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个世纪前,北美人的饮食构成中,近乎有一半是需要在野外觅食、狩猎或捕获的。今天,所谓的“野生食物”正成为昂贵的奢侈品,在顶级餐厅中成为富人独享的盘中餐。与此同时,依靠野生食物生存和维持生计的人们发现,随着新的市场和道路侵入世界上最后的未开垦的土地,他们的生活永
两个世纪前,北美人的饮食构成中,近乎有一半是需要在野外觅食、狩猎或捕获的。今天,所谓的“野生食物”正成为昂贵的奢侈品,在顶级餐厅中成为富人独享的盘中餐。与此同时,依靠野生食物生存和维持生计的人们发现,随着新的市场和道路侵入世界上最后的未开垦的土地,他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一路上,吉娜·雷·拉瑟瓦亲自品尝野生食物,在婆罗洲品尝难以捉摸的燕窝汤,用手提箱把瑞典驼鹿肉偷运回家。
《荒野飨宴》既是优美的自然书写,又是立足于田野调研的民族志,身为作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的拉瑟瓦寻找野生食物——揭示了在一个“野生”本身被误解、商品化和被消费者热捧追求的世界里,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节选了《同蘑菇和野蜂蜜一起出现的巨型野兽》一章分享给读者。
古栎树
我去看了一棵树龄七百多年的老栎树,它就长在路边。不同的人对它的叫法不一。每位新统治者上台,都会重新发现这棵树,然后重新给这片土地取名。不知何故,经过几个世纪的砍伐,这棵老栎树依然屹立不倒,或许仅仅是因为它足够老迈。今天,它与这片地区其他六棵树龄相近的栎树一起,被视为波兰的国家纪念碑。
这棵夏栎正在慢慢腐朽,闪电在它的身上留下伤疤。树枝上布满了小洞,为了防止鸟儿在里面筑巢,洞上还挂着网。树干的底部有一个大洞。1880 年,人们在洞外安装了一扇木门,还安排了一名警卫在外看守。有人声称树洞内可容纳十一名士兵。
我从夏栎这里沿小路向上走,穿过一小片阔叶林。瞥一眼远方,地平线那端的沙砾翻滚着涌进波罗的海。高地顶点是一座简陋的哥特式教堂,由粉刷成白色的石头砌成。走进门,螺旋式的楼梯旁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饰着鹿角的木制十字架。十字架边,由贝壳制成的圣母玛利亚正抱着她襁褓中的婴儿。她头上的光轮是一圈色彩淡雅且自带条纹的白樱蛤,长袍由无孔贻贝制成,接缝处缝缀着欧洲玉黍螺。她纤细的颈项上饰着一条琥珀项链——一种神秘的时间凝练品,汇聚了千棵古树和数百万个晴天的能量。
教堂外,三名穿着灰绿色制服的林务人员围站一起。地区负责人的双手撑在皮带下的两侧髋关节上,戴着一副嵌着变色太阳镜片的粗框眼镜,系一条深绿色领带,领带结附近绣着一只小小的欧洲马鹿。波兰的林务人员最近刚被本国人民选为“全国最值得信任的公务员”,这些人看起来也很为自己的工作自豪。
波兰境内的大部分森林都是受到高度管理的人工种植林,是基于“基础林学”种下的松树或云杉,它们树龄相同,高度也几乎相同,不自然地排列成线。波兰国家森林组织成立于 1924 年,是一项民族主义事业;从一开始,该组织就以其等级和军事价值为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森林成为再生国家的象征,森林管理员是这一国家遗产的保管人,耐心地管理林业使其创收。他们疏通森林中的河流,排尽河水,晒干土地,然后种上了最畅销的品种——苏格兰松和挪威云杉,当然是排成一线的,这种针叶植物可以在贫瘠、夏旱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不用和阔叶树争夺光照和水分,这些树木生长迅速,笔直挺拔,是木材的理想选择。枯死的下层林木被清除干净。一行又一行,每棵树的种类和树龄都相同,按照优化后的轮伐期进行砍伐。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杂乱和无序后,这片土地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森林终于变得合理了。
