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毕业后，马亮返乡进入体制内工作8年，后来又经历辞职、创业维艰的漫长4年。他一直坚持阅读、分享和记录，他未曾想到，这将他的人生带向了新的拐点。
20多年前，马亮还未通过高考走出小镇，文学和阅读是他了解外界的窗口，也是他生命中的花火。
大学毕业后，马亮返乡进入体制内工作8年，后来又经历辞职、创业维艰的漫长4年。他一直坚持阅读、分享和记录，他未曾想到，这将他的人生带向了新的拐点。
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后，马亮带领家乡走出去，也将自己带进了央视网络春晚的镜头里。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站在丰收后的洋芋田里，西装口袋别着刚摘下的青青的洋芋叶，微笑看着姨娘端盘子上前。
她盘子里是香甜的土豆，蒸得炸开了花，正如她一嗓子喊出的西吉山歌：“西吉的洋芋，赛牡丹，赛牡丹。”
这是2024年秋天，宁夏西吉。在忙着采摘的洋芋田里，搭档马昊东正和我，准备给丰收的洋芋拍摄一条短视频，发布在抖音上。
像往常一样，我将这些丰收后香甜的土豆称为“高原的孩子”。我将为这黄土地上诞下的果实，开一场奇特的新闻发布会。
马亮视频中的发布会
英文介绍后，我念起了诗意的中文旁白：
“奔跑的大风，把黄土当旗帜扯起。
一个从农历中退下的男人，替刚出锅的洋芋解开了衣衫。
他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着远山。”
搭档昊东从事影视编导工作多年，他将镜头对准我，再移向远方，那是西海固千沟万壑、蜿蜒万里的旱作梯田。
我在银川市工作、生活近10年，昊东的老家则西吉县一座村子的黄土地上，我们两个黄土地的孩子，如今已经连续拍视频三、四年。
堪比“西部大片”的运镜、剪辑由昊东操刀，而乡土情怀和文学意象相交织的文案，则是我苦思冥想写出来的。
2022年，意外错失编制的我，从宁夏银川市回到昊东位于西吉县的故乡，决定和昊东一起创业。我俩起初拍长视频、纪录片，发布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回响，我们惆怅地意识到，现在的视频用户，更喜欢碎片化内容。
昊东琢磨：“马老师，我们拍短视频、做电商吧。”
我立马拒绝。彼时，我对碎片化信息流还存有一些偏见。
昊东很坚定，后来的半年中，他找来各种视频给我看，“他们都能做，我们一定比他们做得好8倍、10倍。”
他甚至说：“我们之后也能赚更多钱。”
那时我们合伙创业，做视频前期投入了不少成本，但迟迟不见起色，两人手中不剩多少积蓄，还背着着每月房贷、生活费的压力。
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的一些大学同学去非洲淘金，在那里度过了相当轰轰烈烈的时光，得了疟疾，又治好了，也挣到钱了，一年几十万。而我毕业后就回了老家，没有体面的收入。
两相对比，相当失意。
父亲和亲友轮番游说我。让我做英语教培、当老师。
“在县城，做教培很赚钱，培训班老板开上奔驰宝马的都有。”
我很犹豫，经历过高考、复读，高考一直像噩梦般缠绕着我。我不想再进入应试教育的模式中去。
同龄人事业稳定、家庭和睦，我和昊东却在零零散散地赚钱，事业陷入停滞。听昊东这么说，我咬咬牙决定脱掉孔乙己的长衫：“赌一把。”
接下来好几个日夜，我们先讨论账号主题、风格，还是决定不能放弃优质内容。
我们所做的短视频，要保持纪录片的高水准，文案和旁白由我负责，我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之前在体制内做了多年“翻译官”，我可以用BBC般地道的英文旁白为短视频配音，构成鲜明的反差感。
总之，我们要做精品视频。
为更好地感知西吉县这块土地，我几乎翻遍了西吉县过去50年来能找到的文学作品。
在体制内工作的8年里，我长期关注西海固本地的社会新闻。我知道，2020年西吉全县成为宁夏最后一个摘掉“贫困县”帽子的县城。但早在2011年，西吉被全国文联授予了第一个“文学之乡“的称谓。或许是物质上越贫瘠，人会越向精神上开掘。
