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工业革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相关知识，其优秀文明成果值得学习借鉴消化吸收，但“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知识偏见需要警惕。中华民族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7期

[摘 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工业革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相关知识，其优秀文明成果值得学习借鉴消化吸收，但“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知识偏见需要警惕。中华民族

为人类科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国是人类科学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人具有科学精神，在古代取得了大量科技成就。西方近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存在范式异同，并没有垄断绝对真理。对此，应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反对科学史上的西方中心思维定式与历史虚无主义，加快构建中国科学史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科学史；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在这些贡献中，科学技术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科学史知识构建和舆论传播不乏“扬西贬中”和“西方中心主义”等偏见，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突出，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成就被描述为西方特有，而中国古今都很匮乏，这是对史实的扭曲。如果说，通过研究分析中国近代某段历史时期科技落后的原因，查找中国古代科学事业的不足，当然有镜鉴意义，但无视史实，抱着狭隘的概念框框，盲目崇拜西方而贬低中国历史，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意在争夺“历史解释权”，解构国人文化自信。只有充分认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和科学范式多样性，才能恢复科学史本来面目，把握历史话语权，成功构建中国科学史自主知识体系，更好推进中国科学技术自立自强向前发展。

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不容否定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工业革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其优秀文明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消化吸收，但“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知识偏见需要警惕，这一思维带有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构建了“西优东劣”的学科知识。

第一，全面否定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长期宣扬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成就是西方特有的先进事物，中国历史上没有或乏善可陈。如一些观点认为，“在中国，系统化的、自然主义的思维得不到发展”“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等等。这些观点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知识灌输，把中国历史上各种科学技术成就包括一些科学原理发现和研究，如勾股定理、星体运行规律、医学原理等都贬低成“实用技术”。

第二，认为中国古代科学不发展主要因为“中华文化”。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为扩大宗教地盘，将科学发展归结于基督教的“优越性”，而把中国科技暂时落后归责于儒家文化。还有观点认为，“知识和科学都是宗教（基督教）的侍女”“上帝赋予教会打开异教邪说大门的工具”。此类观点被一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广为传播，如认为“近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这无疑有悖史实。基督教长期阻碍科学发展，很多西方科学家均曾遭其迫害。托马斯·杰斐逊就曾批判：“自从基督教传播以来，已经有千百万无辜的男人、妇人和儿童被烧死、被拷打、被罚款、被监禁，然而在统一意见方面我们没有前进一寸。”欧洲科技发展恰是摆脱了宗教蒙昧主义才发展起来的，而启蒙运动一个重要借鉴，就是中华文明政教分离、世俗化国家管理、儒家理性精神。“西方中心主义”还贬低中国的语言文字，如认为中国文字对科学发展是一大障碍。

第三，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停滞反映出中华民族性格具有“劣根性”。“中国无科学”论者同时贬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重复强化西方殖民者强加给中国人所谓“劣根性”，如“贪欲”“自私”“欺骗”“麻木”等。一些近代西方学者就提出这类观点，如“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或贬低中国政治制度、道德伦理、民族性格、科学技术等，他们的著述也影响到少数中国知识分子，如认为中国人传统是只讲实用和实利，强调“学以致用”就难以产生科学智慧；“希腊人那样一种自由的理念，我们中国人还谈不上十分理解，一说科学，就总是想着如何用，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致富”，这些观点和说法存在很大商榷空间。义利兼顾、重义轻利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倒是西方更重实用实利，“时间就是金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来，并被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大加推崇。美国学者戴维·迈克尔斯揭露，西方医药、食品、烟草、化工、汽车等行业长期雇佣科学家炮制虚假科学知识，“有些科学家只要能拿到钱，让他说什么话都可以”。

第四，以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否定中国政治文明。宣扬“中国无科学”的人，也认为“无科学”是因中国“无自由”“无民主”，只有封建专制或帝王政治，这同时论证了“西方中心主义”关于中国政治文明属于“专制”的核心话语，把中华文明引向“停滞”“野蛮”的历史叙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受2000多年封建专制影响，注重等级和礼仪，以此来维护封建专制，那个时候教育自然不希望大家质疑权威，有冒险精神，而采用“愚民政策”，这是对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扭曲。总的看，除少数历史时期，中国古典政治文明对文化自由的保障是有力的，对政治言论、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的保障达到同时期相当高水平。中国古代出版业大部分时期向民间开放而无政府垄断，有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印刷出版体系。西汉以前到清代书籍出版18万多部，230多万卷。明清达到鼎盛，仅明代就有6000多家出版单位。这反映出中国古人治理国家海纳百川的气度，更是高度政治文明的体现。

