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网络上充斥着论述抑郁症如何变成流行病的文章。文章的标题经常耸人听闻地描述道：“中国存在近一亿抑郁症患者。”畅销书或心理学图书的专柜上，抑郁症相关的著作汗牛充栋。在中国，抑郁症已经成为精神病中的流行病，围绕抑郁症的疗愈市场也在急速扩张。大量媒体和心理学从

本文出处：《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作者：（法）阿兰·埃伦贝格，译者：王甦，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5年2月

“做自己成为一件格外疲惫的事”

近年来，网络上充斥着论述抑郁症如何变成流行病的文章。文章的标题经常耸人听闻地描述道：“中国存在近一亿抑郁症患者。”畅销书或心理学图书的专柜上，抑郁症相关的著作汗牛充栋。在中国，抑郁症已经成为精神病中的流行病，围绕抑郁症的疗愈市场也在急速扩张。大量媒体和心理学从业者认为公众对抑郁症知识的匮乏是抑郁症患者未得到及时治疗的首要因素。让抑郁症摆脱污名——仅被视作“心灵的感冒”，得到与其他疾病同等的对待，是专家们在舆论中努力争取的首要方向，也是抑郁症乃至整个精神障碍类别在中国医学化的重要表现。且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欧美并无不同。既然中文图书中有关抑郁症的书已多如牛毛，且同欧美的许多著作一样，都参与了精神医学全球化的浪潮，那么，这本埃伦贝格的著作又有何不同呢？

尽管《疲于做自己》全书都以抑郁症为主线，但它并非一本心理学或精神病学图书，而是一本以精神病学史和法国社会史为背景的疾病社会学著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写，本书并非为了介绍抑郁症及其历史，而是为了分析“抑郁症”作为一个疾病概念的流变以及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尤其是它与法国当代社会中个人性（individualité）间的关系。

将社会学与精神病学结合的著作在中国仍旧罕见，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必定十分陌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疾病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缓慢；国家、大众及媒体看待精神疾患的角度依然十分单一；他们对抑郁症等身心病的看法大多停留在纯粹的心理学领域，面世的图书也都是以普及知识和介绍疗愈方法为主，舆论和讨论仅仅停留在从公共健康视角出发，计算抑郁症带来的社会成本和呼吁对患者的人文关怀上。几乎所有著作都仅满足于列举数字来陈述抑郁症的泛滥，然后马上转向实用的疗愈建议。然而，为什么抑郁症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成为流行病呢？为什么“抑郁”能从一个普通症状，摇身转变为全民公敌般的独特疾病，甚至是难以治愈的慢性病呢？当我们谈论“抑郁症”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用量表诊断抑郁症，是否让我们有掉进统计至上的研究陷阱的风险？诸如此类的盲点和值得思考的点还有很多。从观察到抑郁症的流行到抑郁症的诊疗建议之间，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弄清楚。若不能厘清“抑郁症”是什么，不知道抑郁症在诊断上现有的缺陷，也不了解抗抑郁剂的疗效已经被神化，以及制药产业与精神病学的“伙伴关系”，又如何能全面和中肯地理解抑郁症？更别说在繁盛的疗愈市场里挑选适合自己的方法了。埃伦贝格的这本书试图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它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打开新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将精神疾患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分析思路是理解抑郁症不可避免的重要环节。就这点而言，本书的翻译可谓及时雨了。

更进一步说，除了理解疾病和治疗抑郁症这样的实用角度，对抑郁症概念的分析也有利于我们了解自身所处的社会。在埃伦贝格的笔下，法国社会已经进入高度个人化阶段，出现了作为自我唯一主宰者的个人。这样的个人被教导并确信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个人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个人仿佛拥有了主宰自身一切的权力，拼尽全力去活成尼采笔下的“超人”。然而，现实却是作为人的我们，无法承载“超人”的重负。无论是精神自由带来的身份上的不安全感，还是社会过于强调个人主动性而导致的个人在行动方面的压迫感，都让我们疲于应付。社会氛围对个人能力的崇尚，致使个人对自我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危机、贫富差异加大和阶级固化等当代社会顽疾让个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一切都造成了做自己成为一件格外疲惫的事情。于是，抑郁性的疲惫取代了神经性的焦虑，成为精神流行病的主流。

