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是河南大学文学院公众号“我在河大读中文”栏目推出的部分文章的汇总，该栏目因持续时间长、发文质量高、史料价值强等原因，曾在国内高校产生过广泛影响，大量回忆文章被报刊、网站反复转载。本书辑录的众多校友回忆文章，多聚焦于教学名师、育人经验、教研成果、知识创新、师

近日

在广大校友

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我在河大读中文》

终于正式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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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

1987年的办公楼（八号楼）

近些年，教育口述史正在成长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并有成为专业学科的趋势。叙述当代人亲历的文学教育史，必须建立在真实历史经验基础上，才能发挥凝聚共识、影响当下的作用。2019年底，我在研读1950年代公社史、工厂史材料时发现，以记忆引发记忆、以故事引发故事、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相互激发等，是开展口述史工作的有效组织方式。

受此启发，我们推出“我在河大读中文”栏目，旨在打捞百年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在长达两年的编辑实践中，我们强烈感受到校友们对母校炽热的情感，感受到共同的历史记忆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文学报刊与文学传播，也想借这个栏目检验一下相关研究心得在组稿、编辑和传播实践中是否有效。于是，自己先写文章示范，重点向深度参与学院工作的师友约稿，并把约稿函、编者按、读者来信、编读互动、文图互动、评奖等编辑策略，都用于组稿、编稿与传播实践，以期把更多的记忆激发出来。

河南大学创办以来，已培养出各类人才70余万，而文学院培养的人才将近13万，占比接近五分之一，校友基础非常好。在广大校友支持下，栏目很快就产生反响：栏目文章阅读量很大，频繁地被各类刊物与网站转载，栏目还被遴选为“河南省网络文化精品建设项目”。更可喜的是，“我在河大读中文”进入了河大师生的日常生活，每每成为师友聚会时讨论的话题，个人记忆开始在建构集体记忆方面发挥作用。在本栏目带动下，河南大学相关学院、国内其他高校中文系，也开设了类似的栏目。这时栏目就好办多了，因为参与的校友越来越多，许多校友从读者变成作者、约稿人、发行人，他们主动向其他校友约稿，主动转发栏目文章。校友们纷纷把脑海中的记忆转变为生动的文字，两年内本栏目先后推出回忆文章近两百篇，多数文章融入了个人情感与生命体验。这些以个人记忆为基础的文章，具有保存和丰富教育史的功能，比一般的教育文献更具体、更鲜活，更具有以史为鉴的当代价值。由此入手系统总结百年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推动当前的文学教育改革。

设立最早且从未中断办学历史的唯一院系——文学院

关爱和在谈及学科强盛之道时，指出首先要坚持学术引领，“所谓学术引领，就是继承良好的学术研究的传统，提倡思想自由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营造鼓励学术研究的氛围，形成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制度。”一百多年来，文学院一直有着良好的学术传承与知识创新的氛围：20世纪上半叶，冯友兰、郭绍虞、刘盼遂、罗根泽、段凌辰、刘节、高亨、姜亮夫、朱芳圃、缪钺、卢冀野、邵瑞彭等著名学者先后在河南大学任教，从而推动了河南大学学术精神的形成。这并非虚言，从许多校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这些前辈离开河大而心系河大，长期与河大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甚至起着导向性作用。

1923年，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河南省第一所正规大学--中州大学。3月3日，中州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前身——中国文学系正式创立

文学院一直关联着国内外学术前沿：李嘉言师承刘盼遂、陈寅恪、杨树达，曾做过闻一多、朱自清的助教，他任系主任期间潜心培养独立的学术精神，开启了唐诗文献整理研究方向，经高文、万曼、佟培基、齐文榜等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成为特色优势研究方向。任访秋师承钱玄同、胡适、周作人，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方向，经刘增杰、刘思谦、关爱和、张宝明、孙先科等学者的接力奋斗，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于安澜求教于钱玄同、闻宥、王力、齐白石、黄宾虹等，与赵天吏、张生汉、魏清源、王蕴智等形成文字、音韵、训诂学研究方向；华锺彦师从高亨、钱玄同、俞平伯，高文师从胡小石、胡翔冬、吴梅，他们与邢治平、王梦隐、宋景昌、王宽行、李春祥、王立群等构建了古代文学研究阵地。在于赓虞、牛庸懋等前辈影响下，张中义、严铮、卢永茂、梁工、李伟昉等形成比较文学的学术传统。文学院始终保持着向名家靠拢的凝聚力，因此能够将国内外最前沿的学术思想引入中原大地，从而深度参与了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923年文科师生合影

学术传承与知识创新，往往是通过师生交往、唱和、通信等方式实现的：在范文澜启发下，于安澜选择文字、音韵学研究方向，成为蜚声中外的学术名家。受于安澜启发，王蕴智选择甲骨文与文字学的研究方向。李嘉言极少的谈话，点燃了鲁枢元、祝仲铨做学问的理想。李春祥致力于元杂剧和红学研究，他的一席话使康保成把戏剧研究作为终生之业。