二、中国历史上存在科学

“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是经常被传播的说法，笔者认为该说法站不住脚。判断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中国人有无科学精神，先要看如何定义“科学”。总的来看，诸多科学家对科学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甚至有学者认为科学划界标准是没有意义、荒谬的。因此，对科学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否则很多原本属于科学的内容会被排斥。对于科学，只能综合不同时期和学者的理解，给出不十分精确的定义，即科学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知识。这种知识未必是系统化的，只要正确反映了事物的一部分规律，就可称之为科学。对科学精神的提倡，也不能理解为非科学的知识和文化都毫无价值甚至应当消灭，不能陷入科学主义迷思。

“科学”概念产生较晚，从日本传入中国也较晚，但这不等于之前没有科学。同样，中国古代也没有“科学实验”概念，但并不等于古人没有做过科学实验。要弄清某个原理或道理，要获得成熟的技术应用，都必然建立在反复的科学实验基础上。古人冶金、铸币、造船、酿酒、烧陶、造纸、育种、炮制药物，必然普遍进行科学实验，只不过没有今天的“科学实验”程式。事实上，中国古代某些科学实验有更高维度和科学性。科学实验和形式逻辑通常被理解为近代科学的主要特征，但一些学者把这类特征绝对化，遗忘了科学追求真知的本质，得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结论，这是将科学概念狭隘化。

有人说，西方有“爱智慧”传统，中国人只喜欢人伦道德，不喜欢探索自然，缺乏科学探究精神。这不符合事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探究自然和科学规律的精神和兴趣。

例如，墨家重视思维逻辑，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墨子是围绕着辩或辩论展开，也可称之为“墨辩逻辑”，主要体现于《墨经》，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及由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对逻辑基本规律有比较明确的论述，揭示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在世界逻辑史上有重要地位。墨子还注重实践和实验，提倡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主张通过观察实验证实知识，而不单纯依赖理论演绎与推理，这对中国古代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又如，道家重视对规律的把握，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提出种种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哲学。道家不仅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学，而且深刻影响了医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在数学、光学、天文学、医药学、大气压力、耐火密封材料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屠呦呦受葛洪《肘后备急方》启示，发现青蒿素而获诺贝尔奖。道家重视实验，如“胆水炼铜”被称为现代湿法炼铜的前身。

再如，中国古代长期居主流的儒家文化，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助推作用，主要体现于“五个重视”。一重实践。《大学》阐述“格物致知”，强调从实践中获得正确认知，是意诚心正、治家齐国、平天下的基础。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解决了实践与认识、主观与客观的认识论问题。这是中国古代的实践论，是科学的先导。二重创新。儒家主张求知、切问、思考、质疑、探究、创新、批判，反对盲从和迷信，这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大学》引用商汤浴盘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创新的倡导，而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灵魂。三重包容。儒家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己有善勿专”（《孔子家语·人官》）。“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国文化主张包容不同认识，这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四重质疑。儒家文化反对盲从和教条主义，孟子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陆九渊提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陆九渊集·语录下》）。康熙说“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五重良知。心学主张“致良知”，这既是基本人伦要求，也是科学道德要求。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注重生态文明和后代福祉。宋至明代中国科学与工业的发达，跟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学术指引也有一定关系。

还有一种错误观点值得批驳，即认为“科学”比“技术”高明，把“科学”和“技术”截然分开，认为前者代表“智慧”，后者仅是一些“实用技能”，前者是“高层次”的，是西方人干的，而后者是“低层次”的，是中国人干的。西方人聪明、智慧、贡献大；中华民族劣等、愚笨、贡献小，这一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第一，科学与技术不可分割。科学、技术不完全等同，有一定区分。科学偏重于认识层面，更多属于理论、原理的揭示和阐述；而技术则偏重于对知识的应用，着眼于器物层面。但是，科学和技术如同硬币的两面，联系密切，无法截然分开。技术是基于对某种科学原理、科学认识的准确把握，不懂科学规律，往往难以掌握或改进技术。技术进步又为提高科学认识提供新的手段和动力，促进科学视野延伸。