如今,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单一种植林业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人工种植林更容易受到昆虫入侵的破坏和暴风的袭击。所有树木的树龄相同、被种植成行,意味着栖息在原木腐烂的落叶中或在林下阔叶灌木中筑巢的鸟类和昆虫的栖息地在减少。如今,林业部门正在努力让他们的人工种植林看起来不那么像机械产物,而更像是网状系统,可以模仿生态健康的“野生”森林的特点,以增加生物多样性和恢复力。这种做法的影响有待观察。
下午,我在一个旅游胜地的餐厅里和护林人共进午餐。餐厅被故意做旧,用灰泥和砖块垒砌的墙上钉着肋木条。在巨大的房梁斜条结构上方,天花板倾斜坡度极大。锻铁打造的枝形吊灯挂在被抛光打磨的木材条上。
我们坐在一张长度和房间平齐的桌子旁,桌旁共有二十八个座位。桌上盖着一块白布,摆放着瓷器和银餐具。蜡烛插在华丽的铁质烛台上,将摇曳的火光投射在下方的食客身上。餐桌的中央,一束艳俗的奶油色鲜花从一个高高的水晶花瓶中垂下。
有人告诉我,午餐的主菜是野猪,我焦急地等待着我想象中的一大块烤肉。我饿了。
最早期的人类并非靠打猎觅食,而是捡拾动物剩下的兽肉。当成群的野狗和大型食肉动物吃腻了它们的猎物,夜幕降临时,我们人类克服自身的恐惧,胆怯地从猎物尸体上撕下了血淋淋的肉。肉是能量、热量和脂肪的主要来源,对肉的渴望可能是早期人类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在动物的骨髓和脑组织中发现的大量脂肪酸,以及在富含矿物质的肝脏和心脏中发现的微量营养素,是我们大脑开发的重要构成物质。当我们学会狩猎,我们开始聚餐,与合伙捕猎的同伴分享猎物,也在肉变质之前与人分享过剩的食物。
野猪的食用史至少已经有一万年了。在西班牙的雷米吉亚岩洞(Cova Remígia)中,一幅可以追溯到全新世早期(公元前 8000 — 前 6000 年)的洞穴壁画描绘了六名弓箭手追逐野猪的场景。在画中,一些野猪被箭射伤,而另一些则是倒挂的模样,可能是死于箭伤。
罗马时期的故事也记录了人们捕猎野猪的行为,这些故事通常将这种行为和男子气概及权力联系在一起。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61—115)用网狩猎野猪,尽管抓到后,他勉强及时放下笔、拿起投枪才杀死野猪。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将野猪放在马背上带出围场,因为野猪是众所周知好战的动物,所以他小心翼翼地骑马全速奔驰,以免被受伤的野猪所伤。《古罗马人记事》(Gesta Romanorum)是一本中世纪时期的拉丁文轶事集,当中有一个故事记载了图拉真皇帝想要吃野猪的心脏,因为他“最爱野兽的心脏,胜过所有野兽肉” 。但负责备餐的厨师禁不住诱惑,自己吃了它,然后让侍者告诉皇帝,“这只猪没有心脏”。
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国王来说,野兽体型越大,捕猎越危险,价值也就越高。野猪正是这些危险物种之一,因此被列为“伟大的猎物”,尤其令人垂涎向往。在英国,野猪尤为重要,《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 1086)就通过在森林中游荡的野猪数量来测量林地的大小。在中世纪的记述中,成群的野猪被称为“发声器”(sounder),被称为“阿尔戈斯”(argus)的悬趾是珍贵的狩猎战利品,野猪油脂则是送给穷人的一种药品。到了 13 世纪,由于英国过度捕杀野猪,致其濒临灭绝。然而,它们的神秘性依然存在。四百年后,查理一世(Charles I)为了将它们重新引入英国,不惜重金从德国购得一对。
如今,在波兰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野猪已经成为一种常见且具有破坏性的农业害兽,在欧洲现存的少数森林和农田环境中不断繁衍。对于战利品丰富的猎人来说,野猪是快乐的源泉;而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它们颇令人头疼。