学术研究需要创新，也需要不断回望传统，看看前行过程中究竟遗失了什么。鲁枢元认为：李嘉言的治学精神，吾辈学者很难望其项背，“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年头，我们每个人都应对照前辈学者反省自己，看看自己身上还有多少优良学统的血脉！”与前辈学者相比，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研究范围狭窄，失去整体性视野，缺乏多种能力与素养，文史并重、诗书乐画兼修的传统有所断裂：于安澜在音韵、文字、训诂、绘画、书法、篆刻、戏曲等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任仿秋古今不隔，融通学术史与文学史，兼治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学；华锺彦打通文字、音韵、训诂，从先秦拓展到元明清……今天，由于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无论在哪个方向，都很难很难抵达前辈们的高度。这些年文学院倡导文学跨学科研究，目的也是想回到先辈们的传统中，谋划学科与专业的发展。

前辈们崇尚厚积薄发，具有强烈的传承文化与知识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华锺彦自我要求很严，非有新见绝不下笔，他开设“古典诗歌韵律及作法”等课程，是“鉴于古典诗歌（包括曲）无人提倡，致使光辉传统有断根绝种的危机，甚为我忧。思欲振臂呼吁，与我同道共挽艰危，供青年一代能从创作道路做起，继承诗词遗产”。于安澜强调著作的创新性与启迪后人之功，他指导学生不仅讲学风和方法，更讲文化传承的责任，哺育了一大批执著于文化传承传播的优秀学者。赵天吏著书立说“必古人之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没有达到“发前人之所未发”的高度，绝不轻易发表；牛庸懋、王宽行等前辈学术功力非凡却论著极少，“‘述而不作’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宽行师那一代人”。

“于安澜书画学四种”全17册，繁体竖排，重达9公斤，在学术界影响至巨

前辈们参与文化建设的热忱值得借鉴。于安澜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向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及省市有关部门多次提议，发掘和利用河南省历史文化资源，在他倡导下，河南省先后建成许慎墓祠、许慎纪念馆、吴道子纪念馆、张衡纪念馆、张仲景纪念馆、花木兰纪念馆等，并举行各种学术纪念活动，弘扬了传统文化。华锺彦与唐代文学研究小组在全国开展吟诵调查，率先对传承两千多年的吟诵读书法展开理论研究，成为当代传统吟诵复兴的开创者。华锋用毕生精力推广华调吟诵，全国各地学员达10万人以上，听众上百万。文学院首届毕业生樊粹庭是戏剧大家，河南大学的戏剧研究令人瞩目：陈治策、卢冀野、华锺彦、孙作云、张长弓、李春祥、廖奔、康保成、张大新等前辈，在戏剧研究方面各有建树，为传承创新传统戏曲文化做出贡献。

前辈们具有献身学术的志业理想：在冯友兰“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精神影响下，文学院许多老师退休后仍坚持探索与创新，不断开拓新的知识领域：于安澜年过八旬重返讲台，培养了许多古文字学专家，年过九旬还在撰写论著。高文年过八旬又立下新的宏伟的研究计划。任访秋87岁视力急剧减退才停止写作。张振犁93岁完成《中原神话通鉴》，被称为“中原神话的开拓者”。佟培基在身患恶疾、手术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完成《孟浩然诗集》《孟浩然诗集笺注》。刘增杰、刘思谦年过80岁，还在谋划新的研究课题、整理未完成的手稿；王立群拒绝各种演讲、采访活动，集中精力完成学术规划；齐文榜年过70岁又承担起重振唐诗研究的重任；胡山林退而不休，不断有新作问世……先辈们治学不为名利，他们在学术上不断超越自我，纯粹是确证自我的需要，他们把学术研究作为生存、生活方式，这个非功利的学术传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学术传承与代际更替是自然规律，学院代有人才出是好事，但也很残酷。我曾向师友们约稿撰写刘增杰、刘思谦、吴福辉、佟培基、华锋等先生为人为学的文章，最终约来的却是一篇篇悼文。华锋以顽强的毅力完成约稿《古代文学——我们父子两代坚守的阵地》后逝世，佟培基为支持栏目书写“敷文奏怀”四字，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幅作品，让人不胜伤感。

围绕人才培养与学风建设，这些年文学院进行过一些改革实验，如跨学科选课、增加研究性选修课的难度、翻转课堂和过程性评价等。改革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明显，因为学生过于功利化。当所有的改革触碰到“保研”这个难题时，其效果便会大打折扣，为了追求高的绩点，学生普遍存在避难就易心理，这很难扭转过来。

中文人才培养必须激发学生非功利的求知热情、挖掘学生创造性潜力，给学生更多自主探索的时间和空间。系主任刘增杰曾教育学生远离名缰利锁，他认为“强烈的求知欲会把人逐步带入佳境” 。非功利的求知欲有助于人才的成长：1980年代学生跨年级、跨学科选课完全是兴趣驱动的结果，与考试、学分和保研无关。历史系、体育系、美术系师生，经常来中文系旁听古汉语课，他们别无他求，只是为了能读懂自己专业的古代典籍，许多人后来成为各专业的著名学者。当时中文系课程安排较少，不是天天都排课，学生有时间到图书馆阅读、参加社团活动。面对当今量化管理的弊端，校友们怀念过去有兴趣就可以深入学习、随时听课的校园氛围，“的确让我们感到舒心和自由，给了我们无限的成长空间。”

