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乔姆斯基试图通过挖掘人类语言的基本特质，探究人类认知的范围和局限性，重构人类心智的运行模式，从而揭示意识的本质。他认为自然演化赋予了人类语言的基因禀赋，但其根源具有神秘性，鉴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性，我们目前暂且无法彻底地认识它们。为了纾解如此困境，他提出了重塑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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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梁

摘要：乔姆斯基试图通过挖掘人类语言的基本特质，探究人类认知的范围和局限性，重构人类心智的运行模式，从而揭示意识的本质。他认为自然演化赋予了人类语言的基因禀赋，但其根源具有神秘性，鉴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性，我们目前暂且无法彻底地认识它们。为了纾解如此困境，他提出了重塑物理学概念范畴及放弃追求世界的可理解性，进而构建可理解的解释性理论等策略。乔姆斯基关于语言本质的哲学思想是本体论上的自然主义与认识论上的新神秘主义的结合，是我们认识其语言研究方法论的钥匙。

关键词：乔姆斯基；语言；基本特质；认知局限性；新神秘主义

0. 引言

乔姆斯基（Chomsky，以下简称乔氏）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理论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本质、来源和使用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些问题多从其心智主义、内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乔氏将理性主义和语言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结合起来，其所主张的是一种科学的理性主义（徐烈炯 1993；宁春岩 2000；程工 2001；戴曼纯 2002；程芳 2007；吴刚 2003，2008；胡朋志 2011；杜世洪，黄林慧 2019）。也有学者探讨乔氏哲学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或质疑其适切性（石毓智 2005；王寅 2002；杨秀珍 2004；赵登明 2014）。然而，鲜有研究具体而系统地揭示乔氏语言理论研究中所蕴含的新神秘主义观。

为了对乔氏这一观点进行深入解读，以更好地理解其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及语言/心智哲学意蕴，本文拟主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1）乔氏语言研究的新神秘主义观主要有哪些表现？（2）为什么人类的认知局限性是导致语言知识神秘性的关键？（3）如何纾解语言知识的神秘性与人类认知局限性之间的张力？

1. 新神秘主义

新神秘主义（new mysterianism）最初是由弗拉纳根（O. Flanagan）提出的一个术语，用以称呼内格尔（T. Nagel）、麦金（C. McGinn）等人的心灵哲学观，被称为“一种直刺科学主义心脏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主张“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诠释意识”（Chomsky 2016：33）。新神秘主义坚持自然主义立场，认为心灵或意识是存在的，包含自然的属性，也依据自然原则运转，但怀疑科学最终能否解释意识的本质及对心灵问题作出满意解答。新神秘主义也可称作认识论的神秘主义，它与旧（传统）神秘主义或本体论的神秘主义不同。因为后者认为意识是内在神秘的或超自然的，存在如上帝、灵魂等神秘的东西；而前者则认为人的心灵之所以不能理解意识，是因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而不是意识有任何超然的东西（刘明海 2010；陈丽 2014：ix）。

新神秘主义“始作俑者”之一的乔氏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新神秘主义观，并把新神秘主义和内在主义视为多种形式的公理，而非异端邪说。他说：“人们认为我是引发这种奇特后现代异端邪说的罪魁之一，不过我宁可将它换个名称：公理（truism）。40年前，我在提出问题与奥秘之间的区别时就有如此的想法。”（Chomsky 2016：33）他还拓展了新神秘主义的内涵并且赋予这个术语更广泛的适用范围，指出该术语现在使用的范围已经宽泛很多，涉及人类智力可及的诠释范围和属性等诸多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意识问题，即广义的新神秘主义。他说：“在我看来，这个术语的意义应该更丰富……我们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奥秘。”（ibid.：40）乔氏的新神秘主义观影响了麦金、杰瑞·福多（Jerry Fodor）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一股新秘境主义思潮（Flanagan 1991；孙玉 2017）。

麦金用自然化的神秘主义（naturalized mysterian-ism）来阐述其新神秘主义的心灵哲学理论。一方面，它像一般神秘主义一样竭力展示、论证世界，特别是心灵－意识的神秘性；另一方面，又别出心裁地论证神秘主义与自然主义以及最新科学成果的一致性，甚至把它论证成自然主义的一种形式（McGinn 1999）。新神秘主义在重构理论时不仅运用诸多经验和主观验证的方法如玄想、想象等，还积极吸收、改造已有的科学理论，与时俱进，努力给新神秘主义贴上科学的标签（高新民，郭佳佳 2020）。麦金曾用乔氏的“神秘的自然”来描写人类没有解决意识问题认知能力的困境（徐立江，檀沐延 2013）。

