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西方的困境与中国的机遇

摘要：学术期刊自17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种依附于学术群体并为学术服务的小众化传播媒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商业因素开始渗透到西方学术出版领域。这种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出版在技术上的进步，却因出版商不断提高学术产品价格而将学术出版引入当前的危机。相比之下

原创原祖杰文史哲杂志

摘要

学术期刊自17世纪诞生以来一直是一种依附于学术群体并为学术服务的小众化传播媒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商业因素开始渗透到西方学术出版领域。这种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出版在技术上的进步，却因出版商不断提高学术产品价格而将学术出版引入当前的危机。相比之下，根植于学术机构或学术团体，受市场化影响较小的中国学术期刊却占据了公共资源上的优势。西方学术期刊的困境警示中国的学术期刊改革要扬长避短，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前提下改善学术环境，完善办刊机制，利用网络化、数据化平台推动以学报为主的综合刊向专业刊方向发展。

作者 | 原祖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载 |《文史哲》2013年第2期，第138-145页

原题 | 学术期刊：西方的困境与中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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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悦读||学术期刊的学术史角色建构——以《文史哲》的历史变迁为视角谁是学术期刊质量的最终鉴评者？2012年1月21日，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提摩西·高尔斯(Timothy Gowers)发表了一篇博文，声称要与全球最大期刊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划清界限，并号召学术界加入抵制爱思唯尔的行列。他的倡议立即得到远在美国加州的数学博士研究生泰勒·内伦(Tyler Neylon)的响应，后者为此建立了“知识的代价”(Cost of Knowledge)网页，组织签名活动。短短几周内，响应者就达三千多人，其中很多是来自剑桥、牛津、哈佛、耶鲁等世界顶尖大学的著名学者。其他欧美高校学者也纷纷跟进，到2012年年底，参与签名的学者已经超过13000人。据英国《卫报》2012年2月2日报道，引发这一行动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爱思唯尔旗下期刊定价过高，让图书馆和读者都无力承受；其二是爱思唯尔打包出售期刊，让图书馆花了很多冤枉钱去购买不需要的杂志；其三是爱思唯尔对美国国会法案《停止在线盗版法》(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保护IP法》(Protect IP Act, PIPA)和《美国研究成果法》(US Research Works Act)的幕后支持。这三项法案试图从不同角度阻止网上免费阅读，因遭遇数百万学者、学生联名抵制而被搁置。但学者们的不满已经由这些法案本身转向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尤其是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跨国商业出版集团。他们抗议说，爱思唯尔等出版商将学者们经过免费同行评审的免费学术成果在他们控制的期刊上出版后，打包高价卖给大学图书馆，以此牟取高额利润，这种商业化运作窒息了学术的正常传播。因此，他们决定联合起来抵制爱思唯尔，包括不给爱思唯尔旗下的学术期刊提供稿件、匿名评审和编辑服务。这场争论能否让一味追求学术出版企业化、市场化的中国有关部门幡然醒悟，在不放弃自身优势的条件下制定正确的期刊改革路线，是本文所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

一、西方的学术出版危机

学术期刊是现代学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发布学术成果和推动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一功能决定了它自始就是一种依附于学术团体或学术机构的小众化传播媒介，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一般认为，学术期刊起源于17世纪。最早的学术期刊是法国人丹尼斯·戴·萨罗(Denis de Sallo)于1665年创办的《学者杂志》，这是一本学术通讯式的刊物，主要刊登技艺与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和新见解，品评学者们的新著作。同年出现的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登载了牛顿、莱布尼茨等哲学、科学家们的划时代成果，也创立了学术团体支持学术期刊的典范。三百年来，学术期刊依附并服务于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的传统几乎没有多大改变。