一百多年来，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文学院都没有忘记人才培养和学风建设的重任。即使在非正常的年代，学院也保持着良好的学风：战火纷飞时期，老师们坚持著书立说，学生们坚持读书科研，延续中国优秀文化传统。1950-1960年代，政治运动频繁、体力劳动繁重，教授们尽其所能地坚守学术，播撒学术的种子，激发文学的梦想，接续了百年老校纯正的学术根基；同学们见缝插针地学习、思考，成长为富有家国情怀、乐于奉献的一代人。1970年代中文系没有完整的课程体系，没有正式的教材，没有规范的考试制度，但同学们有的是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他们想方设法利用图书馆进行抄写，他们在参与文化批判中补上了阅读文言文的短板，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古汉语知识，锻炼了工作能力和写作能力。1980年代“十号楼不灭的灯光”，更是记下同学们苦读的身影。

对文学教育来说，晨读晨诵是有效的学习方式，也是良好学风的体现。1950-1960年代同学们在繁重的体力运动的间隙，坚持背诵古诗文，“早早晚晚，角角落落到处都能听到读书声”。1980年代每当晨曦初上，图书馆外、大礼堂四周、铁塔湖边、古城墙上，随处可见同学们朗读和背诵的身影，“校园里到处都是捧着书本的学生，或坐或立或慢走，或背诵或朗读或默读，一片读书声呀！”晨读晨诵的传统是老师们有意引导，慢慢成为风气的。1940年代私塾先生告诫王文金“文必诵，不准默读，大声诵读才能入脑，心无旁骛”。1970年代高文对学生讲：“搞学问没有任何捷径，搞文学就是要多读多记多背，你至少要熟读熟背八百篇古文，才能说入门”。1980年代老师们“每讲到一段文学史和作品选，都让我们背诵大量篇目，需要背诵的，老师都让我们在目录上划上勾，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共六册，朱东润主编）从诗经、楚辞、乐府诗歌到史记、魏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唐诗宋词划的勾最多。强记硬背为我们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晨读晨诵的传统也与当时风靡全国的朗诵热有关：河南大学曾先后邀请曲啸、李燕杰、彭清一、景克宁等演讲家来校演讲，邀请朗诵艺术家殷之光讲解朗诵技巧。中文系也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原校长王文金是著名的吟诵家，他的朗诵点燃了学生学习文学的热情；每次校友返校聚会，刘增杰都要创作充满智慧和诗意的寄语，声情并茂地给学生朗诵；胡山林激情澎湃的诗朗诵，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记忆。

1990年代中前期，晨读晨诵的传统还在，有的老师每节课都要布置背诵篇目，下次上课现场提问，要求学生背诵“一百篇古文、两百首宋词、三百首唐诗”，这带给学生很大的压力。也许正是在压力之下，才形成背诵文学的风气。大学扩招后，同学们晨读晨诵的大多已非文学作品，而是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和考研。学生们越来越功利，老师们担心选修课人数锐减，不敢提出强制性的背诵要求。神圣的读书声，至今已很难听闻。好在我们还有陈江风、王利锁、孔漫春等老师在倡导诵读，或建设吟诵数据库，或开展系列活动，或开设吟诵课程，希望他们能够重新点燃朗诵艺术的火花，河大校园能够再次出现琅琅书声。

学生社团和刊物，是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的体现。一百多年来，文学院高度重视社团与刊物建设，形成创作与研究并重的传统：1925年王志刚、段凌辰教授创办《孤兴》期刊，文艺研究会创办《文艺》；1927年陈治策等成立晨星社，创办《晨星》；1928年学生魏世珍、李武乔、吴汝滨等成立励学社，创办《励学》，李笠、郭绍虞担任指导。1930年至潭头时期，先后创办《河南中山大学文科季刊》《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1931年学生郭登峦等成立心心社，创办《心音》，学生刘曜、郭登峦、吴重辉等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创办会刊《庠声》；1932年卢冀野教授创办《会友》；1933年邵瑞彭、卢冀野教授创办《国学周刊》，编印《夷门乐府》，刊发学生习作；1935年学生潘世锡主编《救国先锋》，邵瑞彭、嵇文甫、高亨等捐款资助；1949年新涛学社创办《新涛》。这些社团和刊物多由师生共同参与，通过相互唱和延续文学传统，并以文学创作以矫时弊，化俗移风。

1950-1960年代，学生自办油印文艺刊物《青春》和“红旗”“朝阳”“东风”等墙报，版面设计、插图、装饰、缮写都由学生完成，同学们在板报上发表诗文，感到非常荣耀！同学们积极参与社团和刊物建设，提高了写作、绘画、采访、编辑能力，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书法家、画家、学者、编辑、记者。社团和刊物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实现读书、实践与写作的良性互动，知识、能力与素养的共同提高。1980年代羽帆诗社、铁塔文学社、开拓文学社等学生社团先后成立，《羽帆》《铁塔湖》《创作与研究》《大平原报》相继印行。同学们通过这些平台与社会建立了联系，磨炼好了起飞的翅膀。后来学院又创办《试墨》《追求与探索》，网络版《铁塔语文学刊》《河大生态文化研究》《文学跨媒介传播研究》等发表平台，帮助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点燃学生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的热情，使他们获得走向社会、担当社会责任的力量，建立起献身文学事业的理想。

