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12月30日，国际著名化学家、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James Fraser Stoddart）先生离世，享年82岁。

导读：

“Hao，你知道吗，以后在这个通风橱边上，可能再也看不到你在这里做化学反应和过柱子。”

老头，你知道吗，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收不到你的邮件和修改过的ppt了。

2024年12月30日，国际著名化学家、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James Fraser Stoddart）先生离世，享年82岁。

一颗星星陨落，但星星的光曾照亮、指引和温暖所有人。

这是一篇来自司徒塔特教授生前学生的悼文，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其与恩师从初识到建立深厚情谊的点滴故事。

他是严格的导师，是真挚的朋友，是夏日的阳光，让树木郁郁葱葱。

谨以此文，缅怀这位无私伟大的老先生，愿他在另一个世界与爱妻团聚，安息长眠。

前天晚饭的时候，在香港做博士后的房帅从香港发回一条消息，说老师您不要激动，告诉你一个噩耗，司徒塔特先生去世了。

我问他还可以救回来吗？等我打电话过去，房帅那边已经在哭了。后来瑞华师妹哭着给我电话，说先生去世了。老先生和家人去了澳洲度假，本来一切都很正常，早上据说还给诸多师弟回了email，晚上突然有些不舒服，女儿给他叫了医生。但是医生来的路上，人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我第一次见到老先生，我记不清是2004年的秋天还是2005年的春天。

那时，我在中科院化学所李玉良老师实验室做毕业论文。那天师兄李勇军通知我们说，化学所来了一个大咖作报告，机会难得，最好都去听下。于是，在化学所的大讲堂里，我初次见到了老头。

当时我的英语不足以支撑我听懂这个报告。我唯一能听明白的是，好像先生做报告开始的时候默哀了一小会，说他的妻子，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离开了他（我当时就听懂了 best friend 等几个词）。后来有人提问：问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不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老头想了想说，可能最大的愿望，是把所有已经拿到的奖项，用来换取亡妻的生命。

虽然我没大听懂老头那天在化学所的报告，但是我首次接触了分子机器。后来李勇军老师带我做的课题，也是关于这个领域。我因此也开始阅读了不少分子机器的文章。两年后我被ucla录取，就首先就想加入先生的研究组。

2007年8月15日，我从北京飞到洛杉矶。随后17号，我在ucla的Young大楼，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老先生。当时他正在硕大的一张桌子前办公，T恤上插着两支钢笔。我用什么蹩脚的英语表达了对他的仰慕，希望跟他读博士。

他当时告诉我，他将转入西北大学，要么换个导师，要么只能退学跟他去芝加哥。我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在8月19号在ucla完成了退学并转入西北。

因为申请西北大学要走该有的流程，老头问我要了简历，然后一丝不苟的帮我把简历改了一遍。我记得杨英威师兄看了下他改的版本说，你小子刚来，就这么认真的给你改简历，这其实是他女婿方有的待遇。

2007年9月2号，我飞到了芝加哥，在西北的tech楼立刻开始了五年半读博的生活。从此真正开始了和老头长达17年多的师徒情缘。

在组里，老头像个老父亲，也有点像个不威自怒的国王。他对学生就像对待淘气的孩子一样，训斥是经常的事情。因此学生们颇有些小心翼翼，不敢惹他生气。

很多年后，我看到一部叫《大明风华》的电视剧，里面的永乐大帝颇有老头的风范，而学生们大多是战战兢兢的朱高炽。

严厉归严厉，但是当涉及到学生的前途和利益的时候，来自老头的支持和帮忙则像对亲儿子一样，不遗余力。很多年后，我申请浙大的职位，还有三次申请CLP超分子化学奖，老头都写了很长的推荐信。

在推荐信中，我仿佛成了百年一遇的化学奇才，夸得我都十分不好意思。当然这并非我有多优秀，我听说土耳其师兄曾被夸成了千年一遇。

老头对组会的ppt，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他对ppt里面的字体大小，化合物的颜色，都有严格的要求。比如四硫富瓦烯和紫晶必须用绿色和蓝色。我进组的时候，就收到师兄们给的一个pdf，上面总结了做ppt时候的各种禁忌，要求我按pdf的要求来做，免得惹老头生气。

对于出成果慢的同门，老头并没有特别的苛求。当时我还不大懂事，心中颇有一些腹诽，我心想我是来学着当科学家的，不是来学做ppt的。

很多年后，我自己当了PI，则愈发觉得这个逻辑的合理：科研如果没有做好，可能并不是努力不够，或者不是因为态度不认真，或许仅仅就是课题难度过高，或者运气不好。因此老头基本不过多苛责科研成果——一个老师不苛求自己的学生是个天才。但是ppt的好坏则是态度问题。而通过对ppt的苛求，学生可以感受到他对学术的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从而在科研上延续这种态度。

