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吴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从事英语教学40年，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受到学院和北京市的表彰。其主要著作有：《如何教初学者英语》《学校英语》《美国社会与文化》上下册（编者之一）、《英语视听说教材》（上册）等。1977年至1979年在中央电视台教授英语，19
作者：吴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从事英语教学40年，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受到学院和北京市的表彰。其主要著作有：《如何教初学者英语》《学校英语》《美国社会与文化》上下册（编者之一）、《英语视听说教材》（上册）等。1977年至1979年在中央电视台教授英语，1980年至1982年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星期日英语节目。
提示：作为冰心的女儿，吴青女士有着较特殊的家世和经历。无论是作为女儿、教师、人大代表、非政府组织成员，她都铭记母亲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她心怀大爱，以不懈的努力和无畏的担当面对世事和时代变迁，实践着自己“爱的哲学”。她说：“因为我们的根深深地扎在这块黄土地上，让我爱这个国家和人民。”她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尊敬的那部分人。
对不起，我来晚了。
首先感谢北大学生请我来，谈我对我的妈妈的爱，是怎样看的。每个人对某一个事或者某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今天我就谈谈我作为冰心的小女儿对我妈妈的“爱”的看法。
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事情也在变化，因此我们对人的看法也在变化，以前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可能只能有一种看法，但是现在很多事物都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学科在向跨学科、多学科方向发展。对同一事物，每个人也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另外，每一个人也是处在变动之中，知识面不断地扩展，观察角度也不断增加。但我今天讲的是我对我妈妈的爱的看法。
今天已经定下了题目，就是“爱的哲学”。关于“爱”的定义，我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版：“爱是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我认为“爱”是美好的，是无私和博大的爱，就像冰心永远是冰心。
我的妈妈出生在1900年10月5日，农历8月12日。她成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家庭。中国有2400年的封建历史，思想主要受孔子的“臣臣民民父父子子”影响，就是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在社会和家庭的地位和位置，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老老实实过一辈子。另外，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对女人的要求是“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后从夫，夫死后从长子；妇女还要裹脚，严重地摧残了妇女的肉体和心灵。但是我母亲出生的家庭非常开明，妈妈的爷爷是谢家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位私塾老师，到我这一代，我们家已经是四代教书匠了。
我妈妈的曾祖父是一位裁缝。那时候福建长乐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当时老百姓主要靠“三把刀”谋生计。这三把刀就是剪刀、菜刀、剃头刀。（笑声）妈妈的曾祖父就是拿剪刀的裁缝。当时的裁缝不像现在，衣服做完了，当时就可以拿到钱——那时只有遇到三个节日才能拿到钱，那时的三个节日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才能收钱。有一年春节，妈妈的曾祖父正在向一个地主要做衣服的钱，因为他不识字，受了地主的欺负，那个地主不但不承认欠钱，反而说妈妈的曾祖父欠了他的钱。妈妈的曾祖父没有拿到一分钱。而当时妈妈的曾祖母还在等着钱买米下锅过年。
经历了这件事，这对年轻的农民跪在地上对苍天发誓：生了儿子一定要让他读书识字！他们的前四个孩子都是女儿，就没有机会读书，直到生了妈妈的祖父，才把他送到学堂去念书。妈妈的爷爷后来建了私塾教书，他也经常鼓励妈妈多读书。我妈妈十三四岁从烟台回到老家，见到了她的爷爷，也见到了他那里很多的书。妈妈的爷爷非常喜欢她，也是因为妈妈聪明、好问、喜欢读书。妈妈小时候看到了家里自勉的字：“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在《冰心全集》第8卷第581页也曾写道：“他珍重地对我说：这是我的自勉词。‘知足’就是有的事情应当永远‘知足’，比如物质上的衣、食、住、行等，都不要苛求享受，而在操行、知识等等的追求上，要永远‘知不足’。‘有为’呢，就是有些事情要永远努力去做，比如对人民、国家有益，能促进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事。反之，对人民、国家，对世界和平，人类有害的事，都千万不能做。这是一个人对自己起码的要求，你现在才十二岁，来日方长，你要永远记住这四个字，努力去实践！”
