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圣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领域奋进的历程，大致可分为探索期（1912—1922年）、收获期（1923—1937年）、反思期（1938—1948年）、创新期（1949—1966年）、展望期（1978—1988年）五个时期。

叶圣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领域奋进的历程，大致可分为探索期（1912—1922年）、收获期（1923—1937年）、反思期（1938—1948年）、创新期（1949—1966年）、展望期（1978—1988年）五个时期。

展望期（1978—1988年），是满怀希望的晚年，用叶圣陶自己的话说是“虽邻夕死，犹欲朝闻”。1978年3月21日，叶圣陶在北京地区语言规划座谈会上作的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报告中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以往少慢差费的办法不能不放弃，怎么样转变到多快好省必须赶紧研究，总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改进。”

至于“怎么样转变到多快好省”，叶圣陶侧重谈了四点。

一是教育工作者要懂教育。他说：“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他进而又指出“办教育比种庄稼复杂得多。种庄稼只要满足庄稼生理上生长的需要就成，办教育还得给受育者提供陶冶品德、启迪智慧、锻炼能力的种种条件，让他们能动地利用这些条件，在德智体各方面逐步发展成长，成为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办教育，就是要“对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的条件，让他们各自发挥能动作用”，“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

二是教师必须以身作则。语文教学应该教学生学会运用语言文字，教学生语文知识，发展学生的语文能力，引导学生灵活自如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下水”“善于读书”“善于作文”。教师缺乏对文本最基本的理解、缺乏写作的基本能力，怎么可以去教学生呢？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教学工作”也就是“教育工作”。“无论言教或是不言之教，总之要把自己的好模样去教人，才能收到训练和熏陶的实效。”所谓“好模样”指的是“知识学问”和“品德修养”。教师不仅要善读善写，还不可以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一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的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能成为把国家民族推向前进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然近乎抽象，可是很重要”。

三是“教法”要得当。坚决反对“瓶子观点”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式”。“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引导学生在“精读”“复读”的过程中逐渐做到“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进入“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的境界。“教法”是由教师摸索出来的。诲人不倦是教师最基本的品格，教师要像高明的园艺家培植花卉和辛勤的老农种地那样，踏踏实实地做好“收获”之前的“耕耘”工作，有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探索多了总会找到最理想的教学方法的。“不拘故常，深研求是”，这也可以看作叶圣陶语文教学思想的精髓。

四是语文教材必须“质文兼美”。“质”指的是思想内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文性”；“文”指的是辞采和表现手法，不仅要好，而且要求更好。叶圣陶晚年不可能像在人教社主持工作期间那样逐字逐句审改语文教材了，但选材标准仍然是严上加严。1976年10月，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报纸纷纷刊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广为传播，有关部门决定编入初中语文课本，叶圣陶审阅时坚决不同意，说《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宜用”，“一则此题目不宜为如此随意杂凑之语，二则不合词之格律，何能谓之词”。

叶圣陶就是这样严谨，对语文教育的“定位”十分清晰。早在1932年，叶圣陶就曾说过，人生意义和道德良知得在“行为上表现”。文学的力量原在感染，原在潜移默化。“违反修养，毁隳民族精神的书籍文字固然不必看，但是想靠国文科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却不免招致‘文字国’的讥诮。”1937年，叶圣陶在《到统一之路》一文中再次提醒读者说：盲从舆论，一味地鼓吹“团结”“统一”等“口号”，不在“知”上求索，不在“行为上表现”，就会招致“中国是一个‘文字之国’”的讥诮。进而又在《略谈学习国文》中说到学习语文，“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这是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记住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叶圣陶在1944年写的《国文教学的现状和理想——〈国文教学〉作者序》中谈道：“‘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20世纪50年代，叶圣陶提倡语言的纯洁健康和规范化，有人批评他“纯技术观点”和“语文挂帅”。叶圣陶则始终坚守他的理念，他在1952年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余自以为颇关心我国语文之前途”。也正是出自“关心我国语文之前途”的心情，叶圣陶郑重指出“语文就是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语文教育就是语言教育。语言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流，也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学好语文，掌握语言这个人类生存的工具，就能提升阅读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丰富并深化对历史、社会、人生的认识。为了语言的纯洁健康和规范化，叶圣陶反对在语句中“搀用文言成分”；反对语言的“概念化”和“公式化”；批判“语言是小节，是小道”的错误观念。1957年5月20日，叶圣陶在检讨“中小学语文教学未能于提高学生之语文能力有切实帮助”时，极其严厉地批评教育部门“不懂教育”，同时表示“愿与语文方面之诸同人共同工作，希望在五年十年间，于语文教学有所改进，学生之语文能力确有提高。”1957年5月26日，叶圣陶在作协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中，对“语文”片面灌输“主题”“勇敢”“机警”“崇高品质”，刻意彰显“思想政治”和“文学理论”的做法极为不满。他在1961年7月给一位中学教师的信中写道：“我谓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有，书籍报刊亦复兼备各体各类，故政治性之文而不言政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理。所谓‘勿教成’云云者，勿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讲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之概念与术语而讲之也。苟如是讲课，学生即完全理会老师之所讲，而于本文犹生疏，或竟不甚了了，此与练习读书之本旨不合，故务必戒之也。果能引导学生细读本文，获得透彻之理解，则学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响。语文教学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于此求之。舍本文而大讲一通，不克臻此也。”

