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月20日，罗大佑2024年“春龙”交响夜音乐会（以下简称“春龙”）在长沙上演。当晚演出的安可曲目是《恋曲1990》：“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在动情的全场合唱中，他度过了7

（受访者提供/图）

7月20日，罗大佑2024年“春龙”交响夜音乐会（以下简称“春龙”）在长沙上演。当晚演出的安可曲目是《恋曲1990》：“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在动情的全场合唱中，他度过了70岁的生日。

罗大佑成名于42年前的专辑《之乎者也》。这张专辑从莺莺燕燕的民歌中拔地而起，将华语音乐带去了另一个境地。乐评人形容，“明明是口语的质感，却带着诗的气质。”

这张专辑几乎每首歌都被乡愁、愤怒和少年意气包裹，罗大佑小心翼翼地游走在情绪与政治之间，看似在给时代挠痒痒，却又在柔情摩挲中一把捏住七寸。他读了七年医学专业，成功考取医师执照，曾当过医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比谁都更清楚如何对人体的病灶一击即中。这个能力被转移到音乐上，他开始试着为时代号脉。最终，他放弃了坐在医院当医生，却为更多人提供了生活的良药。

现代医学无法治愈大部分的疾病，罗大佑面对时代病症亦无能为力。但作为前放射科医生，描摹和切片才是职责所在。他的创作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更上层楼，《未来的主人翁》（1983）《告别的年代》（1989）《爱人同志》（1988）……这些专辑至今仍傲立在华语流行音乐的潮头。尽管他不愿意被这么冠名，但很多人仍称他为“华语流行音乐教父”。

在进入公众视野近50年的时间里，罗大佑从不讳言对科技的审慎和警觉。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香港开设了一间录音室，配备当时最先进的48轨录音技术，却为其取名“唐楼”——19世纪中后期开始在香港出现的建筑，没有电梯，狭窄老旧，是香港“旧时代”建筑的代表。

他短暂地享受了科技的利好（48轨录音设备），但迅速感到恐慌：往下发展是72轨、96轨……无穷无尽。“唐楼”的计算机越来越多，录音软件里键盘乐器的声音越来越多，61键的键盘可以制造、弹奏出一切乐器的声音。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当我熟悉的键盘乐器上面，几乎可以弹奏出所需要的任何声音的时候，我会弃它而去。不，应该说，是它先弃我而去。你想想看，当有一样乐器它上面什么音色、任何声音都有的时候，你要称呼它叫什么乐器呢？我想，原因是我不喜欢‘什么都可以做得到’这个概念。”罗大佑回忆。

在2000年前后的采访中，罗大佑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和数码音乐，保持着鲜明的反对态度，现在，他对讨论愈发热烈的AI同样审慎和警觉。“科技的发展会让人类变质。”罗大佑说。

由此可以将罗大佑看作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他现在的看法与20年前、30年前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只是批判的对象从周围扩展到更广阔的场域，关心的事情也从眼前延伸到人类和地球。

世事变化中，他不断追问同一个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

罗大佑“宜花东鹿”回到鹿港小镇（受访者提供/图）

“我天生好管闲事”

10月26日，苏州湾大剧院，彩排完新歌《地球母亲》后，乐手们纷纷退场，只留下罗大佑在舞台上。他坐在钢琴前，几首肖邦的练习曲从指尖淌出。柔软、幽暗的蓝色灯光将他笼罩，花白的头发也被着色，随音乐节奏跃动，成了银蓝的浮光。

乐队总监朱敬然告诉我，自“春龙”交响夜音乐会巡演开始，每一次彩排后，罗大佑都会独自弹上半小时到45分钟钢琴。

音乐会上，乐手们通常会自带乐器，只有钢琴是剧场提供。所以罗大佑这一举动非常重要，“他在抓紧时间感受与钢琴、音乐、剧场的联结。”朱敬然说。

罗大佑从小学钢琴，也自学吉他，为他日后作曲打下了基础。65岁后，他重新投入古典音乐的怀抱。一部分原因是在践行民间通行的养生要诀：手指动起来、脑子动起来，能与衰老对抗。只是更多同龄人的选择是打马球、跳广场舞或搓麻将。与岁月拔河迫在眉睫，他58岁才有了女儿，要保持健康才能陪她长大。