知识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完善的教育机制。一百多年来，学院历来注重师生与国内外学界的交流，注重教师内部的交流，注重师生交流，注重不同层次的学生之间的交流。正是在这一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文学院近年来凝练出“辅导员+班主任+导师+社团+朋辈”五位一体全员育人模式，全面推行小班制并配置学业班主任，全面提升导师组会质量，完善了本、硕、博学生交流机制，试图构建良好的教育机制，使每个人在别人的帮助下成长，每个人都在帮助别人成长，每个人都成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

学生也是知识创新的主体，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如何调整师生关系，激发师生合作的潜力，建立师生科研共同体，一直是学院管理工作的重点。当下师生关系冷淡甚至紧张，已成为“当下大学教育尤其需要警惕、反思并亟待改变的地方。”有人认为炽烈的师生感情已成为历史，冷谈的师生关系很难改变，因为大学生从入学起就抱着保研、考研、出国、考公、就业等功利目标，无暇他顾；而老师们在科研项目、非升即走、职称晋升等压力下，对学生情感投入明显减少，师生只在课堂相见，上完课各奔东西，几成普遍现象。这个严重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教师的主业是育人，而不仅仅是写论文，教师更需要确立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就是最好的科研成果的理念。我坚信，只要建立完善的育人机制，工作扎实到位，师生关系的难题是可以破解的。本书中许多回忆文章，讲述师生故事，聚焦师徒情感，对思考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性：

首先，需要釆取措施，拓展师生交流的时间。许多前辈老师真诚地关注学生终身发展，他们教书育人的时间并不局限于学生在校期间，他们长期与学生联系，形成牢不可破的师生共同体，这是百年中文教育的一个优良传统。张豫林老师是个榜样，他曾培养出许多著名节目主持人、播音主持专业学者。为鼓励毕业生向更高的专业与人生目标攀登，他在家里设置了一面“照片墙”，学生的照片能否上墙有严格标准，能够上墙是极高的荣誉，“正是因为先生对学生无尽地爱，对学生孜孜不倦地教诲，对学生一如既往地鼓励，才使得我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做出一点小成绩，正如这一面小小的照片墙，不正是先生对学生浓浓的爱和对学生无尽的期望吗？”许多学生把老师称为灯塔和引路人，是因为他们在校期间，老师帮助他们获得走向社会的知识与力量；他们走向社会，老师们帮助他们化解了人生与事业的难题。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坚持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自然会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

学生毕业并非人才培养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过去中文系毕业生遍布海内外，每位教师都曾是联系校友的重要纽带。文学院近年来先后成立江苏、北京、上海、广东校友会，希望组织起来帮助校友发展，也希望借助校友力量，推进开门办学，优化培养方案，提升生源、人才培养和就业质量。我们发现联系校友存在困难，因为多数老师并未参与进来，与毕业生保持长期联系的，多是当年的辅导员和青年教师。他们与学生年龄相近，有共同的感受与共同的语言，更能发挥引导作用。辅导员陪伴学生时间最长，他们没有上过课，“但是给我们不知开过多少会，讲过多少话，谈过多少心，办过多少事。思想上的启蒙，人生道路的指引，情感波折的安慰，心理障碍的疏解，生活点滴的呵护，就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辅导员。”这些年许多青年教师主动担任辅导员或班主任，以后校友工作会容易些，如果每位老师都能关注学生长期发展，持续不断地向学生传递热情与智慧，相信校友工作会更有成效。

其次，需要采取措施，拓展师生交流的空间。从空间角度讲，师生关系有入门、登堂、与入室之别。从校友回忆来看，过去师生交流的空间，明显比今天要多、要大。除了某些非正常的年份，师生之界限远无现在明显：1980年代老师们的家里，曾经是重要的教学空间，学生大可以放心入室求教，老师邀请学生到家吃饭交流，也是常有之事。“我们学生可以随时去老师家里拜访……尽管那个时候粮油肉蛋普遍短缺，老师家里口粮也同样紧缺，如果你是饭前找老师，老师一定会让你不可推脱地坐下来一起吃……老师和师母都让人亲如父母。”入室求教的传统大概延续到1990年代中前期，我在读本科时有幸和几位同学在杜运通老师的平房里吃过面条。在许多回忆文章中，老师们的“家”具有象征意义，学生在这里获得“如家的温暖”，师生“如一家人”，学生把老师比作“父亲”“母亲”“兄长”，这是至高无上的评价，我们恪守教师职业而奋斗一生，能得到如此评价，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

现在师生交流的空间似乎只剩下教室，老师们很少主动进入学生的空间，过去可不是这样的：李伟昉回忆系主任任访秋到学生宿舍，“那种特有的家的温暖和近距离谆谆教诲传递的情感一下子感染了大家……正是带着这一深刻记忆，在自己后来任文学院院长的十年里，每年新生入学之际，都会和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到学生宿舍一一看望” 。系主任刘增杰也在学生毕业离校前，坚持到每个学生宿舍聊天、写赠言；李晓华经常到学生宿舍了解学生的语言状况和生活状态，充分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还有许多老师把教学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如张振犁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中原各地调查民间故事；张中义每讲一个概念和文体，就布置相应的作业，并带领学生走向各行各业，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写作。

