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济南照相馆小史 | 温故

摘要：摄影术诞生于1839 年，是以法国科学与艺术学院购买达盖尔摄影法专利并予以公布于世为标志。此后不久，人像摄影即成为摄影主流并迅速转化为商品，照相馆应运而生。

摄影术诞生于1839 年，是以法国科学与艺术学院购买达盖尔摄影法专利并予以公布于世为标志。此后不久，人像摄影即成为摄影主流并迅速转化为商品，照相馆应运而生。

香港宜昌照相馆主人周森峰像（摄于1870年前后）

济南照相业的老前辈们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人乔治·韦斯特在香港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照相馆，港岛遂成为中国照相业策源地。因地缘关系，广东人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摄影术的传播者和照相馆的创办人，传播路径也由南向北，经上海传到了京津。

济南街头最早出现照相馆，约在20世纪初。至民国初年，济南有“曾鸿太”“温太芳”“景福”“小彭”“容芳”“振华”“耀华”“利真”“容华”等九大照相馆，大多为广东人所经营，主要集中在院西大街（今泉城路）以北，包括芙蓉街、芙蓉巷、布政司大街（今省府前街）、小布政司街（今省府东街）及县西巷一带。

一女子在济南某照相馆内拍照（摄于1908年）

光绪年间济南自开商埠前后，“曾鸿太”在院西大街司马府东院开张，这也被视为济南最早的照相馆。所谓司马府，系康熙年间兵部左侍郎、济南平阴人孙光祀的府第。府第因兵部侍郎别称“少司马”而得名。后其家道中落，东院便租赁出去。“曾鸿太”创办人曾泽廷即为广东人，他巧借近靠老城商业中心及官府之优势，生意一度风生水起。二十多年后，此店“无新式之出品及特别之机械”，业绩不佳，资不抵债，曾老板溜之大吉，跑回了广东。

也是在光绪末年，芙蓉巷里出现了两家照相馆“容芳”和“小彭”。广东人谢小鹏在巷子路南开办了与自己名字谐音的“小彭”，在这条小巷里坚持经营约十年之久，1915年后搬到南门外。“小彭”旧址则改建为“兰亭”。20世纪20年代以前，济南照相业普遍使用水彩为黑白照片着色，这样的色彩透明度强，易上光，但容易褪色，“兰亭”便在济南率先使用油彩着色，色彩艳丽，又有油画质感，还便于长期保存。因油彩着色价格昂贵，此种工艺多为达官显贵的大尺寸照片上使用。

兰亭照相馆旧址（牛国栋摄于1999年）

后来我所看到的“兰亭”旧址系1931年建造，两层楼房，砖木结构，剁斧石贴面，形制欧化，彰显厚重，入门上方两侧镶嵌“照相”二字石刻。后来这栋楼房改作民宅，住进几户人家，直到2000年后拆除。这条巷子里旧时还有“耀华”“精一”和“艺大”等照相馆，与西邻的芙蓉街一道，成为照相馆扎堆之地。

芙蓉街宝真照相馆家庭合影（摄于20世纪20年代）

芙蓉街“前市后庙（关帝庙、府学文庙）”，繁华热闹，有“振华”“美华”（后改名“采珍”）“宝真”“中英”“米高梅”及“同生东号”等多家照相馆。街南段路东至今还保留着一栋方方正正的红砖楼，这便是20世纪20 年代始建的广利顺杂货店，系老城内最早采用机制红砖建造的楼房，尤其采用新式的玻璃橱窗，方便了商品陈列，成为现代商店的雏形。20世纪30年代，这里成为同生弧光美术摄影公司，以弧光灯照明布光，是城内最大的“电光日夜大摄影场”，该店还购置了戏剧行头和道具，提供剧照服务，并成为该店主营项目，吸引不少票友和戏迷前来。

同生弧光美术摄影公司（摄于20世纪30年代）

布政司大街的“温太芳”始建于晚清，无疑是济南照相业的老前辈。当年为建设津浦铁路济南站，德国建筑师设计师赫尔曼·菲舍尔在济南工作生活多年，他与妻子在济南相识，于青岛完婚，在“温太芳”留下了他们的合影。

位于县西巷的“新新”和“子琳”也是照相馆老字号。“子琳”之名源于开办人王子琳。1928年7月，山东旧督署（珍珠泉大院）内发现了巨型蝎子，请这家照相馆去拍摄，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子琳照相馆拍摄的珍珠泉大院的巨型蝎子（摄于1928年）