2.乔姆斯基语言研究的新神秘主义表现

乔氏认为，引力、心灵、语言演化、语言创造性以及艺术创作的本质均存于人类认知能力之外，是无法解开的迷题（Chomsky 2016：50；孙玉 2017）。他将人类独有的语言能力及内语言中的具体实例均视为源于共享的生物基因天赋（Chomsky 2016：22）。“生物基因”给乔氏的语言研究贴上了科学自然主义的标签，而“天赋”则富有神秘性。但乔氏认为天赋论不是神赋论，天赋属性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戴曼纯 2002）。因此，他主张心智和语言是世界的自然组成部分，而不是超自然的形而上学实体（Chomsky 2002：75-77；吴刚 2000）。他援引休谟（David Hume）的话说，“‘人类的大部分知识’有赖于‘源于大自然初始之手’的‘一系列自然本能’——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遗传基因的馈赠”。亦正如他所言，“大凡接受现代生物学的人，应该也是神秘主义者”（Chomsky 2016：50）。

2.1 语言知识的基本特质

乔氏以挖掘语言的本质为抓手，揭示人类语言的自然禀赋，试图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模式。乔氏等人吸收包括现代遗传学、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对人和动物交际系统比较研究等最新成果，将语言能力划分为广义语言机能（FLB）和狭义语言机能（FLN）（Hauser et al. 2002；Berwick & Chomsky 2016：111）。广义语言机能包括三个部分：内部运算机制（FLN）、感觉运动系统和概念意向系统。FLN则为FLB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独有的内在于个体和抽象的递归性运算生成程序，是生物语言学锚定的核心研究部分。

FLN可以产生无限的、由层级结构所构成的表达式，而这些结构表达式则可以通过概念意向系统的接口内化而建构思想，并且可以通过感觉运动系统的接口外化而用来交际——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基本特质（basic property of language）。它亦被称为内语言或者I-语言，也是语言使用者所拥有的知识，包括词项、层级结构和递归合并等内容，其中递归合并为关键核心机制。乔氏把FLN描述为按照计算效率原则而进行最简递归合并操作的系统模型，其最简化形式可以表征为：把已经存在的两个词项客体X和Y组成一个新的集合{X，Y}。语言的基本特质非常简单，与大自然的其余组成部分一样，符合揭示复杂表象的简约性“神奇原则”（Chomsky 2022）。乔氏等人认为语言系统既独立于其他认知系统，又是与它们相互联系和制约的认知子系统。因此，FLN或FLB之外的其他系统对语言的使用有诸多的限制（Hauser et al. 2002）。

2.2 语言知识的神秘性

2.2.1 词项原子概念之不为人知的产生机制

FLN语言运算操作过程中的词项即为乔氏所称的类词（word-like）原子概念（Chomsky 2016：41）。这些类词原子概念成分在进化意义上先于合并操作而存在，它们没有音韵属性，只是单词形态之物而不是单词。它们从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交际系统，为人类独有。其数量大约在3万到5万个，是合并操作的计算对象，为内语言表达式的组成元素。它们是人类辨别力（cognoscitive powers）的一种抽象的创造物，是一种心智意象，没有具体的对应物，它们的产生机制还不为人知，人类甚至对其还缺乏充分准确的描写（Berwick & Chomsky 2016：85-90）。

乔氏说，“无论我们将其视为概念还是语言的词汇项，运算原子的演变依然神秘。在其他动物的符号系统中，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事件似乎是直接关联的。人类语言的符号则截然不同。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现象，也没有词与物的对应关系。物就是独立于心智的存在物，没有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以及当代外在论者（externalist）常说的技术意义上的指称关系”（Chomsky 2016：90）。所以他又指出，“人类语言的原子概念不选择精神外世界的实体，对于人类而言，显然不存在‘参照’或‘指示’这样的概念”（ibid.：42）。

人类的运算原子与独立于心智的客观现实之间不存在构成性因果关系，它们并不是由外化过程构建的（ibid.：13-14）。乔氏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即使是最基本的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人类也是基于有限的依据获得；即使存在很多的感官局限，人类也能在幼年阶段迅速获得。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错综复杂的结构凭借的是“天赋认知力”。乔氏进一步指出，“一旦操作超越了指涉的简单元素，复杂性就迅速增加，由此进一步证明：心智的先天属性在获得和使用这些简单的元素（运算因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ibid.：44-45）。