波兰政府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要宰杀其境内大约 90% 的野猪——约二十万头,来阻止可能感染家猪的非洲猪瘟的传播。这一法律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和抗议——主要来自研究野生动物的生物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者,他们担心这一行为会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野猪会吃啮齿类动物和昆虫,并通过翻拱土地和埋下树木种子来帮助森林再生,不过一些猎人协会也反对这项极端措施。
我面前摆着一个盘子,切割细致的猪肋排在一堆薄薄的炸土豆馅饼上保持着平衡。这座不稳固的雕塑周围是一圈加入森林浆果的调味肉汁,盘子边缘点缀着一份苦苣沙拉。肉尝起来像是猪肉,尽管很难在甜得发腻的甜浆果酱味道中找到它和普通猪肉味道的细微差别,但我觉得这种肉土腥气更重。
林区管理员坐在我的对面。他的头发染成了煤黑色,发根处已然露白。修剪整齐的胡子从他嘴角向下倾斜,最末端的一根细胡须延伸至他的下巴边缘。在林业术语中,我们可以称这种风格为“被母树包围的鲜明空地”。
吃饭的时候,我向他们询问这片地区的狩猎历史。林区管理员用波兰语向坐在他旁边的翻译解答,但他说话时,目光直盯着我,好像希望吃掉我而不是他的料理。
翻译员卢卡斯涨红了脸,尴尬地笑了笑。他的双唇用力贴着闪着光泽的牙箍,羞怯地说:“我不能翻译。它不……可翻译。也不礼貌。”
我低头看着我的空盘子。我还是很饿。
驯养和野生的意义
乍一看,乡下的模样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经历了不断的变迁。环绕着波兰古老堡垒城镇的森林无疑一直是那副模样,不断被砍倒又重生,同时并存的衰败和成长打破了永恒。不仅是树木在改变,我们对森林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最初认为它们是我们构建的神话,随后相信它们是我们创造的结果,最后在不同的林龄中,它们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方式。
我们只了解欧洲密林中土著文化一些零散的生活和仪式,且大部分认知都基于传说。波兰的旧普鲁士部落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村庄里,他们的足迹并没有深入广阔的林地。他们以居住地周边的森林、溪流和湖泊来命名自己的定居点。野生猎物的数量极多,包括鹿、驼鹿、美洲野牛、森林野牛和野猪,因此他们不需要限制任何形式的狩猎,猎得的肉通常被熏制保存。
除了大量食用野味,这些部落还大力实践轮歇农业,即刀耕火种的烧垦农业;他们砍掉一小片森林,在当中种上大麦、黍类、小麦和玉米,并在布满橡子、嫩枝和山毛榉果实的地上自由地放养家猪。这些家猪腿很长,皮肤呈黄褐色,长着短而硬的刚毛,是罗马小母猪和野猪的杂交后代。他们用鼻子翻拱土地,寻找当中的块茎、昆虫幼虫或是老鼠;此举不仅可以松土,偶尔还会将一些树木种子埋进土壤中,继而帮助恢复森林。除了更讨人喜欢的面孔之外,被驯化的家猪和野猪几乎没有区别。有时,一头家猪甚至可以随意溜达,根据自我意愿和它的野生伙伴交配,进而帮助保持整个猪群的生机。
最后在不同的林龄中,它们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方式。
季节被当作神明崇拜。每年,在第一粒种子被播下后,人们都会举行仪式来祭奠春天、迎接夏天。当部落领袖自我感觉年纪渐长或身体渐虚,统治民众变得力不从心时,他就会将带刺灌木和稻草堆成一堆,然后爬上这堆草木,做最后的一次演讲。当长篇大论结束时,他会从圣橡树前一直燃烧着的火堆上引火,点燃草木堆,随即投身火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会竖起一块石碑来纪念他的死亡。他们发誓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心里知道万物皆有轮回。
对于主要研究农业的罗马人和希腊人来说,这些人就像他们追捕的野兽一样野蛮。文明和野蛮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景观上,也与土地所提供的食物有关。古希腊人认为是葡萄酒、小麦和食用油带领了人民走向了文明;罗马人则认为耕种的,继而产生农业文化的土地,与野生且无法统治的土地是不一样的。