然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版商开始逐步介入学术期刊出版领域。他们先是将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出版的期刊集合在一起重新发行，继而开始垄断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发行。在过去30年中，学术期刊的发行模式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以前，学术期刊都是直接面对读者的。个人或图书馆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期刊编辑部直接征订，后者则用这笔收入支付印刷、邮寄等费用。每年的征订收入可以抵消印刷费等必要的经营开支。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跨国经营的中介公司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包括EBSCO, SWETS，Blackwell等,它们把期刊的定价信息提供给大学图书馆。图书馆为了方便，也开始向它们统一征订所需期刊，它们再向各期刊转订，从中赚取打折差价或者手续费。后来这些公司慢慢合并扩大为庞大的期刊出版集团。随着网络化、数据化的发展，出版商需要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支撑来构筑在线发布平台。1993年，英国里德国际公司(Reed International)与荷兰爱思唯尔公司合并建立了里德-爱思唯尔出版集团(Reed Elsevier Group PLC)，简称爱思唯尔。该公司出版的期刊尤以《细胞》、《柳叶刀》等医学杂志闻名于世，合并之后迅速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扩张，逐步形成了覆盖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出版巨头。其旗下约2000种期刊每年发表250000篇论文，其数据库SciencDirect存有700万种出版物，年下载量达2.4亿次。在学术期刊出版上直追爱思唯尔的是总部设在德国海德堡的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该公司成立于1842年，从1964年开始先后在纽约、东京、巴黎、米兰、香港等地开设分部，成为跨国出版公司，现在每年出版期刊近2000种。2006年，施普林格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教育部发起的27种中国学术前沿系列英文刊，在中国期刊出版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全球有两千多家出版商参与了学术期刊的出版业务，其中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和约翰·威利(John Wiley & Sons)三家跨国出版集团占据着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大约有42%的学术文章由这三家公司出版。

应该承认，商业公司的大规模介入对于学术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与分散的学术团体和迟钝的政府机构相比，商业公司有着雄厚的资金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他们成功利用了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成果，将先进的技术手段运用到学术出版领域，搭建起各种在线出版和阅读平台，并将分散的学术资源汇集成容量庞大的数据库，为学术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期刊出版商们在为研究者提供资料获取方便的同时，也改变了后者的资料搜索和阅读习惯。学者和学生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图书馆的书架之间翻阅他们熟悉的承传了数百年的纸质期刊，而是开始习惯于坐在电脑旁下载和阅读他们需要的文章和其他研究资料。服务于学术的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图书馆也不得不迎合读者的需求，增加了数据库的订购而削减了纸质刊的订购数量。很多美国大学图书馆近年来迫于财政压力而作出规定，凡是订购了电子版的期刊将不再订购纸质版。这就使得一些连续订阅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学术期刊在书架上消失了。这一趋势也让那些试图坚守纸质发行的学术期刊纷纷缴械投降，将在线出版发行权交给出版商。过去十年全球学术期刊出版见证了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约翰·威利等大型出版集团在各国攻城略地，市场占有份额急剧扩大。

出版商在学术领域的长驱直入，使得商业与学术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学术机构、团体和个人都感受到学术市场化带来的真切压力。首先，由国际期刊出版集团提供的学术期刊的征订和维护费用越来越高，各大学图书馆有限的财政拨款已经难以支撑。由于学术期刊的受众比较固定，其订户局限于图书馆和学者个人，他们对这些期刊的需求往往缺少弹性。出版商发现，一旦他们占有了足够的市场份额，提高价格并不会失去这些订户，其结果就是各大图书馆用于期刊订购的开支急剧上涨。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统计，20世纪80年代，各图书馆订阅图书和期刊的支出基本相当，1986年图书支出是44%，期刊支出56%。而到1998年，图书支出下降到28%，期刊支出增加到72%。据该协会对全球图书馆开支的最新调查估计，2012年图书馆的图书支出平均在20%左右，期刊支出则保持在70%左右，剩下约10%是其他资料支出。这一趋势在中国图书馆的财政开支中也有突出反映，即使有选择地购买一些国际出版公司的数据库，也让各大学图书馆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

商业化出版的无节制的扩张已经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学术机构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中也包括资金最为充裕的哈佛大学。2012年4月7日，哈佛大学教授顾问委员会向全体教师发布的一份有关期刊订阅的备忘录称：“我们在此通报一个哈佛大学面临的难以坚守的情势。许多大型期刊出版商已经让学术交流环境在财政上难以为继，在学术上难有发展。这一情势因一些出版商(所谓“供方”)索取、打包和上涨期刊价格而更加恶化。” 该备忘录还提供了一些关键性数据：哈佛大学图书馆每年支付给商业出版的费用多达375万美元；打包的数据库中只有不到一半是图书馆需要的资料；一些期刊一年的订阅费高达4万美元，其他一些也在1万美元左右；过去6年中，两大出版商提供的在线内容价格上涨了145%。备忘录还指出：“尽管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出版可能会趋于昂贵，但35%甚至更高的利润率说明，我们必须支付的价格并不能单单归因于新文章供给的增加。”

