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漂白》的故事原型是“哈尔滨碎尸案”。这是一起由四人犯罪团伙实施的系列杀人碎尸案，自1998年至2004年期间，该团伙在多地作案，杀害并肢解受害者，令人发指。案件于2011年破获。2012年，《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报道《漂白》让案件广泛进入公众视野。目前剧集《
这两三年，迷雾剧场爆款匮乏，都快让观众怀疑它是不是要萎靡不振了。开年新剧《漂白》竟然是一匹大黑马，成为迷雾剧场的“史冠”之作。
《漂白》的故事原型是“哈尔滨碎尸案”。这是一起由四人犯罪团伙实施的系列杀人碎尸案，自1998年至2004年期间，该团伙在多地作案，杀害并肢解受害者，令人发指。案件于2011年破获。2012年，《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报道《漂白》让案件广泛进入公众视野。目前剧集《漂白》卷入“漂白”深度调查报道《漂白》的争议，尚有待法律厘清。
该剧之所以成为迷雾剧场史上热度最高的作品，一大原因是剧中的反派角色令人恐惧。剧中的犯罪四人组，可谓国产剧的“最狠反派”，行事手段之残忍、性格之扭曲，在以往的国产剧中都较为少见。但也陷入误区：过度聚焦受害者的惨状，对反派角色的挖掘与批判不足。
成功的反派塑造，当让观众窥见人性暗黑的深渊，亦引发对犯罪根源及社会现象的思考。
《漂白》围绕警察彭兆林（郭京飞 饰）追踪犯罪团伙展开。2002年雪城碧水家园发生碎尸案，现场惨烈。邓立钢（王千源 饰）、石毕（任重 饰）、宋红玉（王佳佳 饰）、吉大顺（宗俊涛 饰）组成的犯罪四人组狡猾逃脱。
2004年，滦城发生绑架案，少女甄珍（赵今麦 饰）被邓立钢团伙囚禁，他们企图勒索钱财。甄珍惊险自救，死里逃生。警方据此线索展开行动，却又多次与罪犯失之交臂，且因各种问题案件一度搁置。
多年后，彭兆林发现邓立钢团伙在绥鹿市“漂白”身份定居。他带领团队精心布局抓捕，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将犯罪四人组绳之以法。
国产犯罪悬疑剧里存在各种各样的反派，但《漂白》中的犯罪四人组还是被网友斥为“最狠反派”。因为他们在剥夺受害人的生命之前，对受害人进行漫长的折磨和凌辱，令全网恐惧。
犯罪四人组将受害人捆绑囚禁于经过特殊隔音改造的封闭空间，限制其饮食和行动自由，并对受害人进行甚至长达几天几夜的肉体毒打与精神恐吓。
比如宋红玉花费了不少功夫才逮到甄珍，她被甄珍不服输不服软的样子气到，用不锈钢锅铲一下又一下残忍凶狠地抽打甄珍的脸；
同伙用布条捂住甄珍的头部，宋红玉用锅铲一次次地尖锐捅向甄珍的上身；
宋红玉逼迫同样被绑架的邱枫（方圆圆 饰）与甄珍拿着锅铲互殴，善良的她们下不去手，宋红玉直接拿出老虎钳子扭夹甄珍的肉；
犯罪团伙在发现甄珍的家人报警后，暴跳如雷的邓立钢拨通甄珍父亲的电话，让团伙拿着铁锤狠狠砸向甄珍的腿，让甄珍的家人听到她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这一切不仅是对生命的肆意践踏，更是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受害者进行双重摧残。受害者心理和生理上的极致痛苦延续，甚至超过单纯剥夺生命的残忍程度，凸显出施害者的极度残忍与人性的彻底沦丧。所以，观众明知道作为主角的甄珍会顺利逃脱魔爪，但她逃离的时候，荧屏前的观众还是被吓得大气不敢出，毕竟施害者是“最狠反派”，甄珍的逃离比虎口脱险更凶险。
犯罪四人组中，邓立钢和宋红玉尤其让观众印象深刻。
宋红玉是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宋红玉家庭贫困，母亲患病离世后，为了偿还家庭债务，她各种苦活累活都干过。她被邓立钢绑架，为了求生走上同流合污的犯罪道路。
宋红玉逐渐被同化，最终成为团伙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她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接受命令的手下，而是主动参与到对其他受害者的折磨和虐待之中。
一方面，在一个充满暴力和不公的世界里，她选择以暴制暴，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对被绑架的女性实施更加残忍的折磨，源于她对自己无力改变的命运的痛恨，但她无法直接面对和承认这种自我厌恶，只能将对自己的恨转嫁到那些投射了自己影子的女性身上，通过凌虐她们来制造自己拥有更好处境的幻觉。
宋红玉是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是被男权社会异化的牺牲品，也是自甘堕落的罪犯。从《永安镇故事集》的陈宏妻子、《漫长的季节》的黄丽茹，再到《草木人间》的万晴、《漂白》的宋红玉，王佳佳的戏份或许不多但都相当出彩。《漂白》中，宋红玉的可怜、可恨、可恶与可怕，被她诠释得入木三分。
可惜，宋红玉之外，其他反派的塑造略为扁平。
他们仿佛只是为了作恶而存在，对于前情的交代极为匮乏。我们无从透彻了解他们在过往经历中究竟遭遇了什么，是怎样的生活轨迹、成长环境或重大事件，致使他们走上为恶之路。观众也就难以从根源上去对恶进行深入反思，无法理解恶的滋生土壤与演变过程。邓立钢的狠戾令人胆寒，但也不影响角色是单薄的。