罗马人同样会狩猎,但主要是为了竞技和军事训练,而不是为了生计,他们的捕猎法案是最早被记录下来的法规。这些法规遵循了拉丁文中野生动物和无主之物的理念:野生动物不属于任何人,只要猎人没有擅闯他人的土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捕杀它们。虽然理论上这给了人们捕猎的同等机会,但该法规其实意味着猎物属于富有的地主。封闭的庄园被辟为狩猎保护区,供政治家狩猎雄鹿、狼、熊,以及狮子、豹子和大象等外来物种。农民只可以诱捕野兔和刺猬。
中世纪早期的基督徒相信,社会阶级反映了自然环境和日常饮食。对他们来说,中欧广袤的森林是道德混乱的象征,生活在未开垦的树林中的异教部落都是些野蛮人。他们为丰收而感谢地球的仪式和典礼,被描述为向恶魔敬拜的可怕景象。据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幸目睹了这些人的野外狩猎,他就将在当晚睡觉时坠入地狱。他的灵魂将加入精灵的队伍,周身是异教徒女神和林中仙子模糊的咆哮声,永远与无法被外界看见的死者永恒为伍。在十字军东征期间,那些拒绝臣服于新宗教政权的异教徒被杀害或流放,最可怕的一种惩罚是在天主教众神的神殿前被活活烧死。
然而,对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国王来说,森林并非对其不利的地方,而是权力的象征,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野味——通常被称为“vension”,来源于“venari”(狩猎)一词——是宴会上必不可少的元素,也是国王展示其财富和地位的一种方式。人们通常将肉与水果、玫瑰水以及一些香料,如龙涎香和麝香一起炖煮。在意大利,人们习惯将野生动物整只烤熟,再用金箔包裹,然后整个端上餐桌,在垂涎欲滴的晚宴客人面前隆重地切分。波兰国王端上桌的都是经过大量香料腌制的肉,因为相比于西欧其他国家,这里的亚洲调味品更便宜。
早在 11 世纪,人们对木材的需求就开始对野生动物生活的林地造成了威胁。这也促使英国国王颁布了一些最早的环境保护法。这些森林法基于罗马人的观念,即狩猎权属于财产所有者,只有贵族可以狩猎。由于在严格意义上,国王拥有全部领土,因此他有权在任何喜欢的地方狩猎;正如一条法律所说,“为了满足国王的乐趣和消遣而受到安全保护的某些森林给予了野兽许多优待”。
随着世纪推移,狩猎活动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几乎每一方面的尝试都被编入法律并受到高度控制。为确保获得风味最佳的肉——比如夏末的雄马鹿肉,那时它们吃着牧草和坚果变得“膘肥体壮”,不过在要在它们发情前宰杀,一般是从秋天到来年二月——人们开始养成习惯划分捕猎期和休猎期。在国王的护林官的监督下,监察员的工作包括收取租金;发放狩猎许可证;冬季和旱季时喂养野生动物,确保它们不会挨饿;为皇家的一些宴会准备野味;对偷猎者进行惩罚。
许多狩猎手册为捕猎活动规范了合适的技巧,并将描述捕猎技艺(venatic arts)的词汇做了正式规定。在一份 13 世纪的威尔士手稿中,有被称为《维纳多什法典》(Venedotion Code)的一节,其中阐述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价值”。“一只雄鹿的价值”可以被分割为合乎法规的若干块,每块价值六十便士:“他的两条腿以及两只角;他的舌头;他的胸脯;他的心脏;他的直肠;他的肝脏;他的两块腰肉;他的腰腿肉;他的腹部;以及他的脊骨。”
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狩猎中涉及的伦理准则。一部匿名的法国作品《猎人与鹿》(La Chace dou cerf,1275)中提到,如果贵族们不会因杀死任何受致命伤的动物而感到不快,打猎活动便是心旷神怡的,毕竟担心猎物应该是猎手的义务。事实上,到了 13 世纪末,贵族食用的大部分野味都是由仆人猎得的,大家族会雇佣猎人来获取这种重要的食物。
由于狩猎保护区受到林地和耕地需求的威胁,在西欧,野味越来越贵。炼铁业和砖瓦业对木材的需要似乎在无限制地增长,建造房屋、制作木桶、家具、手推车、货运马车和马车也都需要木材。砍伐森林和种植粮食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机会。欧洲人口从公元 1000 年的三千六百万稳步增长到 1300 年的八千多万,与此同时,西欧最肥沃的土壤都已种上了粮食。