显然，让财政紧张的各大学大为不满的是这些大型出版集团远高于很多行业的利润率。网上一篇发表于2012年1月13日的题为《商业学术出版商们的可耻利润》的文章披露了一系列让人震惊的数据：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和约翰·威利三家公司2010年或2011年初的利润和利润率分别为7.24亿(36%)、2.94亿(33.9%)和2.53亿(42%)英镑。这篇文章在3月14日更新后增加了爱思唯尔2011年的数据：净利润为7.68亿英镑，利润率为37.3%。这样高的利润率意味着什么？我们到网上搜索一下世界各行业的金融数据列表就会明白，在全世界约200种大型产业中，期刊出版的利润率高居榜首，遥遥领先于矿产、烟草、网络信息、移动通讯和应用软件等通常被认为是高回报的产业。出版商们声称，排版、印刷和网络平台建设增加了他们的成本。而据德国银行2005年的抽样分析，电子出版的成本并不像有些出版商所声称的那样高昂，不然他们就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

其次，跨国出版集团形成的资源垄断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的传播。由于电子数据库大多都价格不菲，一些经费有限、规模较小的图书馆只好减少订数，不能利用大学图书馆的读者就无缘问津这些数据库，这些读者既包括那些不属于大学师生却热衷于学术研究的独立学者，也包括已经退休却仍然保持着学术热情的大学教授。原本价格低廉且邮寄上门的学术期刊已经不复存在，除非他们自己掏腰包下载价格昂贵的学术文章，不然就与学术研究绝缘了。由此我们看到，学术期刊在网络化、数据化之后反而远离了一部分读者。由纸质刊转向电子刊，读者阅览成本本该是下降的，读者群本该是增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却因出版商的贪得无厌大打折扣。

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学术出版危机不单单表现在学术期刊出版上。事实上，由于大学出版社的市场化经营，其他形式的学术著作出版危机出现得更早，也更严重。十年前，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在其2003年年会上曾集中讨论了学术出版危机问题，形成名为《危机与机遇：学术出版的未来》(Cris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Futures of Scholarly Publishing)的报告。该报告主要针对的是学术出版的市场化倾向给不太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人文学研究带来的挑战。报告称：“学术出版是学术发展的底线。然而，近来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在许多领域，专著出版是学者成名与提升的基本标准。然而财政压力让很多大学出版社限制了学术专著的出版。”学术出版的市场化导向必然会窒息那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太明显的纯学术的发展。

从西方学术界发出的各种焦虑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场学术出版危机的方方面面：学术成果的出版越来越受制于商业出版社或出版集团，大学图书馆越来越难以承受打包订购的学术期刊不断上涨的订阅费和维护费，无权利用大学图书馆资源的学者逐步被排斥在学术圈之外。意识到危机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开始积极谋求化解之道，如哈佛大学要求其教授们将发表的成果提交一份到学校指定的数据库供师生们免费阅览；一些学术团体和专家呼吁增加低价电子出版来应对出版需求，向读者免费开放。近年来出现的由出版商提供平台而由作者自费出版学术文章的现象似乎也为解决学术出版危机提供了一项选择，即增加所谓开放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s)。这种出版模式要求作者自己或者其大学支付全部或部分版面费。目前比较著名的免费阅览平台是“科学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和 “生物医学中心”(BioMed Central)。此外，一些著名出版商也拿出部分空间实行作者付费的免费阅览出版。然而，由个别学术机构发起的免费数据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御已经坐大的期刊出版集团，打破它们已经形成合围的学术出版垄断，还是一个未知数。近年来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欧美大学，面对用自己的学术奶水培养起来的出版巨人，尽管充满焦虑却也束手无策。当学者们发现爱思唯尔等出版商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美国国会通过限制免费获取文献的立法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逼入绝境，万人抵制爱思唯尔的努力或许是挣扎在商业化海洋中几近灭顶的西方科学家们为维护神圣的学术殿堂而作出的最后一击。

旁观这场危机，我们不能不为20世纪后期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误入歧途的学术(包括高校)市场化而扼腕，尽管对于很多大学来说，面对渗透到学术领域的商业因素只能被动地应对和接受。孰不知，志趣不同的商业与学术联姻，即便在某些方面能够相得益彰，但注定还是同床异梦。以牟利为动机的出版商进入学术领域，如狼入羊群，他们将数百年建立起来的学术互惠模式变成自己生财的工具，学术在与商业嫁接之后呈现出一种新的出版模式：依附于大学等学术机构支持的学者们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在经过同行的无偿评议之后免费提供给出版商，出版商再把这些成果包装之后高价卖给大学。那些鼓吹学术市场化的人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出版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学界则以最大限度地传播其发现为己任。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章被商业出版商出版，其寻求广泛传播的学术目标就会大打折扣。支持免费获取在线文章的威康信托基金会(The Wellcome Trust)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了问题所在：“那些左右商业市场行为的可变因素与学术市场或者是将科学进步作为公共福祉的较大的共同体的关注并没有很强的联系。”