很快，他意外地发现，年轻时自己精力充沛、手指灵活，却怎么都弹不下的几首肖邦练习曲，现在竟能顺利完成。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弹奏舒伯特、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家的作品时。

他将之归功于专注力的提升、经验的积累、情感的沉淀和人生的体悟。他食髓知味，特地买了架新的三角钢琴放在家中，越发下苦功。“（弹钢琴）给了我很大的成就感。”罗大佑说。

全球演出因为新冠疫情受阻的几年里，罗大佑格外忙碌。2020年，他策划了四场名为“宜花东鹿”的户外演唱会，从鹿港小镇唱到台东、花莲、宜兰。以大地为基，以海天为景，就地取材，随处而唱，户外演唱会在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第一场在鹿港，他第一次在鹿港小镇演唱了代表作之一《鹿港小镇》。四十多年前，他推着摩托车走进一家修车店，与来自鹿港的修车工聊天，听到他说：“好久没回鹿港了。”罗大佑有感而发：“台北到鹿港能有多远？也许就是这种乡愁，将人与故乡分离疏远。”一厢情愿的乡愁转为愤怒，变成了歌。

罗大佑在这首歌里控诉迅速发展的工业文明、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民众无法消化的焦虑，“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舞台搭在鹿港天后宫庙前广场，身后是寺庙的牌坊。他弹着吉他高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夕阳正落下，照得人景一片回忆般的暖黄。

而在台东，他一直等到天色渐暗，才弹起《梦》。“城市晚风。吹荡我的心情，夕阳和那倦鸟已远，告别隐退等着你来临，夜上浓妆，生命里的夜晚，像那生命终该拥有，终于出现你的来临。”

2022年，他收录十余首百年内的老歌，重新编曲，推出翻唱专辑《安可曲》。同年举办线上演唱会，近4200万人观看。2023年，他的声音出现在动画片《长安三万里》的同名片尾曲中。他也为纪录片《何以中国》作曲。2024年，他深感万象更新，以“春”“龙”为名，决意举办一轮交响音乐会。

“我都已经70岁了，我管那么多干嘛？但就是因为我‘管那么多干嘛’，我反而想讲一些大家不太注意、有关于音乐的事情。别人拼命要去赚钱，他们大概没时间讲，我比较可以讲。我天生好管闲事。”罗大佑说。

2024年6月5日，他发布了新歌《地球母亲》，这成为“春龙”下半年巡演的主题。歌里描绘现代文明下众生遭遇的危机：互联网网住了成千上万个灵魂、森林大火有随时烧近的可能、冰山溶解海平面上升……歌的最后，他重复着呼喊：“把祖宗留下的好好的世界还原再给子孙。”

这一态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3年，他写了歌曲《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春龙”苏州站开场前，罗大佑在留言板上留言（受访者提供/图）

舞台的1/17

2024年10月26日晚9点，苏州湾大剧院响起了电影《碟中谍》主题曲《Theme from Mission：Impossible》，同名原曲由Lalo Schifrin在1967年创作出版，1996年U2乐队的鼓手Larry Mullen和贝斯手Adam Clayton加以改编，用作电影《碟中谍》（Mission: Impossible）的主题音乐，随着电影的风靡响彻全球。

演出一改原曲的电子配乐，由长笛、笙、大提琴、军鼓、吉他、非洲鼓等16种不同的乐器串联。16位乐手用各自的乐器分别演奏了四个小节作为自我介绍。在激越的节奏中，观众起立鼓掌、欢呼。此前的两小时，他们经由《你的样子》《追梦人》《恋曲1980》等熟悉的歌声与旋律沉入回忆，不少人泪流满面。

“春龙”交响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歌是《西风的话》，罗大佑用沙哑的嗓音唱出“去年我回去，你们刚穿新棉袍，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高”，真的像是他在对那些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听众们说话。

这首之后是介绍乐手的环节，音乐总监朱敬然说他们本来想改编《光阴的故事》来延续温暖、快乐的氛围，但是罗大佑提出了《Theme from Mission：Impossible》。“我从没想过，因为反差太大了，可用进去发现真的很好玩，只有大佑哥想得到。”朱敬然说