再次，需要采取措施，丰富师生的交流方式。从校友回忆来看，过去师生交流的方式是多样的：于安澜、华锺彦、佟培基、张豫林等先生，喜欢以书法作品鼓励后学，指示前行方向。冯友兰写给赵天吏，于安澜写给张生汉、王蕴智，佟培基给白金、焦体检的书法作品，都被悬于墙壁几十年，成为学生的座右铭。书信也曾是师生交流的重要方式，刘增杰喜欢写信或写序，给学生指明向上攀登的路径，鼓励学生把潜力发挥到极致，他的信件像一团火照亮了许多学生的心灵。前辈老师善于抓住学生入学、答辩、毕业、升学、就业、晋级等重要人生节点，给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帮助他们做好抉择，或鞭策他们迷途知返。

毫无功利地帮助学生，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而培养师生情感则需要从日常生活、点滴小事做起。1980年代很多老教师还坚持“游学”传统，带学生外出考察、研学、参加学术会议，这些小事在学生记忆中保存了几十年，强化了师生情感。1990年代刘景荣老师组织读书兴趣小组，邀请名教授参与，促进师生交流，开阔学生视野，提升学生学术能力，这成为学生对大学时代的美好记忆。撒下种子就会有收获，如今兴趣小组成员遍布天涯海角，不少人成为高校教师，他们长期惦记帮助过他们的老师，因为师生曾经毫无功利地彼此照亮。

在栏目开设过程中，我们还看到许多老师批改的作业，被学生精心珍藏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任仿秋批改王文科的报告文学，从标题到语言，从结构到标点，密密麻麻；王文金批改吴建设、韩爱平的文章，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融入其中，示范性修改占很大篇幅；刘思谦批改祝欣、杨波、陈由歆的博士论文，用红笔从头到尾圈点批注，修改痕迹密集，错别字圈出打上问号。程仪批改作业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学生领悟写作要领。佟培基批改焦体检的开题报告，批注密密麻麻，涉及论文结构、错别字、学术规范问题。同学们从修改稿中获得感动，他们成为老师后也像老师那样为学生批改作业，甚至找学生面批面改。今天我们经常抱怨研究生文字功底太差，错别字、病句太多，文章没有逻辑，如果每个老师都能够像前辈们那样，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批改作业是师生交流的重要方式，“如果作业里有一点点闪光之处，老师就会加一句‘欢迎面谈’，邀请学生前去面授机宜，以给予更多的指导和鼓励。我们当中很多同学都是因为这样的话才鼓起勇气去找老师单独请教的。”批改作业所给予学生的，不仅是语法知识和写作能力，还有为人为学的重要启示、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刘增杰为解志熙硕士学位论文写出近千字的审阅意见，热忱的鼓励和切中肯綮的建议“对我的影响不止于一时一地，而是终生难忘的，不仅仅关乎如何为学为文的问题，而且事关如何为人待人的问题。”批改作业更是教学相长的重要方式，张振犁精心为学生修改作业，从中获得大量河南民间故事的异文，成为其建构中原神话学的重要资源。

吸引本科生参与科研工作，建立师生科研共同体，也是师生交流的重要方式：1960年代十几位本科生参与李嘉言的唐诗整理工作，共同完成《全唐诗首句索引》《全唐诗重出作品综合索引》。1970年代本科生集体研究《左传》《史记》《荀子》《韩非子》《水浒传》等作品，相关成果虽然时代烙印明显，但同学们在批判中提高了文言文阅读能力，掌握了基本的治学方法。1980年代100多位本科生和高文等老师手抄完成《全唐诗诗句索引》800余万字，许多参与者后来走上科研道路。良好的师生关系也是形成学派的重要前提：张振犁1980年代连续在本科生中创建民间文学研究小组（后更名为“民俗学社”），通过师生学术研讨，程健军、陈江风、孟宪明、高有鹏、吴效群、刘炳强等一大批学生，与他建立了情同父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形成颇有影响的中原神话研究学派。

大凡知识创新离不开交流，学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决定着知识创新的高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文系师生总是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处理种种棘手的时代难题。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系主任李嘉言未雨绸缪，先后选派张中义、赵明、张振犁、李春祥、刘增杰等一批青年教师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进修或读研究生，陆续推荐多批优秀毕业生报考外校研究生，他们先后学成归来任教，为中文系末来发展打下了基础。李嘉言高度重视教师之间的交流：当时许多青年教师耽误了学业，1961-1962年他组织十多位有经验的老教授轮流给青年教师“补课”，并明确提出教授们都要唱“拿手戏”，传授治学“真经”，这一举措夯实了青年教师的成长基础，在教师之间形成科研共同体，“对传承河南大学的优良学风也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李嘉言认为“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而又在短时间内难以收到成效的工作。培养应该是在潜移默化的点点滴滴的具体过程中实现的。”也正因此，他与青年教师关系极为融洽。