总之，西方学术期刊由于商业因素的介入而正在经历的出版危机给政府、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和学者个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大学、学者与商业出版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场万人签名的学者诉求中露出了冰山一角。然而，当学者们意识到他们的成果被无偿剥削而采取不合作的抵制行动时，当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试图摆脱这一困境而另谋出路时，他们却发现剩给自己的选择已经不多。比学者发表障碍和大学财政危机更严重的是学术传播渠道的闭塞，它将最终导致一个国家学术研究事业生命的萎缩。这一危机也许在短期内不会影响西方国家科技和文化的优势地位，但从长远来说，它很可能会成为西方文明堤坝的一个致命的决口。

二、中国的学术出版优势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面对重重危机而趋于衰落的学术期刊出版相对照的是，中东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学术期刊出版的快速增长。过去二十年中最迅猛的科技与学术成果增长来自伊朗、韩国、土耳其、塞浦路斯、中国和阿曼。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占全世界科技文章转引率97.5%的31个国家中，只有伊朗、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属于发展中国家。2011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报告显示，在用英语发表的科技类研究文章(research article)的数量上，中国仅排在美国之后，然后才是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报告还指出，中国将在2020年前的某个时候，也许就在2013年超越美国。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人发表的文章，虽然数量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并不说明中国的学术出版有什么成功之处，不过笔者还是对中国的学术出版持乐观态度。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数量增加的同时，学术文章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就人文社科领域的成果而言，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大多都在自说自话，对于国际学术界一些重要讨论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也很少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即便是中国历史学方面的文章也很少引用内地学者的著述。相对而言，港台学者的文章更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青睐。进入本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已经逐步改观：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和引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上的文章；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积极加入到一些国际学术界流行话题的讨论之中，中外学术交流出现了实质性的飞跃。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大批包括大学学报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基本停留在原来水平的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期刊相比，中国内地期刊无论是规模、质量还是学术影响都大幅提高。

中国学术期刊的这种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学术期刊与学术机构的紧密结合。众所周知，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一般学术期刊都是由学会或依托于某个学术圈子的个人发起，如美国的《明代研究》(Ming Studies), 是由明史研究专家范德(Edward L. Farmer)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创办，依托的是美国明史学会这个很小的学术圈。再如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由美国亚洲研究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AS)主办，其编辑部和编辑人员往往根据主编的任免而在各大学之间变换。这种传统的办刊模式自然有其优势，主要在于它能较为方便地吸引学会内部同行学者的参与。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很多学会会刊的编辑队伍往往不固定，主编和编辑部的更换，不仅影响到学术质量，有时甚至耽误出刊。笔者在2008年1月曾随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领的考察团访问了设在美国纽约、费城等地的爱思唯尔和施普林格的期刊发行总部以及汤姆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Scientific)，对方在介绍其发行或收录的各种期刊的同时，强调了他们对期刊的评估标准，包括按时出刊、原发性、编委会和作者群体的国际性等。当时印象颇深的是汤姆森-路透将“按时出刊”列为首要标准，因为在中国很少有出刊滞后现象发生，在美国却并不少见，这可能与两国不同的办刊模式有关。

比较而言，中国内地大多数学术期刊首先占据了人才优势。这些期刊大多都有较为稳定的编辑部，业务熟练的编辑团队薪火相传，为期刊质量和出刊周期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陈颖编审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对国家有关部门将取消编辑部作为期刊体制改革的目标表现出极度忧虑绝非无病呻吟，如果将学术文章比作一份期刊的燃料，编辑部就是它的发动机。当然，要保证发动机的有效运转，还要提高期刊编辑的专业素质和职业伦理意识。此外，国家和地方的新闻出版监管部门的监督作用也提高了内地学术期刊的时间性和规范性。与西方国家学术期刊的散漫风格相比，依托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内地学术期刊尽管数量众多，却大多都能够有条不紊地按时出刊，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其办刊机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其二是学术期刊数量众多，为不同层面的学生、学者发表文章提供了选择空间。近三十年中国学术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发展的实践表明，学术期刊不仅有发表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与进步的功能，而且肩负着训练学术队伍、提高学术素质的使命。当然，就学术期刊本身的标准而言，学报界的确存在“全、散、小、弱”和“千刊一面”的特征，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国家对学术期刊僵死的管理方式。正如仲伟民和朱剑在其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学报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矛盾的“根源不在学报，而在管理部门，今天一校一综合性学报的格局就是管理部门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习惯性思维而一手造成的”。因此，解决的办法不应该是用行政强制的方式关闭某些学报，而是应该引导这些学报向不同层面的专业刊发展，确立正确的期刊定位，包括读者定位和学术定位，在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达到为不同层面的学术群体服务的目的。

