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捕获90后!

摘要:房间里很是热闹。三个嬢嬢和一个男人坐在床边,七嘴八舌地唠家常,声音中气十足。湖北小县城的方言充斥了整个房间,只有李小炳一言不发地侧躺在床上,手枕在脑袋下面,双眼盯着前方,有些放空。

房间里很是热闹。三个嬢嬢和一个男人坐在床边,七嘴八舌地唠家常,声音中气十足。湖北小县城的方言充斥了整个房间,只有李小炳一言不发地侧躺在床上,手枕在脑袋下面,双眼盯着前方,有些放空。

后来闲聊的人都走了,房间里重新变得沉默,只有轻微的流水声,从李小炳床边的制氧机里传来。

李小炳是一名尘肺病患者,也是一个“90后”,30岁。因为尘肺病,他只能整天躺着,“动一下就喘”,不吸氧就难受。

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与他有着类似处境的人并不少。当地人外出打工,大多是去“做石头”,即大理石、石英石加工。在他们手里,一块石板被加工成洗手池、厨房的台面,经某个家具城送到顾客家中,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也通过呼吸道进入工人们的肺部,在那里不断累积、硬化。

尘肺病患者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2022年,长期关注尘肺病议题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在巴河镇发现了多位“90后”尘肺病患者,此后,他们接触到的“90后”患者扩散到全国各地。大爱清尘意识到,尘肺病患者年轻化的背后,一些新型的粉尘危害行业涌现。在这些新型行业中,工厂防护措施几乎空白,工人们防护意识缺乏,年轻人在“系统性无知”中患上尘肺病。

在巴河镇,病情严重的“90后”尘肺病患者被困在了家中。打工时,他们在多个小作坊流动,大多没有签下劳动合同,也就无法取得工伤认定和相应的赔偿。石材加工给予“90后”农民工对未来的计划和期望,如今他们却不得不身处病痛,甚至早早面对死亡。

2024年11月18日,浠水县巴驿街道/南风窗记者 祝越 摄

2024年11月下旬,巴河镇经历了一次降温。气温从往日的二十来度,骤降至十度上下。阴冷的空气笼罩着小镇,道路与房屋像是被刷成了灰色。街道和村庄都有着乡镇独有的冷清,常见的是老人、孩子,还有中年的妇女。

而“90后”尘肺病患者,是村子里少见的年轻人。同龄人大多在外打工,可他们做不到,“干不了活,什么都干不了”。

出生于1990年的患者张明,已经有6年没干过什么活。为了赚钱,他曾尝试在家养鸡,喂鸡的饲料十多斤重,他拎着走个20米就要大喘气,“人憋得不行”。可还在大理石加工厂工作时,3米多宽的一张石板,重量超过200斤,他一口气就能扛上楼。

工作也可能被突然的病情打断。一个患者最初还能偶尔搬点重东西,有一次干完体力活,他连续咳嗽了三天,咳出的血涌进鼻子和口腔,“填满了,都不能呼吸”。自那以后,他开始频繁住院,今年几乎两个月犯一次病。32岁,他已经无法工作,“你这么严重的病人,谁要你”。

他们被迫早早地成为闲人。被尘肺病剥夺体力后,患者能做的事极为有限:接送小孩上学,给孩子批改作业,然后就是刷手机、在村里走一走。

尘肺病剥夺了患者的体力,张明无法外出打工,但每天仍要出门走一走/南风窗记者 祝越 摄

疾病侵入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大多数患者走路走不远,只能在家门口的院子里转一转。村路上的陡坡、两三层的楼梯,对他们而言也成了障碍。有人甚至一动就喘,“洗澡出来都憋得不行”,一天早晨他离开制氧机去刷牙,血氧值一下子掉到了六十多,“感觉站不住”。

李小炳是诸多患者中病情较为严重的一个。2024年11月12日,住院二十多天后,李小炳回到家,第二天又开始嗓子痛、头痛。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24小时吸氧,一根透明的管子连接起他的鼻腔和床头的制氧机,也划定了他的最大活动范围。

压力伴随疾病而来。频繁住院、每天吃药,都是不小的开支。患者们常吃的汉防己甲素,一天三餐吃完一盒,而一盒就要花55元。张明舍不得,一天只吃两餐,一个月下来,光吃药也要花去大概三千元。