我们或许会觉得埃伦贝格关于当代个人的论述很眼熟：这不正是中国的个人性正在演化的方向吗？近年来，国内从欧美引入了大量的心理支持技术，目的都是让个人学会激发潜力和内在精神力，来战胜现实的困难。抑郁症被分解为各种症状，然后被所谓对症的药物和自我心理技术治疗，这是目前国内对待抑郁症的主流处理办法。个人需要去就医（不然就是家人需要送他/她去就医）；个人需要重新燃起斗志，战胜抑郁症；个人要有信心，走出阴霾。这些口号和建议充斥了抑郁症的话语，它们解决抑郁症的办法依然是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如果埃伦贝格对抑郁症的分析是中肯的，那么，这样的话语和疗法或许反倒会加重创造了抑郁症的社会氛围，在治疗领域继续强化对主宰者个人能力的要求。

中国的个人化程度在逐渐加深，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私人生活里。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里只探究了1999年之前下岬村的私人生活的个人化。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个人化程度越来越深：个人意识日益强烈，家庭生活中个人情感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个人发展技术也越来越得到青睐。关注心灵和精神力，不仅是欧美的潮流，也是中国的潮流。全球化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欧美国家共享了一些理念，包括精神病学的医学化趋势和对个人发展的崇尚。然而，法国的精神病学传统与美国截然不同，埃伦贝格的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诊疗上更加靠近美式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固然在解决问题方面能让人避免过多的理论纠缠，但过于强调实用和效率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容易导致人们缺乏对精神病学形而上的探究和整体思考，让人仅仅满足于心理和药物技术的纯粹运用。在中国的抑郁症的公共话语领域，这一问题早已凸显。然而，在不了解深层次概念背景和抑郁症的社会背景的前提下，仅仅凭借发展相关技术，就能治愈精神疾病吗？回答这个问题，实在需要谨慎。

图片源自Unsplash。

思考当代“个人性”

埃伦贝格在本书中完整地呈现了抑郁症概念的社会发展史。这段历史不仅仅跨越了时间——从古希腊以精神痛苦为特征的“忧郁”到当代的“抑郁症”，也跨越了不同精神病学理论流派的思想争锋，同时更是处于时代变迁中的人感受自身和个人性、看待世界方式的转变史。就理论方面而言，作者描述了有关痛苦的概念史。第一步开始于19世纪末，对内心的理解开始因为对灵魂的生理化、社会化和心理化，获得了“精神”这个思考痛苦的概念框架。在“精神”诞生的道路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开创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者以冲突论和内疚的概念为轴心，后者以匮乏论为轴心，分别介绍了理解内心痛苦的两种视角。人们对精神病的理解突破了疯癫概念，这是“神经症”大放异彩的时代。

从20世纪初开始，精神病的退化理论和遗传决定论开始衰落，临床精神病学的地位不断上升。20世纪40年代，电击技术被发明，休克疗法让精神病终于在疗法和治愈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稳定关系，让精神病学有了被纳入医学的依仗。而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心理治疗与休克疗法同步发展。当时，精神病学逻辑指向的是“整体的人”，处理精神失常不但需要治疗人的情感和情绪，更要考察病人的生活史。雅内的心理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杰克逊（Jackson）的器学说、正在诞生的精神药理学以及休克疗法彼此巩固，共同造就了一个有情感、有历史的患病主体。塞莱蒂（Cerletti）也正出现在这个时期，他弥合了负疚之人和匮乏之人这两种模型，在雅内的匮乏模型和弗洛伊德的冲突模型间进行了调和。这是休克疗法和药物的出现带来的第一次精神病学革命，精神病学对待精神类药物的观点在第二次革命到来之前，一直基于雅内—塞莱蒂—弗洛伊德的理论轴心。

