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在我们来追问德国大学的历史。并且，我们的意图乃是，把握大学的内在本质。或者，简单地说，把握其精神。在此我们指的是大学提出并论证其使命的那种思想。“精神”指的是大学实现和辩护其使命的态度。现在，我们追问的是历史，那么我们就当撇开对当今大学的外在机构之产生史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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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追问德国大学的历史。并且，我们的意图乃是，把握大学的内在本质。或者，简单地说，把握其精神。在此我们指的是大学提出并论证其使命的那种思想。“精神”指的是大学实现和辩护其使命的态度。现在，我们追问的是历史，那么我们就当撇开对当今大学的外在机构之产生史的陈述。之所以要撇开它，是因为这些机构有些可以追溯至中世纪。从那时起，这些机构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持久力。因此也产生了下述重要事实，一些我们在评价大学时无法忽视的事实：大学的外在形式通常还是不变的，但精神却已迥然不同。但也常有相反的情况：机构设立方面已经多番改变，而精神（抑或非精神）却一如其旧。
我们问道：19世纪初期，新兴精神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进入德国大学的呢？过去的18世纪，我们称之为启蒙时代和法国革命的时代。从根本而言，这些精神潮流和政治运动的动力和方向源于现代精神的产生：一个新的时代（Neuzeit）。这个新时代有别于中世纪。现代精神的产生体现为人类在存在者整体中的位置之翻转。确切而言，这一翻转乃是人类从迄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一道出现的是对人类的本己力量和能力的某种沉思。这一解放体现在三个主导方向上。
1 从基督教的超自然的生命秩序及教理的权威中脱离出来。人类将其行动与知识转移到对陌生国度和地域的世界性的计算、发现、发明与征服之本己力量中。
2 人类从自然生长、生命和组织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一切自然本性皆转化为可计算的机械之物和可控制的机器之物。
3 人类从共同体和原有的秩序中脱离出来。自身确定的个体成为新秩序的决定性元素和构成基础。共同体演变为社会，亦即诸多个体基于理性约定和契约所组成的联合体。国家奠基于契约。
解放、自由在这些多重含义中成了下一个世纪的魔咒和关键词。
然而，在18与19世纪之交，德国人的确变得完全不同——只是仍旧没有自由。古老的帝国分裂了，不再是统一的权力，它解体为一个没有来源也没有去路的诸侯国联合体。那时唯一一个尚属自行建立的德国国家普鲁士，在1806-1807年被拿破仑及其同盟所打败。但是，不论一切政治无能、国家分裂和民族苦难，仍旧存活着一个秘密的德国，并且它已经活跃起来。从最内在的急难中、在外来奴役的压迫下，一种新的自由觉醒了。这意味着：自由的本质将重新得到把握，它植根于德国人的知识和意志之中。
在此，三股力量拧作一团：1.新兴的德国诗歌（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赫尔德、歌德、席勒和浪漫派），2.新兴的德国哲学（康德、费希特、施莱尔马赫、谢林和黑格尔），3.普鲁士政治家与士兵所新兴的德国政治意志（冯·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n Stein]、哈登堡[Hardenberg]、洪堡、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奈森瑙[Gneisenau]和冯·克莱塞维茨[von Clausewitz]）。诗人与思想家创造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在此自然的统治与历史的权力统一于绝对者的本质之中而得到思考。
信仰与知识，语言与艺术，诗歌与教育的根基与尺度在于民族：这样的意识觉醒了。规定了人类本质的，乃是民族精神的自然和历史本质，它并非单纯理智的规则，抑或某种自由漂浮的世界理性的计算。绝非偶然的是，那时也产生了民族性这个词。这种新的知识和意愿必然延伸至国家。国家不再被思考为盲目而片面的权力，通过暴力让所有人服从的权力。毋宁说，国家被理解为某种活生生的秩序和规律，某种民族本身借以获得持续统一和稳定的秩序和规律。
至此，德国人的自由具有了新的意义。自由意味着：维系于民族精神的规律，以诗人、思想家、政治家的作品为典范，规律才得以产生出来。自由意味着：如此维系的对于国家意志的义务。自由：对民族命运的责任。
这种精神觉醒了，并在那时为德国人提出了那种历史使命。要实现这一使命，路漫漫而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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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我们问道：新兴的德国大学又是如何通过这种新兴的自由精神、并且根据这种精神而产生的？自由意味着：维系于整体的规律。这一维系发生于对整体及其规律的知识与意愿。知识与意愿必须被唤醒、被引导、被确定并且持续更新。而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和使命。在新的自由之为维系的觉醒中，乃是对某种新兴教育的内在要求。以知识为目的的教育发生在学校中。以最高知识（关于规律与民族的整体此在领域）为目的的教育，则要求最高等级的学校。因此产生了建立新大学的计划。而新大学必须建在彼时对新兴自由的知识与意愿所聚集的地方，即柏林。那时，威廉·冯·洪堡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教育部主事。在任职的短短时间内（4-5年），他于1810年实现了这个由哲学家们所设想的计划，建立了柏林大学。
这一大学的开端标志着四个事实：
1.这是某种全新的创造；也就是说，全新的使命不再被交付给某所现存的大学，按照其固化的方针与习惯而加以实施。新的创建不再受制于古老和老化的事物。
2.重点不会放在组织上，而在于召唤最有能力的人、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和模范教师，将他们整合在一起。那时，洪堡坚决地写道：“我们召唤同样能干的人们，从而让新的大学逐渐地形成规范（encadrieren）。”
