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卫·林奇的家人通过facebook发布了这一消息:“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作为家人,我们失去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大卫·林奇。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获得一些隐私。现在,世界因为他的离去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但正如他所说:‘关注甜甜圈,而不是那个洞。’”
“怪咖”大卫·林奇走了,世界又无趣了一点
2025年1月16日,美国导演大卫·林奇(David Lynch)去世,终年78岁。这一天,距离他的生日,还有4天。
大卫·林奇的家人通过facebook发布了这一消息:“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作为家人,我们失去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大卫·林奇。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获得一些隐私。现在,世界因为他的离去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但正如他所说:‘关注甜甜圈,而不是那个洞。’”
此外,家人还代表林奇最后一次播报了天气:“今天是个好天气,阳光明媚,天空湛蓝。”
自2005年起,大卫·林奇就开启了这项独特而有趣的项目,最初,他只是通过电话向洛杉矶的电台播报,后来转移到自己的网站上播报,一直持续到2010年。2020年疫情期间,林奇又重启了这项活动。
天气预报视频通常很简短,大卫·林奇会坐在那看起来像废弃地下核掩体的办公桌旁,用标志性的乐观语调描述洛杉矶的天气情况,通常以“good morning”开头,以“blue skies and golden sunshine”结束,偶尔还会分享他昨晚做过的梦。
一直以来,大卫·林奇常被誉为好莱坞的鬼才导演,其电影作品亦常被视为cult(邪典)电影,甚至发展出独特的“林奇主义(Lynchian)”。写出《无尽的玩笑》的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曾如此定义:“这是一种独特的反讽,是令人毛骨悚然与世俗日常的结合,以此显示出前者在后者中的永恒存在。”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看完大卫·林奇的《蓝丝绒》后,深受其影响,表示这部电影帮他从一种青少年的幻觉中醒来,意识到他之前对前卫艺术的理解是错误的,“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选择完全做自己。他们有自己的视野,用自己的方式来打破现实。如果它是真实的,观众就会在神经末梢感受到它。”
(图/《蓝丝绒》)
但没过几年,华莱士又从《妖夜慌踪》的拍摄现场发出报道称,“你很难判断他到底是天才还是一个白痴。”
似乎任何事情一旦接触到大卫·林奇,就会变得诡异且有趣起来。有人称其来自异世界,有人评价他是“最现代的艺术领域里最原始的艺术家”。林奇身边的好友评价他充满活力,总是热情高涨,而他自己则笑着说,自己早已迷失在黑暗和混乱之中。
(图/IC photo)作为一个备受推崇的流行文化偶像、电影工业的局外人、非主流电影大师,大卫·林奇及其电影作品,很难被轻易下定义。他的作品似乎取材于他的潜意识,也作用于观众的潜意识。当他拍摄的影像在屏幕上流动,瞬间就会变成一卷梦的索引。
或许,大卫·林奇的作品引发的讨论之所以经久不衰,更多源于作品对于极端的偏好。他的电影里充满各种潜藏在我们主导性的思维方式下的二元对立。观看他的电影,常会伴随着不安、恐惧、晦涩与混乱。
而大卫·林奇的不解释,更令其作品充满了神秘色彩。他总是笑而不语,说尊重观众的直觉与智慧,尊重每一种解读,这似乎更引人对情节展开联想。但研究得越深,越觉得林奇琢磨不透。你大可以尝试从任何一部作品去解读他,但解读之后会发现对他依旧一无所知。
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怪咖”离世,整个电影宇宙将变得更无趣一点。
(图/视觉中国)“大卫,这电影就像牙疼——
疼得太厉害了”
电影处女作通常可以看出一个导演的天赋与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其未来的创作风格,大卫·林奇也不例外。即便他在日后不断寻求突破和颠覆,但透过其第一部长片《橡皮头》,依旧可以窥见他已见端倪的个人特色。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卫·林奇的《橡皮头》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他的观众。
