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1956年秋季高中毕业后，通过全国统考进入唐山铁道学院的。当时校本部接待新生能力不足，我们56级入学的一千余名新生被安排在刚刚建成的西山分院学习和生活，西山分院后来与校本部附近一处机构房舎对调才被称为二分部，反正我们大一时一直被称为西山分院。

1957年夏季我所经历的唐山铁道学院的反右斗争

原创 唐院老顽童 唐院春秋 2024年12月21日

晨雾 / 转帖

1957年夏季我所经历的唐院反右斗争

图文/ 郑亮文

我是1956年秋季高中毕业后，通过全国统考进入唐山铁道学院的。当时校本部接待新生能力不足，我们56级入学的一千余名新生被安排在刚刚建成的西山分院学习和生活，西山分院后来与校本部附近一处机构房舎对调才被称为二分部，反正我们大一时一直被称为西山分院。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重点整治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特别是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们更是积极参加，建言献策，十分活跃。唐山是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中小城市，远离政治中心，又缺少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鸣放的热度远低大城市。唐院尽管高级知识分子较多，但消息相对闭塞，加上他们习惯于专注教学，运动伊始并未更多关注。

《指示》在学生中更没有引起大的重视，这是因为我们还保持中学时代的思维，认为此类运动是社会性的，与学生关系不大，另外我们刚入学，身处比较封闭的西山分院，对学校的情况了解不多，总之多数同学都没有介入运动。五月，校本部在党组织一再号召、发动之下，运动才缓缓开展起来。唐山毕竟远离政治中心，政治热情及敏感程度远不如北京各高校，西山分院更是一片静悄悄，既无“鸣”亦无“放”。

大概5月中旬，《光明日报》一名记者来到西山分院，事前有人贴出海报，欢迎同学自愿参加。记者会在一间小教室举行，参加的同学不多，刚刚坐满教室，主要是听记者介绍北京各高校鸣放情况，这大概就是后来毛主席说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吧。密室策划不详，点火基层倒是亲眼所见。记者会后，在西山分院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除了从报纸上能看到北京的动态外，同学们由于刚刚入学，对学校情况了解甚微，没有鸣放的主观诉求。另外，学习压力比较大，多数同学都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埋头读书，掌握知识，以便日后报效国家，这是大一学生中的基本思想状况。所以，在西山分院见证的反右斗争，只是当年学校反右斗争的一个很小的侧面。

“树欲静而风不止”，5月中旬，分院学生食堂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学校将《马列主义基础》(以下简称《马基》)课程的期末考核由书面考试改为“考查”。《马基》是唯一必修的政治课程，由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三个部分组成，大一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教学大纲要求这门课程期末要进行闭卷书面考试，一部分同学，主要是工人出身的调干生，认为马列主义不是教条，不能靠死记硬背以书面考试成绩论优劣。多数同学对《马基》课是比较重视的，这多出于理想的追求和对信仰的依赖，甚至认为考试更好，闭卷书面考试得“优”的把握大，也有一种政治上的荣誉感。尽管如此，改革《马基》考核方式的大字报仍然在分院掀起一轮波澜，一时间响应支持的大字报贴满食堂一面墙。此时，期末考试临近，校方迟迟未作答复，一些比较激进的同学以大字报形式提出“罢考”《马基》，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政治上比较成熟、冷静的同学认为，对《马基》考核方式提出意见是可以讨论的，但要以“罢考”这种大民主的方式对抗规定的考试，却是不能认同的。只不过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将这种意见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6月初，电56于××、铁56一名女同学分别在食堂贴出大字报，对“罢考”进行强烈烈反击，指“罢考”《马基》是借“帮党整风”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开始，多数同学都没有于同学那样高的政治敏感，甚至认为有点无限上纲、小题大作，直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尚未在群众中传达)之后，才让多数同学猛醒，意识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将展开。校刊《新唐院》报紧接以《暴风雨中的雄鹰》为题报道了于同学和铁道系女同学勇敢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先进事迹，并且“火线入党”，成为学生中很少发展的新党员。上世纪80年代，于同学是西南交大教授，曾与之有过一次偶遇，谈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已失去当年“雄鹰”的那种锐气。前些年我向西南交大老同学打听其下落，才知道他在美国因车祸遇难多年，令人唏嘘。运动后期，主张“罢考”《马基》的同学受到批判，但没有听说有人因为这件事被划为右派的。我所在的班级，“罢考”风波前后都没人介入，因之也未受到牵连。