2.2.2 层级结构依赖性之儿童语言习得偏向性

语言不是由人类设计的，而是生物的自然禀赋，或者说是生物客体（ibid.：9，26）。乔氏指出，只要认真研究旨在揭示语言基本特质的生成语法，就会发现一些令人惊奇且意蕴深远的谜题，其中之一就是语言操作的结构依赖性。乔氏称其为语言最基本的也是最费解的普遍属性（Chomsky 2022）。这是一个在60年前发现而至今仍未解决的谜题。例如，在“Instinctively, eagles that fly swim.”（飞翔的老鹰本能地会游泳。），句中副词“instinctively”与动词有关，但这个动词是“swim”而不是“fly”；同理，“Can eagles that fly swim？”（飞翔的老鹰会游泳吗？）问的是游泳的能力而不是飞翔的能力。（Chomsky 2016：23）在所有结构和所有语言中，语言操作无不依赖结构性距离，而非运算上更简便的线性距离。也就是说，尽管在语言的运算和加工中，线性距离更简便，最简运算用的却是结构距离而非线性距离。线性次序对语言是辅助性的，与核心句法和语义无涉，线性次序以及其他语言设定与耳之所闻（外化）相关，与心之所想（内化）无关（ibid.：8-9）。

乔氏认为，这种最简运算原则体现了有机世界甚至更大范围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性质，然而一定存在某种语言特质限制了最简运算。对此，乔氏困惑道：“为什么儿童毫无例外本能地使用最小结构距离这一复杂运算特质，而对简单得多的最小线性距离选择却总是置之不顾？为什么会这样？对此我找不到解释。”乔氏还说，“这样的结果只能来自‘自然的初始之手’。用我们的话来说，那就是来自遗传禀赋”。在他看来，结构依赖规则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意识行为，具有神秘性，也是人类永恒的奥秘之一（ibid.：23-25，40）。

2.2.3 语言生成和语言使用机制之难解性

乔氏区分了语言的生成和产出（使用）（Chomsky 2016，2022：51）。语言的生成研究思维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如何由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即内语言）生成的问题：手段有限，但所建构的思想内容和范围却丰富无限。而语言的产出则是指对语言所构建的思想的（选择性）使用。语言的产出或使用通常是以人们还不理解的创新性和创造性方式进行的。用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话来说，我们对语言的使用是适应环境的，而非由环境引起的。我们被引导并倾向于以某种方式说话，但却并不是被强迫这么做。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将语言与思想等同起来，把语言描述为“一种生成活动”，就是无限地使用有限的手段，这也正是“人类语言何以成为可能”的一个基本特征（Chomsky 2022）。乔氏把语言的递归性视为使用有限手段产生无限表达式的实现机制，他指出，“如果一种语法没有递归机制，它就会复杂得难以想象；如果它确实有某种递归机制，就会产生无限多的句子”（Chomsky 1957：24）。他把产生无限多句子的能力、语法的简单性与递归机制联系了起来（钱冠连 2001）。乔氏认为，有限的语言手段使无限的语言运用成为可能，对语言的生成即“一个有限的机制是如何产生无限的输出结果”这样问题的研究，虽已有可观的进展，但并未完全解决洪堡特关于语言生成的困惑，因为FLN到底包含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成员是动态和开放的（Chomsky 2022；Hauser et al. 2002）。关于递归合并机制产生的根源，目前乔氏等人推测是基因突变使然，但我们还并未找到这样的基因（Berwick & Chomsky 2017）。

然而，对于被称之为语言的创造性使用的笛卡尔问题很大程度上仍很神秘（Chomsky 2016，2022：90-91，22）。笛卡尔曾推测，“思维之物”的机能有可能超出人类理解力的范围，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智力”理解心智的机能，特别是富有创造性的语言常规运用机能（Chomsky 2016：70）。乔氏指出，生成语法的目标是发现正常语言活动得以使用的机能，即内在性语言，以此作为基础，为语言是如何被创造性地用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做出贡献。只有在正确地认识和刻画语言知识的本质和来源的基础上，才能试图解答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问题（吴刚 2003）。相较于语言知识的本质和来源问题，语言知识的使用问题是最难以回答和解决的，语言的产出（使用）就像其他创造性活动一样，在任何基本意义上都无法探究，它如同简单自发行为一般难解（Chomsky 2022）。乔氏认为，诸如新格赖斯（H. P. Grice）学派的语用学并未触及语言创造性使用这一笛卡尔式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几个世纪前一样，依然是个谜，而且它很可能成为一个永久的秘密，永远戴着神秘的面纱，人类的智力永远无法将其渗透（Chomsky 2016：22，71-72，91）。