此外，为了呈现“最狠反派”之“狠”，镜头大量对准受害者受虐的惨状，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些极端和暴力的画面本身，而非反派作恶时的狰狞面孔。这种做法既造成观众的心理不适，也导致对反派形象塑造的不足，削弱了对反派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的刻画，稀释了对他们的批判力度。
经典反派的类型《漂白》热度爆表，但它对于反派塑造的特点与缺点并存。
成功的反派塑造应该是怎样的？
在新世纪前后的涉案剧浪潮中，其实有着不少经典反派。比如《黑冰》（2001）中王志文饰演的郭小鹏，《黑洞》（2001）中陈道明饰演的聂明宇，《中国刑侦1号案》（2002）丁勇岱饰演的白宝山，《绝不放过你》（2002）中赵恒煊饰演的陈一龙……这些作品的问题是过度聚焦反派“魅力”，将反派塑造得有血有肉、极具吸引力，或淡化其犯罪本质及行为危害，易引发部分观众对反派的不当共情。
《黑冰》剧照
2004年后，随着涉案剧在荧屏的逐渐消失，经典反派也就消失了。之后，零零散散的犯罪悬疑剧中的反派，多是单一片面的形象。
2014年涉案剧解禁后，赶上网剧时代到来，犯罪悬疑剧风云再起。2017年，12集的《无证之罪》以紧凑的剧情、深入的人性剖析以及冷峻的画风，成为悬疑短剧的开辟者之一；2020年，迷雾剧场通过精心策划的主题剧场来实现规模化效应，改变以往单部剧集分散播出的局面，形成品牌化的集体影响力，推动国产悬疑剧迈向新的创作阶段。
《无证之罪》剧照
此后，虽然不少犯罪悬疑剧并非迷雾剧场，但它们在内容、形式与制作等方面积极创新求变。这也影响了剧中的反派塑造，他们不再单一扁平，也不似早期的《黑冰》《黑洞》《绝不放过你》等有被美化之嫌，而是在明确是非的基础上，更加立体复杂，人性中的善恶交织、动机的多元性以及面临的道德困境都被深刻挖掘和展现。
在我个人看来，这些年来国产犯罪悬疑剧或值得一提的反派（至少有故意杀人的罪行，否则“反派”的范畴太大），有《无证之罪》（2017）的李丰田，《破冰行动》（2019）林耀东，《隐秘的角落》（2020）中的张东升，《狂飙》（2023）中的高启强，《错位》（2024）中的顾己鸣，《我是刑警》（2024）中的张克寒。
《我是刑警》剧照
他们大抵又分为几种不同类型。
《无证之罪》的李丰田、《我是刑警》的张克寒可划分为第一类：反社会人格的杀人狂魔。
他们的恶，体现在极端的冷酷无情上，杀人如家常便饭，随机而无情，没有丝毫怜悯与犹豫，无论是面对无辜路人还是有过节之人，都能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
他们的恶源于一种彻底扭曲的价值观，没有正常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准则束缚，对生活似乎也毫无眷恋与期待，虚无的心态让他们的恶性不受任何约束，成为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恶之幽灵”，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冲击着观众对人性底线的认知。
《无证之罪》剧照
他们的恶伴还随着高度的隐匿性与智谋，有着近乎病态的冷静与理智。作案手法老辣，善于抹去犯罪痕迹，展现出超出常人的反侦察能力，让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困难重重，都是多年后案件才破获。
与反社会人格的杀人魔稍有不同的是，《隐秘的角落》中的张东升，《错位》中的顾己鸣，《漂白》中的宋红玉，都属于一种“平庸之恶”——个体在群体或生存压力下，放弃个人价值判断，盲目服从权威或随波逐流，从而导致恶行的发生。
他们或许是某个层面上的“受害者”，可悲的是，他们缺乏基本的自省能力或自救能力，未能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他们将屠刀无情地对准了那些更为弱小的群体，宣泄内心积压已久的愤懑与不甘，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命运给予他们的“反击权”，是对曾经所受苦难的一种“补偿”。却不知，这种以伤害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方式不仅让更多无辜者受害，也让自己彻底迷失在罪恶的泥沼中。
《隐秘的角落》剧照
《狂飙》中的高启强也是一个经典反派形象，带有“平庸之恶”的典型特征又略有不同。他的身上既浓缩着“好人变坏”的悲剧，也代表着一种从底层挣扎求生到主动掌控黑暗权力网络的转变。
高启强不是简单的“受害者”报复，而是凭借智谋和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操控着更多人的命运，将罪恶的触手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的法治秩序和民众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他从被压迫者转变成压迫者，且压迫的广度和深度远超他曾经所遭受的苦难，这种主动且极具野心的恶凸显出权力与欲望的腐蚀力量。
《狂飙》剧照
《破冰行动》中的林耀东值得单独分类，因为他是“乡土中国”特色的反派类型——宗族式犯罪头目。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特有的，类似荧屏形象的还有《罚罪》中的赵啸声家族。
