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师：没问题！让我们一起分解下！一个多项式的次数是变量（题中的x）的最高次幂。首项系数是最高次项前面的数字。看看这一多项式，你能找出有最高次幂的项和它前面的数字吗？

2023年11月9日，在浙江乌镇一家民宿里，一位学生正在使用AI学习机（视觉中国/图）

学生：我在学习多项式时遇到了困难。你能帮我解释下如何求这个多项式（3x2-5x2+2）的次数和首项系数吗？

老师：没问题！让我们一起分解下！一个多项式的次数是变量（题中的x）的最高次幂。首项系数是最高次项前面的数字。看看这一多项式，你能找出有最高次幂的项和它前面的数字吗？

（学生回答错误）

老师：距正确答案很近了，但不完全对。请记住我们正在寻找这个多项式里的最高次幂。让我们再尝试一次吧。

（学生缺乏动力）

老师：“嘿，你已经做得很好啦。不要担心，万事开头难。这个题有一定难度。让我们换一个解题思路吧。”

学生：我为什么要在意这个东西？

老师：那么你对什么最感兴趣呢？

学生：我想讨论足球而不是数学！”

老师：好的！假如你是足球教练，你想根据球队每周的训练量来模拟进球数。你想到了如下方程式：3x2-5x2+2。你能找到这一多项式的次数和首项系数吗？

（几日后，学生希望了解“联邦制”的概念）

老师：假如有一家足球俱乐部。如果要管理一支球队，球队是否可以只按自己的意愿运转？或者由一个中央政府来管理这支球队？联邦制则是一种政府体制，在这一制度下，权力在中央权力机构和较小的政治单位间分配，比如州和省。

上述回答来自一位学生与AI导师的对话。单从该场景出发，这位“老师”可以称得上是好老师么？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在学校内外，统一规定学习节奏和进度更易管理，却会迫使一些学生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转向更高阶的课题，学习兴趣渐被消磨。广播式、一刀切的授课形式难以兼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诉诸私人辅导？优秀资源稀缺且昂贵。曾有家长在社交媒体分享，中考冲刺阶段，经熟人介绍才能联系到的京城名师，一对一辅导的六折报价为12000元/小时。

家长是最终的托底，但效果因人而异。即便父母时间和精力皆备，且对学科非常了解，也不意味着善于分享知识。

相较之下，具有惊人知识储备、不知疲倦且永远情绪稳定、能随时随地给予学生动态且具体引导的AI导师，正在成为重构教育的新变量。

萨尔曼·可汗是身处其间的探路者，也是全球最大的公益在线教育平台“可汗学院”的创立者，该平台创立于2006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和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可汗最初是一名对冲基金分析师。为了辅导在数学学习上受挫的表亲，他录制了一系列长度在10分钟以内的教学视频。随着慕名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多，可汗在朋友的建议下将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

在这些视频中，可汗以对话的方式分享思考过程。相比照本宣科，抑或缺少耐心、居高临下，他对辅导的理解是，“与跟我同样聪明的人对话，只是对方还没完全理解已有的学习内容。”在他看来，学习速度的快慢与智力无关，只是学习风格的问题。有些人能凭直觉感知快速理解，有些人则需要细嚼慢咽。学得快并不意味着理解得透彻。乌龟最终有可能获得比兔子更多、更有用、更持久的知识，只要它们能在一个合适的“避难所”以自己的节奏迎接这些挑战。

此后三年里，这些视频广受欢迎，感受到内心召唤的可汗离开金融业，开始全心投入教育。作为非盈利组织，可汗学院的运转主要凭借捐款资助。盖茨基金会是其主要赞助方之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比尔·盖茨曾坦言自己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三个子女学习数学和科学的基础知识，最终才在可汗学院找到“最喜欢的老师”。目前,可汗学院提供的免费教学视频和个性化练习，已覆盖数学、科学、计算机编程、历史、艺术史、经济学等众多领域。

2022年夏天，可汗应OpenAI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和首席执行官山姆·埃特曼之邀，对GPT-4进行实地测试并共同探索其重塑教育的可能性。GPT-4不仅可以解决和解答复杂棘手的问题，还可以解释自己的推理过程，并生成新的问题。作为首批见证GPT-4能力的外部人士，惊出一身鸡皮疙瘩的可汗意识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过去学生无法就学习的概念进行后续提问，以及更好地将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

四个月后，ChatGPT发布。在无数个技术突破的黎明，探路者将一次次直面惊喜和不安，他们的每一次斟酌和抉择都将以一种影响更隐蔽、更细微也更持续的方式塑造人类的前路。