与他们的国王不同,除了在某些仪式上,大多数欧洲农民很少吃任何种类的肉。中世纪早期的文学中,“肉”(meat)一词经常与“食物”(food)一词互换使用。因此,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当时的人实际吃了多少肉,因为餐桌上的“肉”可能意味着任何一种“食物”;但有证据表明,直到 14 世纪中期,瘟疫夺去了大量生命,更多的良田变成牧场后,养殖家畜所提供的肉量才足够满足普通民众,普通人才吃得到肉。
随着食肉变得更加普及,国王们不再能以他们消耗的肉量来彰显自身权力,因此人们重新关注起野味的美味和与众不同。就连野味被宰杀的方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动物肢解或解剖,都变得高度仪式化和规范化。《圣奥尔本斯之书》(Boke of St. Albans,1486)中描述了如何宰杀一只雄鹿,书中指出,必须将动物的骨盆放置在宰杀地旁,作为供奉给渡鸦的祭品,还要把雄鹿的左肩肉交给森林管理员作为报酬。
波兰最早的森林法颁布于 14 世纪中期,和英国法律一样,这些法律宣布,某些地区的森林是专属狩猎保护区,专供国王及其随从所用,不能砍伐。但其他的地区正在经历快速转变。当时被称为皇家普鲁士(Royal Prussia)的地区,很快成为西欧谷物和木材的主要供应地之一,葡萄牙国王菲利普(Philip of Portugal)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用作桅杆的树,16 世纪 80 年代,葡萄牙用这里的树建造了一支舰队,与荷兰和英国交战。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曾经的森林被砍伐,新的田地取而代之。
到了 17 世纪初,欧洲广袤的森林面积只剩曾经的 20%。沙土再也无法被树根固定,开始向外侵蚀。整个林地物种濒临灭绝或消失。原牛——一种作为现代牛祖先的大型野牛——苦不堪言。1627 年,最后一只原牛死于波兰的贾科塔罗森林(Jaktorów Forest)。松鼠随着它们生息所需的树木消失而不见踪影。毛茸茸的松貂逃走了。兔子在留下的空地上繁衍生息。
19 世纪,波兰的大片林地被俄罗斯管理者接管。曾经长期争斗不断的土地主们拿起武器,团结一心抵御他们的新统治者。剩下的森林不再是神灵或恶魔的地盘,变成了政治活动和人民起义的地点。被杀害的人和他们马匹的尸体成为狼的食物,狼群因此得到大量繁殖。沙土被风卷起,弥漫在空气中。人类盲目的贪婪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印记。
到了 20 世纪初,那些曾经似乎无比难以处理的欧洲古老森林,几乎都被帝国和个人砍光。部分残留的绿土幸免于死去的国王对肉的渴望。我们讲述的关于森林的故事可能已经改变,但野生动物的命运和树木的命运仍然交织在一起。
史前野兽
一天傍晚,日落时分,我看到一群野生的森林野牛在农场公路边的一处高地上吃草。我斜靠着干草堆,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这些生物,它们的轮廓与位于宽阔田野尽头边缘处的松树交叠,似乎愚蠢而傲慢。只有从他们乌黑的鼻孔里喷出的鼻息,以及从被他们那卷曲的黑色皮毛所包裹着的充满悲伤和探索欲的眼睛里,我们才能找到一丝史前的气息。
我的导游收到他的农民朋友发来的短信,告诉他哪里可以找到野牛。但他玩了一个搜索游戏,先带着我们的小组去寻找野牛留下的踪迹。“另一组人没有找到任何痕迹。”他说,好像我们的发现是罕见而神秘的。“这里没有奶牛,野牛就是我们的奶牛。”他笑着说。
这些野牛在波兰的比亚沃维耶扎森林(Białowieża Forest)里漫步,这片森林是过去几乎覆盖了整片大陆的古老低地森林的一小部分。1932 年,政府宣布该地区被设立为波兰第一个国家公园,与欧洲其他残余的森林一样接近“原始自然”。欧洲野牛(European bison),英文也叫“wisent”(Bison Bonasus),因为这片森林而至今尚存,不过这片森林也因为政府对野牛的长期保护而得以存活。这是一种互相渗透也不断变化的关系。