此前，我喜欢看思辨性、批判性强的书，比如学者刘擎的著作或访谈节目，对家乡的乡土文学所知甚少。这一回，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起来。
2023年春节，我们两人开着车在萧瑟的西北农村游荡。我俩爬上附近的堡子梁（注：当地废弃的古堡），像十几岁般翻墙溜进废弃的村小。夜晚，我和昊东住在村里，或住在镇上50元一晚的招待所，熬夜读书。
这次实地采风，我才知道，在西吉有那么多的文学爱好者。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老师，校园文学社的学生和老师们，也有返乡种田的农民工。这些表达也触动和激励着我。
我和昊东有了想法，决定将西吉县首个文联挂牌“文学之乡”的名头，和西北固地区的农业相结合。
马亮在外拍摄
我在手机前，敲下一行行充斥着文学意象的诗意文案：将寻常的黄土地命名为“royal land“（皇家土地），将孩子们爱玩的“土梁堡”命名为“城堡”（ royal palace）， 而我是重返故乡的“王” （The King）……
这样的形式并非自恋，而是文学中一种“陌生化”的表达手法。同时也借鉴了《人与自然》等纪录片的旁白，这样既生动，又能呈现这块黄土地的美丽和庄严。
需要原创书写的短视频创作文案，就全程交由我。这些几百字的文案、随笔，我都很谨慎对待。
我知道，和西吉县真正的乡土、诗人作家们相比，我离文学还很远。可一旦沉浸其中，我仍然入了迷。
当生活中有什么触动我，我会举起手机拍下。不懂摄影与构图，我只是用手机稍微把光调亮，写下感想，记录在备忘录里，再复制转发到朋友圈。
这样小小的创作，我进行得很专注。有时朋友的电话进来，我会接听：“不要打扰我发朋友圈。”然后再挂掉。
打磨三四个月，昊东和我最终攒下了4个视频，准备逐个发出去试试水。2024年3月，我和昊东在抖音发布第一个视频，封面写着“王者归来”，镜头对准家乡青绿色的梯田，农作物生长茂密，文案气势浩大，实则我们心里都没底，忐忑地等待着网络的反响。
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爆了，等到第二条视频发布，我俩见证抖音后台的粉丝数据涨到整1万，激动不已。
我从未想到，自少年时代培养起的文学爱好，最终拯救了我的事业。
我人生前19年，几乎都在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东部的小镇上度过。
在读高中之前，我几乎从未走出过这座小镇，这是一块很不“国际化”的黄土地。镇子是回族聚居区，乡邻们多经商为生，自小到大，回族姨娘们裹着头巾种田、做小生意。
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几十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书写《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时，曾在我们家乡镇子上完成了相当的篇幅。这本书的封面上，那个吹着小号的红军，是斯诺在古城墙上拍下的。
孩子们玩耍时，会爬上这座古城墙。一到夏天，我去乡下的叔叔婶婶家过暑假，去田地里给他们送西瓜、馍馍、送水，和玩伴们一起捉蚂蚱。那时辽阔的黄土地，还是颇让我感到自由的所在。
转折发生在读高中后，1998年我进入县城同心中学读书。当时我不会想到，我的3年高中生涯，将会拉长至整整5年。
同心县还是一所普通县中。同县重点高中的状元能考清北复交，而我们即使考到全校前列，也只能上一所普通985。
我在年级里成绩靠前，但无论怎样努力，成绩始终在普通本科线上徘徊。那种使不上力气的感受，很容易让人感到挫败。
学校的师资力量也有限。当时，我最喜欢、成绩最好的是英语。英语老师课上我听讲得更加认真，有时听出老师讲的语法错误，我还会站起来纠正。
但这种纠正不会让我感到骄傲，我只会更加挫败：“老师怎么会讲错？”
我陷入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通往何方，我可能永远走不出黄土地。
父亲在我就读的班级做老师。他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县城高中当老师，还保持着订阅报刊的习惯，《杂文选刊》《散文》《读者》，我一遍遍地翻看。方正的印刷体在纸页上流动，为我搭建了一个美丽有序的文学世界。每次翻阅时，我都感觉自由徜徉在另一个时空。