从上述分析出发，作者将精神病学的文化史与技术史结合起来，抽丝剥茧，着重分析了“抑郁症”概念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的革命性变革。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将抑郁症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内源性抑郁症、神经性抑郁症和反应性抑郁症。然而抑郁症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因为精神病学家们在各种抑郁类型的内容和区别边界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换句话说，抑郁症的分类法一直没有得到确定，是各学派争锋的焦点。概念的混乱和稳定的有效疗法的缺失让对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任何标准可依。为了解决混乱，精神病学在分类学领域找到了两个办法，让对抑郁症的诊断连贯性多少得到了一些保障。这是精神病学的第二次革命，它颠覆了雅内—塞莱蒂—弗洛伊德这个理论轴心，精神病学不再试图说明主体的病症为何能在生物学意义上被治疗，而是开始关注病态行为和病人生活舒适度的问题。匮乏模型与冲突模型分道扬镳，前者凭借与新一代抗抑郁剂的紧密联系，开始成为显学。神经症的概念因为两种模式的分裂而衰落，冲突理论也一起失势。精神病学出现了不再注重病因，而是依赖统计数据对病情进行分类的新潮流。对个人经历和内心冲突的探究不再如以往那么重要，加上在抗抑郁剂研发方面取得的进展，精神病学界开始关心如何缓解症状本身。《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Manuel diagnostic et statistique des troubles mentaux， troisième version)是这次革命的显著标志，生物、精神和社会这三角开始构成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的新主流。

人们对主体的理解随着20世纪下半叶社会经济形势的改变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个人行为的传统规范被颠覆，人们开始追求活得像自己。作为代价，从人们认为“一切皆有可能”那一刻起，匮乏的疾病就开始侵蚀人的内心，抑郁症和成瘾撕扯着当代的人们，提醒着我们一切并非真正皆有可能，也并非皆被允许。 然而，埃伦贝格不认为抑郁症的慢性化和普遍化体现的是主体的危机或者主体的遮蔽。他认为，是当代人体验主体性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表明公私关系在内在领域进行了重组。抑郁症被定义为当代主体的反面形态：“病态的人是在责任感方面出现问题的个人，但他已经从父辈的法律、旧有的服从体系和对外部规则的顺从中解放了出来。抑郁症和成瘾分别是主宰者个人的正面和反面，这样的个人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而事实上他是一个‘具有双关意义的主体：他既是行动者主体，又是病人主体即病人’。”（见本书结论部分）当代的主宰者个人获得了精神自由，但由于稳定参照系的丧失以及参照系的增值和多元化现实，必须面对身份的不安全感。社会对个人发挥能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精神病学的行动也通常以陪伴而非治愈为目标。然而，真实的人毕竟不是尼采笔下的“超人”，疲于做自己的人们陷入了行动无能——抑郁症成为流行病，反噬了一心追求无限自由的人。很显然，埃伦贝格从个人到公共政策，从“精神”领域到社会现实的分析表明，他的著作远远不会满足于分析抑郁症这个精神病学概念本身，他希望通过对一个概念的历史进行解读来让读者拥有思考当代个人性的一个切入点。因此，这本著作并非单一的有关抑郁症的精神病学历史，而更多是以疾病为轴心，以小见大地展现整个当代社会对人的理解以及人对社会的理解。

作者对欧美社会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抑郁症为何近些年在中国不仅同样愈演愈烈，而且呈现出青年化和低龄化特征。仅仅将抑郁症的爆发归结于压力过大或社会内卷远远不够，因为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自己时代的特有困难和特殊局面。与其比较哪代人压力更大，不如尝试去反思“抑郁症”这一疾病类别本身，以及它所体现的看待患病主体的方式正在向我们述说着哪种新的人类体验生活和世界的方式。这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与抑郁症的关系的时候，除了考察经济和阶层因素外，引入更多的文化和人文视角。这类创新在中国的精神病学和疾病社会学领域显然较为匮乏且极其迫切。如果不回到人的身上去理解抑郁症，那么针对抑郁症的治疗和公共政策都将流于表面，因缺乏宏观历史和社会视角而停滞不前。已经疲于做自己的人或许会因为越演越烈的单子化社会形态更加深陷泥潭，持续在各种成瘾症和抑郁状态中痛苦煎熬。

原文作者/王甦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