我的外公是一位爱国的海军军官，曾经到英国去学习过。有一次他去英国接舰艇的时候，中国因为没有国歌，就用了民间的小调来代替，他很为此感到惭愧。他还参加过甲午海战，在“来远号”舰艇上服役过。在妈妈很小的时候，他就对她说：“威海是英国的，青岛是德国的，大连是日本的，只有烟台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唯一不冻港。”后来就在烟台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海军学校，他也当过校长。妈妈从小就跟水兵在一起，他们就是昨天的农民。她读了《水浒》《三国演义》等故事，就把书中的英雄事迹讲给水兵听。妈妈从小就对基层的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最近我的先生，陈恕在编辑冰心的书信集。我们刚刚收到铁凝寄来的妈妈写给她的信。在1991年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你有机会和农民接触，太好了！我从小跟农民在一起，懂得他们真朴实，真可爱！你能好好写他（她）们吗？我相信你会的，我对你抱有无限的希望。”
妈妈的爷爷非常开明，因此，妈妈没有扎耳朵眼，也没有裹脚，从小女扮男装，穿着海军服，外公向别人介绍妈妈时也说：“这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儿子。”我的外婆也很爱妈妈，她会做诗，也常教导妈妈：女人不能依靠男人活着，女人既要有家庭，也要有事业。妈妈从小就是在一个开明、宽松的环境下长大的，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919年，妈妈到协和女子大学读预科，本来想学医，因为“五四”，妈妈走上了一条从事文学的道路。当时她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1919年写的。题目是“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揭露了反动军阀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歌颂学生的爱国行动。在文章中通过一个仆人的口说出来“学生是可爱的，学生是被反动政府镇压了”。因为学医要做许多的实验，妈妈因为要参加活动，耽误了不少功课，后来系主任找她谈话，建议妈妈转系学文学。妈妈就转到了燕京大学中文系。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求自由，以服务”对我妈妈的鼓励是很大的。她学到了怎么样服务于社会，在“五四”运动前后，妈妈创办了贫民学校。我深受妈妈影响，现在也是一所农村学校的校长，目标就是提高农村妇女的自信、自强、自尊方面的能力，也扫法盲。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想继承妈妈的遗愿。她一生一直在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我们和这两位先生见面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妈妈大学毕业以后，去了美国东部波士顿的威尔士斯利女子学院留学，读文学，毕业论文做的是李清照的诗词。她是在去美国的船上认识了我的爸爸吴文藻的。我爸爸是学社会学的，为人也很正直。妈妈1926年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十年。她非常爱自己的学生，学生也都很爱她。爸爸1929年回国，他们在当年6月结了婚。爸爸也在燕京大学当了一位老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父母是第一对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占领下的北平的夫妇，他们先是到了云南，妈妈在云南做志愿者，义务地在呈贡的简易师范教书。有很多学生现在还记得他们在云南的情景。他们非常感激妈妈教给了他们爱国家和爱人民。1946年，爸爸妈妈到了日本，爸爸当时是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外交组的组长，当了一段时间的外交家。妈妈在东京大学当过客座教授，教过中国文学。当她离开东京大学的时候，校长问她有什么希望，她说：“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女教授来教书！”妈妈是第一位女教授，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也推动了日本的女权运动（笑声）。
1951年，爸爸妈妈带我和我的姐姐回国，当时国民党怕他们回到新中国，就一直不给我们发护照，直到爸爸被耶鲁大学邀请去美国教书，他们才发给了我们护照。我在日本待了5年，念完了妈妈创办的代表团中文小学，就到国际圣心女子中学学习，当时我可以背出美国的48个州，都背不出来中国的省份。美国的歌曲会唱很多，但中国的歌却不会几首。爸爸妈妈怕我们成了“白华”，就毅然决然地决定：带着我们回国。1957年爸爸就被打成了“右派”，不让教书了。这对一个热爱教学、热爱学生的老师来说，打击是很大的。当时留苏是热门，在1957年一些同学议论说：“吴青一定能留苏！”也有人说：“吴青一定不能留苏，因为她爸爸是‘右派’！”1957年，我进了外国语大学。那个时代，妈妈和其他人也都得写遵命文章。当然，她也拒绝去写一些文章。当有人要她写领袖人物的时候，她说：“我最了解周恩来总理，我就写他。”妈妈当年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1957年爸爸被打成“右派”，有人劝妈妈离婚保自己。她说：“我和文藻想法是一样的。”她坚持下来了。