与“罢考风波”几乎是同时在西山分院展开的是“迁校风波”。我们入学时就知道，校本部处于开滦煤矿唐山矿采掘区，地下已被挖空，无法进行校舎的新建和扩建，49年后，除南讲堂、机电馆两栋低层建筑外，再无其它新建筑，极大地限制了学校的发展。1953年，经铁道部与北京市协商，得到国务院批准，选择北京花园路建校，53年入学的学生甚至借用北京郊区潭柘寺部分房屋开始上课。至今，潭柘寺畔尚有北京校友所立石碑，记录此事。1956年，花园路建校工程已经初具规模之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文章，国务院对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在建工程进行调整限制，花园路建校方案叫停，已经完成的校舎后来改为铁道部党校，至今仍存在。以后又有天津方案、兰州方案等等，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实现。我们大一学生对建校迁校的历史知之甚少，主要是通过《新唐院》报报道校本部的鸣放新闻来了解，大家对迁校北京当然是很企盼的，特别是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学这种企盼更为强烈。当时校本部对迁校问题的鸣放非常热闹，电机系主任曹建猷，画法几何教授李汶的言论最为有理有据而且十分尖锐，曹、李两教授也分别得到了“小钢炮”和“机关枪”的称号。此外还有孙竹生、陈忠淦、张万久、王柢、王竹亭、张鸿逵等知名教授也都发表意见，建议恢复迁校北京的计划。当时，顾稀院长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学院工作由代院长白铁岩主持。迁校呼声越来越高，师生形成共识，纷纷要求院党委表态，白铁岩在这种压力下只能表态支持师生的合理要求，并答应积极向铁道部领导转达广大师生的诉求。

白铁岩并没有能平息这场风波，在曹建猷、李汶等教授的支持下，部分师生发起成立“迁校促进委员会”，号召组成进京请愿团、征集签名，集体上访，向铁道部有关领导面陈迁校意见。“迁校风波”在分院引起的反响并不强烈，虽然大家都很赞同迁校的诉求，但是参与签名、附议的人并不多。迁校风波，连带还有恢复“北方交通大学”校名的呼声，并从档案中找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校名手迹。对于迁校问题，在老教授中有过不同意见，鸣放中也得到充分表达。铁路建设航空测量理论奠基者、著名航测专家罗河教授对迁校就持不同意见。罗河教授作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曾任唐山市副市长。后来曾听说，如果一旦唐院师生组成上访团进京，唐山机车车辆厂将组织工人拦截列车，幸亏进京上访未能实现，否则造成工人与学生之间的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

1957年6月7日出版的《新唐院》报

若干年后，思想得到解放，再来回忆当年发生在唐院的这场风波，远远不止于建校迁校这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

1949年前的唐山交大是敢于向清华叫板的国内综合工科大学，有“东方康乃尔”之称，是美英等国承认既有学历的少数中国大学，也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骄傲。

1950年，在“一边倒”的领袖指示下，大学教育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唐山交大的传统强项学科之建筑、水利、采矿、冶金、地质、化工等被调整到清华、天大、北钢、北矿、北地等大学，与此同时大批骨干教师、教学设备及图书资料也随之调出，造成老唐山交大元气大伤。

50年代，中苏两党的蜜月时期，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学校，他们的教学理念与唐院本土的老教师有很大差异。苏联是轻基础重专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专业人才的道路。而唐院老教师们仍然保持着老唐院重视基础课的传统，当年唐院的老教授多学成于美国康乃尔、麻省理工等美国名校，而且多半都有在美国大学、科研部门、知名企业工作的经历，他们的基础学科功底厚重，对从苏联莫斯科、布良斯克等铁道学院来华工作的专业课教师多少有些“不屑”。在1949年鼎革前夕，知识精英“南渡北归”，交大师生也有过“保校”(北归)、“迁校”(南渡)之争。联系这些历史背景，1957年夏季发生在唐院的“迁校风波”，背后应该还有恢复唐山交大传统、声望以及对院系调整的不满等深层原因，所以能得到众多老教授的响应。

