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2月16日，热播电视剧《我是刑警》收官。由演员白凡饰演的刑警曹忠恕是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曹忠恕是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处长、痕迹专家，以其精湛的痕检技术助力主人公秦川破获大案，也激励着秦川在正义的路上无畏闯荡。

12月16日，热播电视剧《我是刑警》收官。由演员白凡饰演的刑警曹忠恕是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曹忠恕是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处处长、痕迹专家，以其精湛的痕检技术助力主人公秦川破获大案，也激励着秦川在正义的路上无畏闯荡。

曹忠恕的原型正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崔道植。

崔道植

一次等待，改变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夏天，崔道植就出生在这里。

崔道植的童年充满不幸。三岁时，他生了一场大病，眼看呼吸就要停止。父亲不肯放弃，他找来一些蒿草，扎成捆，点燃后对着崔道植的额头炙烤。屋里的烟气越来越浓，呛得人直咳嗽，崔道植的头发也被引燃了。就在一家人绝望之际，崔道植突然奇迹般地发出哭声……父亲欣喜若狂，寸步不离地守着崔道植，为他驱蚊驱鼠，自己却被老鼠咬伤。不久后，本就不幸的家庭迎来沉重一击——父亲感染鼠疫，不治而亡。

父亲去世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守孝三年后，她决然离开了。那天，只有六岁的崔道植仿佛有某种预感似的，哭着追在母亲身后，直到母亲头也不回地冲进六月的玉米地。任凭崔道植在身后悲声震天，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从此，崔道植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爷爷是典型的朝鲜族人，总是穿着洁白的长衫，戴着朝鲜族传统的黑色笠帽，腰背笔直。尽管生活艰难，但他依然买来笔墨，一笔一画地教崔道植写儿童启蒙书《明心宝鉴》中的句子：“择善固执，惟日孜孜……”

青年崔道植

苦难的生活中少不了饥饿。在日伪统治下，大米是军需品，一粒都不许流落民间，一旦被发现私藏大米，扣上“经济罪”的罪名，轻则罚款，重则进监狱。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爷爷偷偷藏了一点米，可是没几天就被日本兵发现。爷爷被带走了，再回来时，鲜血染红了他的长衫。为帮爷爷分担生活的重担，崔道植背起背篓上山捡拾干柴。然而，山是地主家的，崔道植被地主家的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幸而好友金正鲲及时相救，他才得以逃脱。“自己种的白米，日本人不让吃。干柴烂在山上，地主家不让捡拾。”种种不平让崔道植心里充满愤恨和疑问，当金正鲲说“我要去参军，参加共产党的八路军”时，崔道植不禁心生向往。

1947年，共产党解放了梅河口，崔道植不仅吃到了米饭，还在政府的资助下走进了学校，十三岁的少年宛若重生。怀着感激与崇敬之情，他手握红缨枪，加入了儿童团。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儿童团团长了。

信仰的灯塔照亮了人生的方向。十五岁时，崔道植去县政府要求参军，尽管那时他已得知童年好友金正鲲在湖南牺牲了。因为年龄小，崔道植被拒绝了。但他没有放弃，两年后再次申请，可是他身体羸弱，看上去比同龄人都要瘦小，体检没有过关。看着别人一个个兴高采烈，即将赶赴军营，崔道植很难过。一直到天黑，他还坐在县政府门前，不肯离去。

这次等待，改变了崔道植的命运——因一名新兵错过了报到时间，而军列又不等人，他作为替补被允许入伍了！

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崔道植如愿成为一名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步入军营，他奋发向上，在练兵和学习中很快名列前茅。老班长非常喜欢他，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方志敏手抄本《可爱的中国》，一本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方志敏把中国比喻为“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植深受触动。

志愿军战士崔道植

1952年底，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崔道植跟着部队来到哈尔滨附近的拉林集训。由于有文化功底，又熟练掌握汉语和朝鲜语，他承担起培训朝鲜族学生的工作。因工作表现突出，立功喜报频频传来，崔道植精神振奋。在入党申请书上，他郑重写下：“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级给我的一切工作，我都是热爱的，因为这是人民给我的……”1953年12月，崔道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年后，他说：“从小我的父亲就不在了，母亲的关爱，我也记不清。对我而言，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那时，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也集中在拉林。卫生站里，护士金玉伊眼神清澈，照顾伤员时总是耐心细致。一来二去，崔道植和金玉伊相识，缘分的大门从此开启。