萨尔曼·可汗同样是奔腾洪流中的一员。文首的那位“老师”正是可汗学院基于GPT-4开发的AI导师“Khanmigo”。2024年，可汗的新书《教育新语：人工智能时代教什么，怎么学》在中国出版，《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他。我们探讨了创新教育学家的养育挑战，他的AI哲学观在过去两年多的改变，当下的产品开发如何回应基于未来图景的重重担忧，技术是否可被驾驭，又该如何理解这一变量的极限和局限，以及一个对许多家长而言更迫切和现实的问题——面对未来可能比自己更善解人意、情绪更稳定、更渊博的人工智能，好父母的内涵是否会改变？

爱和支持不能以孩子是否达成目标为前提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父母在自己的学业和职业领域表现出色，却在子女的学科教育上频频受挫。问题出在哪里？

可汗：主要障碍在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很复杂。父母们时间有限，又面临各种生活和工作压力，在遇到教养问题时会表现各异。即便他们在解释某个概念时尽量耐心，试图激励孩子，孩子还是会感到压力或被指责。所以，许多孩子也不愿向父母袒露自己在学业上的不足，害怕父母对他们做出消极评判。

南方人物周刊：努力无果后，部分家长只能转而说服自己接受孩子在课业上的平庸。你对平庸和天赋的看法是？

可汗：父母需要帮助孩子设定一些预期，给他们目标感，这是他们努力的动力，但无论目标是什么，不要让孩子觉得父母的爱和支持以他们能否达成目标为前提。

我的三个孩子性格迥异。老大从小学习就有自驱力，也不抗拒父母的帮助。那时我觉得养育孩子是件挺容易的事。二女儿则不同，她有时会抵触我们的帮助，我们能做的就是耐心温和地引导她。随着她慢慢长大，她也开始意识到定期投入一些时间在某件事上的价值。

我的小儿子刚10岁，此前他在学习上也缺乏足够的专注力和投入。说出来也有点不好意思，在他八九岁时，我也曾设置奖励来培养他的习惯，比如每当他在可汗学院完成5%的学习，我就会奖励他一包宝可梦的卡片。这招管用了。时间久了，他逐渐养成了学习习惯，对于有没有额外的奖励已经不在乎了。

南方人物周刊：看到教育学家也会遇到挑战，可能对一些父母来说，既是安慰也是激励。

可汗：我不想在自己还没有做到完美的情况下给别人建议。教育是我的工作，我拥有各种资源去思考教育并给予孩子支持，可这依然不易。我的三个孩子性格各异，在更广的范围内，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同，在应对学业上可能更轻松或更困难。如何教育子女，没有一个简短的公式。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用孩子的成绩来定义其价值，过分关注孩子的考试成绩和大学录取情况。即便是在哈佛大学，也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会焦虑抑郁，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我的家族里也有一些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内心并不坚韧，以至于压力过大，难以找到工作。

没人希望自己的孩子陷入这样的困境。只要孩子能身心健康，成年后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为社会做出些许贡献，就很好了。学习成绩很重要，但不应该执着于结果，而应当在过程中展示你无条件的爱和支持，一点一滴地引导。要知道，执着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执着于孩子要比父母更出色并不健康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调整过对孩子的预期么？

可汗：在我尚未为人父母或者孩子还小时，如果你问我对培养子女的态度，我可能会说：“我的起点不高，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的孩子起点更高，他们应该会更加杰出。”可现在，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健康的思维方式。很多研究都指向同一件事：我们无法完全掌控结果，但可以掌控努力。作为父亲，我最在意的是孩子们是否为实现目标投入了足够的时间，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

父母需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如果你给孩子的压力太大，孩子会反感，但如果完全没有压力，孩子也会失去发挥他们潜力的机会。家长应该告诉孩子，“我不会给你贴标签，你也不应当武断地评判自己。无论是学习，还是音乐、运动等方面的爱好，你要做的并非连续训练三小时，投入数日后再一个月都不碰，而是每天都能坚持投入半小时。如果你做到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为你骄傲。”日积月累是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进步的关键。

我和妻子偶尔也会跟孩子们聊他们的梦想。相比直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我倾向于用提问的方式引导他们找到自己的答案。比如我的一个儿子想从事软件开发。我会问他觉得该如何实现。他可能会回答自己大概需要在大学里学习软件。我会接着问，他现阶段要做些什么才能去大学里学习软件。他就会开始思考，也许现在就应该认真对待学业，才有可能获得这些机会。