当北京等地反右派斗争步步深入之际，学校鸣放却顿时平息，重新回到平静的教学活动，考试如期进行，这一年暑假比较长共六周，考后多数同学离校返乡。两周后，学校紧急通知回乡度假同学立即返校参加反右斗争，返校后由大一党总支统一安排，各班级共青团支部具体组织学习《人民日报》几篇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等以及北京各高校反击右派进攻的报道文章。其间，还组织我们去校本部看大字报，此时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的有白铁岩、曹建猷、李汶、王抵等，主要是迁校风波中涉及的问题，相对比较集中。其它还有孙竹生、陈忠淦，因为是我们机械系正、副系主任，大家还比较关心，他们主要是对学校管理体制、教学方式、有职有权方面提出建议受到批判的。我们第一次参加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是批判白铁岩院长。批判会在东讲堂前面一块有树荫的露天下举行，前方有方桌一张设有麦克风，是主持人和发言人的席位，会场左前方设小桌小凳各一张，是专门为白铁岩设立的，允许他坐在桌边听取批判，他也用一个小本认真做记录。尽管批判上纲上线，但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没有出现污辱个人人格的语句，更没有出现过打人动武的举动。白铁岩手持一个圆饼形对讲麦克，不时回答对他的批判，有时也作一些辩解，态度不卑不亢。我记忆中，白铁岩对历史问题多为辩解澄清，但对迁校问题却能主动承担责任，他的这种态度，客观上保护了不少老教师。

1957年6月27日出版的《新唐院》报

在批判会上了解到，白铁岩原为以余光生为特派员的东北铁路特派员办事处厂务部部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的一位亲戚任职沈阳铁路局调度员，涉嫌泄露军运情报，白受牵连而接受审查，调到大连机车车辆工厂任不是党委委员的副厂长。1953年末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出任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1956年8月任代院长。

反右斗争中，白铁岩被划为右派，下放到铁道部所属的牡丹江机务段任副段长，他的夫人、唐院人事处处长易启文也被下放到牡丹江铁路运输工程学校（新成立的中专）任校长。

在“迁校风波”中，是他承担了责任，为学院党委创造条件，保护一批知名老教授顺利过关，他们挨批判、做检查，但都没有因迁校问题上的过邀言论划为右派，其中包括“小钢炮”曹建猷教授、“机关枪”李汶教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白铁岩自1979年至1983年出任大连铁道学院院长。90年代初，我去哈尔滨出差，听说白铁岩和夫人也住在招待所，特地到他住的房间探望两位老人，知道他们离休后在大连居住，晚年是幸福安适的。他当然不会认识我这个当年大一的学生，我也很难从他身上找到当年那种干练、坚毅的神情，浩劫过后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对这两位老人我是尊敬的。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南渡北归”的关键时刻，违抗父命，选择“北归”，毅然留在故都北平，迎接解放。胡思杜满怀革命激情，投入新政权怀抱，下决心脱胎换骨，与父亲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决裂，在大陆高调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在媒体公开发表批判文章，剑指自己的父亲。后来，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中国革命史教研组担任讲师，工资定为12级，116.30元/月，而同一教研组组长同时兼任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的李泳却定为13级，月工资109.16，与胡思杜年龄相仿的朱铃却只有讲师职称，工资19级，91.94元。从工资单看，当局对胡思杜是礼待的。胡因为什么被定为右派，又是因为什么自杀，因我们当时处于二分部，对校本部反右运动的动向知之甚少。至于胡思杜到底有哪些右派言行？师生群众对他有哪些揭发批判？当年的大一学生几乎毫无印象，他的自杀也未见公开报导和批判，是校方有意淡化，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然，不得而知。胡之划右和自杀，是在多年后才从历史资料中得知一些真像。

唐院“中国革命史教研组”胡思杜、李泳等教师工资单

大二新学期开学，组织我们参加了对机械系56-3学生李××的批判会。李××是由济南铁路中专毕业后考入唐院的，他被列入右派受到批判源于他在个人日记中写过一篇乐府体的长诗《邻女泪》。这首诗叙述了作者亲身经历的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作者童年时代生活在山东农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童年女友，从两小无猜到两情相悦，成年后有了“私定终身”之约。作者考取中专赴省城就读，女孩却因家庭贫寒辍学务农。长诗描述了村头分别时缠绵悱恻的情景，十分动人。一年后假期回乡探亲，突然听说女孩已应“父母之命”嫁给一个军官、自己心爱的女孩，己作他人妇，作者在诗歌里排遣了自己的忧伤，相信女孩仍然是爱自己的。两年后，他再次返乡，听说军官另有新欢，女孩被抛弃，悲伤之余他仍然去找昔日的恋人，在一个磨坊里他们重新见面，正在推辗子的女孩己经头发凌乱、面目憔悴、目光呆滞，完全不见了当年的风华。两人在磨坊里垂泪无语……。《邻女泪》模仿了古乐府体《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的风格，抒发了自己爱情的不幸及对女友的同情。批判这首诗，主要有三个重点，一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恶毒攻击，二是对人民解放军军官进行污蔑，三是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因为我们不在一个班，对李××又没有接触，参加批判会只能是听听接受教育，没有人参加批判发言。因为不在一个班，对李××的处理就不大清楚了，只是听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退回济南铁路中专安置，结局肯定是很悲惨的。