这片森林诞生于 14 世纪末,已经存在了六百年,曾经是当权者的私人狩猎场。如果平民在此偷猎动物被抓,他们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尽管比亚沃维耶扎森林受到保护,免受大规模砍伐,但周围的树木却因战争和商业而倒下,数见不鲜。欧洲大陆一经发现野牛,它们就已然成为东欧幸存的种群。即便如此,国王们仍然在狩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1752 年,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三世(Augustus III)在一次狩猎中杀死了四十二头野牛。他雇佣了数百名助猎者,将动物从树林中驱赶出来,一直赶到他坐着等待的地方。传说中,他的妻子独力杀死了二十头野牛,在等待林中动物出现的时候,她还读了小说。
与其他受保护的林地一样,当地农民依然也有权在林中放牧自家猪,薅些干草,偶尔捡些木材,从树上采采蜜。人们从这片森林的野生蜂房中采集蜂蜜,而这种行为至少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野生蜜蜂生活在离地面约二三十英尺的树洞里,人们会照看这些特定的树木和树上挂着的蜂房。
有时,养蜂人的火把会无意中点燃森林,就像粗心的旅行者一样。农民也会故意用火焚烧草木,促使新的草长出以供动物食用;他们还会在居民点附近的区域先逆向焚烧出一块隔离带,以防止无法控制的野火摧毁村庄。
每经历一场火,森林的树木构成都会发生变化。一些树会浴火重生,比如松树:火焰烧毁了生长在下层林中的硬木幼苗,不然它们就会和常青树争夺阳光。当火灾变得不那么频繁时,硬木又重新长出。
19 世纪,波兰再次被列强瓜分,这一次是普鲁士、奥匈帝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强权。效忠的对象变化得如此频繁,以至于很难预测一场起义是否会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有时,国界会穿过村庄的中间。
俄罗斯人洗劫了波兰图书馆,这些战利品被小心翼翼地带回了圣彼得堡的帝国图书馆,馆中一度藏储了近五十万册书和手稿,包括古代国王和王后的情书。比亚沃维耶扎森林成为俄国沙皇的狩猎场,哪怕他只去过那儿一两次,但他依然把野牛置于皇家保护之下,以防万一哪天自己想猎一头。尽管受到了帝国的保护,野牛的数量还是在减少,它们成了战争中饥饿人群口下的牺牲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野生野牛只剩下约八百头,倒是许多士兵靠着吃野牛幸存。1919 年,最后一头野生的欧洲野牛在比亚沃维耶扎森林被偷猎者射杀。只有十二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牛还活着,它们作为皇室礼物被送往国外,分散在欧洲的公共动物园和私人动物园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野外生物学家在科研机构的场地人工培育了这些孤独的动物,并慢慢重新将它们的后代放回森林。目前,几乎 80% 的现存野牛都是由同一对野牛繁衍而来。
冬季,国家森林局遵循着悠久传统,人工喂养这些动物,并设立了堆满干草的草料所,防止野牛食用受监管的商用林中的幼树芽,或破坏当地农场的作物。他们还对动物进行疾病监测和治疗。每年,森林局会宰杀大约二十头野牛,以防止物种过剩,它们的瘦肉会被卖到餐馆。冬天,野牛就在城里闲逛。最近,有一头野牛穿过公园一路逛到了博物馆。
波兰国家公园的一些区域受到严格保护,没有导游带领不能参观。我的导游告诉我,比亚沃维耶扎森林诞生于地球上出现最早生命的时期——远古时期。当时的生物种类多到令人难以置信,有超过一千一百种植物和估计两万五千种动物,是欧洲曾经存在的众多物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我们沿着空中栈道穿过森林,在经过一片世界上最高的栎树群时,我们停下来凝视着一只腰部有斑点的啄木鸟,他正在啄一棵已经枯死的树。他戴着一顶红羽头饰,如丝般的黑色外衣上还披了一件暗白色、带有像素般小点的斗篷。
我们来到松软潮湿的湿地,看到一只白头鹞俯冲而下。路边景观从垂枝桦、普通赤杨和梣木变成了鹅耳枥、挪威枫和小叶椴。几株树冠细长的云杉,透过枝叶微探出头。地面覆盖着一层北方灰藓。我们经过一片开阔的草地,这儿曾经是一片干草地,现在属于皇室,西伯利亚鸢尾和紫色的洋地黄正盛放。夜晚,狼群从林中小路走过,在十字路口,我们发现了一个它们领地的标记:几道长两英尺的爪痕。