在乡土中国，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强调家族的凝聚力、长幼有序以及对家族长辈的绝对服从，人们依赖宗族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林耀东所处的塔寨村，是一个典型的宗族聚居地，村民们从小接受的宗族教育，使得他们对林耀东这位“大家长”的指令不敢违抗，对长辈权威的尊崇异化为对其犯罪行为的盲目跟从。在犯罪利益的分配上，林耀东遵循一套宗族内部的“公平”原则，让村民们参与到制毒产业链中，从经济利益上进一步捆绑他们，使得整个宗族都陷入罪恶的深渊。
进而言之，很多犯罪团伙包括《漂白》的四人组，其架构与宗族存在相似之处，特别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上。在宗族中，族长凭借辈分与威望拥有决策权，成员多会遵从；犯罪团伙里，老大就如同“族长”，更多是依靠淫威树立绝对权威，成员们因惧怕遭受残酷惩罚或是觊觎团伙利益分配，只能屈从。基于恐惧的服从使得团伙内部等级森严，成员在老大指令下，有组织地实施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反派塑造的意义犯罪悬疑剧美化反派显然是不当的，可如果囿于外在压力，在创作时畏手畏脚，将反派简单粗暴地塑造成单薄的纸片人，同样存在诸多弊端。
一方面，纸片化的反派形象缺乏深度与复杂性，难以让观众真正理解犯罪行为的根源与背后的社会因素，进而削弱剧集对现实问题的揭示与反思力度，整个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上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纸片人式的反派也会对正面角色（比如刑警）的塑造产生负面影响。在犯罪悬疑剧中，警察与反派之间的较量本应是剧情的核心看点之一，二者相互映衬，共同推动剧情发展。当反派单薄且降智时，警察与他们的对抗也就缺乏张力，警察的智慧、勇气和专业素养难以通过与复杂反派的周旋中得到充分展现。这间接导致警察形象也随之变得扁平化。
而不同的反派类型，各有它们的价值。
从戏剧张力角度看，反派无疑是制造冲突与悬念的核心要素。公正地说，《漂白》能爆，就源于反派“最狠”，他们的穷凶极恶以及不可预测性，让观众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好奇剧情将如何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与紧张感，推动情节不断走向高潮。
从人性挖掘角度，对反派的刻画宛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将他们的行为模式层层展开，揭示出人性深处复杂而又阴暗的层面，观众直观地窥视到人性可能滑向的黑暗深渊，由此引发对人性脆弱性的思考，使我们更加珍视道德与法律的约束，时刻警惕人性在不经意间的滑落。
从社会警示意义来说，这类角色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极端呈现。通过对他们的刻画，能深入探讨人性在何种极端情况下会走向毁灭，引发观众对于犯罪背后原因的思考——除了遗传或天生的因素外，环境和个人经历也可能促使一个人走向犯罪的道路，从而提醒着我们关注诸如教育的缺失、家庭环境的扭曲、社会阶层矛盾等深层次问题，避免滋生出如剧中杀人魔般的极端个体。
《狂飙》剧照
比如在高启强等人身上，触目惊心地折射出一个“好人”的堕落，引起关于制度之弊的省思：该如何避免“好人”变坏？诚如剧集画外音所质问的：“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勤勤恳恳、没日没夜地工作，到后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公配。”这意味着，完善社会制度，确保公平公正的资源分配、机会均等，为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提供上升通道，至关重要。
又如，林耀东这类宗族头目反面人物，则反映乡土中国社会结构与传统思想在特定环境下的畸变。林耀东既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宗族式犯罪头目，又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利用宗族观念来操控人心的高手。我们要检讨宗族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作用，也要正视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双刃剑效应——如何在保留优良传统的同时防止其被滥用？
《破冰行动》剧照
可见，国产犯罪悬疑剧中出现更多标志性意义的反派角色，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只要创作者能够守住善恶是非的底线，不为了猎奇而猎奇，也不要像《漂白》那样过度聚焦受害者的惨状而非加害者的丑态，那么对反派的深入塑造，实际上就是对恶的一种直面、审视、反思与批判。
通过这些反派角色，观众得以窥见罪恶的深渊，感受到恶所带来的痛苦与毁灭，加深对恶的痛恨之情，激发对善的坚守与追求。当然，这也提醒我们，更加注重预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不让恶在身边悄然滋生。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