1946年，我父亲十四岁，就读于省立济南中学，曾在“子琳”照了一张身着长衫的全身像，成为他老人家在这家照相馆的难忘记忆。

作者父亲年少时在县西巷南口子琳照相馆留影（摄于1946年）

照相业重心西移

济南商埠开埠后，发展迅速，店铺林立，商贾辐辏，成为全市新兴商业中心，照相业重心也随之转移于此。至20世纪40年代末，全市有55家照相馆，其中40余家坐落在商埠，多集中于经二路至经三路、纬一路至纬五路之间，像纬四路中段的“利真”，纬四路南首的“容华”，经三纬五路的“宝华”，经二纬四路的“泰云”，经二路的“华昌”，经二纬三路的“好莱坞”，纬三路的“莲舫”，经二纬一路的“福禄寿”，经三路的“鸿文”和“容彰”等。除国人开办之外，日资照相馆也出现在商埠街头。

日本人佐藤太八郎在经二纬四路开办的佐藤照相馆，最大特色是较早配备有大型合影之利器摇头机（转机）。周传铭在《济南快览》中描述道：“摇头机者，于被摄之人多数环立作圆形，镜头一开，则从左至右次第拍摄，能旋一百八十度，故环立虽千百人，亦能摄于一长片中，是为近代发明之新器”。他还介绍说，除“佐藤”外，广东人开设的“容彰”也配备有摇头机。各家出品互有优劣，以 “华昌”为优，其不但镜头具有专长，其修片技术也高人一筹。“好莱坞”则以“日夜弧光”照相和彩色放大远近闻名，来此照相者“西人”尤多。

照相馆内遮光布里的照相机和皮球快门常令顾客好奇（见于《照相馆经营管理经验》）

1930年，前北洋政要靳云鹏及胞弟靳云鹗在经四路以南建大观园，成为商埠内大型综合性商场的后起之秀，拥有“大北”“容丽”“大陆”等多家照相馆。老城的“曾鸿太”有两位老伙计王风江和张延典，看到商埠商机，便与另一位合伙人袁洪英在经二纬一路的福禄寿药房二楼开办了福禄寿照相馆。不久袁洪英想独揽生意，将王张二人赶走。无奈之下，王张二人另起炉灶，每人出资小麦300斤，在同样位于经二路的昌和洋行二楼创办了大北照相馆。后来，他俩看到大观园生意火爆，便委托在大观园开布庄生意的赵德茂出面，在大观园东面买了两间铺面房，购置了一架8英寸照相座机和一架旧的12英寸座机，于1938年开门纳客。

大观园客流量大，“大北”位置又好，占尽天时地利，不仅吸引一般民众光顾，就连机关、团体、学校，拍摄会议、庆典、纪念合影等都来找“大北”，生意越来越红火。经营场所也由最初的两间门市扩充为两层楼，还装上了电话，成为早年大观园内唯一装有电话的商家。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个“1658”的电话号码一直是“大北”的符号与标志。

“大北”注重广告宣传和氛围营造，店堂内外陈设富丽堂皇，一年四季更换时令鲜花。不仅在电影院和报纸做广告，还在客流量大的主要路口设置街头巨幅广告。每到过大年和正月十五，“大北”还专门扎制大型牌坊、挂满彩灯，设置跑马自动转灯，请军乐队吹吹打打，烘托热闹氛围。

“大北”善于维系人际关系，对内订立师徒合同，养成尊师爱徒风气，经理人与伙计同吃同住，对外善结人缘，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顾客，都以礼相待。

“大北”重视名人效应，店面里悬挂着很多名人像。距离“大北”不足百米的地方，是远近闻名的相声园子晨光茶社，“大北”的两位老板很喜欢听相声，是“晨光”的忠实观众。他俩发现京津曲艺界里的明星大腕儿来“晨光”演出的特别多，便找到“晨光”老板孙少林，想邀请“晨光”全体演员及家属到“大北”免费照相，前提是京津两地的名角儿来到“晨光”演出时，也请他们到“大北”免费留影，孙少林爽快应允。于是，当年“大北”悬挂的大都是相声名家的照片，像马三立、刘宝瑞等大幅头像都在此长时间“亮相”。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左）、丑角演员蒋元荣（后排）与济南晨光茶社老板、相声名家孙少林在大北照相馆合影（孙小林供图）

有一年，裘盛戎来济南演出，“大北”老板找到孙少林，请他和裘盛戎到照相馆合影。就这样，孙少林和裘盛戎有了在“大北”的“历史性”合影。这幅合影一直在“大北”悬挂着。

皇宫照相馆

紧靠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的皇宫照相馆创立于 1932 年。店主张鸿文，济南历城人，早年曾任西北军冯玉祥的司机，韩复榘主鲁时任济南市工务局局长。经三路原有家鸿文照相馆，系河北冀县（今衡水冀州区）人王鸿逵与益都县（今青州市）人王贻文合资兴办，王鸿逵任经理兼摄影师，其在济南照相业界首创虚光艺术照，吸引了大批顾客。