“春龙”以罗大佑和他召集的16位音乐家为主角，在全国十余个城市巡演。罗大佑过去48年创作的歌曲被集结精选，重新编曲后现场演出。

随着《碟中谍》的主题曲，“春龙”苏州站走向尾声。这是团队时隔三个月后再次集结，开启2024年下半年巡演的第一站，设在太湖边的苏州湾大剧院。这里离最繁华的市区近20公里，但罗大佑看中了这里的共鸣、声场、位次排布和器乐效果，执意在此举办。整个“春龙”，罗大佑都没有选择体育馆和体育场。70岁这一年，他选择将脚步留在国内数个可容纳千人的剧院中。

朱敬然在2000年后第一次与罗大佑合作。2010年之后罗大佑结婚生女，重新定居台北，两人再度熟络。朱敬然现担任罗大佑多首歌曲的音乐制作人。这轮演出，他除了担任音乐总监外，还做指挥，也会帮忙和声。

“这是民乐区，这是电子乐区，这是打击乐区，这是弦乐区。”彩排后，他向我介绍舞台，声音伴着罗大佑的钢琴练习声跃入耳朵。台上的乐器中西皆有，除了常见的吉他、弦乐组、军鼓，罗大佑和朱敬然还选了笙、长笛和扬琴。

乐手们都有跨界的本事，负责弦乐区的“玩弦四度”是一个爵士弦乐四重奏组合，流行、摇滚、拉丁、民谣都有涉猎。他们常年奔走在不同歌手的演唱会中。大提琴手叶俊麟刚结束刘若英和徐佳莹的内地演出。打击乐区的乐手吴沛奕是古典音乐科班出身，曾在上海迪士尼工作，参与过音乐剧《狮子王》的演出，他的梦想是用没有音调的打击乐演奏出旋律……

“我们这些乐手来，是大佑哥想要我们的东西，需要我们将自己的创造加入这个乐团里面，而不只是来工作。”吴沛奕说。最初演奏《之乎者也》时，他只用了一个UDU（一种打击乐器），罗大佑希望能有更多世界音乐的感觉，他在歌曲里加了中东鼓、非洲大鼓和泰国铃，配乐因此有了层次和多国风情。“每个乐手都是这样，跟我们讲大概要怎样的感觉，我们去体会，再用乐器呈现出来。”

长笛手Jenny第一次参与“春龙”的演出，她曾是rapper蛋堡的笛子手。这轮演出中，长笛和笙在《船歌》中有一段对垒。《船歌》是罗大佑为电影《八两金》创作的主题曲，由齐豫演唱。这是他用民乐五音（宫商角徵羽）创作的代表作，这个风格也延续在他之后的作品中。这次音乐会，他将一些经典歌曲改为纯乐器演奏，《船歌》是其中一首。

“之前的长笛老师有事不能来，我代替她。长笛的角色蛮重的，姜老师（姜均）吹笙很有气魄，我也被他激发。”Jenny说。罗大佑认为，苏州场第一天她非常紧张，但第二天她的状况大为好转。“在现场能感受到非常即时的反馈，由此做出调整，很快能适应演出。”罗大佑说。

演出开始前半小时，罗大佑从休息室走出，乐手们鼓掌欢迎。他已经整理好了妆发，花白、蓬松的灰发由发胶卷出形状，熨帖地贴着头皮，换上了白色衬衣、藏青色马甲和黑色西裤。

他已70岁，但身材与刚出道时一样瘦削干练。年轻时，他曾是学医的青年，这个身板只能让白大褂挂在肩膀上透风。如今身材一如往昔，黑色马甲紧扣在腰间，显得四肢更加修长。

罗大佑对乐手们讲当下的感想，讲完后绕场一圈喊“加油”。这是演出前的固定流程。每次讲话都是罗大佑即兴发挥。

四个月前，“春龙”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在长达半年的阴雨连绵后，广州终于迎来久违的晴空万里。当时装修了近一年的中山纪念堂尚未竣工。这里白天是景点，晚上则成为演出剧院。

那天，罗大佑谈了很多历史和音乐：“中山纪念堂建立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这里演奏当下的音乐。要珍惜历史和音乐的碰面。”而在苏州，他说：“我70岁了还练肖邦，音乐是一辈子的事业。”