结缘痕迹鉴定，开先河，补空白

1955年，崔道植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痕迹鉴定。

那是一桩刑事案件，现场有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当时，警方已认定电话线是用钳子剪断的。细心的崔道植却另有发现。他观察到，电话线的断面肉眼看非常光滑，看不出摩擦的线条，但在显微镜底下看，却有一条一条比头发丝还细很多的纹路。崔道植认为这根电话线不像钳子剪的，应该就是平常使用的剪刀剪的。

工作中的崔道植

果然，侦查人员从被锁定的嫌疑人家中搜出了一把剪刀，但电话线是不是被这把剪刀剪断的，还需要进一步鉴定。崔道植便用剪刀反复剪铅片，再一次次把铅片上形成的痕迹和现场的痕迹进行比对。五天时间，他就琢磨这么一件事。当比对出某个一致细节的时候，再放大倍数看，同一认定的结果越来越清晰，最后确定电话线就是用搜出的剪刀剪断的。

崔道植的钻研精神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他被安排去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习。在学校，他争分夺秒地学习，晚上还跑到食堂“借光”看书，不仅笔记完整清晰，在痕检的实习中表现也非常出色。此后，崔道植又被选派到哈尔滨业余职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学校学习，对医学、数学、逻辑学均有涉猎。几年时间里，他已快速成长为刑侦领域的后起之秀。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他依然很激动：“当时我就想，组织上这么培养我，我一定要学好，在工作中报答党和国家。”

激情燃烧的日子，事业与爱情齐头并进。1960年，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崔道植和金玉伊与另外两对新人一起举行了简单的集体婚礼。当年在拉林分别后，金玉伊也加快了学习的步伐，此时，她已是黑龙江省医院脑电科的一名青年骨干。

婚后，崔道植一头扎进各种痕迹检验中，遇到疑难案件，经常日夜忙碌。因怕金玉伊担心，他很少和她提起自己的工作。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后，金玉伊分身乏术，她或是把孩子们送到五常的娘家，或是寄养在同事家，久而久之，家庭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面对妻子的哭诉，崔道植自知有愧，他开始试着给金玉伊讲自己正在鉴定的案例：一名幼女被残忍杀害，犯罪分子还变态地在女孩脸上留下很多咬痕；有一位民警，一家四口被害，根据头部的伤口判断，是钝器打击致死……金玉伊听得义愤填膺，她终于明白，崔道植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他的工作需要多么严谨，多么有耐心。

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崔道植心无旁骛地投入研究。他运用牙弓、牙形以及相互关系的特殊性，通过牙齿痕迹确认了杀害幼女的犯罪嫌疑人；他反复检测受害民警头上的创伤，一次次做模拟实验，根据头骨伤痕与作案工具进行同一认定，开这一领域的先河。

1975年，崔道植被公安部委派，和几个同行共同承担《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的科研课题。四年间，他们搜集了一万两千五百人的十二万五千份指纹。每份指纹卡片都需要统计分析，从此，一个破旧的显微镜成了他的“伴侣”。一天，因无人照看，崔道植四岁的小儿子崔英滨来到他的办公室。桌上的显微镜引起了崔英滨的兴趣，就在他想要触碰时，父亲的巴掌已先一步落在了他的头上。那时的崔道植没有料到，若干年后传承自己衣钵的，正是这个调皮的孩子。

崔道植进行实弹射击试验

整整四年，课题完成时，崔道植也名声在外。

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生一起命案，因线索有限，案子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展。崔道植被请了过去。由法医在死者腹部发现的一小截指甲，他迅速建立课题，研究“指甲能否成为鉴定证据”。崔道植收集了黑龙江警校四个班共两百名学生每隔二十天剪下的指甲，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指甲自提取后一年半内的变化。最终，他发现，指甲上的竖线排列因人而异，且没有重复，其鉴定价值和指纹一样。此外，不同年龄阶段指甲的特征和稳定性不同，发案后越早提取指甲，越有利于认定犯罪嫌疑人。

之后，崔道植让侦查人员提供嫌疑人的指甲，与现场遗留的指甲进行比对，找到吻合的那一个时，他笃定地说：“就是他，没问题！”果然，后来这名嫌疑人承认了犯罪事实。

当时，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尚未面世，崔道植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为刑事技术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