第二，科学与技术不可偏废。科学认识比技术应用更基础，这是有道理的，但宣称科学比技术更重要，则站不住脚。科学和技术同样重要，甚至多数时候技术反而更需要人的聪明才智，不仅要有动脑能力，还有要动手能力，甚至需要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例如，芯片原理比较简单，但是芯片制作技术却更加复杂。发展科技事业，既要重视基础研究，更要重视技术应用，不可偏废。

第三，为何贬低技术？近代科学的重要成是工学（技术），“西方中心主义”科学史观点贬低工学地位，说是理论科学引出技术，但与史实不完全相符。例如，蒸汽机发明者瓦特（James Watt）、珍妮机发明者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都不识字，他们的发明均非从牛顿力学推导。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擅长工业技术，也没有悠久的工业技术史，而中国夏商周时期就有了灿烂的工业文明。西方宣称先有理论再衍生技术，意在掩盖西方缺少工业技术传统，大量工业技术是从中国获得的基本史实。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结论指出，“在美国，人们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只注意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在美国，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他分析原因是，在“民主”社会里，人们卷入对财富或权力的追逐，在利害冲突的“激流”环境中，“缺乏必要的安静供人们进行深刻构思和思考高级科学”。其实，全球都存在偏于技术而忽视原理或偏于研究原理而忽视技术的人，这是职业分工或研究兴趣的不同。一般来说，从事基础科学的偏于重视原理探究，而从事工程技术的则偏于技术研发，后者多于前者是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中国历史上对人类科学事业有很大贡献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没有什么贡献”“中国人近400年对世界科技贡献几乎为零”，这无疑是错误的。李约瑟说：“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中国人在公元1世纪到13世纪达到了一个西方世界无法企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了解人类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有过伟大的贡献。”中国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之一。

第一，科技管理在古代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设有专业管理部门“工部”，这等同于“科学技术部”，早于欧洲出现。中国还建立了世界上门类齐全的基础科学（四库全书“器”部）。

第二，中国古代有大量科学成就。学习各类专门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拥有发达丰富的科技与工程成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成立专题研究组，开展“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评选”活动。经各学科推选和评审，2015年推选85项，分三类，即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但这只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的一部分。其中仅“科学发现与创造”就包括干支、阴阳合历、圭表、筹算、小孔成像、杂种优势利用、二十四节气、盈不足术、马王堆地图、本草学、勾股容圆、方程术、天象记录、经脉学说、四诊法、方剂学、制图六体、律管管口校正、物不知数（中国剩余定理）、敦煌星图、潮汐表、法医学体系、正负开方术、天元术、垛积术、四元术、等程律（十二平均律）、《本草纲目》分类体系、系统的岩溶地貌考察等。上述成果多属科学范畴，而非一般性技术。

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是系统而全面的，本文略举如下：

在数学方面：周王朝官方教育体系“六艺”把数学作为基本技能。中国最迟在春秋时期已用十进位记数和作四则运算。里耶出土的“乘法口诀表”比西方早600多年。魏晋时刘徽是世界第一个提出十进小数概念，且用它来表示无理数的立方根，也是第一个提出正数和负数概念，阐述了通分、约分、四则运算、繁分数化简等运算法则。在圆周率计算上，刘徽提出“割圆法”，得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3.1416。祖冲之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从线性方程组到高次多项式方程乃至不定方程，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算法，去求解相应类型的代数方程，从而解决各类科学和实际问题。古代中国创造的算法，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在天文学方面：中国是最早形成系统天文学的国家，《尚书》记载了公元前2137年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商高测算出太阳、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战国时甘德和石申，观察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规律，记录800个恒星的名字，测定121颗恒星的位置。东汉张衡制作出天象“浑天仪”，确定地球是圆球的“浑天说”，对2500颗恒星的观测记录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的计算结果接近现代天文学。中国最早彗星记录比欧洲早1000多年。隋唐时期，对恒星位置重新测定,实测子午线长度，绘制出1350多颗星的星图，而欧洲1609年前只能绘制1022颗星。我国共出现102种历法，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于1280年参与编定《授时历》，将岁实精确到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

