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一代:贾樟柯的“时间简史”

摘要:但这类“记录时代及时代中的面孔”的电影,相较于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江湖儿女》,无明显故事情节,就不可能有多高的票房,猫眼预测总票房不超过600万元,似在情理之中。

作为入围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片,《风流一代》可谓新闻不断:

上映前夕,片方表态:限时22天上映,过期不候;紧接着,盗版流出,导演贾樟柯痛心疾首。言与行皆是希望观众到电影院去看《风流一代》。

但这类“记录时代及时代中的面孔”的电影,相较于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江湖儿女》,无明显故事情节,就不可能有多高的票房,猫眼预测总票房不超过600万元,似在情理之中。

这部历时22年拍摄,从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中用3年时间剪辑而成的电影,有人期待它成为贾樟柯的“巅峰之作”,但其豆瓣开分仅6.1分,上映几天后才缓慢上涨至6.3分。

为何如此?

《风流一代》集中拍摄于这几个阶段:2001年到2002年的《任逍遥》阶段,2005年到2006年的《三峡好人》阶段,以及《天注定》之前的2011年到2012年。

之后,贾樟柯并没有很迫切地想要整理这些素材,直到疫情来临,“我觉得这个时代就要过去了”,加之人工智能闯入我们的生活,他感觉“这部电影是时候完成了”,于是拍摄了当代的部分,又打捞过去的素材,剪辑而成最终的版本。

是时间的流变、迭代、更新与毫不留情地向前碾去的浩大声势,催生了这部电影;而贾樟柯也顺势让他永远的女主角赵涛,担任“时间导游”一职,带领观众去感受时间如何“以万物为刍狗”,摧毁又重塑我们的生活。

本片有三个时间节点,将电影划为三幕:

第一幕:2001年,山西大同。

几组镜头率先定调:洋炉取暖的水泥房内,几名妇女唱歌,屋外清寒萧瑟,广播嘶哑,渐有风沙。随后,一群工人坐在冷清的礼堂前,等待拍照;与之对应的,则是矿区工人们喝酒划拳。

在文化宫改造成的舞厅里,下岗女工装扮起来在台上唱歌,台下男人们嗑着瓜子偶尔“打赏”10元人民币。当镜头瞥向街道:医院广告、美工部、街边棋摊、报刊亭、随处张贴的标语、低矮楼房、破旧瓦房随处可见。

女主巧巧(赵涛 饰)时而在广场跳舞,时而内衣走秀,不时出入舞厅歌会,以一张冷艳的脸,与这个社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男主斌哥(李竺斌 饰)则游走在各个迪厅、KTV包房等处,在灯红酒绿中享受虽然恣意却不够畅快的人生。

某天,想出去闯闯的斌哥,乘绿皮火车离开,大同的篇章就此落幕,第二幕来到2006年的三峡。

轮船上的渔民,岸边待拆的废墟,到处标记的水位线,广播里随时提及的移民工程和静默的老人、穿行的儿童、墙上孤零零的周杰伦贴画和学生奖状,无不在记录着那个江水滚滚的时代。

巧巧人近中年,来三峡寻找斌哥。她在其间穿行,听妇女讲捉奸往事,看工人为钱而发愁。

此时,斌哥则混迹建筑工地、桑拿洗浴和码头之间,像个笨拙又多情、世故又粗俗的黑帮分子。当巧巧找到他,也只是表示:“我们分手算了。”

第三幕,直逼当下,疫情中的斌哥从重庆飞到珠海,寻老友,老友病了,寻生意,又不懂网红时代短视频运营法则,无奈返回大同。

垂垂老矣的他,竟在大超市遇见做称重员的巧巧。巧巧似乎不老。他们不发一言,走过公园,路过雕塑,街道整洁,高楼耸立,听着五条人的歌,来到宽阔的马路。斌哥忍不住说,自己老无所依,而巧巧为其系好鞋带后,穿戴整齐,径直汇入浩荡的夜跑队伍。

影片至此落幕。

虽说文字可以总结出类似故事的东西,但影片充斥其中的,更多是一个个陌生的、不知来处与归处的面孔。

贾樟柯曾说:“接近为生计四处奔波的这些人,准确记录他们的生活,在我看来是一件神圣的事。生活最可贵的东西就在这茫茫人海中。注意每一张面孔,就会发现那么多有尊严的个体。”

他在不同年代举起不同的摄像机,硬件和技术一直在变,地点也从黄河来到长江,再到珠江,最后折返黄河,唯一不变的是镜头里数目庞大、时长惊人的群众面孔。

凡是面孔所能承载的羞怯、胆颤、勇敢、无畏、坚毅、怀疑、冷漠、无助、麻木、躲闪、投入、挣扎等神态,都能被贾樟柯置于他的镜头序列里,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寓言:

时间是唯一的法官,它裁断时代的更迭、人世的变幻,尤其是能够揭示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关系和处境。

贾樟柯镜头里的面孔,数量足够多,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代,由此,观众或可从中读取到一种“历史二十年滚滚向前”的叙事感,也会有一种“因不能适应时代而被遗弃”的失落。

作为观众,尤其是贾樟柯的观众和已经见识过时间魔力的观众,自然可以将自己与影片里的高墙瓦房、电线杆、报刊亭、船艄码头、桑拿澡堂、超市高楼、无线广播和户外高清大屏等事物,建立情感上的连接和共鸣。