百年文脉传承，靠的是尊师重道、鼓励后学的精神。刘增杰曾写过《在中文系系主任的位置上》《那一片火红的枫叶》《师缘》《中原播绿》等大量散文，深情回忆自己的老师李嘉言、徐士年、万曼、王瑶、孙作云、任访秋等人教学、科研与育人经验。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刘老师深得李嘉言真传，他任系主任期间以及卸任后，一直把培养青年教师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与解志熙、张宝明、孙先科、刘进才、刘涛、杨萌芽、武新军、胡全章、王鹏飞、郝魁锋等学生点点滴滴的学术与情感交流，形成牢不可破的师生科研共同体，为文学院与河南大学的发展埋下的伏笔，许多学生后来还承担起引领学科发展的重任。

教师之间也需要建立教学、育人共同体，当时的助教制度——王宗堂是高文、华锺彦的助教，魏清源是赵天吏的助教，关爱和是任访秋的助教，孙青艾是高文的助教——非常有利于青年教师成长。青年教师只有反复磨练，才有资格上讲台：1960年代初王宗堂初登讲台，高文修改讲稿，华锺彦主持试讲，李嘉言组织教研室全体老师听讲。1980年代赵天吏“为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制定了随堂听课、辅助教学、撰写教案、室内试讲的培养方案。每位青年教师先要跟老教师听课一个学期，同时作为助教，帮助老教师批改作业并辅导学生；然后要认真撰写教案，并在教研室范围进行试讲，试讲合格后才可正式开课。” 1990年代中期刘增杰、杜运通、解志熙认真帮助，刘进才获得正式讲课的机会。严格的听课和试讲制度，可以有效提高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

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如解志熙《为大不易、厚道有加——且说大师兄关爱和》，张舟子《学兄杜振宇》等，讲述同学之间相互砥砺相互成就的故事，对改善教学管理也多有启发。师兄弟、师姐妹是大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关系，也是知识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抓手。要想提升育人水平，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重塑“同学”关系，倡导亲师近友的学风。

古代的同年、年兄、年弟、同门、同舍等关系，要比今天的同学关系更亲密。在当今媒介环境下，同学关系不是越来越亲密，而是越来封闭，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1980年代，同学们吃饭时、就寝前、散步途中，热烈地交流读书心得，围绕学术话题唇枪舌剑，朋辈交流也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动力。为促进高年级学生与新生交流，王刘纯组织77级跟81级六个班按序对接，传授学习经验。“作为六班班委成员，我们去七七级六班拜访对接，在班长关爱和学长非常耐心地解答我们的问题，并约定交流时间表。随后关老师和其他学长轮流到我们的宿舍给我们班介绍学习经验，其中有学长还未毕业就已经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也给入学不久的我们介绍学术论文的写法和经验，让我们感到十分震撼。这样的学习经验交流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很快从高中学习方法转向了探索大学学习模式。”

搞好“兴趣小组”“读书会”“社团”“团队”建设，营造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育人环境，可以促进同窗学子相互砥砺、切磋琢磨、共同提高。“四年的友谊如幽谷里的小花，开在记忆的最深处”，在大学里收获的友谊会永久延续，成为同学们共同面对艰难险阻、世事沉浮的力量。同学们走向社会，相互扶持，也会使个人品格、专业素养、事业发展等达到理想状态。良好的“同学”（动词）传统需要我们承传下去。

课程与教材建设，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意义重大。这些年学院反复强调课程与教材建设的重要性，致力重塑选修课课程体系，培育教学名师，推出“河南大学文学院精品系列教材”。从河大百年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来看，评价精品课程、精品教材和教学名师，不能以是否获得省级、国家级荣誉为标准，而只能以育人效果为标准。教师只有去功利，练内功，强本领，敬三尺讲台，守一方净土，才能在课程与教材方面有所作为。

文学院在教材建设方面，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河南大学改为师范性质后，系主任李嘉言率先成立“教材研究小组”，组织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新教材。至1955年,《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外国文学》《苏联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文选与写作》等教材都编写完成，有的还附有教学参考资料。像这样各科齐备的教材，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文系还很少见。1956年高教部召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负责人会议审定《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李嘉言带去的我们已经使用一年的教学大纲，受到与会专家广泛好评，后来部颁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就是这份大纲作为蓝本的。1996年前后文学院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丛书”十多种，如《古代汉语教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港台文学》等；2012年又编写出版一套“新世纪普通高校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也有十几种。

从河大百年中文教育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自己教材的老师，有教材而没有培养出优秀学生群体的老师，都不是真正的教学名师！在学生口碑中被誉为教学名师的几位大先生，他们的课程与教材立意高远，都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理想，致力于推动科研、教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李嘉言、张长弓、任仿秋《中国文学史讲授题纲》，任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刘增杰《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关爱和《中国近代文学史》，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牛庸懋《西欧文学史》，张如法《编辑社会学》，王振铎《编辑学通论》等教材，都是一生教学、科研、育人经验的结晶，都曾产生全国影响，有着开创学科或推动学科发展之功。梳理这些教材从讲义到教材的版本变化，可以看出老师们为此付出的心血：于安澜五十年代初讲授古代汉语和文字学，为帮助学生排除阅读古书的障碍，亲自刻蜡版油印《古书文字类编》，几十年间数易其稿，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定名为《古书文字易解》出版。张豫林的《实用口语技巧》集多年教书育人心得，育人效果显著。赵天吏的《现代汉语语音》等系列函授教材，发行量极大，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学艺术需要更新，更需要赓续传统。诸多回忆文章留下许多珍贵的教学片段，王宽行、华锺彦、王梦隐、宋景昌、张豫林、刘思谦、王立群、胡山林、常萍等先生，在学生中有口皆碑，他们都有自己的教学风格，抵达了艺术高度，形成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学教学艺术传统。