一切与犯罪有关的痕迹（包括手印、足迹、破坏工具痕迹、枪弹痕迹及特殊痕迹五部分），都是崔道植的科研范畴。此后，他围绕枪弹痕迹检验撰写了多篇论文，而这背后，是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三千发子弹，对每一条弹痕进行一一验证的“笨功夫”。一般情况下，检验一个弹头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四至六个小时。

每有疑案重案，崔道植总会第一时间被想起。1991年，黑龙江讷河发生特大杀人案，遇害者多达四十二人，崔道植受命前往。在令人窒息的腐烂气味中，他亲自画勘查图，收集物证，撰写鉴定书，连续工作二十多天，而他的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

一年后，崔道植升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起来。为了保证痕检工作不受影响，他的办公室门上常常会贴着纸条广而告之，“我在 × × × 房间”。这个房间往往就是痕检实验室。“发现和研究都需要大量时间，不知道什么是节假日，那时也不懂得陪伴。”崔道植后来说。

1981年，崔道植讲授牙齿痕迹检验

退而不休，屡破惊天大案

1994年，六十岁的崔道植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然而，很多痕迹领域的课题还是空白。通过自学，崔道植熟练掌握了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并将之应用于痕迹图像的处理，于是有了1996年获公安部立项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就在他埋头钻研时，一桩大案也牵动着他的心，这便是后来被公安部列为1997年“中国刑侦一号案”的白宝山案。

1996年3月至12月，北京、河北连续发生七起袭击武警、驻军哨兵、抢劫武器弹药、持枪抢劫杀人案。次年七、八月，新疆连续发生三起持枪抢劫巨额现金案。现场遗留的弹壳是唯一有价值的线索，案件侦破重点定为以弹定枪，按枪找人。当时，北京方面的专家认定北京现场遗留的弹壳弹头是“八一自动步枪”打出的，而新疆方面的专家认为，新疆现场的弹壳弹头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射出的。涉案枪种不同，作案地点又相隔三千多公里，两案是否有关联，没人能够说清。

一年多的时间倏忽而过，犯罪嫌疑人仍未锁定，案件陷入僵局。公安部刑侦局紧急调派了崔道植。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植对十六枚弹头、四十余枚弹壳进行了六十四次比对，在显微镜下观察不到两毫米的枪弹痕迹三天两夜，最终得出“北京和新疆现场遗留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八一自动步枪’打出的，建议新疆、北京并案处理”的结论。

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样的子弹，但击发后的弹壳稍有差别，由八一自动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条细小横线，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没有。崔道植的结论一出，专案组迅速转变侦破方向，并案深挖，一周之内就将夺枪三支、杀死十五人、抢劫上百万元的犯罪嫌疑人白宝山（北京人，曾在新疆服刑）抓获。

1997年，崔道植参观公安部举办的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后，他着急又愧疚：“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拿不出我们国家自己的‘系统’！”他决心攻破这个“堡垒”。

为挑选材料，崔道植奔波于各地的建材市场，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他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他去多家高校、研究所取经，自己设计出模型图后，再自掏腰包找机械加工厂试制。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后，崔道植终于发明了一种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同时还研制出弹痕展平装置，用其复制出的膛线痕迹，既清晰又稳定。在这两项发明的基础上，“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部级专家评价：“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边处置疑难案件，一边加强学术理论研究，崔道植的成就有目共睹。1999年，崔道植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值得一提的是，崔道植的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凭着这个专利，他本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然而，他将专利主动献给了国家。他说：“这个技术就是用来破案的，兄弟单位使用还得花钱，这样的事我不能做。”后来，崔道植又自费制作了十二台展平装置，无偿送给西北省区的刑事技术部门。

崔道植受聘为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

2001年，震惊全国的郑州银行抢劫案求助到了崔道植。后来我们知道，从1996年到2000年的五年间，以张书海为首的犯罪团伙先后抢劫个体户主、电信局、银行等，制造数起惊天大案。而当时，郑州警方已连续奋战近五年，不仅积案没破，又发生了抢劫数额高达二百零八万元的新案件，正处于雪上加霜，一筹莫展的境地。