在物理学方面：《墨经》记载了很多物理学知识，包括杠杆和浮力原理以及声学和光学方面知识，被誉为“《墨经》光学八条”。我国古代早就发现了透镜聚光原理，“阳隧”是古人以日光取火用的凹面铜镜。唐代角法（拔火罐）是一种真空技术运用。宋末元初科学巨匠赵友钦在浙江龙游鸡鸣山筑观星台，建造了“小孔成像”实验楼，进行大规模直线传播、小孔成像物理实验，比伽利略早两个世纪。中国深井探测技术有2200年历史，明代发明震击器“转槽子”，是关键装置。

在航海科学方面：秦汉时就已能建造高技术楼船。北魏造出3000艘可载2000吨货物的大船。《新唐书·地理志》记录了从广州到巴格达的商业交通路线。宋朝密舱壁技术增强了船的安全性。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是伟大的航海壮举，已使用测深辨位法、对景定位法、天文定位法等船位测定方法，使用路标导航、天文导航，比同时期和稍后西方航海技术更先进。

在化学、冶金科学方面：四大发明举世称颂。青铜、湿法冶金、油漆、火药、瓷器、酒、醋、酱油等工艺首屈一指。我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煤。春秋时期发明生铁冶铸术。我国整套先进的钢铁冶炼和加工工艺创造出钢铁文明，奠定古代工业技术基础。越王勾践剑除青铜和锡，还有少量铅、铁、镍、硫等近20种金属，剑刃精磨技艺可与今媲美。

在医药学方面：战国时期《黄帝内经》揭示了人体规律，奠定中医理论基础。古代医学家依据腧穴治病并形成腧穴学理论体系。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对人体340个穴位做了论述。东汉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伤寒杂病论》药方至今仍在使用。《本草纲目》记载药物1800多种、方剂10000多种。明代外科手术工具就有几十种。波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记载有明朝医生高超的心脏外科手术。

在农学方面：中国农业是有机高产的生态农业。战国时期就从休闲制转为以连种制为主，多熟种植与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而西欧到18世纪仍维持定期轮休的三圃制。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就形成“农—桑—渔—畜”结合的立体农业。《齐民要术》记载我国6世纪粟的收获量是播种量的44—200倍。《补农书》记载，明末嘉湖地区水稻最高可达4—5石（901—1126市斤）。

中国科技至清代则发展相对缓慢且滞后，主要是相对西方工业革命后科技快速增长而言，但中国也在进步，并非“贡献为零”，如农业、医药、饮食等学科依然领先。1906年美国土壤局官员富兰克林.H.金考察中国农业，赞叹中国农业的伟力。他发现中国人用不多的耕地养活五亿人口，土地耕作数千年依然肥沃。清代人痘疫苗接种法传播到欧洲、俄罗斯，对英国人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有直接启示，等等，不胜枚举。

中国科技对人类科学事业的贡献还在于，为近代西方科技革命提供了知识来源。伏尔泰说：“我们可回忆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今天我们的面包商还使用着刻记赊售面包的木筹就是我们的象形文字和账簿。”通过蒙古西征、陆海丝路、中西贸易、技术传播、郑和远航、传教士的知识复制等，中国书籍、科技、知识源源不断传到欧洲，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影响了近代西方。约翰·霍布森直言，印刷革命、环球航行、发现美洲和启蒙运动等都基于东方发明。西方曾通过耶稣会士大规模学习中国科技成果。1685年，路易十四派六位耶稣会士到中国，他们带着法国科学院起草的“问题”，要求找到从科学、动植物到农业生产所有领域的方法。耶稣会士被明确要求收集记录各种信息，包括冶铁、茶叶、造纸、丝绸、纯瓷、印染和玻璃制造以及农业、军事及航海技术，将中国的技术、机器、模型以及工农业文献带回到欧洲。莱布尼茨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遣使中国则毫无意义。”他还要求耶稣会士将中国的技术、机器和模型以及中国工农业文献带回欧洲。耶稣会士全部照办，在中国搜集了相关书籍文献。