其三是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提高了学术期刊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所发文章的学术质量。学术期刊从来就是靠国家、学术机构或学术团体的经费补贴维持的，稳定的办刊经费是保证一份期刊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现在看来，西方偏向于自发、自助的办刊体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期刊运转方式，难免被裹挟进商业大潮而失去一定的学术独立性。笔者曾接触到几位国外学术期刊的主编，他们常常为缺乏固定的办刊资金而烦恼，对中国内地学术期刊较为稳定的办刊经费支持极为羡慕。在西方各国大多面临财政危机的今天，中国内地一批优秀的学术期刊正在国家和大学相对充足的办刊经费支持下脱颖而出。

总之，相对稳定的办刊队伍，不同层级的期刊平台和相对充足的办刊经费，为中国的学术发表提供了较为宽阔的平台，发表的学术文章数量的上升本身就是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办刊优势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如能保持这种优势，假以时日，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高端文化就会超越西方发达国家。

当然，在出版市场趋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学术出版也难以独善其身。一方面，这些出版商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通过与出版社或期刊社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积极地将中国出版的学术期刊纳入其麾下，努力在中国内地扩大其期刊占有量；另一方面，这些公司又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各大学图书馆推销其数据化产品。这些世界一流的期刊出版公司提供的方便、快捷的阅读和检索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学图书馆纷纷订购其产品。然而，图书馆方面很快会发现，这些公司在占据了足够的市场份额之后就开始提高其产品价格。据悉，“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大多数学术期刊还是由国家和学术机构资助的，尚未步入市场化的误区。如能在雄厚的国家财力支持下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免费在线阅读平台，就能够抵消国际期刊巨头们对学术期刊的出版垄断。据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筹建让读者可以免费获取文章的在线平台和数据库，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提供传播上的保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学术期刊出版可以固步自封，正确的改革路线是要扬长避短，在不放弃自身优势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网络化、数据化给中国学术期刊出版带来的机遇，找到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学术发展规律的学术期刊出版方式。

三、中国人文、社科期刊的困境与出路

1.学术环境问题

前面强调中国内地学术期刊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并非要回避这些期刊存在的严重问题。学术界对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尤其是各大学学报的批评不绝于耳，来自学报界内部的自我反省则更为深刻。朱剑提出的“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反思冷静、尖锐，有振聋发聩之功，敦促学术期刊界同仁积极地思考改革之道。笔者在此想参考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术期刊经办方式，从学术环境和办刊模式两个方面讨论一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

造成目前国内学术期刊整体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环境有密切关系；而学术环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制度、伦理和学术习惯等等。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发达国家与学术期刊相关的制度、环境。在美国，只要申请注册一个刊号就可以创办一份学术期刊，除非涉及国家和全民利益，政府一般是不会花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个别领域的学术活动的。营利性大众刊物靠市场支持，办非营利性学术刊物就成了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和学者们自己的事了。反观中国的学术期刊，国家对办刊方式和刊号等政策资源的控制，高校对办刊经费和人力资源的控制，决定了我们既不可能在纯市场环境下办刊，也不可能在纯学术环境下办刊。前者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后者追求的是真理和学术价值。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的办刊模式反映的是国家政策、高校声誉和学者发表诉求三种因素的混合体。

而在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改变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大锅饭政策,促成了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政策在一些行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对于绩效过分强调导致对成果数量的盲目追求，而大学和科研机构对于教师和科研人员过分量化的考察指标加重了市场化带来的副作用。学术成果本来只是学者表现自己科研发现的方式，有没有，有多少，既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努力程度，也取决于学科差异和科研条件的优劣，因此难以对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制定一个划一的成果数量指标。盲目追求成果数量必然导致学术成果的贬值。此外，过度的绩效制也导致大学教师对于自己工酬的过分在乎。按劳取酬意味着劳必有酬，在这种背景下,学术自觉传统受到破坏，除非与待遇、晋升等实际利益挂钩，不然学术兼职很难推行。

