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治学:师友的引导和支持不可或缺——从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起

360影视 2025-01-24 13:46 3

摘要:民进前辈顾颉刚(1893—198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国民俗学的奠基人,在历史地理以及边疆地理的研究中贡献卓著。顾颉刚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还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当代中国史学》等。

顾颉刚

民进前辈顾颉刚(1893—198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国民俗学的奠基人,在历史地理以及边疆地理的研究中贡献卓著。顾颉刚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还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当代中国史学》等。

《古史辨》第一册于1925年9月付印,到1926年2月印毕,为求得读者对于这一出版物的了解,顾颉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为该书写了6万字的自传性长序。他在《自序》里说:“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张的由来,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有了出版的书籍了,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因为要等待这篇序文,《古史辨》第一册直到1926年6月才出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序文深得读者青睐,使此书销量大增,为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自序》中,顾颉刚回忆了30多年来自己在做人、做事和做学问方面的丰富经历,也动情地叙述了蔡元培、章太炎、康有为、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和毛子水等师友对他的面聆謦欬、潜移默化。

科学的读书方法

《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个人的学术成长离不开师友的启发与帮助。由《自序》可见,康有为和蔡元培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观念革新上,顾颉刚说:“要是我没有亲见太炎先生对于今文家的痛恨,激动我寻求今文学著述的好奇心,我也不会搜读《孔子改制考》,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他还说:“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辩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

国学大师章太炎和历史学家毛子水给予顾颉刚的影响是使其知晓了什么是学问、怎样使读书有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他说:“要不是遇见子水和太炎先生,我就是好学,也不会发生自觉的治学意志。”顾颉刚是通过毛子水的介绍认识章太炎的。1914年冬,章太炎开国学会讲学,毛子水邀请顾颉刚一起听讲,这次亲炙其教诲的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到这时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这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从他的言论中认识学问的伟大。”然而,过了数年,由于顾颉刚的博览和“打碎乌盆问到底”的习性,使他对章太炎的敬爱之心又低落了,认为“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中,毛子水最受顾颉刚的尊敬,因毛子水服膺章太炎的学说,学问好,并接受太炎先生的指导而读书,因此,顾颉刚很想学他,并且付诸实施,取得了很满意的效果。他说:“适在读《庄子》,就用红圈的戳子打着断句。想勉力把这部书圈完。可是我再不能按着篇次读下,高兴圈那一篇或那一页时便圈到那篇那页。经过了多少天的努力,总算把《庄子》的白文圈完了。这是我做有始有终的工作的第一次,实在是子水在无形中给我的恩惠。”由此可见,科学的读书方法对一个人学问与精神成长史有着重要关系。

师友在治学方法上的竭力指导

胡适、钱玄同和傅斯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表现在对其治古史的认可、鼓励以及在治学方法的竭力指导。顾颉刚在《自序》中动情地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又说:“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

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也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东壁)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与帮助。”在此重点来谈一谈胡适对他的启发与帮助。胡适年长顾颉刚三岁,是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的老师。据《自序》叙述:“第二年(1917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强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说“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除了上述“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这个重要因素外,还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一是顾颉刚大学毕业后,在谋职和解决一家老小生计方面,胡适给予他莫大的支持。1920年5月,经过顾颉刚好友罗家伦的提议,胡适给他找了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的职位,月薪50元,但是顾颉刚每月除自己在北京的费用外,还需要维持苏州的家用,加上北京到苏州来回的盘费,至少要80元,这个难题使顾颉刚痛苦不堪。还好,胡适慷慨解囊,出手把此事解决了,他愿意每月贴给顾颉刚30元,请顾颉刚在图书馆工作的同时帮胡适编书。顾颉刚十分感动,在1920年8月11日写给胡适的信中专门谢道:“我的职事,承先生安排,使我求学与奉职,融合为一,感不可言。”这一物质上的支持解了顾颉刚的燃眉之急,使他能够在京城学术界站住脚跟,也为他开展古史研究消除了后顾之忧。

二是在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上,胡适给予指导和鼓励。顾颉刚在《自序》中说:“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民国)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例如‘蝴蝶梦’,它的来历是《庄子》上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原是他的旷达,何以后来竟变成了庄子诈死,化了楚王孙去引诱他的妻子的心,以至田氏演出劈棺的恶剧来呢?又如‘桑园会’,《列女传》上原说秋胡久宦初归,路上不认识他的妻,献金求合,其妻羞其行,投水而死,何以到了戏剧中就变成了秋胡明知采桑妇是自己的妻,却有意要试她的心而加以调戏,后来他屈膝求恕,她就一笑而团圆呢?这些故事的转变,都有它的层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同时又想起本年春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辩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显然,胡适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研究方法,即“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它们是怎样地变化的”方法,极大地强化了顾颉刚研究古史的兴趣和动机,使得他在研究古史上如虎添翼。

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古史

顾颉刚在《自序》中还提到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称得上是学术史上趣闻的一件事:1920年11月,“胡适先生来信询问姚际恒的著述。姚际恒这人,我在十年前读《古今伪书考》时就知道……这时适之先生询问及他,我就在图书馆中翻检了几部书,前后写了两封回信。他看了很高兴,嘱我标点《伪书考》。这一来是顺从我的兴趣,二来也是知道我的生计不宽裕,希望我标点书籍出版,得到一点酬报。《伪书疑书目》本是我已经着手的工作,这件事我当然愿意。标点的事是很容易的,薄薄的一本书费了一二天工夫已可完工。但我觉得这样做去未免太草率了,总该替它加上注解才是。这书篇帙既少,加上注解也算不得困难,大约有了二十天工夫也可成,事了。不料一经着手,便发生了许多问题:有的是查不到,有的是虽是查到了,然而根上还有根,不容易追出一个究竟来。到了这时候,一本薄极的书就牵引到无数书上,不但我自己的书不够用,连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用了,我就天天上京师图书馆去。做了一二个月,注解依然没有做成,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倒弄得很清楚了,知道在现代以前,学术界上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只因从前人的信古的观念太强,不是置之不理,便是用了强力去压服它,因此若无其事而已。现在我们既知道辨伪的必要,正可接收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脚步所终止的地方再走下去。因为这样,我便想把前人的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账。我不愿意单单注释《伪书考》了,我发起编辑《辨伪丛刊》。”这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学术趣事也十分有意思,顾颉刚在胡适精心指导下,在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古史上已经登堂入室、驾轻就熟了。

国学大师黄侃说过这样一句话: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这话用在顾颉刚的治学上是十分贴切的。综上所述,顾颉刚之所以能完成《古史辨》(第一册)这一“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著作,除了辛苦外,还得益于师友在物质、精神、科学方法以及人格魅力等方面对他的影响,使他不走错路,并到达学术的巅峰。(卓恺返)

来源:团结报党派e家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