治病成为全家人的负担。除了低保、社会组织的救助,亲人外出打工成了主要收入来源。一个患者的妻子在做服务员,一个月赚三四千块钱,差不多足够支付药费。李小炳的舅舅和父亲在工地上做小工,年纪大了,很难找活干,“明年估计出不去(打工)了,到了60岁,工地不要了”。

出院回家后,李小炳的状况不太好,需要24小时吸氧/南风窗记者 祝越 摄

资金时常有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患者黄晶有两个在上小学的孩子,今年9月开学,两个孩子的学杂费要交5000元左右。他只能先交一部分,之后有钱了再慢慢补上。过去放假的时候,黄晶会带他们去县城里逛一圈,现在也去不了了。他发现自己的病也给孩子带来了压力,进了商店,孩子们不会去拿贵东西,因为“他们知道不能乱花钱”。

张明嘴里也常常念叨着钱。他考虑过开车赚钱,但考驾照要交2800元,他觉得太贵了。三个月前有一次发病很难受,他去不了医院,只能叫出租车送了两个氧气罐过来,租两个罐子花了1000块,里面的氧气160块,“还加了个仪表,260块,又不能退”。即使偶然看到一群鸡,张明也会谈到钱——正宗的土鸡一只要200块,一个土鸡蛋也要两块。他清楚地记得各种东西的价格。

“上有老下有小”,构成了青年尘肺病患者独特的经济压力。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医师余贻汉从2010年开始接诊尘肺病患者,他观察到,年轻的患者往往要面对更大的经济压力。相较而言,年长的患者大多子女已经成年,而年轻患者的孩子可能还在上小学。大爱清尘则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患者早年为了给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还背上了房贷。

贫与病,也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确诊之初,张明每天待在家里没事干,“挺自卑的”。他家外面有个鱼塘,有时候他会在那里钓鱼,但总也坐不住,“什么也干不了,跟一个废人有什么区别”。他有两个女儿,每次想到女儿读书的事,张明就焦虑,但也只能抬手把脸一抹,再叹一声气。

黄晶家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两个孩子的奖状/图源:大爱清尘

大爱清尘的工作人员施纯霞注意到,焦虑情绪在“90后”患者中较为常见。除了尘肺病及其并发症,一些患者的病历里还写着抑郁、焦虑,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一种焦虑引起的躯体化症状。更多的焦虑表现没有被写进病历,一次去患者家探访,患者的母亲给社工翻找病历,多找了一会儿,患者开始表现得不耐烦,即使社工说可以帮忙,他仍然一直在旁边不停重复:“找不到的,找不到的。”

患者杨文感到“特别没意思”。他能意识到自己住院越来越频繁,身体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差。他不能吃辛辣的东西,也不能喝任何饮料,大夏天也得喝开水,否则马上就会开始咳嗽,“什么都搞不了了”。杨文经常做梦梦见吃辣,要是不得病,杨文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吃点带辣味的东西。

可这种假设换来的只有后悔。“要是听说过尘肺病的话,我们肯定不干了。”张明经常说,这也成了所有尘肺病患者最常提起的一句话。

张明经常说:“要是听说过尘肺病的话,我们肯定不干了,谁干这个啊。”/南风窗记者 祝越 摄

患者们不愿再踏入的行业,就是石材加工。而在最初,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

尘肺病的阴影也许从辍学时就埋下了。在初二、初一,甚至小学,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辍学。有人贪玩,有人成绩差,觉得没有考上高中的希望。而因为贫穷,李小炳只读完了小学。他记得,读书时父母给不了他伙食费、生活费,他也感觉上学对家里是一种拖累。小学毕业后,他自己弃学了,去县城里做杂工,帮人看店、卖东西。

进入石材加工行业是“误打误撞”。在李小炳的记忆中,那是一次巧合。在浠水县城打工时间长了,父母担心他学坏,把他接回了家。刚好,村里一个做石材加工的人回来给女儿过生日,遇上李小炳在家没事干,便把他带出去一块做石材,“磨练磨练”。

这样的巧合也在其他人身上发生。带患者入行的,可能是他们的邻居、朋友、表哥、哥哥甚至父亲。当地尘肺病康复站康复专员曾向媒体介绍,该地区较为封闭,人均耕地少,村民收入有限。在亲朋介绍下,早年间很多人涌入石材加工行业,而因为很多工人之间沾亲带故,多位家族成员同患尘肺病的情况并不罕见。