3.语言知识的神秘性及其自然演化

乔氏等人基于现代生物遗传学、解剖学、人类学以及进化论等研究成果认为，除FLB即FLN中的递归合并操作为基因突变使然外，FLB其余部分都是自然选择渐进演化的结果，即语言总体是一种适应（渐变），但递归合并并非交际适应（Chomsky 2002：1-5；Berwick & Chomsky 2016：40-90；俞建梁 2019）。乔氏信奉人类的大部分知识有赖于一系列自然本能，即遗传基因的馈赠，而大自然是神秘的。他把大自然的神秘性视为公理：“这些都像是不言而喻的公理。那么，如果我们是生物有机体而不是天使，我们的认知机能与平常所说的‘身体能力’就应该是相似的，所以也应该完全像研究身体其他系统一样研究认知机能。”（Chomsky 2016：34）就认知的演变，特别是语言的演化而言，我们没有证据。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曾指出，“关于这些事情我们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如果有可能知道认知（无论是指什么）是如何产生、传播以及变化的，那会很有趣。可惜我们无法了解，没有那么好的运气”（ibid.：40）。在乔氏看来，语言特质（FLN）所涉及的词项、层级结构性以及递归合并操作三个方面本身并不神秘，神秘的是它们的来源——它们是怎么产生的？乔氏把这些语言的神秘性归咎于“基因天赋”“大自然初始之手”或“自然本能”等。这样的解释犹如牛顿（Isaac Newton）推测产生超距作用的万有引力源于上帝，此乃一种权宜之计。

不过，乔氏把牛顿眼中的“上帝”代之以“大自然”。用“大自然”来取代“上帝”的做法为科学探究带来了话题，也为科学探寻开辟了一条路（ibid.：37）。休谟指出，牛顿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揭开了大自然某些奥秘的面纱”，同时又“恢复了大自然的终极奥秘本来的神秘面目，这些奥秘一直都是神秘的，也将永远会是神秘的”，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是如此，本质上这就是一种纯粹的神秘主义形式（ibid.：39）。乔氏引用休谟这些话也许意味着FLN虽然是自然的生物禀赋，但其终极面纱永远是神秘的。正如他所说，“就语言起源的研究而言，基于列万廷所言的理由，这也许是无法解决的问题”（ibid.：47）。“我们发现，两者（语言与思维）都具有很多令人吃惊的特质，其中大部分的特性都隐藏在表象之下，而且无法为人的意识所把握，比如‘思维语言’深层运算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设计。”（ibid.：51）

乔氏也坦言，“关于语言生成程序中递归合并操作起源的基因突变论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但却一般被视为异端邪说或者更糟。但除此之外，还没有一条可信的建议”（ibid.：41）。“既然无法依赖自然选择，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直面严肃的、富有挑战的科学探讨：要确定我们的认知本质在语言、知觉、概念形成、理论建构、艺术创造以及所有生活领域中，有哪些内在构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任务是确定人类理解的能力范围和局限，同时也承认，在拥有不同智力结构的物种看来，人类的奥秘或许只是很简单的问题，他们对我们无法破解这些奥秘感到奇怪，正如我们发现老鼠因其天生认知结构的局限而没有能力跑出素数迷宫一样。”（ibid.：50）

4.人类认知的局限性

语言知识即内语言或I-语言本源的神秘性并不在于其存在超自然的力量，而在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性。基因天赋决定的内在结构为我们能构建什么问题设置了局限，即我们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认知边界，边界之外的事物我们永远无法认识。人类大脑是一个生物系统，为人类提供了一套有限的“可接受假设”。这些假设是人类科学探究的基础，据此推理，这也是普通意义上的认知能力的基础。从简单的逻辑角度来说，该系统必须排除其他假设和观点，因为我们根本无从理解它们，或者因为其层次太高，事实上超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ibid.：33）。