但这种连接是微弱的,因为影片里那些数量庞大的面孔,被21年、3个时代的漫长时间线给稀释、切碎、分流了,让原本该聚焦的东西,变成了失焦的符号。

就像片中五条人在新世纪的公园演唱歌曲,他们再怎么吟唱幻灭,也没有相应的场景和人物去做呼应;又比如在2001年的大同街头,万能青年旅店的经典曲目《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出现,镜头随之移动,扫过街道众生,而银幕外的观众对他们一无所知,只能唤起一种脆弱的乡愁或悲叹。

他们——

一个个闯入镜头的陌生面孔,沦为了一个雕塑,一种景观;一个本应该厚重的故事,被迫变薄了。

《风流一代》就像是社交平台上的那种短视频集锦:努力经营的老人,为生活顿挫的年轻人,街头痛哭的外卖员,背着孩子讨生活的村妇,各种啼笑皆非的余华式“活着”现场,再配一个抒情摇滚或灼伤人生的歌曲,以为这就是时代之泪。

贾樟柯当然要“高级”一些,但相较于他早期那种时空相对集中,从容地引领观众进入一城一地,看见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电影,《风流一代》还是有一种浅薄感,距离杰作好像“差了那么一口气”。

贾樟柯评分最高的两部作品《小武》《站台》,都是相对聚焦的

也许贾樟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为这个几乎要沦为符号堆砌的短视频集锦电影,增加了两个焦点,即设置了两个主角:巧巧和斌哥,以及用他们的爱情故事串联起浩荡的21年。

群体面孔是纪录片式的真实,巧巧、斌哥则是影片中唯一的虚构。只要虚构得足够合理和动人,那些失焦的群体面孔便能获得一种意义的归附,而不再是单纯的符号。

本片的虚构很简单:第一幕斌哥要出走,巧巧生气不忿;第二幕巧巧千里寻男友,最终分手;第三幕人到中年,故人重逢,一片唏嘘。

贾樟柯曾解释,巧巧算是当代女性觉醒、成长的代表之一,早期她深陷爱情,依赖感情,中期她为自己的情感寻找一个归宿,最后她成为一个“完全可以驾驭感情的人”。

反之,你也可以将这三幕总结为,昔日恣意跳舞、叱咤码头的男人半瘸着腿,偶遇自己辜负过的前女友;而这个人仍会为他心疼,为他系鞋带,和他穿行在夜路上,像是要接纳平庸的他。

由于缺乏足够的情节和细节铺垫,以上两种解释都能说通。但时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却有天壤之别——前者,时间公平地裁决人生:有人会觉醒,就有人会坠落,这是从历史出发的现实叙事;后者,时间会让两个兜兜转转、经历物是人非的情侣,终于再聚首,这是从情感出发的浪漫叙事。

时间固然是《风流一代》的绝对主演,但这名主演面目模糊,态度暧昧,更依赖观众自己的体悟。显然,对于拍出《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等佳作的贾樟柯来说,《风流一代》不该止步于此。

对于片名《风流一代》,贾樟柯说,这个词是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开始变革,“讲的就是风华正茂的一代,渴望变革、希望获得更多个人自由的一代。”他及影片里的巧巧、斌哥,都属于这一代。

按照他的理解,这一代基本是奋进、勃发的一代。而赵涛对巧巧的理解,似乎有所偏差,她认为巧巧是“一个被生活所困的人”,过去她被情感困住,现在被超市这样一个代表丰富物资和大量顾客的地方困住,总之,她是一个被困住的人。

贾樟柯与赵涛 图据视觉中国

奋进,抑或受困,也许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应该有所偏向,也就是说时间这条河,驮着一代代人,是趋向昂扬,还是偏向低沉?这个命题,对观众来说,当然有自己的判断和直觉;对贾樟柯来说,他的理解又是什么,或可从《风流一代》的两个改编片段探讨一下。

模特巧巧和“风流”斌哥在公交车上,女方起身要走,男方一手把她摁回座位,如此反复十几次。这个镜头早在《任逍遥》(2002年,贾樟柯导演)里就有,片里的巧巧是一个无法从大佬手中逃脱的被剥削的女性,公交车于她而言是牢笼;到了《风流一代》,这段镜头又变成男性要出门闯荡,而女性心有不甘。从女性困境到情爱纠缠,从抗争到撒娇,同样的镜头,意味却截然不同。

另一个片段是申奥成功,集体庆贺,《风流一代》里的巧巧走在街头,看到欢呼的队伍,面露微笑,欣然加入;而在早前的《任逍遥》里,同样是申奥成功,尽管也有烟花、掌声和欢庆,但潜藏在人群后的表情麻木的街头混混们却知道,时代滚滚向前,而他们终将被无情抛下。

《任逍遥》申奥片段剧照

从这种焦点和重心的偏移,你能感觉到为何昔日《任逍遥》的结尾是抢银行未遂的少年斌斌,背靠派出所的墙,独唱任贤齐的歌——“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而到了2024年的《风流一代》,结尾却是全副武装的巧巧,融入年轻的夜跑人群,紧随潮流,奔向崭新的时代。

“时间不断抹去他们旧的自我,并添加新的一层。物体对我们来说是静止的,而人的面孔却在变化。”贾樟柯从巧巧,而非斌哥的脸上,读到了这层变化,也就是说,赵涛饰演的巧巧,更能代表贾樟柯的倾向和理解。

这样的结尾,让我们只能认为,当贾樟柯走出汾阳,他就不再失落了,不再是被时间困住的人了,他已经能够自由地利用时间,编织出属于他的昂扬和奋发。

这或许就是贾樟柯的“时间简史”。

文/李瑞峰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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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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