其一，板书教学的艺术传统需要承传。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PPT教学成为主流，传统的板书艺术日趋衰落。这对其他学科或许影响不大。而中文专业的教学内容是语言文字的艺术，离开板书艺术，则很难展示语言文字的魅力。

1980年代之前，板书艺术曾是教授们比拼的绝活。于安澜先生是著名书法家，他给学生上第一堂训诂课，走上讲台捏起粉笔就写。十几分钟写完三四支粉笔，甲骨文、钟鼎文、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并用，让所有学生瞠目结舌、五体投地。华锺彦的板书字体端庄遒劲。“一手漂亮的粉笔字，繁体竖排，自右向左书写。黑板写满了，从右向左一手擦，一手写，许多第一次看到华锺彦这手‘绝技’的学生都鼓起掌来。”王梦隐每节课的板书都经过精心设计，“一块长方形的黑板中间似乎有一条从上到下无形的线隔开，靠右边：依顺序写人物、事件、作家简介等史料性的文字；靠左边：写作品的题目、名句、名言等等。……整个黑板始终保持着干净、清晰、有条不紊的版面。学生面对黑板有一种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和舒适的美感。先生练就的漂亮的行楷挥洒自如，学生记着黑板上的字，时时都有一种想临帖模仿的心意。黑板，既是传播知识的荧屏，也是书法艺术的展示。”宋景昌的板书工整，笔力遒劲，旁征博引，往往且背诵且板书且翻译且讲解，再辅之以肢体语言和传神的手势，常常引得满堂喝彩和阵阵掌声。老先生们的板书艺术也传承给了学生：王立群的板书繁体竖写，疏密有致，学生喜欢临摹。佟培基是著名书法家，他的板书“从右到左，繁体竖排，没有标点。观之，赏心悦目。铁钩银划，繁缛之间，荡漾着激情。……这样的繁体板书，在黑板上延展开一个神秘、古老的空间，点画衔接、复杂指事，淋漓倾倒，构成我对那个遥远世界无比眷恋的理由。”王蕴智在黑板上轻松自如地书写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曾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惊感，并激发出我们对语言文学的热爱。

育人需要科学和智慧，更需要艺术。现在的教书育人，重视技术而轻视了艺术。借助多媒体技术，“板书”可能会更漂亮，但那是技术而不是艺术，体现不出育人者的能力与素养，很难把艺术的魅力传递给学生。中文教师可以使用ppt教学，但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和情感的融入，必须充分考虑ppt与核心能力、素养培养的关系。解志熙发现赵明先生1980年代初讲课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稿》手稿，“一章章蓝笔书写、红笔修改的痕迹，历历在目，即使注明‘定稿’的曹禺一节，仍然多所修改，反映出赵先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再想想今天许多教师用ppt东拼西凑对付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二，说唱教学的艺术传统需要延续。传播媒介的局限性成就了杰出的艺术，也成就了杰出的教学艺术。在多媒体技术出现之前，高文、华锺彦、王宽行、宋景昌、王梦隐、张豫林、王文金、常萍等教学名师，能够克服教学技术的局限性，把讲台变为舞台，把说唱、吟诵、表演、评书等艺术带入课堂教学，从而让课堂绘声绘色，使学生身临其境。

高文“能讲又能唱，无人可比攀”，他讲课代入感很强，讲《雨霖铃》“先生拉长声调，做醉眼望天状，生动形象，把学生带入柳词的意境中”；讲《蜀道难》“一声‘噫吁唏危乎高哉’，裂帛穿云，激越、高亢、寥廓、悠长……如巫山云起，凌然崔巍；骤雨骤降，痛快淋漓”。华锺彦“开讲《长恨歌》，魂魄能为牵”，他讲课音韵悠扬，细声慢语，娓娓道来，内涵极丰。他吟咏《早发白帝城》“平长仄短，声情一致，古远苍凉，令人感到身临其境，至今犹在耳畔”，他讲《天问》“时常仰起脸，把目光扫向天花板，仿佛他就是那个仰望苍穹、连连发问的屈原。我们的思绪，会随着他一起穿越，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如梦如幻。”