1976年,《橡皮头》上映后,反响平平,被戛纳电影节和纽约电影节双双拒绝。等到洛杉矶国际电影博览会征集影片时,大卫·林奇甚至准备不提交《橡皮头》了。在合作伙伴的坚持下,林奇投递了影片,但得到的评价依旧非常负面。
大卫·林奇跟朋友打电话征求放映意见,对方告诉他,“我实话实说,大卫,这电影就像牙疼——疼得太厉害了,必须得坐立不安地忍耐着看完。”
后来,大卫·林奇把电影胶片推给一家剧院。大概一周后,他发现当时放映厅里一个人都没有,放映员在对着一间空屋子放电影,“我感觉非常糟糕。”
(图/《橡皮头》)
谁也没有想到,这部电影在1977年会成为午夜电影文化的一部分,深受cult片影迷的喜爱。
筹备拍摄《橡皮头》期间,大卫·林奇找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靠给订户送《华尔街日报》养活自己。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我们只在晚上拍片子,而我送报纸的活也是在晚上。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就得先停下拍摄工作去送报纸。不过我干这活的速度奇快,一般只需要去一个小时零八分钟,有时候才59分钟。为了节省时间,我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干活。”
即便拍出了自己的长片,大卫·林奇也并不觉得自己成为了电影人,“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分离出来的。我压根从没真正认为自己属于那个系统。”
大卫·林奇的事业在1980年迎来转机,这一年,他拍出电影《象人》。作为一部黑暗浪漫剧,《象人》恰好是林奇最为钟情的那类故事。他曾感慨1980年之后,在伦敦就不可能拍出《象人》了,他恰好及时赶到了巨变之前的伦敦。
林奇喜欢伦敦皇家医院中弥漫的干冷、恍惚的气氛:医院里点着煤气灯,有铸铁壁炉、涂漆地板和精致的木质家具,医院旁边是维多利亚时代黑暗、肮脏的老工厂,这个世界就像是照着林奇的审美量身定做的一样。拍完电影后两年,摄影指导打电话给林奇,“电影中出现的所有场景几乎都消失了。”
(图/《象人》)1980年9月,林奇带着电影拷贝从英国返回洛杉矶,电影进入了宣传阶段。当《象人》的大广告牌出现在日落大道上时,林奇和当时的妻子正住在罗斯伍德的一栋小平房里。电影正式公映之后,荣获8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最佳原声音乐、最佳艺术指导以及最佳服装设计。
好莱坞的光鲜世界终于开始向林奇招手了,他很快经历了一场名气的旋风,用他的话来形容就是,“成名的感觉和长胖有点像——最开始很慢,不知不觉浑身都是肉——它是在你身上逐步发生的。”
“如果你出卖自己,言不由衷,
那你就会死两次”
声名鹊起之后,很多电影工作室的老板与制片人找过来,大家都不太清楚该让大卫·林奇做些什么,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具有独特的天赋。
《沙丘》的本子,在这个阶段递到了林奇手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畅销的科幻小说,《沙丘》描写了一个发生在遥远未来的故事,作者弗兰克·赫伯特首发于1965年。这个故事非常复杂,很多电影导演尝试拍摄,但都失败了。
林奇拿到的是根据六卷本《沙丘》中的第一卷改编的剧本。或许是他当时缺乏对大制作的拍摄经验,多少有些束手束脚;也可能是他太过忠实于原著,将电影的设想与书中描述几近重合;还有可能是他在剪辑过程中被迫做出太多让步……总之,最终呈现的结果十分糟糕,1984版《沙丘》的上映堪称灾难。
罗杰·伊伯特更是将其称为“年度最烂影片”。彼时,林奇手中的《沙丘2》剧本已经进行了一半,但当第一部大败之后,续集立刻被叫停了。为了表达不满,林奇拒绝作为导演署名,取而代之的是假名“艾伦·史密西”。这个名字是美国导演协会一个约定俗成的代号——当某位导演因失去电影创作权而不愿意署名时,就用这个虚构的名字代替。
(图/《沙丘》)
“《沙丘》的失败像是启示——拥有一次充满耻辱的重大失败是件好事。通过它,我学到了很多电影制作的事情,也了解了好莱坞做生意的方式。”
在很长一段时间,《沙丘》之于大卫·林奇就如同噩梦一般,方方面面消耗着他。多年之后,他总结说:“如果你出卖自己,言不由衷,那你就会死两次。《沙丘》就是这样。我因为出卖自己死了一次,电影完全失败时又死了一次。”