“他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不只是一种仪式感，”叶俊麟说，“他是在强调自己进入了演出的状态，台上一共有17位音乐人，他是舞台的1/17。”

导播通知离演出开始还有八分钟，小提琴手、贝斯手、鼓手、钢琴手各自归位。叶俊麟从盒子里拿出大提琴弓擦拭，贝斯手陈信伯将贝斯挂在身上，扬琴手杜宛霖敲出了第一个音。现场有烟雾浮上，像硝烟滚滚的战场。

剧院门口，观众正在陆续入场，两米高的留言板最高处，是罗大佑在演出前写下的一句话：“我们为世界上的人类演出！”

排练结束后，罗大佑习惯独自弹琴半小时到45分钟（受访者提供/图）

这个世界那么多问题，好像应该帮一下忙——对话罗大佑

人类以后要是灭亡，一定跟高科技有关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这次要把《地球母亲》作为一个重要主题？

罗大佑：地球暖化这个议题太重要了。全球结束了几年的瘟疫，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我）发现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的敌意非常深。你看（现在的）战争就知道了，停不了的。所以人类特别需要把老祖宗那种“仁”表达出来。所以有些事情我就得做。

（现在）敌意深埋在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最基本的日常中。那么多媒体、科技、网络掩盖了很多敌意，一片假象。我不知道这个敌意从哪里来，但一定跟科技有关，也一定跟瘟疫有关，跟这个时代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有关。

主要的凶手一定会产生在全球暖化上，因为这个事情没办法深入解决，现在就没办法解决海平面上升。靠一个国家不可能解决。那种不安的感觉就一直在酝酿。这首歌歌词里面有“赢者全拿”这四个字，这太恐怖了。

（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的确存在这种情况。

罗大佑：如果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那人类真的惨。第一名算100分，赢了全拿走。第二名能不能做到99分呢？但（第一名）那个人全拿，那他为什么要做那么好？所以他就混，后面98分、97分……全部在混。大家目的只有一件——赢。

赢者全拿其实跟科技很有关系。科技进步到现在这么厉害的阶段，照理说可以对人类有实质的贡献，但是其实造成的负面问题比贡献多多了。

我们之间非要视讯不可吗？非要这样联络不可吗？打个电话不行吗？没有。听到电话响就是不自然，非要发信息不可，什么时候电话变得不自然了？听到对方的声音不是很好吗？每个人发的信息都差不多，“生日快乐”“节日快乐”。我宁可听到不一样的人的声音，我姑姑的声音，我女儿的声音，她们告诉我：“生日快乐。”虽然讲一样的话，可是声音不一样，里面的情感就不一样。人的声音是表达情感很重要的维度，100个蛋糕、200个happy birthday、一堆彩蛋，那都是假的。

现在大家都是（追求）更方便，更有效果。可是那对人类的实际生活没有帮助，对人类的前途有很大伤害。只是伤害还没有那么清楚而已。

尤其在数字技术和网络科技出来以后——现在再加一个AI科技——更加明显。人类以后要是灭亡，一定跟高科技有关系。

（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AI？

罗大佑：我觉得它再怎么火都是被拱出来的。比如开车，为什么非要自动驾驶不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证明真的完全不用人驾驶。驾驶是一个乐趣，为什么非要让它帮你开车？

有人说晶片发明很棒，可是它极度耗电。我们的电都已经不够用了。我在台北看新闻，都拼命说没问题。说没问题，都是有问题。但是一些很真实的问题，比如珊瑚的白化，没有人真的在乎。

今天我们这个剧院在以前来讲是很大的，以前的剧院大概五六百人就已经很大了。以前没有麦克风、音响，现在有麦克风、音响，我们再拼命加视觉、视频，人类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已经开始麻木了。因为高科技的关系，人类已经开始变质了。所以彼此间那种敌意会那么强烈。你看以色列跟加沙的战争，以前不知道会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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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但是在一战、二战的时候，科技没有那么发达，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或许也很重。

罗大佑：我歌词里面写地球看起来已经万病丛生，这在以前的世界是没有的。一战、二战时地球没有那么多问题。现在是地球有问题，明天的天气都有问题，连我们呼吸的空气都有问题。照我们现在的科技，预报天气应该会准确，可是不准，这就表示地球已经在做一个很大的反扑。