我正在读高中的大儿子在学业上表现不错，所以我会建议他给那些他心目中正在做有趣事情的人发邮件，争取一些积累实际经验的机会。我不会替他安排，这需要他自己努力。我也不要求他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也可能犯错，他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路径，甚至比我的任何建议都更好。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家长和学生的纠结在于，要在一个评价体系单一的高度筛选型社会赢得门票，学生就不得不将自己打造成运行效率最高的那批考试机器，这又与大家崇尚的一些教育理念背道而驰。

可汗：在美国，通常也是学业优秀的人更容易进入好大学。但同时，也有一些学术成绩并不突出的人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些人大多擅长一些不易通过学科考试衡量但颇有价值的技能，比如沟通能力、建立联系的能力、销售能力、幽默感、创造力等。拥有这些能力的人未来可以创办公司、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小说、拍出触动人心的电影……他们能找到自己的路，甚至做得比其他人更好。希望未来中美两国都能建立更多元的评估体系。

2024年4月9日，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佩戴VR眼镜观看人工智能讲师的课程 （视觉中国/图）

社会应努力减少横向流动的障碍

南方人物周刊：这让我想到在美国，很多顶尖人才都有交叉学科背景。比如有人硕士专业是科学史与哲学，博士转向医学，最后成为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有的律师最初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你的职业旅程也是如此。要让更多年轻人敢于尝试不设限的人生，社会支持系统需要做些什么？

可汗：相较其他国家，美国可能相对灵活些，但人们在高中结束时的专业选择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此后的人生轨迹，30岁后再转换职业会非常困难。我一直希望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系列基于职业能力检测的考试。你可以在15岁参加，也可以在50岁参加，只要你能在这些考试中表现优秀，雇主就会尊重你的职业技能。

社会应当提供横向流动的机会，未来这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都知道，伴随科技的进步，劳动力市场将会经历剧烈的机构性调整。我们需要设立能帮助那些永远失去原有职业的人学习新技能的平台以及转型到新行业的顺畅通道。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仅能帮助社会应对未来的诸多拐点，孩子们也不用在16岁就背负决定一生走向的重担。

2024年11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学生在数字体育教室跟着AI数字化运动教学一体机进行体能训练（视觉中国/图）

除了保持乐观，我们别无选择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学习，参与制造一个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是一种什么体验？

可汗：这其实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时刻。当然，如何界定“比人类更聪明”、人工智能是否真有可能比最聪明的人类更聪明，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哲学问题。

我对人工智能在更广泛领域中的一些应用有担忧，但对其在提升人类学习、智慧和目标方面表现出的潜力而兴奋。就像20年前辅导表亲时，我的一个优势在于我并非他们的父母，他们与我建立联系时没有过多的负担。从现在的实践也能看出，人工智能同样提供了一个父母以外的第三方价值，孩子们在与人工智能交谈时会比与人类交谈更自在。

南方人物周刊：从2022年夏天首次见证GPT-4的能力到现在，你的AI哲学观发生了哪些变化？

可汗：实话说，过去两年多，每当我深思熟虑时，我都会越发确信这件事的重要性。虽然有些传闻说模型进化的速度会放慢，但实际情况超过我的想象，成本在大幅下降、准确性在大幅提高。我常在演讲中说，技术会放大人类的意图。就像取火技术的发明，火既可以取暖，也能伤人。我们阻止不了技术向前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也一样，它可以被用于欺诈、欺凌、制作和传播虚假信息，也可以用于提高生产力、助力教育公平。

正是因为技术的这一特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保持乐观，积极参与。如果不够乐观，出于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恐惧而后退一步旁观、等待，或放慢脚步，相当于把机会拱手让给那些无意遵循技术应用规则和伦理的人，他们不会顾忌、不会等待。那样，结局一定是糟糕的。所以，如果你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世界做些好事，就要努力投身其中。

南方人物周刊：在安全和对齐（注：对齐即主张让人工智能系统遵循人类指令和价值观）方面，你们团队内部有过哪些取舍或争论？

可汗：我们希望AI产品能提供帮助，但又不希望被用于作弊。其中存在很多灰色地带。比如孩子有时只是想要一个解释，那我们该如何做？还有数据隐私，我们认为学生的互动不应该被用来训练能力更强的模型，我们不希望模型滥用学生数据。还有准确性的问题，人工智能在数学方面并不完美。那么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准确性标准？……在最初的阶段，我们讨论了很多这类问题。

95%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还有5%仍在持续讨论，比如在内容审核的边界上，我们是相对保守的。如果学生未满18岁，老师、家长和学校都可以查看对话。一旦出现可疑对话，比如“我想学怎么制作炸弹”、“我想自杀”或“我不喜欢这些人”之类的，Khanmigo都会主动通知老师和家长，以便这些安全问题可以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然而，学校方面会抱怨Khanmigo给老师发送了太多邮件，会有一些误报。但如果我们减少发送，又会出现漏报。今天早些时候的会议，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什么才是适度的内容审核？我们究竟需要提供多少保护？目前的办法是让学校和老师更多地参与参数的设置。