“一听说是猎枪作案，我心里已经有底儿了。”对猎枪，崔道植了如指掌。他曾收集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再对几千个弹壳上的痕迹进行拍照，一一研究。通过弹壳就能判断猎枪的枪种、生产厂家，对此，崔道植很有信心。

到郑州后，经过一天的研究，崔道植给出结论：几起抢劫案留下的弹壳都是由同一支猎枪发射出来的，且猎枪的生产厂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

崔道植对猎枪种类的精确鉴定，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侦查范围立刻缩小了，侦查员从调查猎枪买家入手，顺藤摸瓜，最终抓获了主犯张书海。

2003年，沈阳发生“1·18”抢劫运钞车案，一百九十七万元巨款被盗，三人死亡，多人受伤，一时震惊全国。现场群众听到的枪声是连发的，因而推断应该是一支双筒猎枪，但双筒猎枪又分为不同的型式，六十九岁的崔道植被紧急召唤到沈阳鉴定作案枪支种类。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他判断出射击方向，并以此追踪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以及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为判断嫌疑人的身高，崔道植亲自试穿军大衣，不料竟有意外发现，军大衣的内里居然缝了个枪套！通过查看扣环位置和枪口与大衣内侧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的痕迹分析，崔道植很快确定了枪种，并断言，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在一米七三左右。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迅速锁定了目标嫌疑人，不久便将其抓捕归案，而罪犯的身高正是一米七三。

“他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对崔道植，同行们由衷地佩服。每当迷雾重重时，马上就有人推荐：“上黑龙江，找崔道植！”然而，崔道植却谦逊地说：“我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了一件事就要做到底，一个实验做一次没有用，做十次、一百次也没有用，做一千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

几十年来，每办一次案，崔道植都及时写成工作日记。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理论，他编著完成《枪弹痕迹检验》教材，为中国刑侦技术献上了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

2006年，崔道植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四十万元奖金中有十万元归他个人支配，他将这十万元全部用于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添置鉴定设备。当时，崔道植的二儿子正为购房款不足发愁，但家人对于崔道植的做法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英雄暮年，壮心不已

尽管年事渐高，但崔道植并没有完全回归家庭，颐养天年，只要刑侦事业需要，他“召之即回”。几十年来，崔道植不是东奔西走，就是在显微镜下通宵达旦，夫妻俩聚少离多，然而，妻子金玉伊始终如一地支持他，以他为荣，只要崔道植出差归来，为她和孩子们做上一顿拿手的烧茄子，她就心满意足。

2007年，崔道植赶赴黑龙江省宁安市，那儿有一桩五年前发生的凶杀案，等着他去“把脉”。

此前，半枚模糊的血指纹已被送到崔道植的手上。当年多家权威鉴定机构认为“指印特征少，不具备认定条件”，案子因此一直悬而未决。崔道植拿到指纹后，先是用自己研发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对指纹进行了修复，然后连续两天两夜，对警方送交的四十二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进行比对，最终在一个嫌疑人的左手拇指指纹中发现了七处特征点与现场血指纹相符合。通常，一枚完整的指纹可找到约一百五十个特征点，刑侦界关于指纹有“七死八活”的说法，即对上七个特征点，证据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一旦对上八个及八个以上则铁证如山。于是，崔道植特意赶往宁安，要求将对上七个特征点的嫌疑人再次请到公安局来，亲自提取其指纹。两个小时后，崔道植找到了九个特征点。最终，案件告破。

“进入组织大门的第一天，我就获取了支撑一生奋斗的力量。”只要一个电话、一声邀请，崔道植就立刻奔赴案件现场。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他总是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更少有人知道，这个背着电脑挤公交、赶火车的清瘦“小老头”，就是中国警界痕迹鉴定领域的“定海神针”。

多年来，崔道植忽略了自己，也忽略了妻子。2011年的一个清晨，金玉伊照例把崔道植送上去外省案件现场实地勘查的大巴。在回家的路上，金玉伊迷路了。后来，她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渐渐地，金玉伊已经认不得三个孩子，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唯一记得的是“上省公安厅，找崔道植，搞枪弹检验”。她的记忆已经破碎，却时常哼唱一首朝鲜族歌曲，歌词大意是：“今天还是走啊走啊，没有定处的身影，走过来的每一足迹被眼泪浸透……”那是她和崔道植多年来的生活写照。