我们的常识性理解及依此形成的观念是有局限的（ibid.：64，103）。用休谟的话来说，某些“自然界的终极奥秘一直并永远处于朦胧的状态”，人类永远无从知晓。这些事物包括语言的创造性、艺术创造力、意识本质以及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等等。因此，我们追求科学研究的目标受到隐性因素的极大限制，从现代科学早期真正理解的标准是可想象性，到目前关于世界的理论标准是否具有可理解性这一狭小得多的范围，这应该是人类思想和探索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步，远比人们一般意思上所意识到的更重要，它在广义上直接影响到神秘主义的范围（ibid.：37，50；孙玉 2017）。

先天结构决定了我们能提出丰富多样、可以表述的问题，同时也有无法提出的问题。乔氏就此提出了问题与奥秘的区分：“在人类的认知范围内，且人类对其中所涉及的概念又相当理解的议题，我称之为‘问题’（problems），而一些至今还像当初提出时那样含混不清令人费解的议题，我称之为‘奥秘’（mysteries）。”（乔姆斯基 2002：1）基因天赋的范围设置了人类的I-语言特质，使我们人类能够独具语言能力，这是一个问题，而基因天赋的局限性又使我们无法深入获知这种能力的潜在根源及其创造性的使用，则是奥秘（同上：2；Chomsky 2016：11）。语言知识就像视觉或其他各类知识一样，是无意识的，是意识接触不到的（Chomsky 2016：76）。乔氏赞成休谟的看法，我们必须坚持“牛顿哲学”，要“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但对于超越人的能力极限的领域，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ibid.：35）。

乔氏认为，对我们有认知局限的事实及不得不承认的奥秘，我们应该学会宽容（ibid.：12）。由于各种各样的缘由，我们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简单事实：我们是一种生物而不是天使（ibid.：77）。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语言和心智的产生过程或来源，就像17世纪“万有引力”或者“超距作用”来自哪里此类不可思议的问题一样，已经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认知极限。同时，乔氏认为，虽然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是公理，但也是幸运之理：如果人类的智慧没有局限性，就会缺乏内在结构，就会漫无边际，我们的探索就会一无所获。就好像受精卵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基因指示来限制其发展通道，它至多只会长成一个单纯按物理定律形成的造物，如同一片雪花，毫无其他价值（ibid.：77-78）。

5.语言知识的自然神秘性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之间张力的纾解

乔氏一方面揭示了语言/心智的自然神秘性之难题，另一方面又坦承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这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乔氏的语言理论也因此受到了众多的质疑和诘难。为解决这样的困境以便进一步探究语言的神秘性，他认为，我们也许有能力探索人类的认知局限及分清问题与奥秘之间的边界（ibid.：48）。若此，无论是从科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我们的研究方法就不得不进行重大的调整（ibid.：9）。

5.1 悬置世界现象的不可理解性，努力构建可理解的理论

乔氏主张由于自然的神秘性和人类的认知局限性，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对物质世界理论中涉及的不可思议的问题不予考虑（ibid.：37）。他在回顾科学史时，认同了牛顿的研究范式。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及其导致的超距作用超出了当时人们的理解力，从而动摇了人们关于物质、运动以及因果观念的认知。一旦排除了牛顿在神学层面的假设，他的发现就使得世界变得难以理解，令人不可思议，甚至觉得很荒谬，以此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解决的办法是降低科学的目标，放弃追求世界的可理解性，退而求其次：不求理论作出的假设是否可以理解，只求理论对于我们而言是可以理解的。牛顿在承认我们理解力的缺陷及不在乎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的情况下，依然构建了解释事物运动的新框架，并提出了阐释性的定律。

关于世界，我们只要能构建可理解的理论就足够了，为了构建这些理论，没有必要突破认知局限去追求更深层次地理解世界或现象（ibid.：12）。他赞同笛卡尔的观点，如果某事物是“我们深刻理解且亲身体验的”，但只因其“在本质上一定是我们不可理解的”，于是就对其产生怀疑，那会是“很荒谬的”。所以，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将世界是可理解的这一想法纳入荒唐之列，不再视之为科学探索的合理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了（ibid.：48）。乔氏指出，我们采取牛顿式的探讨方式，排除关于常识性、合理性的考虑，这似乎才是合理的立场（ibid.：85）。他认为，“在研究‘脖子以上’（比喻的说法）的人时，我们必须摒弃科学的理性，在这一独特领域中成为神秘主义者，强行实施科学中从不考虑的任意的规定和先验的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背离正常的研究准则”（Chomsky 2000：76）。

