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杀，一部不如一部

摘要：“误杀”系列一直是电影市场的票房宠儿。第一部票房13.33亿、第二部11.21亿，来到第三部，尽管市场冷清，《误杀3》依然造就了上映10天票房过5亿的数字。

评分跌到6.1，票房却逆势上涨——巨大的反差，造就了《误杀3》商业成功与艺术成就无法兼得的尴尬处境。

“误杀”系列一直是电影市场的票房宠儿。第一部票房13.33亿、第二部11.21亿，来到第三部，尽管市场冷清，《误杀3》依然造就了上映10天票房过5亿的数字。

在系列监制陈思诚的把握下，《误杀3》换了新人导演甘剑宇执导，但故事的主要元素换汤不换药。主角依然由肖央饰演，背景依然是东南亚某个虚构国家，剧情主线依然是父亲对孩子的救赎。

对比前两部，《误杀3》的叙事框架更庞大了。首先就是犯罪规模升级，故事的展开不再围绕一条被误杀的生命，或者一座被劫持的医院，它缠绕着一条全球儿童拐卖犯罪链条，以及一座隐约藏在帷幕之后的邪恶岛屿。

对比前两部，《误杀3》的叙事框架更庞大了

肖央不再扮演普通百姓，而是名门富商；被牵扯进来的不只是街坊邻居和督察长，而是全球实时直播的网友与国家安全署署长。

线索和人物更复杂、宏大、令人头晕目眩，但故事本身却比较第一部索然无味了。

来到第三部，“误杀”系列走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这也是一众系列电影极易走入的陷阱——为了所谓的“自我突破”一味拓展叙事版图，结果无法驾驭、适得其反。观众反馈的一路下跌已说明一切。

而对于创作者而言，更危险的，是对同一套叙事模板的自我复制。到了第三部，“误杀”系列电影的生命力似乎已消耗殆尽，走入穷途末路。

对于热衷悬疑作品的观众来说，《误杀3》的诡计是如此落俗，几乎每一处自以为精巧的设计都在既往经典悬疑作品中司空见惯。

比如绑匪与主角在电话中玩问答游戏的桥段，就是《神探夏洛克》中莫里亚蒂教授捉弄福尔摩斯的一贯伎俩，熟悉得令人生出一丝厌倦。

结尾的情绪高潮，安全署署长要求肖央饰演的郑炳睿在两个炸弹按钮中做选择，这是政治哲学中最经典的电车难题，也是被无数犯罪片用以刻画人性幽微的惯用桥段。

《误杀3》截图

更不要说受害者联盟设局复仇了。这个招数在同样由陈思诚监制的影片《消失的她》中就用过了一次，这部电影在2023年夏天取得了35.23亿的票房成绩。《消失的她》的片尾反转已经令人瞠目了一次，时隔一年半，另一部悬疑电影再换汤不换药地重演一遍，实在难以激起部分院线观众的惊呼。

诚然，剧情中一些小反转的设计是精巧的、环环相扣的。通过不同角色视角所呈现的记忆误差去呈现真相与人性的复杂，随着剧情进展，主角郑炳睿一层层撕扯下脸上的伪善面具。

然而，在故事中前期吊足了观众胃口，谜底却与其他大热电影“撞梗”——给人的观感就像好不容易吹胀的气球突然被针戳破了一样令人沮丧。

《误杀3》剧照

尽管《误杀3》与《消失的她》是同一出品公司，“撞梗”大概率是一次偶然，并不涉及抄袭。但这种偶然对于后来上映的悬疑电影来说，是足以致命的缺憾。

遗憾之余，我不禁思念起《误杀1》曾经给人的惊喜。

《误杀1》并没有多么狡黠的诡计，它甚至直接把主角伪装不在场证据的过程袒露刻画给观众看。主角利用电影《蒙太奇》中的技法，通过对旁人的暗示与时间线的缝合，制造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那机智、细腻和惊险的伪装过程依然令人在观看期间始终揪着一颗心。

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主角李杰维与督察长拉韫的拉锯战，期间李杰维的几次疏漏，拉韫如动物般的直觉与对线索的捕捉，两个人为了孩子，进行了一场智力与心理上的贴身肉搏。

《误杀1》中的李杰维和督察长拉韫

《误杀3》中似乎也曾想设计类似的富有戏剧张力的对峙。遗憾的是，它并不如《误杀1》一般机智——只是在电话中进行几场你问我答可算不上什么“智斗”。它也并不惊险，肖央饰演的郑炳睿始终被刘雅瑟饰演的绑匪玩弄得团团转，一直处于被动位置，受害者联盟的复仇计划实现得严丝合缝，几乎没有偏轨或失控的时刻。

唯一的失控，大概就是段奕宏饰演的警方负责人张景贤被安全署长枪杀。却也只是如此，凸显了暴戾，没有缠斗。悬疑电影本应紧张刺激的心理拉锯在一次次密集的反转之中被稀释淡化、聊胜于无。