3.新兴大学的主导中心是哲学学院。对知识的教育由全面的哲学定位所引导，旨在发掘知识的一切本质领域及其相关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
4.这一创建没有被思考为某种特殊的普鲁士事务，而是得到强烈的支持，它被当作典范性高校，旨在唤醒和创造性地构建德意志精神。因此，国家的影响将尽可能地得到限制。基于其伟大的使命，大学拥有教与学的自由。
新兴大学不是为了实用-技术教育的目的而成立的，不是为了改善职业。同样也不是为了改变课程以及各门科学。毋宁说，伴随着这一创建，国家表明了其意志，亦即通过大学，根据民族的历史性精神，教育民族，将其带入本己的本质之中，将其维系于本己的规律之中，这就是说，解放民族，将其带入统一。
这一国家意志使得大学本身成为一个自由的教育场所，给予大学以最高的召唤。
这是一项庞大的使命。德国大学在19世纪是如何实现这一使命的呢？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维持这一使命？国家本身又是以何种方式忠于它最初的意志的呢？
在此，我们仅仅能大致地回答这些问题。为此，我们把19世纪的大学历史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30年到1860-1870年。第二阶段从俾斯麦第二帝国的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阶段，大学的新使命富有成效地展开，并且发生于某个特定的视野：一方面，历史精神科学全面建立；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建立了研究所，并立即由此产生了重要的研究者和教师。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一全盛期的真正决定性原因在于，其追问和思想方式受到了德意志观念论这一伟大哲学的影响。即便哲学体系和学说已经失去了直接的影响力，然而，其间接的影响力却更为持久。这体现在对语言构造的历史性研究中，体现在伟大诗歌创造的形式中，体现在对活生生的自然的把握中。诸科学仍旧承载于对可知者整体的哲学知识；科学问题分别涉及诸领域的本质关联与规律。“科学”这个词、这个概念，仍然具有某种必然朝向整体的知识之意义，因而也必然本身就是哲学的。因此，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提问方式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历史思想通过尼布尔（Niebuhr）、特别是萨维格尼（Savigny）而进入了法学和政治学。借此，法学和政治学被要求对民族精神、法权构成与国家等诸问题作出活生生的透彻思考。萨维格尼指出，法权并不仅仅、也非主要来源于立法的形式上的法律思想，毋宁说，和语言一样，它源自各民族的民族精神、信仰与习俗。萨维格尼进一步指出，与国家的本质相关，政治自由与不自由并非取决于国家形式，而首要地取决于国家权力是否植根于民族的本性与历史之中，或者仅仅局限于个别掌权者和政府的任意妄为。
在自然科学领域，亚历山大·冯·洪堡超出了哲学思辨，而达到了某种对自然的全面充分的视角。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边界上，卡尔·里特（Karl Ritter）提出了比较地理学。自然科学又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因而，哲学学院的两个主要领域（历史和自然）的科学精神影响了法学和医学学院。但自然和历史本身就被认为是绝对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绝对精神要在哲学中加以把握。在这段时间里，哲学是所有科学的内核。即便是神学也在其历史学科（教会史与诠释）和思辨学科（教理与道德学说）中被哲学学院的活生生的精神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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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科学的这种繁荣之下，同样也隐藏着某种危机。知识领域一再扩张，可知者的材料也一再多样化。研究者越来越局限于个别领域。与其它知识领域的关联被打破了；在个别科学本身之中，整体越来越被忽视。活生生的哲学动力从诸科学中退回。更有甚者——各门科学越独立，如今它们甚至就越坚决地撤离哲学。科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只有越来越发展成为独立的个别科学，并且从哲学的根基中脱离。科学的这种孤立和失去根基的倾向，由于技术和技术思想的产生而得到了加强。程式和方法获得了霸权，它们优先于一向通过方法而达到的东西（Was）。
技术促进了工业化和无产阶级的产生，从而将民族分解为阶级和党派。
缺少的是某种原始统一的整合性的精神力量。世界观成了个体、群体和党派立场的事情。自由的原初意义，亦即维系于民族精神的规律，被颠倒了：自由成了随意的个别观点和意见。
国家本身越来越把大学看作是为培养公职人员而建立的实用-技术性的教育机构。各个学院成了目的机构，成了职业学校。这样，我们在1870年左右所遭遇的德国大学的精神状况就有苗头了。接下去的一个阶段，亦即到世界大战的阶段，是对这种在大学中已经活跃的趋势的进一步延伸。科学的进步——一个又一个的发现，直到无法通观，还有各门科学的逐步国际化。这成了某种文化价值本身。为了研究而研究，不论研究什么，这成了基本原理。
显而易见，各门科学之间不再有理解可言。关于事物的文献变得比事物本身更加重要。而文献马上又成了出版商及其生意活动的事务。
大学的各个学院不断地变成了自我封闭的专业高校。每一所高校都在自身中展开某种富有成效的大事业。现在，各门科学在其专业领域的国际会议中寻找其统一性，它们还在通过国际会议不断扩大其传播范围。每门科学都不再追求知识的原始统一性。大学失去了其精神上的完整性。各个学院仍然被外在、贫乏地凑在一起，只是通过公共的管理和空洞的意识，亦即为推动某种根本上是漫无目的、而却标榜为文化本身的东西而合作。
但是，最大的错误在于，这样的大学在考虑到其历史来源时竟然认为，它实现了一度为自己设定的使命。然而，依据这一使命，19世纪德国大学的历史，无论多么风光、有多少进步，仍旧是误入歧途，是某种内在的沉沦。
文章来源：海德格尔，《讲话与生平证词》，孙周兴等译，德文版第289页以下。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