好在两年之后,大卫·林奇拍出了《蓝丝绒》。制片人德·劳伦蒂斯曾如此评价:“大卫之前,没人拍过能让人同时感到悲伤和风趣的东西,或者既可怕又荒谬、既性感又古怪的东西,但《蓝丝绒》具备了这一切特点。电影一开场,你就立刻被扔进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既真实又超现实,万事万物都很完美,但你却觉得难以置信,接着就跌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开场就让人大惊失色,现场观众根本没准备好。”
(图/《蓝丝绒》)
大卫·林奇最为天才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深钻进微观世界之中,从一小搓泥土,到一堆纺织品,从日常生活最细微的层面探知奥秘和超现实元素。
大卫·林奇将创作的过程形容为修建跨越鸿沟的桥——“桥是由玻璃做成的,一不留神就会变得很可笑。你不断往上加东西,终于加上了最后一块料,玻璃一下变成了钢铁,桥修成了。你知道自己成功了,陷入了一种幸福的愉悦感。每天完工后你情绪都很高涨,很难入睡。你就是不想睡觉,便喝点红酒,又耗到很晚,可第二天还得照常起床去建另一座桥。最重要的是,事情做好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
大卫·林奇执导的《象人》《蓝丝绒》《穆赫兰道》,曾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1990年,他执导的《我心狂野》获第43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那一年的评委会主席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同年,林奇执导的悬疑犯罪电视剧《双峰》在美国广播公司播出。《双峰》的横空出世,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美剧的创作思路,如今很多经典的惊悚悬疑风美剧,都有着对《双峰》不同程度的借鉴。
刚拍摄完《末代皇帝》的华人演员陈冲,也参演了这部电视剧,留下了非常惊艳的表演,甚至连剧中角色劳拉的那具尸体,都被《时代》评为电视剧史上“最性感的尸体”。
(图/美剧《双峰》)2016年,在BBC对来自36个国家的177名影评人的调查中,《穆赫兰道》被评为21世纪最佳电影。其实早在2001年,这部电影就被纽约影评人协会评为年度最佳影片,就连此前对大卫·林奇评价颇为苛刻的知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都说,“我愿意为此片向林奇道歉。这部电影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情感,就像音乐一样,创造出一个让观众不断猜测和解读的世界,每个场景都像梦中的片段一样独立而精彩。”
虽然三次入围奥斯卡,大卫·林奇却从未拿过最佳导演,直到2020年,才拿到被认为是补偿性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不过,大卫·林奇本人应该对这些并不在意,他这一生的丰富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其电影——他这一生扮演了音乐家、画家、摄影师、木匠、商人以及超绝冥想倡导者等诸多角色。尤其在倡导冥想之后,林奇的想法变得愈发豁达,“做你分内的事,这是你所能掌握的。在你自己之外的一切,你都无法掌握。”
(图/《双峰 与火同行》)
“这个世界上的电影越来越多,
但关心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
很多人在看完大卫·林奇的电影之后,猜想他是一个消沉、阴暗、神秘的人,但事实恰恰相反,他讲话语调很温柔,外表也十分整洁。硬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反倒是那种过于真诚的态度,会让人觉得有些反常。
林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塞缪尔森回忆,自己曾被大卫说话时温柔的语调和平时打领带的习惯给惊呆了,“当时除了学校里的教职人员,没人打领带。我记得第一次从他身边经过时,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太正常,转过身来再看时,才发现他打了两条领带。他并不是在耍风头——他的天性中就包含着要打两条领带。”
对此,大卫·林奇曾在自传中有过解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要同时打三条领带:两个领结,一个普通领带。但我不会把领结系紧,只让它们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我总是把衬衫扣子系得严严的,最上面的一颗也不例外——因为我不喜欢锁骨受风,也不喜欢任何人摸我的锁骨。有人摸我的锁骨,我就感觉要疯了,我也不懂为什么。系领带可能就因为这个,它们能保护我的脖子。”