一份学术期刊的维护与发展离不开相关学者的专业认同。这种认同对于一个只需获得较小学术圈子支持的专业刊应该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份跨越几个不同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比如学报，要同时建立起专业认同是不可能的，而单位认同对于一些学科背景比较好的高校来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基本稿源问题，但从长远来说反而制约了学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因此，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必须走专业化道路，高校学报可以在依托高校这一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全国范围的学报间协调，探索一条向专业刊过渡的方式。下文要讨论的网络化、数据化趋势，将为这一发展方向提供便利条件。

2.办刊机制问题

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欧美国家高校中，尽管一些名刊的地位已经众所周知，在上边发表的文章自然受到重视，但学术单位对于多数期刊并没有划分等级，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是否同行匿名评审期刊。根据笔者的观察和了解，虽然目前国内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都声称实行同行匿名评审制，但严格执行的还是少数。从目前中国的学术环境和办刊状况来看，匿名评审制度的可行性和可靠性都有待实践的检验。包括学报在内的一些著名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吸引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除了自身已有的地位和影响，主要还是靠主编和编辑的学术眼光和学术人脉。然而，一份期刊学术质量的长期保持不能单靠主编和编辑，更要靠一种公正、合理的评审制度。任何制度的建立和推行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过程，对于同行匿名评审制度的采用，不仅编辑要适应，专家也要适应，因为这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办刊规则，是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的一道绕不开的门槛。当然，要在中国建立严格的同行匿名评审制度，不仅需要期刊和学术同行的共同努力，还需要教育部和各大学采取措施，改变目前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调整大学内部的考评制度，甚至要逐步淡化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因矫枉过正而建立起来的做一件事拿一份钱的学术打工制度，把教育交给学校，把学术交给学者。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学者们才能平心静气地致力于教学和科研，才能不计报酬地为学术奉献，也才能保证同行匿名评审制度的健康运行。当一份期刊无论主办方是谁，对所有学者都能一视同仁的时候，我们离专业刊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3.期刊编辑规范问题

美国大部分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采用的都是《芝加哥规范手册》(Chicago Manual of Style)中列出的规范标准。这些规范标准有几种选择，一般刊物都是选择一种行业内广为认可的标准。尽管各刊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所采用的标准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些期刊会在芝加哥手册基础上作一些针对本领域特点的补充，公布在投稿须知中。作者在投稿之前都要查阅这些标准，并严格按其要求调整稿件格式，不然的话稿件很难被采用。对于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英语作者来说，有些书写规范在平时就已经养成。如果稿件在规范上出现常识性错误，编辑或评审人会认为作者缺乏基本学术训练而直接拒绝其稿件。所以，美国学术期刊编辑很少把时间花在帮助作者修订格式上。由于涵盖的学科较多，统一风格可能是我国高校学报综合刊的一大难题，但如果能在参与网络专业刊的学报中率先建立一套完整、合理的编辑规范，一方面可以提高专业刊的编辑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学术规范的完善。

4.学术期刊出版、发行的网络化、数据化趋势

前面谈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商业因素向学术刊物的渗透给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期刊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学者、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不满于这种状况，试图寻求替代性的学术发表路径。然而，即使参与抵制爱思唯尔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网络化、数据化的学术期刊给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阅读和研究方便。而很少有哪个期刊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数据化平台，即使建立起来，所花费的资金与所收到的效果也极不相称，因此不得不靠有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出版商来完成向数据化和网络化的转换。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跟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章，而不是文章发表的刊物；对于期刊界来说，纸质刊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出版发行的主要目标由独立完整的期刊转化为分散的文章，这恰巧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目前国内综合刊数量过多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对于一个国家学术实力的评估不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知名学术期刊，而是看这个国家发表了多少有较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因此，网络化和数据化是学术发表的必有之路。

那么如何解决前文提到的学者与出版商之间的矛盾，让学术为国家、为全人类服务，而不是变成出版商获得巨额利润的工具？在笔者看来，可行途径至少有二：其一是由国家给出版商和学术期刊提供资金支持，条件是为学术出版提供免费网上阅读，既让为技术开发和市场扩展付出代价的出版商有利可图，又让学术界能够真正从网络化、数据化的信息技术革命中获益。其二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经营数据化出版，建立免费的网络数据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商业化陷阱，化解学术与商业的矛盾，也才能帮助大学学报等综合刊走出两难选择，在不伤筋动骨的条件下，完成向网络化、数据化的过渡。

责编 | 刘京希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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