到研究室后，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他的妻子刘承智则喜欢活动，好玩，好跳舞。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

田家英与夫人董边、女儿曾立合影

延安中宣部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田家英在这里开始了跟随毛泽东的生涯。

初次接触

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到研究室后，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他的妻子刘承智则喜欢活动，好玩，好跳舞。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

家英思想上不同意离婚，但是鉴于女方坚持离，他情绪很不好，躺在炕上不吃饭，不工作，也不起来。周太和是政研室党支部书记，他把我叫去：“董边，你是支部委员，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爱人离婚了，情绪不好。”我接受了任务去劝他：“你要想得开，工作仍然要做，饭也要吃，不能白天都睡着不起来。”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不好意思了，就起来了。

一次说到交谊舞，家英说，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从苏联学来的交谊舞，在延安火得很，我那时也是舞迷。家英的固执，使我生了气：“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说别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吵了嘴，反而相互有了好感。也许是被对方的单纯和执着所感染。

有了感情

接触多了，渐渐地我和家英熟悉起来。

在延安，大家起床非常早。5点多天不亮，我就去叫他。他的门不锁，没有衬衣， 就穿着那一身灰军装和衣而睡，我一叫，他爬起来就走。那时正是德苏大战的时候，我们经常拿上书报、地图到山顶上看，看苏德战争的战场打到什么地方，就在地图上画出来。

延安人对延河是很有感情的，洗衣、洗脸、洗澡都在延河里。洗澡还分男区、女区，大家跳到水里边洗。阿胖徐方略说，家英那时只有一身衣服，把衣服洗干净晒到岸上，光着身子泡在水里，等衣服干了再上来穿上。李锐文章中也说过：“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上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了。”延安的生活的确是这样，衣着非常简单。

我们好了以后，常常一同去延河边洗衣服，边洗边说，不知不觉衣服就洗完了。洗完后，我们就背靠背地坐在河边石头上聊天，有时聊到深夜12点。延安很安全，不用担心天色多晚了。望着天上的星星，我们聊小时候的事情。家英说他从小在家乡无父无母，哥嫂对他很刻薄，生活上很少温暖，13岁就脱离了家庭，靠卖文为生。他坚持自学，最后考上成都最好的中学。而我的家庭，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因我是第三个女孩子，没人呵护，5岁就到地里干活，从未得到家庭的温暖。小小年纪曾以绝食和父亲抗争，要求读书，直奋斗到太原读了高中。家英生活在城里，我生活在农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童年，都过早地领受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我们交心地聊着，相互感到很温暖。

整风中加深了解

我和家英在思想上渐渐加深了解，还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41年开始的整风学习，互相交换看自传，互相提意见。这样对对方的思想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延安整风，思想入党是个关。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资产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这段话对大家震动很大。像我这种学生出身的党员，思想单纯简单，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入党了，可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究竟入没入党呢？

组织上要求每个人深刻检查“思想入党”的问题。邓力群是政治组的组长，吴俊扬是党小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是在吴俊扬和家英同住的窑洞里开会。讨论时，话题很热烈。家英一开始就对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献心服口服，学得认真，讨论问题时发言也是很积极的一个。

1942年3月，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教条和裤子》的社论，把教条主义和我们的缺点比作藏在裤子里的尾巴，“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割出血”。“共产党在爱护自己的人们面前严肃地表露自己，是则是，非则非，为什么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呢？”这篇文章对大家敞开思想，大胆提意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逐个讨论某某够不够“思想入党”时，大家对我的评价还好。对家英，则指出他较多的缺点。大家提出他有骄傲自满、自由主义、自由散漫的毛病。家英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太尖锐了，“自由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思想上不好接受。开会的当晚，他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蒙着头哭。那时我和他已经恋爱了，两个人互相交换“思想自传”，谈得很多。他没有吃饭，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很心疼，下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塞到他的枕头底下。我劝他，思想变化，是要经过自己的痛苦的斗争的，但是饭还是要吃。家英人非常聪明，也很要强，但他确实思想上较脆弱，听不得过重的批评意见，这和他平时思想敏锐、比较自负有关系。我给他烧饼，又劝了他，他很快把饼子吃了。

他后来和我说：“思想转变，不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对大家的批评一时接受不了，但经过认真的思索和反思，最终想通了，还是接受下来。

“看，伊凡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

在政研室，家英和谁都能说得来，非常善于说话。而我却不善说，但和家英相熟后，我们俩很能说到一起。

家英给人的印象，不拘小节，走路蹦蹦跳跳的。在陕公时，同班的金岚给他起了个外号——“田鸡”，说他活像一只小青蛙。从此大家都叫他田鸡，家英不但不生气，还索性把笔名改作“田基”。在政研室，他年龄最小，阿胖叫他“田儿子”，他也不生气。以后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田儿”，没有人叫他田家英。

家英衣着不讲究，邋邋遢遢，鞋子经常是破得露出脚趾头，衣服只有外边的一套，里边也没有衬衣。开饭时，大家都用搪瓷缸子吃饭，家英人小，个子不高，但饭量大，吃得特别多。他头上顶着个搪瓷大钵子，盛得满满一钵小米饭，打回窑洞边看书边吃。

和家英相好后，我给他做了一双布带编成的凉鞋，还用他从家乡带到延安的一件粗呢子大衣给他做了一条罩裤，用大衣里子做了内衣和内裤。家英穿上后，政治组的同志见了，开心地笑他说：“你们快看，伊凡（我在延安时的名字）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你们看到没有呀。”

那时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延安八年，每人就做过可数的几件衣服，平日全部的家当都放在一个枕头套里。如果有人结婚，就带上自己的行李，两个人搬到一个窑洞，就算结婚了。但那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却那么的美好，内心深处有着无限的憧憬，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每天都有新的希望、新的企盼，充满了活力。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曾经并没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一样，两人也没有生气，没有不好的话。我和刘承智在女大时是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来往不多，只是跳舞时认识。当时知道她是田家英的爱人，两个人个性不合。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助她一点吧。”

我们结婚了

整风以后，两个人思想感情更深了。结婚是家英先提出来的。

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不要那么仓促。”谈到结婚，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到政研室之初，我就不愿意蹲机关，随时准备上前线的。我从学校来延安，没有到实际中锻炼过。延河两边的山沟都是公家的窑洞，中央机关都在杨家岭，平常跟老百姓离得很远，听见他们唱着信天游赶着驴子过去了，从没有接触过老百姓。

我没有马上同意，后来我们商量了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那时已快到1942年年底了。我提出来后他同意了。我们商量结婚不拘形式，只要和党支部说一声就可以了。我让他去，他不好意思，让我去，我便去找了支部书记周太和。1942年12月12日晚上，我们约了彭达章，三个人在炭火上烧了一缸子红枣。彭达章是经济组的，又是支部组织委员，和我们关系很好。正在吃红枣时，王惠德跑来了：“听说你们结婚了，是真的吗？”我说：“没那回事，我们在这谈学习呢。你愿意来就来参加吧。”他说：“那我不来了。”说完便跑掉了。第二天一宣布我们结婚了，他大叫一声：“我昨天受骗了，受骗了。”

来源：近代史飙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