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的第二个恶习，即萨缪尔森式恶习，声称黑板上的证明是经济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我认为外人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看出它有什么问题。这很好，因为它甚至比克莱因式恶习更重要。萨缪尔森式恶习深深植根于经济学之中。我说过，统计显著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为悲剧。相比之下，
经济学的第二个恶习，即萨缪尔森式恶习，声称黑板上的证明是经济科学家的主要工作。我认为外人很容易明白也很容易看出它有什么问题。这很好，因为它甚至比克莱因式恶习更重要。萨缪尔森式恶习深深植根于经济学之中。我说过，统计显著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为悲剧。相比之下，由于相信真理来自粉笔，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数学家”，尽管他们不像萨缪尔森教他们的那样使用那么多的数学。
经济科学存在两种冲动，一种是17世纪英国政治算术的经验冲动，另一种是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冲动。到了20世纪末，二者都染上了恶习，但它们并不是经济学领域的新趋势。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五十年前谈到了“李嘉图恶习”，我借用了这个概念，将这三个坏习惯称为“恶习”。李嘉图恶习，是以19世纪早期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名字命名的。我将第二个恶习命名为黑板经济学，用来描述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从1940年至今的辉煌职业生涯的成果。
保罗·萨缪尔森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生和长大，并在芝加哥大学接受教育，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反芝加哥的凯恩斯主义者的首席发言人——他是个现象级人物。有不少关于萨缪尔森的故事。20世纪40年代的一天，哈佛大学一位优秀但并不杰出的名叫西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的教授，踉跄地走出会议室，脸色苍白。西摩是萨缪尔森的博士学位面试的面试官之一，他刚刚直面了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经济学家，并被微笑地问道，“西摩，你通过了吗？”事实上，萨缪尔森一直是压力下的优雅典范。当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对他的任命被当时常春藤盟校的反犹太主义者阻止时，萨缪尔森平静地走到不远处的麻省理工学院，并使其成为世界领先的新经济学中心。
这样的模范如何成为了恶习的创始人？知识分子悲剧的悖论可以解释。
萨缪尔森式恶习总是停留在理论的世界里，在学术生涯中想象着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海水滚烫，猪长着翅膀。换句话说，所谓的恶习只是普通人对学者、诗人和艺术家的抱怨：他们无休止地理论化，毫无意义。在与学术界听众交谈时，普通人的抱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倾听。作为学者，我们也厌倦这种空泛的批评。然而，有时普通人是正确的，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看法当然也是正确的。
萨缪尔森创造了恶习。当然，创造者并非他一人。我们可以将肯尼斯·阿罗称为萨缪尔森式恶习的现代领导者。（经营恶习的是个家族企业：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是萨缪尔森的侄子，也是阿罗的外甥。劳伦斯现在是中生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他实际上已经公开反对他叔叔和舅舅的恶习。）然而由于保罗·萨缪尔森对现代经济学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他在经济学上的地位堪比他的麻省理工同事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语言学领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英美哲学领域，以及弗洛伊德在早期心理学领域的地位。萨缪尔森比克莱因更能主导现代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是美国的。成为一名美国经济学家就意味着成为萨缪尔森主义者。成为萨缪尔森主义者意味着永远不必从研究的窗口看世界。尽管萨缪尔森在哲学上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因此在理论上致力于将理论与世界事实相比较，但在实践中，他从未这么做。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希望采取萨缪尔森这样舒适的研究范式。这就是萨缪尔森的卓越成就成为恶习的原因，它在经济科学职业中已如此盛行。如果只有少数几个人搞纯理论研究，而且这些人没什么名望，倒也无伤大雅；然而，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做，这就是恶习。我的老师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ies）开过一个玩笑。他说，起初他想成为一名应用经济学家，但发现这太难了，因为必须与商人和统计数据打交道。然后他尝试研究经济史，但无法忍受经常去图书馆。于是他决定做一个理论家，只需要纸笔，根本不需要踏入现实世界。
史密斯走在了时代前面。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时，经济学博士的大多数论文都是实证的，也就是说，试图将经济学与世界事实对照起来。例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萨缪尔森学派的另一位领袖，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证性的，尽管这个事实鲜为人知。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博士论文是对别人的数学模型进行修修补补。每篇博士论文基于同一主题，由三篇理论论文组成。经济学一个又一个细分领域都已经完全变成了“理论的”，即哲学和萨缪尔森式的，没有试图用世界来检验这个理论——或者，不幸的是，使用克莱因式恶习来“检验”它。
国际贸易理论这个旧领域长久以来就是这样，至少从李嘉图第一次实践李嘉图恶习后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国际贸易中典型的“科学”工作，就是从黑板上的图表中得出关于政策的结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产业组织”这个经济学子领域，还一直在名副其实地研究产业组织。然而，目前产业组织开始研究起了“博弈论”的某些数学性质。博弈论或称“游戏论”，名字起得真好，毫不避讳自己是沙盒游戏。学术经济学的一个又一个领域都走上了这条路。经济学中大约一半的科学工作都发生在黑板上。