后来回到浙大，看到很多学生的ppt做得稀烂，我就觉得，有机会真应该送他们去西北老头的组里锻炼一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有两个学生先后获得国家和浙大的资助，去老头那里访学的半年到一年。回来后，他们做ppt的水平就超过我了。

在组里的前两年，由于英语不行，和老头沟通一直有问题，也惹他生气过几次。期间还因为操作失误，把实验室淹了。老头当时气得要开除我，让我在家里闭门思过一周。

一周后，我跑到实验室去给老头道歉，说一定努力工作，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老头很大度地原谅了我。再后来我买了一辆二手车，拿到驾照后就发信给英国度假的老头，问是否需要去机场接他。他当时回了一封很开心的信，他说道，“Hao，你的回信就如同音乐在我的耳边响起”。

从那以后，我就负责接送老头。像老头这样的大咖，国际旅行是十分频繁的，有各种学术会议。我因此经常穿梭于他家里和机场之间。从埃文斯顿到芝加哥欧海尔机场的那条路，我因此走了不下一百次。每到过年的时候，老头会给我写一张支票，补贴我一年开车的油费。

在2010年前后，老头在韩国有份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兼职，为了不放下西北的工作，他是周五坐晚上的飞机飞回芝加哥参加组会，就在飞机上倒时差，然后周日再飞回韩国工作。

有次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您70岁年纪了，为什么还要选择如此劳累的生活方式。老头用那种英国人固有的严谨方式回答道：“我如果停止工作，那么我将在18个月内死去。”

可能是老头觉得我开车接送的过程比叫出租车更有趣——可以一路聊天而不是沉闷地坐在出租车上。于是他把我推荐给他的各种朋友。这样，他邀请的各种大咖来西北作报告，都由我开车接送而不是订出租车。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Sauvage， Allan Rowan， Nitschke，Harry Anderson，还有后来成为我博士后导师的Sessler等等。一时间，我那部帕萨特上面确实做到了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老头改文章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不用电脑，而是由我们写好文章，打印出来，他直接在纸上修改。我的第一篇paper写好了交给他，他不够满意，于是用钢笔重写一遍。他用的那种中世纪大文豪的草体字，一开始我只在电影里面看过。

一开始，我基本一个字都不认识，只能靠猜和问各种师兄。等我们把他的手稿打印出来，还得要交回给他继续修改多次，方可满意。等学生拿到被改到面目全非的论文，就可以看到自己和世界顶尖科学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在语言上，而且深深地体现在对科研的独特视角上。

另一方面，我们呈交给他的paper却必须要精益求精，哪怕这些精益求精的文字被他整体删除。Paper写出来，如果在五分钟之内发现了一个错误，比如学生把德国人的名字Ü写成U， 他就不看了，这就意味着可能这篇paper要排在更靠后的位置——他的桌上可能经常有十多篇论文等他修改。

学生为了让文章早日发文章，就不得不要求严格地完成一篇精品，在这个过程中间，学生能迅速从一个科研小白成长成一个青年学者。后来我的学生经常把一些 “半成品” 发给我，我就想，你们这些孩子真应该送到西北大学或者香港大学给老头敲打一下。

2013年我毕业，那天答辩结束后，我的同门柯晨峰买了香槟酒庆祝，老头有些深情的说，“Hao，你知道吗，以后在这个通风橱边上，可能再也看不到你在这里做化学反应和过柱子。这种感觉我曾经有过：很多年前我去女儿的房间叫她起床，却发现她已经上大学了。”

或许一首诗能描述老头和学生：虎乃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亲子情，一步一回顾。

这就是老头，他就如同夏天的太阳，光芒四射，小树偶尔觉得光热让人刺眼，但是夏天的太阳却让树木郁郁葱葱。到了冬天万物凋零的时候，才知道光和热的重要。

我2007年进组的时候，中国人非常少，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一个叫道格拉斯的美国同学跑过来，要求我和其他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应该说英语，不说英语就是不professional。

可能也是由于中国学生前赴后继的做出了优秀的工作，老头对中国学生越来越青睐。我毕业后很多年，组里成了中国博士后和博士生的天下，欧美学生反而成了少数民族。很多时候，组里甚至开玩笑说，以后西北大学Stoddart组应该改说汉语。

老头也见证了中国学生一个个成为了各个大学教授。有个美国师弟和老头一起，完成了一部分子机器领域的不朽著作—— The Nature of the Mechanical Bond。老头送了每个学生一本。在给我的那本书上，他继续用特有的中世纪草体字写了一段话鼓励我：

后来我的学生天宇，广成，房帅，先后去老头那里交流或做博士后。老头就像当年教导我一样，教导着这些更年轻的学生。

或许老头以最希望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过多的病痛，离开的前一刻还在工作。或许老头在世界的另一边和他的爱妻团聚了。

祝恩师安息。

来源：东窗史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