《误杀3》糅合了无数个看似刺激的元素，绑架、谋杀、儿童拐卖、复仇、阴谋、网络直播与舆论监督，极大地刺激观众的感官，整体观感却不如第一部精巧、高级，反而显得累赘、冗余。

这是“唐人街探案”系列走过的老路。一味地追求刺激升级，续集电影一部比一部场面更庞大、星光更灿烂、规模更复杂，口碑却一部不如一部，远不及当初“小而美”的《唐人街探案1》。

《唐人街探案1》剧照

《误杀3》也是如此。它规模更大、节奏更快，从第一部的误杀案升级成为一个庞大的犯罪链条，垒砌成一幕幕罪恶奇观。但奇观的堆砌很快就令人脱敏了，没有好故事和好角色的支撑，它们最终都会成为一堆流于表层、乏善可陈的装饰品。

由此，《误杀3》对儿童拐卖这一社会议题的刻画显得并不够真诚。

一部商业大片希望尽可能地展现对现实的关怀，这值得赞许。然而，假如这个现实议题被加以种种过度奇观化的包装，就会在观感上显得更像“装饰”而非“关怀”。

比如肖央饰演的郑炳睿。他本应是个足够复杂的角色，最早是被拐卖的儿童受害者，在童年时期就伙同加害者拐卖他人，最终长成了这个曾经伤害自己的产业链条的一分子。

肖央饰演的郑炳睿

这种“向恶”的转化值得更细致的凝视与刻画，并且可以透过它去观测被拐卖儿童的心理创伤。而在实际影片中，这种人心的变质被当成叙事反转的一环，节奏匆匆地一笔掠过。

拐卖需求从哪儿来？社会结构如何包庇它？受害者为什么会在其中转化成加害者？奇观和反转挤占了过多的叙事空间，导致人物的流动变得单薄、刻板，围绕儿童拐卖犯罪产业的种种重要细节因此失焦。

于是，就像香港电影惯于刻画贩毒组织一样，似乎只是因为这种犯罪组织性质足够恶劣，容得下暴力、性、剥削等罪恶奇观，足以制造猎奇，才会被一部电影选中。

只是怀疑，并非指控。创作究竟是否“真诚”，人心只能自证，能为外人所道的，只有作品所呈现的“观感”如何。

《误杀3》剧照

不过，将儿童拐卖犯罪组织塑造得如此奇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足以令一些人印象深刻、警惕并厌恶，以至于这种情绪可以穿透银幕，实现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就像《孤注一掷》对东南亚诈骗组织的罪恶塑造，让反诈宣传乘风借力，抵达了此前难以想象的广泛程度。如果非要这么说，《误杀3》对“因果报应”的崇尚、对“坏人终有报”的笃信确有其现实观照，这也是一部商业电影所能秉持的善意。

尽管导演不同、故事不同，“误杀”系列三部电影还是呈现出了气质上的延续性。

它们拥有一致的结构与元素，比如都在讲述父亲对孩子的救赎、权贵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利用与倾轧，并且公众舆论在故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足以逆转局势的角色。

这种叙事结构的成功被《误杀1》的票房与口碑成绩验证，继而被移植至第二部、第三部。

《误杀1》剧照

如今流行的一种评价是，监制陈思诚是个拍电影的“产品经理”。的确，他在商业电影的工业化、模式化中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唐人街探案”系列是一例，“误杀”系列是另一例。

他深知怎么讲故事可以撬动社会情绪、吸引最大范围人群的关注，并将这些被市场验证的成功经验自我复制，取得了这两部系列电影的票房收获。

这种模式是美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电影产业所走过的辉煌大道。

但固定模式之下，系列电影的高度近似性不可避免地带来审美疲劳，这也是成功的产业化电影后来走入的死胡同。

固定模式之下，系列电影的高度近似性不可避免地带来审美疲劳/《误杀3》剧照

“超级英雄”电影曾经多么举世惊艳，如今就多么令人厌倦。韩国现实主义影视作品曾经影响了法律的出台，如今也在财阀、霸凌、复仇几个元素之间鬼打墙地空转。辉煌一时、曾经捧出无数巨星的港片被毒贩、枪战、警察内鬼几个元素深刻捆绑，即使请再大牌的明星来出演，都无法掀起如今电影市场的波澜。

“误杀”系列电影的模式化，迟早也会落入这种圈套，无法满足观众对新鲜感的需求。

比如权贵对平民的倾轧，平民对权贵的反击。这的确可以击中观众情绪痛点，制造“爽感”。但如果不对其中关系的复杂性做更深刻的挖掘，迟早有一点会令人食之无味。就像人们调侃韩剧的大反派永远是财阀，“误杀”系列的幕后黑手永远是身居高位的官员，他们的傲慢、暴戾、腐败，犹如脸谱一般，复刻到了第三部，已经难以给人更新鲜的感受和更复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