可汗学院基于GPT-4开发的AI导师“Khanmigo”

我并不幻想这个行业会自我调节

南方人物周刊：目前市面上存在的教育类AI辅助工具中，有哪些在你看来不太恰当的行为？

可汗：我不会点出具体产品名，但很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教育类公司会迎合学生的惰性，它们所谓的“辅导”实际就是在提供“作弊工具”。在人工智能出现前，有些美国的大公司，只要学生每月支付30美元，就能直接得到作业答案。这是非常恶劣的做法。

此外，有的学区拥有关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宏大愿景，一些初创公司会投其所好，许以各种在当前技术水平下不切实际的承诺。比如洛杉矶联合学区投资了600万美元给一家初创公司，用于开发一款名为“Ed”的教育类AI工具。可仅仅数月后，这家公司就倒闭了。行业里有太多“装作成功直到成功”的公司，它们对客户许以虚假的承诺，毫不关心教育和技术伦理，只注重夺取市场份额，这会破坏整个行业的名声。

我并不幻想这个行业会自我调节。所以关键在于消费者——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学区、学校和教师——需要努力学习如何辨别好坏优劣，起码要亲自试用这些产品，不要仅仅相信演示。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就同一个物理问题提供辅导，你和Khanmigo的引导方式会有哪些不同？

可汗：我会更擅长辨别什么是合适的帮助。比如有时候Khanmigo会过于回避，有时候又给得太容易。其次，因为我和孩子们在一起，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沮丧。比如在一道题上屡屡碰壁后，跟有无限耐心的AI导师不同，我会对孩子说，“我能看出来你很累，为什么不先休息一下，晚点再试试看？”对复杂情绪的甄别和提供适时适当适度的关心是目前AI还做不到的。

需要强调的是，短期来看，人工智能本身并不会成为一款非常强大的学习工具。这是因为当前它们还不具备记忆（当然它们仍在不断进化），所以无法带领学生进行结构化学习，也没法特别针对你需要掌握的知识进行调整。目前，我们仍需依靠可汗学院这类平台提供传统的体系化学习和练习，人工智能的价值在于可以在你有问题时提供解答，支持你、激励你，帮助你突破难点。组合是必要的，AI无法全盘接管。

2024年11月1日，在浙江金华举行的2024金华市第25届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创客竞赛中，参赛学生正在给项目装置编程（视觉中国/图）

时代在变，好父母的内涵不变

南方人物周刊：你会为孩子使用科技产品设定一定的界限吗？

可汗：是的，在我参与创办的可汗实验学校，校内是不允许学生使用手机的。在家里，如果孩子们需要电脑来编程、完成论文或做“可汗学院”的作业，是可以的。但即便如此，我也鼓励他们每晚留一些电脑之外的休闲时间，我和妻子会尽量将孩子们浏览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玩电子游戏的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内。

当然，我们也并非总能执行到位。大多数成年人也没有足够的责任感去管控自己主动放下电子设备。坦白说，最近我就对一个字谜游戏有点上瘾。我也会告诉自己，该停下来冥想放松一下。所以，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努力。

我和孩子们都很喜欢玩电子游戏。我们家的传统是，每当有我们感兴趣的游戏上市，大家不会立刻下单，而是等到长假再买，全家一起玩。这样就能创造共享的亲子时光，而非孩子们各自闭门不出地打游戏。我们可以以积极而有建设意义的方式利用技术增加家庭凝聚力。

南方人物周刊：面对未来可能比自己更善解人意、情绪更稳定、知识更渊博的人工智能，父母存在的意义会改变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好父母意味着什么？

可汗：我也在不断探索，但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好父母的内涵是不变的。做好父母意味着无条件的爱，但“无条件”并非对一切说“好”。父母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支持他们设定目标，并不断地突破自我。目标感是个好东西，但务必确保你做的一切是真心为了孩子好，而非为了投喂自己的不安全感、虚荣心或者脆弱的自尊。

当然，即便你十分努力，也很难做到一直完美，我也是如此。有时候我在对孩子嚷嚷后，或者孩子想要跟我共度时光，我却因为一天的工作太累而推辞时，也会心生愧疚。然而，这种“不完美”或许也是“完美”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他们需要学会如何应对冲突，学会面对他人不总是有时间和精力陪伴你。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陈洋

责编 周建平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