四、没有绝对正确的科学范式

通向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真理的表现形态并非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形成路径、论证方式、表现形式等具有多样性，狭隘认为科学只有一种是认识论上的偏执。由此，我们并不能认为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科学和科学范式，而中国不存在科学和学范式，尽管中国传统科学有独特性，也有局限性，但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历史上的科学范式不存在真理。

需要看到，西方近现代科学的优势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不足，西方近现代科学的不足恰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优势。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认识世界的基本思路、理论概括、思想方法和落脚点颇不相同，属于两种范式，并且很多方面难以通约，但“认为科学只有唯一的一种，就使得中国传统科学处于尴尬境地，同时也使我们不知不觉关闭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

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既有区别，也有互补，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可互相实证通约。如中国古人观察到的星体分布运行规律，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方法可观察验证，中国古代数学、物理、化学发现，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也可验证或检测；但同时有些中国古代科学发现和科学成就有超前性和独特性，虽与西方近现代科学存在理念、范式、表达上的巨大差异，但同样是对客观世界规律的反映，尚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而穴位经络分布、运行科学规律及大量治疗应用，中国人早已得心应手。当然也应看到，中国传统科学也有不足，如有些领域不太善于利用数学方法等做定量分析。

西方近现代科学盛行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也称为机械还原主义，这是西方近现代科学认识世界的主流哲学观，为近现代科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存在一定局限性。事物复杂程度越高，因分割而失真的程度就越严重，机械还原主义方法就越失灵。李政道说：“基因不是生命，因为基因是微观的，而生命是宏观的”“即使把基因序列都全部弄起清楚了，人们还是无法了解生命。”机械还原论往往把简单科学实验、形式逻辑奉为科学的唯一标准，忽视历史上科学认知体系的多样性、丰富性，轻视中国整体论科学认知体系。中国传统科学重视还原论成果，更强调整体论，善于系统把握事物规律。整体观构成中国传统科学的认知模型，以中医学最为典型。

五、积极建构中国科学史自主知识体系

科学史是评判一个民族智力和对人类文明贡献的重要内容，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构建中国科学史自主知识体系，是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必然要求。

第一，树牢文化自信，主导学术话语。对一个国家历史的虚无、篡改、歪曲、亵渎，可以潜移默化让目标国家民众不知不觉被导向征服者需要的思考方向和实际行动，使社会成员丧失精神独立性和文化自信，转而羡慕异质文明，心甘情愿接受敌国精神殖民和文化置换，甚至产生“被敌人文化征服是先进代替落后”的认知错觉。应当深入学习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在科技上的伟大成就，树立文化自信，抵御学术殖民，牢牢把握学术话语权。

第二，站稳中国立场，变革学术范式。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应增强学术活动和知识生产的文化主体自觉性，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在学术活动中，立场就是灵魂，远比知识本身更加重要。西方主流学术和媒体是很讲立场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他们的红线。文明互鉴不是以洋为正、以洋为高，借鉴外国不是生吞活剥、复制置换。只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国人民立场，实现基础学术范式由“西方中心主义”向中国自主知识的底层逻辑转换，才能成功构建科学史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坚持独立思考，明确具体内容。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中国是人类科学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既要认识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成就，也要认识科学主义、科学宗教化的危害；科学范式具有多样性，西方近现代科学并非唯一，中国传统科学是重要的科学认知体系之一；清代科技放缓的教训要吸取，但也要知道清代仍在一些科技领域居于领先；中国古代巨大科学成就得益于中华文化创新、包容、质疑精神和中国古典政治文明；中华民族科学精神源远流长，富于创新；不仅要构建中国科学史，也要构建世界科学史。

第四，推进学科合作，提升传播技巧。科学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学科跨度较广，既涉及历史学、哲学、科学学、考古学、文化学、文献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也涉及自然科学和交叉学科，对国民和学界认知有重要影响，是国家话语权建设的一部分，需要统筹协调，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传媒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学校历史教材的编写管理，修订不合时宜的内容，加强网络舆论管理，引导青少年普遍树立文化自信，尤其是历史自信。借鉴西方经验，不断拓展立体化、全方位的中国科学史对外传播渠道，提升宣传效果。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