美国的科技够发达，可今年飓风已经两次了，多少房子停电。这有点像一个诅咒，人类真的要很小心，否则世界末日真的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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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这样的环境会让你焦虑或者忧愁？

罗大佑：年轻的时候会，我70岁了还有什么好焦虑，还有什么好忧愁？我都快死了，就无所谓了。但是不能不替下一代想。我当然是关心，希望可以唤起大家的良知。

你看我们的音乐会，现在哪一个演唱会把指挥摆得这么明显？我们会。我们乐手比较多，他们真的在投入演奏，而且这么小的厅，如果出了什么错误很容易被抓到。但这一切都是必须的，因为我得把原来音乐里面最珍贵的灵魂、人类的灵魂表达出来。

科技把所有人逼向了“一定要赢”。越发展投资越大，投资越大就越输不起，越大的公司越输不起，下手就越狠。其实越大的公司能做越多为人类服务的事情，做更好的事情他们会越来越好。但因为他输不起，（输了）别人把他的全拿走怎么办？

他们说大数据（发展起来）以后不需要律师、不需要医生……这个世界的结构就完全垮掉了，用大数据就行了。人类会被控制在科技里面。需要医生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病人的病虽然一样，但这个病人本身不一样。这个人患了这个病跟那个人的这个病有本质上的差异。还是要看医生的原因，是因为医生知道你虽然是这个病，可是你因为有那个东西，所以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医生会把病人当人看，AI只会把病人当病看，当成一个数据。可人来看病，他是个人，是人生病，不是病生人。

这样最大的问题是会把整个系统破坏掉。我们花了几万、几千年，好不容易建构起一个很健康的人类互相帮忙的——当然有时候也有矛盾——这种社会结构，AI根本在破坏这个制度，不是在帮这个制度。

（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这会让你主动远离这些科技吗？

罗大佑：我用得比较少。当然手机我们很难说不用，我和我女儿联络会用视讯。可是我现在把它当作听收音机或者直接转去电视，就像在听广播或看电视。

我三天不用手机、一个礼拜不用手机，我可以。以前我在香港弄唐楼（录音室），我发现科技真的很厉害。那时候香港只有32轨的录音室，我弄了48轨。香港很多歌手录音都去过。但后来发现科技很难挡，现在48，之后就是72，再后来就没完没了。我就意识到科技这类事情一定要用得很小心，千万不要掉进去变成过度使用。

（受访者提供/图）

音乐人聚在一起，第一件事就是调音

南方人物周刊：但如果我们把科技的发展形容成一种时代的特征，一种大势所趋，你这种远离科技的想法很难做到。

罗大佑：这次“春龙”其实对应的就是这个。音乐要表达的还是一种爱，是一种人的情感，是正面的能量，就像1980年代华语歌手们唱《明天会更好》。

音乐人的本质就是在寻求和谐。我们生来就讨厌战争，打仗了怎么唱歌给别人听呢？我们聚在一起，第一件事就是调音，找到和谐。音一走怎么做音乐呢？这是音乐人的基本。人也是啊，除了竞争以外，要找到一种相处的模式。

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要有共识，不单是以色列问题、乌克兰问题。还有所有人共同的问题，公海的污染问题，空气也不管……空气是流动的，如果你放你的烟囱，我弄我的节能，没用啊。人类的命运是通的，我们不能不管。

（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一部分是出于音乐人的使命感？

罗大佑：对。比方说《地球母亲》是讲爱与和平跟包容。这样的音乐，你听着舒服，甚至有一种幸福感，才会觉得要给我孩子听，要让我的朋友听一下，你才会愿意去学，才会留存。

贝多芬耳聋，最不快乐的时候写了最快乐的歌，为什么？他受苦了，但不想让人家觉得生命有那么惨，要说我顶得住。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要抗争到底。他就把爱的东西、幸福的东西留下来，这样才伟大。他没版税的。现在的人缺乏这种（大爱）。

（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基于感觉到现实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迫切想要做点事情？