解放以后，社会文化的主流是斗争的哲学，只有“恨”，没有“爱”。其实在我满18岁的前一天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是总是因为与家庭划不清界线，一直没有被批准。我想我的父母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爸爸因为爱国而说了句“中国一边倒是危险的”就完了。爸爸被打成“右派”后，周总理派车接妈妈到中南海，说：“只有你能帮文藻。”所以我的父母对周总理的关怀是很感激的。
1980年6月12日，正当爸爸妈妈要庆祝他们结婚51周年的时候，妈妈突然得了脑血栓，右半身偏瘫。妈妈非常非常难过，她说：“我不能再写了呀！”妈妈想到的是她的读者，不能动笔了，比要她的命还难过。9月8日，妈妈又摔了一跤，得了颈骨骨折，开了刀，有一段时间不能下床走路。我天天陪伴着她，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因此也更了解妈妈。她刚刚好一点，就开始练字，一天练半个字、一个字、几个字、几十个字、几百个字，后来她写字手都不发抖。她学走路。妈妈在她80岁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生命从80岁开始》。看看妈妈的情怀，我们有什么资格谈“我们都老了”呢？最近《艺术人生》栏目请我去做节目，谈到我妈妈的背影，我说我印象最深的妈妈的背影就是在她因骨折以后，妈妈拄着拐杖练习学走路的背影，她每走一步都是汗流浃背。
妈妈真是豁得出去，爱得彻底，恨得彻底！她恨腐败，恨那些蛀虫。每次我从农村回来，跟她讲农村妇女的了不起的事情，她都非常高兴。在1995年，她95岁那天，她把自己全集的稿费9万多人民币全部捐给了“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我在2001年得到了菲律宾的拉蒙·麦格赛赛奖，这是相当于亚洲的诺贝尔奖，奖励我为中国妇女呼吁男女平等并推动中国的法制。为此，他们奖励我5万美金，我也把自己得的5万美金捐到了这个基金，但是还不够，这个项目还不能启动。妈妈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前途、妇女的地位、儿童的教育。一次，她写文章谈到国外是如何地重视教育，而国内重视不够。一个报社的主编删去了一些地方，她非常生气。
回来再谈谈“爱的哲学”这个问题。我们是在一个有人的世界，有生命的世界，人又是生命的一部分。一切生命都需要关爱，植物需要阳光、空气、水、土壤、湿度等，人需要母亲的关爱。母爱又有什么错？！如果一个人只懂得恨，那么他的爱也是自私的。1946年，爸爸和妈妈先带我去了日本，我当时9岁。有一位朋友送给爸爸和妈妈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里面有南京大屠杀的图片，还有一个日本战犯专门吃中国人的心脏，图片里说明他当时正在吃第97个人的心脏。我看到这些气极了，我把这本书在小朋友们中传阅，我组织了7个中国孩子，有时骑着自行车到处去追赶日本孩子，看见他们就大叫，吓唬他们。（笑声）按说我在日本生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日语应该说得很好，但是没有，就是因为我恨那些杀我们中国人的日本人！后来，母亲发现了我的行为，就跟我谈心：“你怎么能够这样？！日本人民跟中国人民一样，都不希望发生战争，都渴望和平安定，人民是没有错的。”后来我就和日本小孩一起玩，日语也会说了一些。我懂得了人民和政府有的时候是应该分开的。1996年，我成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董事，这个组织叫“全球妇女基金会”，它的宗旨是无偿地给世界各地的妇女组织小额的资助。在我当了董事之后，我到处去宣传这个组织。不少中国妇女团体也开始申请，并得到了基金会的资助。
“爱”有什么不好？尤其是母爱，从小母亲的乳汁给了孩子免疫力，母亲的教育、母亲的理念使孩子从小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学会去爱这个社会。我从小就爱我的小朋友，爱生命。有一次我抓到一只小鸟，妈妈说：“天晚了，小鸟的妈妈在等小鸟回家呢！快放了吧！”我一想，如果我天晚了没有回家，妈妈一定很着急，就放了小鸟。还有一次，我跟一个哑巴吵架，（笑声）妈妈知道后特别生气：“你这简直比杀人还残酷啊！你怎么就不懂得尊重人呢？尤其是对那些生理上有缺陷的人，更需要我们的关爱！”从那之后，我懂得了要给残疾人更多的关爱。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有很多抗日的战士失去了胳膊或者腿，我们的小学号召学生为他们募捐，我是募捐最多的。
我的爸爸妈妈为人很正直，不会溜须拍马，做人不人云亦云，因此，我也不会这一套。有人说：“吴青真傻，真天真。”说我是个老天真，但是我愿意这样，愿意说真话。小时候，妈妈教育我们说真话：骗了人，说了谎，要受惩罚，妈妈给我们喝奎宁水，这是治疟疾的药，对人体没有危害。后来在1998年妈妈住院的时候，我还问过她：“您怎么知道那种药特苦呢？”妈妈说：“我自己尝过。”（笑声）
我作为一个女人，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在我和姐姐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教育我们：“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你不是生来就是女人。”但是这几年，很多人要求女人要温柔、贤惠、美丽。看到一只虫子，要大叫一声：“哇——”（笑声）不叫别人就认为你不像个女人。而男生对女生的要求也是双重标准的，极不平等，他们要求他们的女同事，聪明、有思想、有头脑、有效率，但是做老婆不行！