乔氏说，“如果承认自然的神秘性为公理，那么就不能以我们是否理解来作为事物是否存在的标准。抛弃神学的考量后，我们可以换种方式来表达洛克（John Locke）的思想，那就是‘大自然有些特质对人类而言就是无解之谜’”（ibid.：36）。然而乔氏又认为，语言与思想具有同一性，人类语言是其心智/大脑的抽象表现机制（Chomsky 2022）。语言与心智只是大自然的产物，并非无法解释的意外，也非神圣且不同寻常的礼物，当超越了当代科学正统观念的内置局限后，我们就能理解它们（Chomsky 2016：38-39）。

5.2 重新塑造物理学（物质）的概念范畴

我们可以把自然科学认为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和自然界中或多或少为真实的东西之间的偶合（ibid.：78）。由于对“物质”（身体等）缺乏可理解的概念，特别是在牛顿改变了对常识性理解的看法后，我们无法排除存在有生命或能思维物质的可能性（ibid.：65）。没有理由相信人类可以解决自己提出的每个问题，甚至未必能提出合适的问题，这也许只是由于缺乏概念工具（ibid.：78）。

我们应当反思物理学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图式是否确定是对实在的描述。乔氏认为目前人类构建的物理学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没有包括感知等心智事件（ibid.：75）。洛克和休谟认为，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人类的理解范围是有限的，然而牛顿则认为，这种全局性的怀疑论是“不恰当的”，我们掌握自然知识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之间关于认识世界的矛盾就在于物理学理论自身（ibid.：47-48）。

乔氏赞同罗素关于“思维物质可能性”及“‘心理’活动是物理世界物质的一部分”的观点，并指出“感知不能成为物理事件”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感知是物理学的经验基础。心智与物质是兼容的，而非对立或排斥的（ibid.：75-83）。乔氏支持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的看法，对自然科学来说，洛克的思维物质（thinking matter）的提议基本上是准确的，我们必须将被称为“心理的”特质认作是“大脑有机结构”的结果，虽然我们并不理解其采取的方式（ibid.：86；吴刚 2003）。因此，我们必须对物理学这样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或扩大其内涵，扩大物理学的范畴，对经验感受或者心智事件等现象也如物理事件一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Chomsky 2016：76）。诸如确定性和随机性这类概念能为我们的智力所把握，但是如果这些术语不能涵盖“未确定的”“人的自由（意志）行为”，那就有可能成为认知局限的问题（ibid.：48）。乔氏借用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的话说，“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学说”必须融合“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心理叙事”才是完整合理的，“用纯粹物理术语讲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必须能使人推断出心理状态的现象学本质”。但是只有在提出一些明确的物理主义/唯物主义概念之后，这些看法的实际内容才能显现出来（ibid.：76）。

乔氏认为，笛卡尔二元论是源于其“物质的贫乏概念”，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物质概念中纳入新的理论实体”予以消弭。基于可想象性、可理解性和常识性理解的物质和运动的基本概念必须被抛弃，科学必须选择一条全新的途径来研究运动的最简单现象，研究世界的所有其他方面，包括精神现象（ibid.：71）。心智理论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也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讨。这使“身体的”“物理的”以及“运动”究竟应该指什么，成了一些开放性的问题。乔氏强调，我们可以用自然主义范式探讨世界形形色色的各个方面，例如化学、电气、经验、语言/心智等等，探讨其基本原则及它们与其他系统的关系，最终使各学科走向合一（ibid.：78）。

6.结语

乔氏揭示了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即它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关于语言特质何时产生、如何产生、如何获得以及语言的使用却是谜题，犹如牛顿的万有引力之根源一样是神秘的。乔氏关于语言本质的新神秘主义观是本体论上的自然主义与认识论上的神秘性的结合。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性，我们会因此面临诸多此类的奥秘，或许最终无法理解整个世界。但我们并非无可作为，通过改变对世界可理解性的研究范式和重塑物理学对物质和运动等概念，可以在研究世界时努力提出关于世界的可理解的科学理论。乔氏希望他所秉持的新神秘主义观及人类的认知局限性不会人类成为通往科学求知路上的障碍（ibid.：14），对语言/心智的研究抱乐观的态度。

（本文首次发表在《外语研究》2024年第6期）

来源：永大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