家里的书报不够看，我便去学校附近的报刊亭，花花绿绿的杂志铺满了2、3平米的空间，但几元钱的买书钱，对于当时的我仍是一笔巨款。我只能站着看完，站到老板不太高兴地说上几句，才讪讪离开。
我渴望通过高考走出县城，去更大的世界看看。第一次高考结果不理想，我决定复读。苦熬一年，考上一所还算心仪的大学。
但开学报到当天，初入新世界的我，慌乱摸索发达的城市，对市区的公交线路不熟悉，坐错站迟到了。
我因此挨了人生中第一个处分。在此次处分前，我一直是个好学生。这对于当时的我是莫大的屈辱，我并未解释，坚持要退学。
家人不理解我的做法。记忆里，父亲有半年没同我说话。
我在苦闷中第二次复读，渴望冲击重点大学一雪前耻，加上喜欢英文，我也梦想着复读一年，能够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但第三年高考，我还是没能完成梦想，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学。
进入大学后，我就读的是英文专业。高考134分的英文，是我成绩最好的学科，我希望能在英文上找到自信。可惜在大城市里，我偶尔会有一些来自小镇的落差感。
老师让我们写“自我评价”。其他同学写“唱歌、跳舞、乐器”，从小镇成长起来的我没有其他特长，便在特长那一栏填上“爱思考”。
老师问我：“你怎么填成这样了？”
我说：“老师，我就是这样。”
大学带给我的，也不仅是向上仰望的落差感。我记得一个男同学，在阳光下用洗衣粉洗头，这让我很震惊。
洗衣粉直接接触皮肤会有灼烧感，尽管我的生活条件也不富裕，但我最起码能用9.9元的洗发水。
同学很平静地接纳了我的惊诧，他说：“为什么不能，我既可以洗衣服也可以洗头。”
天南海北的同学们，不同的物质生活诧异，让我领悟到，我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拨正的心态开始有更多思考，把精力放在自我提升上。
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皇家英语（Royal English），在国外被认为是受教育程度非常高的标志，会被高看一眼。于是，我开始去追求更标准的英式发音。
为了练好口语，每晚睡觉前都会听着英文磁带入睡。凭借兴趣和苦学，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就这样突飞猛进。我成为了班长，和班上同学关系也不错。
彼时，智能电脑和手机尚未流行，我和同学相约去网吧，陌生人在网络游戏里“厮杀”时，我就打开微博阅读长文章，或者看电子书。在喧嚣的网吧里，这些沉静的爱好能将我的世界填充丰盈。
对文学的热爱，迸发出来。毕业后，好友备考两年考上北京大学文学方向研究生。我激动地飞到北京未名湖畔去看他，“北大”“文学”，都是我梦寐以求的。
后来想想，我要是上中文系的话，或许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乡土作家。
大学毕业时，我本有机会去非洲、去更远的地方闯荡，但我舍不得家人，抉择之下回到宁夏，考入银川市体制内，做外事翻译相关的工作。
英国、莫斯科、约旦……我用脚步丈量了十几个国家，我以为我能以家乡为原点，像风筝一样飞向更远的地方。
体制内工作第8年，由于错失编制机会，这根风筝线断开，我再次跌落黄土地，带着行李回到老家。
离职后，我开始了创业，在银川市成立一家翻译公司。这是一种体面说法，我需要找点事情去做，我能凭借的便是最擅长、最引以为傲的的外语水平。
现实则是，闭塞的西北城市，翻译业务需求量少，又遇上三年疫情，营业额从年入三、四十万到后来愈发萧条最终倒闭。
多年积蓄投入其中，我还失业了几个月。母亲不敢跟我讲话，怕接连的失败刺激到我。
我陷入到一种极致失意的状态里：“人生怎么就这么难啊，我也一直在努力啊，怎么都不对路呢？”
为未来发愁的日子里，我不多的爱好就是阅读和记录。
2022年，搭档马昊东找到我，我们又开始了好几个月的创业“试错”，那是我人生中最苦闷的阶段。
昊东提议我一起做短视频账号时，那几乎是我的最后一搏。
有一次，昊东和我聊天：“我们都是城市里‘失败’的人。”