罗大佑：跟疾病（新冠疫情）大概有间接的关系，但不是最直接的关系。（那几年）大家都停掉了，音乐界出现了一些问题，演唱会又不能开，也不能聚众，这个时候反而要做事情。

大家拼命做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没人做的时候，声音不能消失掉。我们做的是不一样的，像“宜花东鹿”，我们跑到没有观众的地方、跑到大自然里唱歌。当然我们还是借用科技，用科技让大家在那么紧张的时候可以看到，可以听到。

这场瘟疫其实对任何一个成熟人来讲变化都很大，但是我的情况比较有趣，我都已经70岁了，我管那么多干嘛？但就是因为我‘管那么多干嘛’，我反而想讲一些大家不太注意、关于音乐的事情。别人拼命要去赚钱，他们大概没时间讲，我比较可以讲。我天生好管闲事。

（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当年写《明天会更好》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吗？

罗大佑：《明天会更好》后面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把歌弄成那个样子，有那样的旋律，跟这样的想法有关系。

写歌的人一定要有一种想法：我写这首歌，皇帝听了是这个感觉，乞丐听了也是这个感觉。一定要有人人平等的感觉，不能这个歌就是特别为了某些人做。

所以回顾罗大佑所有的歌曲，会发现我的歌曲很注重人的平等性。每个人都有个心，要让他找到舒服的、幸福的、善良的、美的共鸣，这才是做音乐的人应该走的一个路线。

南方人物周刊：但是在这么多表象之下把共鸣的东西挖出来，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罗大佑：没关系，也不是没痛苦过，我蛮习惯痛苦的。也有歌写得不好的时候，大家能听到的当然是好的。多少歌写完以后我觉得算了，甚至录音完了我觉得算了。如果弄出来的东西是好的，我会知道。那这是最大的安慰。我达到了心里的标准——感动自己。

罗大佑演唱新歌《地球母亲》（受访者提供/图）

过度追求流量和票房，音乐会死掉

南方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地球母亲》这类歌是你现在特别想传递的价值观，但观众最激动的时候还是在唱《追梦人》《童年》《恋曲1980》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这种落差？

罗大佑：那些歌大家已经听过很久了，他们在卡拉OK里面唱了多少次。他们才认识这首歌（《地球母亲》），不会马上有反应。这跟人一样，我今天才认识你，我会多感动呢？但假如我认识你30年，你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我突然看到你，会滔滔不绝。

他们听那些歌时，他们人生发生了很多事情，《恋曲1990》这个歌，他们会联想到以前的女朋友，失恋了，女朋友也结婚了，自己也结婚了，各自有了孩子……那是人生的故事。这是他们特别感动的原因。他们被自己的故事感动，而不是被我的歌。那个感动很真实，而且年代久远，久到20年前、30年前，那个故事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他们是为自己的青春、为自己的恋爱、为自己的成长、为自己的哀伤、为自己的忧郁、为自己的幸福去感受那首歌。我刚刚写出来的这首歌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今晚大家都唱得很开心，唱那么大声，我想在他们睡觉的时候还会流眼泪，真的会有灵魂的共振。这些音乐会勾起他的回忆，旧的回忆又跟这些新编曲的歌弄在一起，不同的时间共聚一堂，会有这种（共振）。他不会在睡觉之前就忘记，不会。我跟你保证。

我提倡一点：不能把票房当作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演唱会开多少场才是成功，不是流量高达几百万才是成功。大家都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音乐会不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用社交媒体去哗众取宠，就算我们不知道，也会有专家来告诉我们怎么把流量弄成这样。可这变成一个共同价值观的时候，音乐一定会死掉。

我觉得不健康。那会让很多歌手、很多创作人变得投机，用非音乐的方式去招引别人的注意、去增加流量。

以前没有科技帮忙，贝多芬、莫扎特他们的时代没有流量，连版税都没有，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我8月才去了维也纳，每一场交响乐演出都一定有莫扎特，他凭什么留存那么久？莫扎特到每个国家跟教皇、跟皇帝在一起，他写信回家：“他们都不跟我聊，我跟他们吃饭，他们把我放在厨房，让我和跟厨师吃饭。”可是你说谁更伟大？那么多皇帝谁记得？但每个人都知道莫扎特。

莫扎特35岁就死了，舒伯特31岁死了，他们写那么多作品，为什么？上天让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我看这个有没有人做过，没有人做过，那大概就是我来做了，我一定把它做好。他真的就是做到他死为止。