或许,天才多少都会有些怪癖。在成名之后,这些怪癖又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个人风格。
大卫·林奇的第一任妻子佩吉·雷维评价说:“他痛恨时髦,那就是他的时尚观。他从没穿着黑色高领衫四处晃荡,他穿的是松垮垮的裤子和一直扣到领口的衬衫。他不穿牛仔裤,因为那是他的原则。大卫痛恨时尚,但现在的情况成了由他来决定时尚了。”
(图/IC photo)1999年,大卫·林奇拍出了《史崔特先生的故事》。影片同样入围了戛纳,林奇带着主演理查德·法恩斯沃斯一同去了戛纳。典礼结束后,理查德·法恩斯沃斯又回到了自己的农场,大概一年后就去世了,“他当时可能盘算着:明天我就有可能不会动胳膊了,我必须得这么做。然后他就做了,他举枪自杀了。这是个真牛仔的故事。”
很多影迷评价说,这是大卫·林奇最不林奇的一部电影。故事由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一个名叫史崔特的瘸腿老农民,不仅个性孤僻古怪,视力也每况愈下,哥哥莱尔突然病重的消息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之后史崔特开着慢吞吞的割草机,横跨300英里去看望哥哥,顺便修补兄弟之间的情感裂缝。
史崔特就像他驾驶的那辆割草机一般,执着而缓慢地行进,在生命的尽头,满是豁达与乐观,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还未死,就要上路”。或许,一个导演在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面向,就藏在他最不典型的作品中。
(图/《史崔特先生的故事》)
那一年,戛纳的评委会主席是大卫·柯南伯格。得知评委会主席是谁的那一刻,大卫·林奇便知道自己不会得奖,“这故事绝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对于参赛者来说,谁是评委会主席这件事完全是撞大运,因为这个人会奠定当年电影节的基调。”
电影节结束之后,大卫·林奇参加了一个派对,斯皮尔伯格也在场。斯皮尔伯格告诉他,“你很幸运,你喜欢的东西有几百万人喜欢。”大卫·林奇心想,“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电影越来越多,但关心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
(图/IC photo)大卫·林奇绝对称不上唯物主义,他曾说过:“我们是谁其实在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管这叫生死轮回,我也相信我们已经在人世间走了很多很多遭。我的几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他们都有独立的人格,而且从一出生起就带着他们各自的小天性了。你有机会认识他们,你那么爱他们,但对于他们将来会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你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多事是注定的。”
在《梦室》一书中,他曾写道:“在这一生,你的过往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回访。想象一下打棒球:你把球击飞,直到球再触碰到某个物体,它才会往回飞。这期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空白空间,球也已经离开了很久。但它终将往回飞,向你的方向飞去,而你正是一开始击球的那个人。”
(图/视觉中国)奥逊·威尔斯曾在《公民凯恩》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报业大亨凯恩在庄园留下“玫瑰花蕾”的遗言死去后,一位青年记者汤普森受媒体的委托调查这四个字的含义,然而经过大量走访,“玫瑰花蕾”的含义依旧不得而知。电影的结尾,借记者汤普森之口道出“玫瑰花蕾”的含义——也许是他没能得到的东西,也许是他失去的东西,他似乎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又失去了这一切。
大卫·林奇在自传中也曾有过类似表述,他说:“试图讲述某人的一生太过艰难,我们也只能奢望在这里提供一朵抽象的‘玫瑰花蕾’。毕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奥秘。”
来源:烂番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