虽说“语文教育”是个“常新的话题”。但从1949年3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到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的十六七年间，叶圣陶始终强调语文就是“语文”，“语文”教学应以“应用文”为主，语文课本中的“政治性之文”和“文学性之文”必须作为“语文教材”来讲授；语文学习应注重“文章形式”和“技术的训练”，循着作者的思路去“求真”，透彻地了解到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对语文教育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改革语文教育的心情也更加急切了。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考和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中小学开始分“重点”和“非重点”，“文件里和报上的评论里常见‘必须把重点学校办好’的话”，“无意中透露了对‘非重点’要求从宽”，使得“非重点”的老师、家长和学生觉得“总归低人一等，不甚光彩”。叶圣陶要求各级领导“说清楚分别‘重点’‘非重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希望对“重点”和“非重点”都必须“认真对待”。在叶圣陶看来，“因材施教”固然是重要教育教学原则之一，但消释“跟‘非重点’直接相关的”那么多人的“委屈之感”，是值得全社会都要来关注的大事。教育的着眼点必须是现代社会的“全体”，而非“个别”或“少数”；教育是“应需”（造就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应试”。就语文教育而言，语文是陶冶性情、培育文化素养和思想情感的学科，应当覆盖全社会和全体受教育者，而不是少数“尖子”和“优等生”；语文是全社会的“公器”，“是大家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必须磨炼得无往不利”。全社会都能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了，就能“消灭”社会中“语言分歧、语言混乱的现象”，形成我们民族“现代的文学语言”。语言纯洁健康了，就能深化我们对人、生命、人生和世界的认知和思考，自由自在、从心所欲地去抒发我们各自的思想情感。

1983年10月28日，好友朱光潜、王力、吕叔湘、孙起孟、张志公、周振甫、蒋仲仁、王泗原、张中行等在北京西四同和居共献寿觞，同贺叶圣陶九旬荣庆。叶圣陶在答谢时说：“大家都好心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只是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语文工作者”，对于叶圣陶说来，不仅是一个职业的定位或者一个兴趣的选择，而且是一种心灵的归宿。将这位“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1912年至1988年七十多年间编撰的语文论著和语文教科书汇集起来，就是我国现当代语文教育的一部发展史。这七十多年间我国语文教育的进与退、兴与衰、利与弊、得与失，都可以从他编撰的论著和教科书中窥见嬗变的轨迹，同时也能看到叶圣陶作为一位“语文工作者”的理论范式和精神品质。

“听、说、读、写”的过程，就是心灵与心灵、智慧与智慧的探秘和交流的过程。“听”什么、“说”什么、“读”什么、“写”什么，以及“怎么”听、“怎么”说、“怎么”读、“怎么”写，每个环节都得经过“心智”的过滤和取舍，甚至还要放到时代和社会这个大氛围中进行审视和阐释，才能到达“语语悟其神”“修辞立其诚”的境界。可见，要做到“会听”“会说”“会读”“会写”，谈何容易？我们周围“会说”不“会写”，“会写”不“会说”的人绝非个别现象，即便那些能“说”会“写”的演说家和诗人学者们也常常会有“难以言传”的懊恼，常常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叹惜。

这就难怪人们会有“人是语言的囚徒”之类的感叹了。我们不得不用语言，但“我们永远无法表达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正式场合发言时，往往总得照着稿子念，开口就是“朗诵腔”，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缺少点“自由谈”的风趣；至于“写”，也很难做到得心应手，完美无缺。这些都是语文水平亟待提升的例证。“语文是成才的第一要素”，要“成才”就必须学好语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有关语文教学“‘听’‘说’‘读’‘写’宜并重”，以及要增加“语感能力”培养的思想，仍然是语文教育的箴言；“灵活自如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仍然是我们追赶的目标。21世纪，由于信息和传播媒介空前发达，更由于人类新观念的空前开阔，“语文”教育承担的使命更加光荣而艰巨，盼望学界能有更多的像叶圣陶这样的“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热爱语文教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为提高全民族的语文素质而贡献力量。

（作者商金林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节选自《小学语文》2024年第10期

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