“(大家)都是做这个的。”他们因此很少考虑别的选择。在浠水县巴河镇,石材加工如同一张网,网住了这些想要外出赚钱的年轻人。据康复专员记录,截止2023年4月,当地一共188名尘肺病患者,其中“90后”患者26名,已有5名去世。记录中,大部分患者都是因从事石材相关的工作而患病。

康复专员的记录/南风窗记者 祝越 摄

受访的“90后”患者多在2009年前后入行。那时候,他们从未听说过有人做石材得尘肺病。一些更早入行的长辈甚至管理者同样不知情,当时带张明入行的亲戚后来也患上尘肺病,“命都快丢了”。黄晶则在表哥的厂子里打工,现在表哥已经因尘肺病去世,只留下三个孩子和老人。

最初,工人们只觉得干这行“太脏”。切割石材的时候,粉尘扬起来,“里面几乎看不到人”,墙壁上、机器底下,都积着几厘米厚的灰。一个患者记得,他们每周要打扫工厂,锯台底下的粉尘一周能装十几个塑料袋。干完活,粉尘也会附在人身上,“身上全部是白的”。

防护措施几乎没有。张明记得,那时老板发给工人的口罩四五块钱一个,戴着口罩加工完,他的嘴巴和鼻孔里仍然全是灰尘。他打工的工厂就在普通民居旁边,邻居不让他们把灰尘散出去,工人们只能关上门窗,在粉尘里干活。

由于无人提醒,工人们自己也并不看重防护。很多人不怎么戴口罩,或是时不时摘下口罩吸烟。而即使是处在高浓度的粉尘环境里,大多数工人并不会觉得不舒服,“可能吸入量少,它是慢慢攒起来的”。

张明过去的工作环境/受访者供图

除了脏,石材加工看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李小炳过去一直觉得这个工作挺好。切割打磨石材不需要用脑,手艺也不难,工资还比较高。他2009年入行,到2015年左右,一个月能拿6000至9000元不等。小工厂里的工作时间也灵活,“有时候没有订单,你可能都(只)是坐着”。

干了石材,似乎就很难再去干别的。2016年,李小炳在东北打工,第一次听说有人做石材“没了”,“老板亲戚家有两个89年的,是(巴河)和平村那边的”。李小炳有些担心,请假回了老家,但休息了一段时间,他还是回到了石材加工厂。

“在你还能做石材的时候,你想去做别的,你就感觉其他的入不了你的眼。”李小炳说,“要么就说工资太低了,然后(工作)时长的话也很长,各个方面都比它(石材行业)要管得严。”

石材确实给工人带来了回报。李小炳家的房子是过去借钱盖的,头几年,他把工资拿去还完了债,又陆续给家里添置了电视机、洗衣机和热水器。有一年年底结账,李小炳拿到了十几万块钱,他当时想,如果每年都像这样,那结婚、盖房子都能实现。张明想自己创业,用赚到的钱开一个橱柜店,还想买个房子,再慢慢地把孩子们培养起来,“想法挺多”。

这些想法都还没来得及实现,尘肺病就已经找上门。李小炳对得病的传言似信非信,一直在各地的石材加工厂干到2018年,直到他发现自己上三楼就会喘,去医院看病,检查结果是“疑似尘肺”。那年他24岁。同样是2018年,张明在自己28岁时确诊。

“90后”尘肺病患者,几乎都在30岁来临前确诊,且第一次确诊就已经是尘肺病三期。那时他们度过了在工厂里劳累的十年,人生的计划才刚刚开始。现在,张明不愿再谈起过去的那些计划,“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已经晚了”。

李小炳过去想一直把石材加工干下去,也曾有过结婚、盖房子的计划,但尘肺病病发后,这些计划都无法实现了/图源:大爱清尘

余贻汉一直记得2016年12月的一个患者。那时他已经有6年接诊尘肺病患者的经验,可患者李立(化名)的情况还是让他产生了“怀疑”。

李立与过去的患者不一样。他很年轻,来到医院时才21岁左右,但病情却发展很快,之前,他在石材加工厂做人造石英石,只工作了两年。而余贻汉介绍,尘肺病的潜伏期一般为10年到20年甚至更长,至少也需要5年。5年以内发病的“急进型尘肺”,在过去的煤矿、隧道工人当中几乎是看不到的。