为了省去一些生活起居上的麻烦，崔道植带着金玉伊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中，痕迹鉴定设备占据了“半壁江山”。在养老院的一间小屋里，崔道植继续为各地送来的物证做痕迹鉴定。

2016年底，黑龙江公安刑侦系统开展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案行动，七十余起疑难命案的现场指纹摆在了崔道植的面前。起初，大家只是希望他闲暇时帮着看一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三天，不仅全部看完了，而且用图像处理软件对每一枚指纹都做了详细的标注，不少积案因此得以侦破。对此，崔道植的说法非常朴实：“物证送到我这里时，基本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了。如果我不能攻破难题，就要有人含泪蒙冤，有人逍遥法外。为了真相，我辛苦一点又算什么呢？”

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专案组请他去做鉴定，八十二岁的崔道植独自坐火车前往，儿子们看不下去了，劝他：“坐飞机吧，钱我们出，不花国家钱，还不行吗？”然而，这个“倔”老头不为所动。专车不坐，宴请不去，有司法鉴定机构高薪聘请他去兼职，他果断拒绝。他总是对儿子们说：“以前，我是人民警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也不能用公家的一个便利条件去干自己的事；现在退休了，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

让崔道植欣慰的是，成长路上对他这个缺席的父亲“爱恨交织”的三个儿子，长大后都选择了从警之路。大儿子崔成滨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刑侦信息化专家，二儿子崔红滨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反邪教总队业务骨干，小儿子崔英滨继承父业，在哈尔滨市公安局从事痕迹检验工作。

原本，崔英滨在省警卫局服役，白宝山案破获后的第二年，父亲硬要求他转业至公安机关传承“痕迹检验”事业，而且不让他到省公安厅，“必须到最艰苦的一线积累工作经验”。在别人眼里，子承父业、传承衣钵，无比完美，然而，对崔英滨来说，此举却更像是一个被动决定，“没有父亲，我不会选择这份工作”。

2002年，崔英滨通过公开竞聘，升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副中队长。但儿子工作上的第一个进步却被崔道植打了叉。他找到崔英滨的领导，说：“我的儿子不适合做领导，他的精力应该放在痕检业务上。”当年，崔英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做，“太生气了，我爸却只说年轻人应该把本职工作干好”。

对于父亲的很多决定，崔英滨一度无法理解：“家里人的一切要求，包括合理的，全都免谈，更别说工作调整了，每次提起都会被驳斥，后来我们哥仨都习惯了，也就不再提了。”

崔道植对待工作的勤勉作风，让自己的家庭拥有了一种特殊的醇厚之风。崔门父子四人，个个是所在单位的行家里手。目前，崔英滨已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获得哈尔滨市公安局嘉奖七次，并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在崔英滨的眼里，父亲也是老师，是他“精神上的楷模”。2018年，崔道植受命去深圳鉴定一起疑难案件。没承想，因背包带断裂，带子上的铁卡弹射进左眼，崔道植受伤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停歇，忍痛工作整整三天。崔英滨来看望时，崔道植已经满眼充血，他强行把父亲带去医院，缝了四针。这一年，崔道植已经八十四岁了。

崔道植和儿子崔英滨

2020年，崔道植送走了相伴一甲子的妻子。此后，他每天都忙着整理枪弹检验教材课件和参与过的案件现场资料，“生老病死的规律在那里，我的时间有限了，留下这些给后来的人一些参考吧”。年轻勘查人员有时会借去看看，有的课件还没有最终制作完毕，崔道植提供的时候便会叮嘱：“这还不是最终版啊，我还需要斟酌修改。”

崔道植全家福。前排为崔道植和妻子金玉伊，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大儿子崔成滨、二儿子崔红滨和三儿子崔英滨

2021年，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崔道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奖章“七一勋章”。八十七岁的他面容清癯，满头银发，穿着20世纪80年代的老警服，腰杆笔直地走上人民大会堂授勋台，格外引人注目。他说：“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穷孩子，我深刻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大字对我们国家、民族的真正含义。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一种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从警近七十年，崔道植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奉献给了刑侦事业。2023年，崔道植以八十九岁高龄，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是我的乐趣，我觉得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崔道植说。站在讲台上，他总会讲起那个挨饿、受冻、被欺负的童年。生命和知识都是党给的，“报答党恩”是他重复最多的话。

显微镜旁，崔道植的探索还在继续，豪情也不减当年：“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

来源：河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