要了解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最好举个例子。在经济政策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污染。说明政府干预合理的例子，是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又称“邻居效应”或“溢出效应”）。这些效应不会进入市场，换句话说，不存在交易外部效应的市场。其基本思想很简单。“好吧”，推崇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说，“我向你们这些推崇自由市场的人承认，如果市场运作起来，就放任它们自由运行，不需要干预。但那些没有进入市场的东西呢，比如工厂烟囱里冒出的烟，或者过往船只倾倒的垃圾？那些的确需要政府干预。”
可以在黑板上证明下列命题：如果重要的事情在市场之外，市场就不会为社会带来最好的结果。事实上，萨缪尔森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对此证明了，并且将其纳入他非常流行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证明过程非常简单。这个结论已被很多经济学细分领域用来证明政府干预的合理性。这个命题是：如果别人愿意用钱交换我的某个东西，而我也愿意，那么这个交易能让我和他的处境都变得更好。证明过程如下：如果这对我们双方都不利，我们就不会达成协议。因此，我们可以让市场自由运行，从而让能使交易双方状况都变好的交易发生。（请注意，证明的关键部分来了。）然而，如果别人没付钱就拿走了我的东西，就不能假设我和他的状况都变好。当市场无法运作时，政府可能会做得更好。证明完毕。
例如，我“拥有”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当荷兰咖啡馆里的吸烟者向我脸上吐烟，却不给我钱来补偿伤害时，就产生了“负的外部性”，外部性是溢出效应的别名。吸烟者从我这里拿走了干净的空气，而不是向我购买。这是偷窃，而不是交换。黑板理论家指出，如果国家裁定吸烟者不应该这样做，那么事情会变得更好。不可偷窃（Thou shalt not steal）。政府对你有好处。证明完毕。
但是请稍等。上述证明存在着智力上的悲剧。如果我穿了一件特别丑陋、根本不适合我的鲜黄绿色连衣裙，国家会干预并阻止我的打扮溢出吗？国家可能会禁止迪尔德丽阿姨冒犯公民的眼睛。从我穿衣打扮的例子中你可以看出，在黑板上证明所有溢出效应都该由国家解决，这种做法很奇怪，不对头。从技术上讲，溢出效应是证明政府行动合理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私人行动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比如说对冰淇淋的分配，那么政府采取行动的理由就不充分了。所以即使存在着溢出效应，也不是每一次溢出都需要麻烦政府干预。你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以及悲剧是如何开始的。如果溢出效应的存在不足以证明政府干预是合理的，那么你就不能在给出黑板证明之后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即使用黑板证明，你也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例如，防止污染外溢的干预措施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政府并不完美。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认为政府是（were）完美的。现在看来，这种信念似乎很天真。即使政府是阻止溢出的完美工具，干预也可能冒犯我们对自由的概念。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穿一件丑陋的鲜黄绿色连衣裙。毕竟，当你开始干预以防止一个人“污染”另外一个人时，何处才是尽头？你是否过度关注每个人眼里的坏邻居效应？例如，过度关注反犹太主义倾向。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反犹太主义者可能会将教师俱乐部群体中的犹太人视为溢出物，从而以法律禁止。非市场溢出可能可以证明政府干预是合理的，但这并不能回答何处是尽头的问题。
换句话说，黑板证明太武断了。它想证明任何溢出都是政府行动的正当理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自由的话，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所以证明的适用性有问题。我们应该过度关注嫉妒吗？按照这种逻辑，对我来说，你的高收入是非市场溢出，我有理由让政府从你那里拿走一部分收入。对此，你可能会说：“没问题！”但这样的做法哪里是尽头呢？我们应该过度关注厌恶吗？我姐姐不喜欢我改变性别。所以她试图用国家干预的力量阻止我。对自由的威胁不是微不足道的。
撇开自由不谈，将论点聚焦于审慎，即使如此，阻止溢出效应的措施也可能对人们不利。每次应用黑板证明时，你都必须问自己这些数字是否正确。是的，每次你都要这么做。黑板证明可能会提出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黑板证明永远无法回答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被抽象地证明。每一次证明时，你都需要使用事实。如果你用抽象的2+2=4来衡量溢出，你无法保证你得到了正确的量级。正如另一位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所指出的：关于外部性的黑板证明实际上并不能证明政府行动的可取性，一点也不能。
麦克洛斯基认为，现代主义的恶习源自骄傲和对不确定性的抵御，蔓延到经济学领域，则成了三大恶习：统计显著性、黑板经济学、社会工程学。统计显著性寻求用一种无争议的方式判断某种影响的大小，忽视了人类判断的重要性；黑板经济学尊崇数学公理的优雅和一致性，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沼中；而社会工程学企图让一切变得简单可预测，但人类本质上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
在麦克洛斯基看来，过度依赖这些恶习的主要是男性经济学家，因为女性经济学家更关心现实意义。在本书中，她幽默地以“姑妈”自居，戏谑地称男性经济学家为“可爱的侄儿”，苦口婆心地劝他们离开机械化的沙盒游戏。她提倡用一种人文、谦卑、自由，甚或是女性气质的美德，来取代现代经济学中贵族和男性气质的恶习。
[美]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历史学、英语、传播学荣誉教授，曾在芝加哥学派最辉煌的年代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除经济学领域，迪尔德丽也涉足女性主义、伦理学、哲学等，她称自己为一名“文学的、量化的、后现代的女性”。著有《经济学的修辞》《经济学的叙事》《芝加哥大学写作课》《跨性别者回忆录》等。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