2016年,关于人造石英石导致的尘肺病,国内鲜有研究,“当时都不认得这个病”。相比于煤矿工人的尘肺病,李立的胸片影像也有些不同,因此,他的所有资料被送到北京、上海的好几个专家那里会诊,在全国都引起讨论。大家怀疑过他患的可能是间质性肺炎,又从200多种病因里逐一排查,最终还是认为这属于尘肺。

更多的患者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想法。2017、2018年,每到春节、国庆假期,很多接触粉尘的工人陆陆续续地来到医院,“成群结队的,一来就二三十人”。医生一问职业,他们的回答很多都与石材加工,尤其是人造石英石有关,而这些患者当中,又尤以年轻人居多。

浠水县巴驿街道上能看到不少小型石材加工厂,有的加工厂因为了解尘肺病,已经开始采用湿法作业和更好的防尘口罩/南风窗记者 祝越 摄

余贻汉意识到,这个新行业里存在着更大的问题。两年后,李立去世,“很快整个肺就变成石头了,全部是白的”。而余贻汉知道,过去的一些隧道作业工人和采矿的井下作业工人,如果在一期就尽早脱离粉尘,有较好生活和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还能活到八九十岁。

石材加工行业的危害更大。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陈谦医生曾向媒体介绍,比起矿洞,大理石厂、石英石厂的粉尘密度更高。而余贻汉告诉南风窗记者,石英石中含有的二氧化硅是导致矽肺(尘肺病中病情最严重的一种)的主要因素,在加工石英石的过程中,粉尘里的游离二氧化硅浓度能达到80%至90%。而过去的煤矿、隧道工程中,这一浓度大约是30%至40%。

浓度高,意味着病程更快、更短,也就产生了更多的年轻患者。“我们还发现,你18岁就开始做这个行业,跟40岁开始做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余贻汉说,“18岁的人更容易得病。”

可尘肺病是“可防不可治”的疾病。等到医生们意识到这一行业的危害,已经晚了。余贻汉介绍,预防应当从最前端入手,“一个工厂开工之前应该按照标准去做职业危害评价”,此外,职业卫生相关的专家也会在工厂进行现场研究。

但他也了解到,做石材加工的很多是小作坊、小工厂,他们并不会提前做危害评价的工作。余贻汉接诊的患者中,也有不少是自己开工厂的包工头,都是等到工厂里出现了病人,才意识到存在危害。

巴驿街上的石材加工厂一角/南风窗记者 祝越 摄

而缺乏预防与关注的新行业,并非只有石材加工。大爱清尘在2023年的调研中,发现了更多新型的粉尘危害行业,例如义齿制造、水电安装,其中也有不少“90后”患者涌现。《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中同样提到,除了传统行业,尘肺病还出现于一些新型的行业或工艺作业中,如牛仔服砂洗作业、厨房台面等人造石材加工、义齿加工、珠宝抛光和水力压裂页岩气开采等。

大爱清尘关注到,几年前,“00后”一代农民工也开始进入这些新型行业,“尘肺病防治正面临着新旧交织的复杂局面”。而在年轻人患上“急进型尘肺”之前,其实有很多环节能够进行提前的干预,“比如职业卫生方面对职业场所安全的监管、保障,(工人)他们的自我防护意识,还有职业教育、生病后对尘肺病的科普。”施纯霞认为,尘肺病不能只是成为患者个人的“不幸”。

如今,摆在张明面前的问题是怎样稳定病情。从10月开始,也许是因为吃得好了,他感觉自己的状况有所好转。张明愿意出门走走,见一见别的患者朋友,即使在过去走不动的时候,他也要杵个棍子在家门口转一转。

“医生只能给你治一半,你自己要治疗一半,”张明劝自己,“心态放好一点。”

现在张明依旧走不远,但他拥有了一辆车。一辆金彭红色电动三轮车,是张明的叔叔今年买来的。张明在车头上方贴了一个“出租”的装饰牌,他可以从村里载客到巴驿街、浠水县城。开着车,他走过不平整的乡间小道,走过泥泞的陡坡,车子在路上左右颠簸,而张明是车里最自如的一个。

“方向盘的、手把的,我什么车都能开。”他有些兴奋地冲乘客说。伴着手机播放的音乐,张明哼起小曲,在这辆电动三轮车里,他终于找回了患病前的自由。

张明现在可以用三轮车载客赚钱,偶尔一天能挣到30块/南风窗记者 祝越 摄

来源:创意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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