这片森林里盛产真菌(超过四千种),特别是大型真菌(一千八百五十种已知物种),是世界上真菌种类最多的地方之一。许多蘑菇会在黑夜中发出磷光。
如果说找寻肉类是男性的事业,森林也是因为国王渴望控制领土而划出的区域,那么对于乡下的妇女,森林早就是她们采蘑菇的地方。启蒙运动期间,尽管大量海外植物从国外被进口至国内,英国和西欧的人们仍然怀疑食用蘑菇的安全性,可能部分原因是人们对森林迟迟不散的不信任。1620 年,萨默塞特郡的一位医生宣称,只有“怪人”才吃蘑菇。尽管如此,至少也有一位英国冒险家告诉家人,蘑菇确实“有益健康而且很美味”。
不过,波兰森林里的村妇们不仅知道蘑菇是一种美味的食物,还知道它们是一种重要的药物来源。落叶松上的支架真菌可以治疗出血、伤口溃烂、呕吐和痔疮;木蹄层孔菌属真菌治牙痛;黑木耳可以治疗耳部和眼部感染;马勃有防腐作用,鬼笔可以催情。
村妇们不仅知道蘑菇是一种美味的食物,还知道它们是一种重要的药物来源。
树和蘑菇是没有办法划清界限的。它们共生生长,每种真菌都与特定的某种树皮或树根密不可分。这里不存在个体,只有一个多物种的网络,它们共享资源,制定计划,根据两者联系而非差异确定随机的灵魂伴侣,一旦确定便必须共存。丰年,当树木需要巨大的养料来结出大量的坚果和橡子时,它们就从遍布地上和地下的真菌网中获取养分。其他年份,树木通过将它们获得的太阳能量传递给蘑菇来储能。在这里,领土和定义之间没有边界和清晰的分界线。
许多野生蘑菇中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如汞。不过,人们对于吃蘑菇的念头近年来才有所增长。陌生的人穿过树林,不分青红皂白地撕碎可食用和不可食用的蘑菇,为满足全球市场肆意采摘。在一些地区,野生蘑菇的商业收入巨大,导致采摘蘑菇威胁了森林的健康。
比亚沃维耶扎森林是一处镶嵌性景观。成片的花旗松、欧洲赤松和挪威云杉的种植园,俯瞰着周边硬木、枯死且带有火痕的原木边的小溪、开阔的湿地和干草田。树木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地形和供水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们过去和现在在土地上的行为。只有在卫星图像中才能明显看出,人类的存在与这片古老森林体现的特征长期纠缠着。卫星图像中的几何图形显示了人类的影响:那些不自然的直线和正方形让一切昭然若揭。
这片“野生”地区受到严格管理。比亚沃维耶扎森林的大部分区域里,仍然有人在积极采伐。被砍伐的树木的平均树龄是一百年。受到严格保护的区域里不允许伐木,病树也会被移植走,这样就不至于感染周边植物。林中地表留下的枯木数量经过了仔细的统计和人工干预,因为众多种类不同的真菌都依靠这些枯木生存。在一些地区,科学家们已经决定完全还大自然独立,看看它将如何自行克服小蠹枯萎病和火灾。“我们是从长远的角度考量。”导游告诉我。
与此同时,即使是自然的循环也不再那么纯粹。入侵性的植物悄悄潜入保护区,因为人类试图保持森林原始的愿望而一路无阻。由于气候变化,春季里的野花花季提前。鹿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在山谷里,而是聚集在存储食盐、土豆等越冬物资的木屋周围,猎人就会在这时杀死它们。
过去,当外交官和有钱人到访波兰时,他们有时会带上一株异域树木标本作为礼物和友谊的象征。大部分被带来的树是美国的物种,如北美红栎,今天的森林中就散布着这些外来的珍奇异种,如网格般的苍翠森林中洒下彩色斑点,诉说着过去的回忆,未来的预兆。
日落时分,我看着野牛,想起了这些交换树木作为礼物的国王,想起了那些捕到猎物后,用野牛的鲜血涂抹彼此的国王。现在,在原始森林的最后一处遗迹中,游客们也在寻找野牛、老栎,试图以照片的形式表达对它们的爱慕,尽管这些野兽已被驯化得和奶牛一样。当地的农民和牧民很少有时间去森林里采摘些什么了,他们已经成为迎合游客涌入的企业家,会像精明的自然导游一样带领游客四处观光,还忙着从掩埋着物种尸体的土壤中寻找蘑菇。我们多么轻易就忘记了这片土地上曾经洒落了多少热血。这些曾经的狩猎之地保存着一种记忆,是一本记录过去辉煌的脆弱易毁的档案;而现在,林中只留下了当时热血的回声,隐藏在树木的年轮中,等待被聆听。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