女人应该既有事业又有家庭。我和我的姐姐都在外国语大学教书，我的家里，除了书还是书。一个人要明白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是把教书当成事业还是职业。把教书当事业，就要千方百计把书教好，精益求精，教书教人；当成职业，那我拿这份钱就行了，到上课的时候我来上课，下课走人。但是我不是这样，我是把教书当成了事业，我爱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也爱我。每当我教一个新班的时候，我总要求班上的学生，每个人写一份自传，包括他的家庭、父母受的教育，他们的收入，学生的爱好，座右铭等，我就是想更多地了解他们。有一个学生把她小时候受到过强奸的事情也写进去了。我看了以后，我对她说：“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因为我觉得，只有了解了你服务的对象，我才能更好地搞好教学。我班上的同学个个思维活跃，责任心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我认为这些活动对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很重要。
从人类学的定义来看，文化是人民的生活方式。能读书会写字，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读书只是积累了一部分知识，如果不走进社会，怎么知道老百姓怎么生活？四川峨眉山区有一个妇女，丈夫死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大女儿上学，一学期9元钱，她付不起；两毛钱的饭费，她也付不起。你们应该去农村看看，现在，在中国并不是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的。如果从传统来讲，你们北大人是应该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同学出国以后就不回来了。我们家的传统是，人出国之后要和人民交朋友，把中国好的文化传统带出去，互相学习，把外国好的东西带回来，回来服务于祖国，服务于最基层的人民。因为我们的根深深扎在这块黄土地上。这种想法就是妈妈给我的爱，让我爱这个国家和人民。
我现在是一所叫“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是专门给农村妇女、辍学女童开办的。我对外国朋友讲：“你们看到的是北京、上海、深圳，这是一个中国，而这些大城市和世界上其他的都市一般没有两样。但是我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国，那里有贫困、有愚昧，但是人民有极大的潜力等待人们去开发，给予他们机遇。”我认为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农村妇女。教育一个男人，等于一个人；但教育一个妇女，等于教育一家人、几代人。现在农村妇女占农村农业总劳动力的65.6%，大量的男人离开了土地，在外打工挣钱。而在农村妇女中，80%以上的患有妇女病，由于长期的劳作，累得子宫都脱落了。中国农业是由三支劳动大军支持的，他们是“三八，六零，六一”，“三八”指妇女，“六零”指老人，“六一”指儿童。农村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我们现在成立了“打工妹之家”，有很多大学生去当志愿者，好像还没有什么北大的同学。我们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大家的努力，争取到了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北京也可以享受义务教育，因为这件事，在人代会上我还受了一位副市长的表扬。根据《宪法》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接受义务教育。
我经常到农村去进行扫盲，健康扫盲，对妇女进行培训等等。有一次到甘肃会宁，那个地方真穷啊！汽车开了几个小时，没见到一点绿。我去的时候是夏天，村民都吃豌豆，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饱”，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吃饱过。一年冬天我去了湖北枣阳，有一家农户，奶奶带着几个孩子，冬天孩子还是穿别人捐献的夹袄，又肥又大，一点也不暖和。我也去过山西的五台山，那个地方老百姓刚刚喝到自来水，但是水质有问题。中国地大，如果总在大城市待着，一生就有很大的缺陷。我去了贫困的农村之后，我的社会使命，责任感更强了。我妈妈如果在世，我相信她也会支持我去爱更多的人。爱是可以分享的，爱是无私的。没有一个妈妈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即使是孩子有残疾，也要把他养好。爱又有什么错？！一个人如果是谁对我好我就爱谁，谁给我地位我就爱谁，谁给我钱我就爱谁，他就是不懂得自爱，连自尊都没有，是拜金主义。妈妈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我爱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也爱我。有一位学生的父母在闹离婚，他就请我劝解他的父母。我觉得这也是在传播爱。
我今年65岁了，跟妈妈在一起57年了，受妈妈的影响最深，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是尽可能学着妈妈做，父母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去世这么多年了，还时常有人会敲门进来，要给他们送一束玫瑰花。我妈妈最喜欢玫瑰花，因为它美丽、又有幽幽的香味，更重要的它有刺。这个“刺”就是原则、骨气。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来源：正直光束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