经三路鸿文照相馆家庭合影（摄于20世纪30年代）

张鸿文有一天与部下来此照相，见店名与自己的名字相同，生意又如此红火，便动了开照相馆之念。他在经三路紧靠中山公园（原商埠公园）的地方租了三间门头的两层小楼，请来能工巧匠，在门面装饰上下了一番功夫。两层立面装饰有两大四小共六根半圆浮雕龙柱，取名“皇宫”，以彰显其雄心与壮志。

皇宫照相馆（摄于20世纪30年代）

张鸿文请其父张学慧任经理，从北京请来两位高级技师，雇店员及学徒十人，还包括一名厨师，自行开火做饭，这在当时照相业同行中很是罕见。店里搭建了玻璃房，购进外拍机和转机，提供人像之外的外拍及大型合影业务。所谓玻璃房，是因照相业兴起初期没有电光源，都是靠自然光线，故在影棚房间顶部安装大面积透光玻璃。同时，室内挂各色布帘调节光线，下面用反光板打辅助光，室内配有各种布景和道具。

“皇宫”善做广告，广告词也颇具鼓动性，同时巧妙植入拍摄的各种类别：“高堂双亲，容面慈祥；儿女乐趣，活泼满堂；新婚燕尔，琴瑟和畅；兄弟雁序，埙篪同章；良朋盛聚，曲水流觞；游山玩水，混俗和光，皆人生之乐事也。请君即赴商埠公园东皇宫照相馆。”张鸿文利用自己人脉广的优势，广揽生意，常陪同一些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来此照相，还不时派自己的小轿车接送顾客。

作者收藏的经三路容彰照相馆家庭合影及纸版装裱（合影摄于20世纪30年代）

“七七事变”后，张鸿文随军南逃，济南兵荒马乱，尤其日本人对照相业严加管控，实行检查登记备案等措施，照相馆必须把照片送到宪兵队逐一检查、盖章后，才能送到顾客手中，因此生意急剧下滑。1942年，“皇宫”铺面转让，设备出租。与“皇宫”相邻的“容彰”摄影师白树元、王誉重合资承租了“皇宫”的全部设备和门面，注册时将字号“皇宫”后面加了“昌记”二字，以示区别，但门面上的字号未作改动。白王二人分别任正副经理。由于他俩都是行家里手，不到一年，“皇宫”又重回全市榜首。

1943年夏，白树元被选为市照相业同业公会第五任会长。这年底，白王二人还与他人合资，在城内院西大街开办瑞昌（后改为“人民”）照相馆，其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后，白王二人买下了“皇宫”的房产继续经营，直到“公私合营”。

1955年，济南市区照相馆有61家，从业人员291人，其中23家是1949年后开办的，像东门大街的“新新”，东关大街的“红云”，府西大街（今泉城路）的子琳合记，府东大街（今泉城路）的“东明”，西门大街（今泉城路）的“影艺”，杆石桥街的“和平”，人民商场的“进步”“鸿新”，大观园的“科美”“艺专”和“明湖”，经二纬三路的“新生”，经二纬五路的“联艺”，西市场的“泰华”，经二纬十路的“正大”，经二纬十二路的“建华”，营市街的“兴华”“同华”和“建国”，天成路的“新友”，泺口上关街的“大陆”等。

1956年，济南照相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61家照相馆合并为44家，同时成立济南市照相业总店，隶属于市福利公司。1963年，“皇宫”“明湖”被评定为特级照相馆，成为全省同行业翘楚，在全国亦属佼佼者。“皇宫”建立人像摄影园地，注重拍摄时的灯光调配和后期油彩着色工艺。临街橱窗布置与陈列也颇为考究，放大后的艺术照、剧照和婚纱照，吸引路人注目。

“文革”前夕，济南市区成立“皇宫”“明湖”“良友”等三个“核算店”，下辖十五家照相馆。“文革”开始后，绝大多数照相馆被更名，“科美”改为“东方红”，“良友”改名“红旗”，“皇宫”改称“红艺”，门面上的龙柱当作“封资修”而被砸掉。照相馆数量锐减，到1976年，市区仅存11家。当时照相业还规定了“十不照”，艺术照、剧照（样板戏除外）、婚纱照均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一律被禁止。身穿绿军装、手拿“红宝书”的“标准照”风行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