我否认了。我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我并不觉得物质收入是衡量人成功失败的标尺。
我劝慰自己：“穷日子穷过，富日子富过。饱汉子、饿汉子怎么都是一天。”但内心仍然不甘。
在“行”与“不行”中拉扯很久，我们终于发出第一个视频，很幸运地一炮而红，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小麻烦。
视频里的英文内容，被一部分人质疑为“你文化不自信”，这是很有攻击性的一顶帽子。渐渐地，开始有人怀疑我背后神秘的“资本”，谁会在一块黄土地上，打造摄影、配乐、文案都极其专业考究的内容，这是十分耗费成本的。
实际上，当初的我们没有任何意图，甚至不知道如何变现，只是茫然做着自己擅长的事。
我清晰记得，3月发布1号第一条视频，3月2号发布第二条视频，播放量达四五十万，视频很快点赞过万，粉丝量完成从0到1万的积累。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但我和搭档也清楚，短视频受欢迎只是起步。
赚得不多，但我没那么焦虑了。回到西吉农村，城市里那些评判标准消失了，大家对生活满足的标准是吃饱穿暖。我久违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中，在乡村拍短视频的日子里，用多年修炼的流畅口语，描述西海固的故事。
我还学会了训练AI写作工具，帮我修改、润色文案。昊东有时也会加入我的创作，告诉我，文字的表达要视频化，形象可感，更有利于传播。
我们摸索着拍了三四个月视频，昊东觉得我现实中憨厚平常，但对事物发表评论，常常能够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发言时相当有感染力。
并且，我长相淳朴、有观众缘，他决定发挥我的这一优势，将我打造成一个乡村生活代言人，去售卖三农产品。
8月11日，我们发布了一则“贝贝南瓜”的视频。我自称“马斯诺”，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那个“斯诺”，弄了个新闻发布会的讲话台，摆在原野上，西装革履地用英语介绍贝贝南瓜，3天时间就播放量超千万，涨粉12万。
这是前所未有的数据，评论区和后台涌入了大量外地IP账号，全国各地的媒体 都向我们发来采访邀约。
黄土地产出的农产品，和浓郁伦敦腔形成反差，我们竟然在两周内售空了十万斤南瓜，包揽了家乡几个山头的产量。
视频下的一个评论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家乡摆脱贫困。”
我给这条评论点了赞。
一直想往外闯，却始终没有方向的我，在家乡失意困窘的日子里，意外摸清了人生轨迹——我的故乡充满诗意和文学，我可以带她走出去。
我们把镜头对准本地的劳动者，不仅拍摄视频，也开始在抖音直播带货、做食品加工。工厂员工都是本地姨娘们，她们有了就业岗位，就不用出去讨生活，被迫和家人们两地分居。
刚开始直播，我仍然感到惶恐不安，心里又是一场“行与不行”的拉锯战。直播和录视频不一样，数据是即时波动的，主播随时能接受观众的反馈。若直播间效果不好，主播在后台页面看得一清二楚，很考验心理承受能力。
我已经很习惯镜头，但直播镜头确实是挑战，万幸我又想到了文学。
售卖苹果时，我就拿一本与苹果相关的书，在镜头前缓缓地念。农产品和文学汇合在一起，这符合西吉县的气质——务农的乡村，第一个文学之乡。
当然，也符合我的人生轨迹。阅读支撑我走过籍籍无名的时光，最终也指引和帮助我走出瓶颈，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一次我去赵北村拍摄。途经一片玉米地，遇见一位女性正在做农活儿，我远远听见她手机里正播放着什么。走近一听，她正用手机听一本军旅小说。
她告诉我，她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学、养牛、喂牛，照看庄稼……边做活儿，她边听完了200多万字的小说。天地寂寥，小说陪伴着她。
这块仍有些贫瘠的土地，滋养了文学和瓜果，而它们又陪伴和滋养了许多像我一样的人。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