王宽行先生口授和肢体语言并用，时而台上，时而台下，激情澎湃，维妙维肖，把思想、才情和人格全部融入课堂。“王先生不仅把讲台作舞台，他还能把整个教室变成舞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教室变成了沉浸式小剧场，他讲《木兰辞》演示上马、下马、射箭等动作，手眼身法步，步步精彩，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在最短时间就让你理解古代文化的奥妙”。他讲《孔雀东南飞》“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一唱一咏，手舞足蹈；轻音时，地可听针；豪唱时，晴空霹雳。你的思绪被他调遣，时而泣，继而涕，时而乐，继而笑，时而探首侧耳听山泉叮咚，继而仰天排胸啸大江东去，那是一场难忘的艺术享受。”“他读起诗来，时而低吟，时而咆哮；时而大雨滂沱，时而艳阳高照；抑扬顿挫，激情澎湃，句句落口似大锤锻铁，火星四溅，整体风格如大海波涛，汪洋恣肆。听他的课，象在听评书表演一般，真是一种艺术享受。”他带剑讲《满江红》“把课堂当成了舞台，以手舞剑，时而怒发冲冠，时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我们都看呆了，没想到教授还有这样上课的”；他讲《桃花源记》“像高明的导游带领我们沐浴在美的世界里，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

宋景昌教授的表情与动作最丰富，他在落魄时曾以说书为生，讲课声情并茂，被称为“评书式”教学。他“时而声若洪钟，口似悬河；时而气若游丝，音似潜流。再加上极富小品色彩的动作模仿和造型表演，无疑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师长之一”他擅长以表情、动作传达诗词意境，讲解“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他突然走下讲台拉开教室门，倾身托腮依门而立，把青春少女的娇媚之态表现得惟妙惟肖。他的课极有感染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作者作品而喜怒哀乐、心潮起伏……宋先生的每一节课都是一次文学盛宴、都是一次美的享受，他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教书育人依靠语言，也依靠身体，只有语言、表情、动作相互配合，才能真正抵达“言传身教”的境界。

其三，继承教师主体高度融入的优良传统。教师只有充分融入思想、情感、智慧，把知识温热了、融化了再传递给学生，才能成就高超的课堂教学艺术。老师们结合人生体验解读文学，给学生的不是冰冷的知识，而是创新思维、求知热情和人生的启示。

张豫林潜心研究“声音”与“朗诵”之学，把指导学生练声作为毕生事业。他“一方面有丰富的舞台创作、表演实践经验，一方面有深厚的美学、文艺学理论积淀，是我见到的可以把理论化用到实践中去、又能把优秀实践经验升华到理论层次的少有的几位大师之一”，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践，他极大地拓展了口语表达的声音域限、表现力场，让声音以更有活力的方式呈现内涵，他的课堂教学也因此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舞台上的豫林师，一头银发，一袭浅色西装，声未起，已觉海雨天风，扑面而来，神魂不觉欲随之起舞歌咏；声既出，如洪钟大吕，直入人心，有余音绕梁之叹。”

王梦隐讲课，可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陶诗经吟诵，胜似饮甘泉，终生印象鲜”，因为“他站得高，思得深，对作家、作品都分析得透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以准确的语言阐明深奥的哲理，深入浅出，含义隽永，句句到位，发人深思”。张中义讲课也善用比喻解释概念，如“主题就是满架葡萄一根藤”等，这也是教师主体充分融入的结果。

常萍讲课也有生命体验的高度融入，“讲李白，她就是李白，像李白一样激情澎湃，狂放潇洒；讲王维，她就是王维，像王维一样宁静淡远，通透旷达”，这是艺术的魅力：“常萍老师讲宋词，那种入情入戏的感觉，让我们感到她就是词人本人穿越了，来现身说法。那么从容自如，她讲得享受，我们听得入迷。不少宋词一经她解读，就爱上一生；其中名句，一经她口出，就扎根于心田。”曹炳建的课异曲同工，“不知道是曹老师在讲关汉卿，还是关汉卿在借曹老师的口进行自我表达。曹老师已经和元代戏曲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了。”高超的授课艺术离不开师生双向激发，吴福辉讲课，“他的激情往往会很快点燃听众，而听众的热情，又会进一步让他释放激情……，他的饱含激情和趣味的讲演内容在听众间会引起一定反响，这种反响会像波浪一样，推动着他，讲演就这样轻松进行下去。”

由此可见，在多媒体技术产生前，河大中文的课堂教学曾抵达很高的艺术境界，技术的发展导致某些教学艺术传统衰落。与过去相比，我们今天上课技术性多了，艺术性减少了，从而影响中文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继承大学中文教育的艺术传统，值得我们深思。

河南大学中文教育的历史变革，与中国百年中文教育的整体状况密切相关。梳理百年河大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不仅对我校中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对全国其他高校的中文学科也具备参考价值。因此文学院高度重视院史整理工作，早在十多年前就推出过整理学院往事的成果。这五六年来，魏清源、葛本成老师和我，也都全身心投入院史整理工作，先后推出《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史》（魏清源著，河南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文学院百年纪事》（葛本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成果。《我在河大读中文》将要付梓出版，感谢两位老师最后审读书稿所付出的心血，校友们对栏目的鼎力支持，让我们收获了太多的感动与力量！我曾向校友们承诺：我们这代人一定会把中文教育的历史传统继承好、发展好、创新好，希望校友们继续为栏目写稿，也期待更多大学中文院系开展口述史活动，挖掘更多文学教育的历史经验，让口述活动成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与时空对话

与岁月长歌

在推进教育强国的道路上
持之以恒贡献河大文学力量

统筹：姬志闯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文字：武新军

来源：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