由于当年我们还是大一学生，又地处西山分院，对整个学校运动的情况了解不多。运动后期，我们所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除代院长白铁岩外，还有孙竹生、陈忠淦等，学生中除李××外，我知道还有一个桥隧系高年级姓阎的同学以及铁56一位姓奚的同学，其它还有多少学生被划为右派，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学生中划右的数量不会太多。我们机械系教师中是属重灾区，正副系主任双双落马，他们被划右的原因主要是他们主张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应该有职有权、学校应该恢复“教授治校”的教学体制、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更多地继承老交大的教学传统……等等。教师中有多少人被划右不太清楚，记忆中人数不多，不少知名教授都保护过关。甚至胡适的爱子、《马基》教研组教师胡思杜受到批判“畏罪自杀”事件当时都一无所知，直到若干年后才知其详。根据历史资料查询，1957年唐院的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共69人，其中教师29人、学生40人。教师中的右派大多数仍留在教学岗位，允许他们教课甚至可以参加一些铁路科技项目，如孙竹生仍然参加了国产蒸汽机车的技术改造等。

运动后期，大一党总支要求对同学在反右中的政治表现进行一次背靠背的“排队”，分为“右”、“中右”、“中”、“中左”、“左”几个标签。排队工作由各年级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书记去作，根据家庭出身、个人表现以及在反右中的态度，进行排队。最后报大一党总支并记入学生档案。这个排队是对本人保密的，一旦贴上标签将会伴随终生，影响到今后的使用、提拔，甚至婚姻以及子女的前途，是很厉害的政治手段。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唯一的党员调干生比较注意政策和实事求是，据说是没乱贴标签，连划入“中右”的都没有。

1958年寒假后，和全国高校同步，在学生中进行了反右补课。补课是以“红专辩论”的形式展开的，重点批判了“白专道路”、“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粉红色道路”等思想倾向。随后又进行了“向党交心”活动，号召同学把个人日记、私人书信中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思想意识交出来、说出来，让大家帮助分析批判。后来又有什么“送西瓜”，即大家共同去帮助一个人等等。“红专辩论”是在大学生中进行的一次小整风运动，其目的是向大学生进行 “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思想灌输。后期，在共青团内部进行了相应的组织处分，开除团籍、警告、劝其退团等等，与清华北大比较，处理面要小得多。为了加强党对高校领导，运动后期对学校党团组织进行了调整。过去，各系中共党总支书记一般都是由教师中的党员干部担任，行政职务是系助理。运动后，这种干部配置发生变化，从铁路基层厂段中调入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到各系担任专职党总支书记，取消了系助理职名。机械系党总支书记由从济南铁路局一个机务段段长来担任。对各个班级的团支部书记也进行了调整，一些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的共青团学生干部也由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替代。

反右斗争以后，学校党的领导得到加强，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得到增强，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式受到彻底批判，对唐山铁道学院的历史影响深远。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教授们，虽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但绝大多数没有像北京的右派流放到北大荒，他们仍然留在学校，并且允许他们可以继续担任专业课的教学。孙竹生教授、陈忠淦教授双双落马，划右后被免去系主任职务，降级降薪，但他们没有像北京右派分子那样被流放到北大荒、夹边沟、茶淀等劳改基地，仍然允许他们可以担任专业技术课程。后来仍然允许孙竹生教授参加一些国产蒸汽机车技术改造的科研工作。陈忠淦教授为车辆专业同学讲授《车辆强度》课，虽然身负“罪名”，失去往日风采，但在讲台上依然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并且自编讲义，由校印刷厂蜡版刻写，散篇分发，最后印刷厂会帮你装订成册，成为一本《车辆强度》教科书。同学们对陈教授也是尊敬的，维持着正常的师生关系。

反右斗争是共和国建立后一次有深远影响的全民政治运动，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牵连的不下百万之众，“左”倾思潮得以泛滥，广大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创新精神遭到重创。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55万右派分子重新审查，除极个別外均给予“改正”，使他们的冤案得以平反。我所经历的唐院反右斗争，是在大一时期、是在相对闭塞的西山分院，加之我们都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学生，思想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反映唐院反右斗争的全貌，更无法反映这场政治运动厚重的历史背景。

(2022年9月完稿于北京书斋)

来源：晨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