所以不要为当下（的利益）做那些事情，而是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原因。

罗大佑和乐队演出新编曲的《你的样子》（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写歌的时候也有这种“上天给我这个能力”的感觉吗？

罗大佑：这个能力是慢慢出来的。一定有一个更高的老天或者是谁给我这样的能力，我慢慢更成熟，找到能力去跟别人沟通。但这样的感觉来自哪里我不知道，可能跟我爸我妈的遗传也有关系，或者跟什么都有关系，但绝对不是仅靠我个人。

我们都被赋予了很多条件，这个条件经过挣扎后成为一种选择，选择好就弄这个，跟老天的旨意应该也有关系。我以前要做医生，不干了反而做音乐，这也是其中之一。就像现在70岁的我难道就退休、就放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那么多问题，好像应该帮一下忙。

我当然希望我的歌能留下来，在我死后传唱

南方人物周刊：听说你现在每天花很多时间练钢琴，为什么？

罗大佑：要继续努力啊，既然没法创造流量，难道不叫自己好好高兴一下？弹钢琴可以感觉到肖邦、舒伯特他们这些伟大的作曲家，弹出来会觉得音乐声太美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练不起来，即便从婴儿开始学琴都没用，有些东西就是不行。但年轻的时候练不起来的东西，现在反而练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专注力，加上积累了更多的技巧，对人生有更多的体验，更知道怎么去表达感情这回事情。我现在弹很多曲子，以前却弹不了，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成就感。音乐人就是要这样子。

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前人没版税，做得那么辛苦，还这个病那个病，那么辛苦。我们幸福太多了，我们有版税收入。

南方人物周刊：版税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罗大佑：它一定会是（创作）原因的一部分，因为你得有收入，它是工作的一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你刚刚提到年轻人，近几年你跟很多年轻的艺人都有一些合作，像这次“春龙”也有很多年轻的音乐人参与，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你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怎么样？

罗大佑：我得告诉他们一些我对音乐的理念。刚开始练歌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可是一旦接触了观众，他们就会接收到观众的反馈，他们就会投入到100%，因为自己进入一场竞争中，从观众的反应里抓到那个点，他会思考为什么刚才那首歌反应没有这一首强？为什么观众会感动？他们才发现原来刚刚这么投入去演奏，就有这样的回馈。他们原来不知道，投入观众原来有这种感觉。所以跟年轻音乐人要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沟通模式。

南方人物周刊：那你们对科技的看法会有冲突吗？

罗大佑：当然会不一样。可是这种距离需要更长时间的累积（来拉近）。

南方人物周刊：我看你20年前的采访，当时数码科技刚刚出来，那个时候你就挺反对，非常审视和谨慎，你说数字的东西会让音乐变得特别恐怖。

罗大佑：我现在还是这样，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变。

刚才我讲共鸣、讲歌曲、讲肖邦，我觉得每一个作曲家不是为了永恒的旋律去创作，而是在创作里面寻找一个真理，一个truth。这个价值观会永远存在，有些东西就是不变的。这也是它为什么流传那么久的原因。

但要问真理是什么，其实不容易完全了解，但是好像越来越接近。我想直接大胆地讲一句话：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作曲家就是肖邦，可是在他那个时代里面，听过肖邦亲自弹演奏会的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不超过几千人。我们今天一场就不止两千个人了。另外有一个钢琴家叫李斯特，他是一个很用力、技术很好的钢琴家，可是你把作品摊在历史上看，肖邦是从这里排到这里（比划半米长），李斯特大概只有中间一段。那是为什么？那就是来自人的意志力跟他的坚持、跟他非要把功课写到那种地步不可。肖邦的东西不重复的，他的曲子里找不到漏洞，改一个音都不行。

“春龙”苏州站大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肖邦的作品里面的关于人性的真理是什么？

罗大佑：真理就是做一个作曲家，一定要做到perfect，完美，做到你自己觉得不能更好的完美为止，否则就不要把它发表出去。

南方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作品也像肖邦那些艺术作品一样流传吗？

罗大佑：我当然希望我的歌曲留下来，在我死以后传唱，这是我最高的优先顺序，这个比我能不能赚到多少钱重要太多了，但也只能是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做到最好。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