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巨系统的一个关键子系统，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教育现象变得日益错综复杂，教育动因更加难以解析，教育风险也愈发难以预见。为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系统的挑战与机遇，必须进行跨学科、跨圈层和跨领域的深入对话。为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汪琼教授团队

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巨系统的一个关键子系统，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教育现象变得日益错综复杂，教育动因更加难以解析，教育风险也愈发难以预见。为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系统的挑战与机遇，必须进行跨学科、跨圈层和跨领域的深入对话。为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汪琼教授团队与腾讯研究院杨健、孙怡、吴朋阳等产学研共创AI教育课题组，开展AI+教育思想系列沙龙，旨在推动各方对话与教育变革，为智能时代的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参考。首期于2024年10月举行，聚焦“AI时代的教育焦虑”，邀请了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入讨论，探讨在面对AI技术迅速渗透到教育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时，社会各界所感知到的担忧与困惑。以下是访谈摘编，推荐阅读。

主持人

吴朋阳 腾讯研究院智慧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参与嘉宾

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管 杰 北京十二中党委书记、校长
杨 健 腾讯研究院总顾问
周明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单志艳 中国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乐惠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雅博士后

主持人：教育焦虑是不是一个普遍存在且值得讨论的社会问题？

李志民：我认为教育焦虑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为什么会焦虑？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仍然习惯于从生存层面来思考问题。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阶段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还没有真正从生命意义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无论是职业发展还是受教育，我们的思维方式仍深受生存压力的影响。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大众。毕竟我们从一个经济极度落后的状态发展到今天，虽然经济相对宽裕了，但我们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这种观念也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如果再过四五代人，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们的后代可能就不会像我们一样，习惯从生存意义来理解问题了。到那个时候，他们或许会更注重生命意义上的追求，而这种生存焦虑的观念也会逐渐淡化。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阶段性现象。

管杰：智能时代的到来，的确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未来职业的面貌也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高考和选择专业时，学生们面临新的压力和焦虑，他们担忧自己所选择的专业目前对口的职业是否可能被技术所替代。这种对未来职业稳定性的不确定感，成为学生和家长心中的一个重要焦虑源。

与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型课堂不同，现代课堂变得更加互动，学生频繁地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性质多样，包括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有些是对称的，有些则是不对称的。这一变化使得知识传授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转变。在过去，教师的备课主要依赖于固定的知识体系，而如今，教师需要适应学生对知识的跳跃式探索。这种探索通常基于学生个人的认知构建，意味着教师必须灵活应对多样化的问题和观点。这一转变导致一些教师在课堂上感到特别紧张，甚至在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时难以理解其意图，无法招架。

周明洁：焦虑是客观存在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社会层面的焦虑，它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这种焦虑并不仅仅局限于有孩子的家长、学生或者教育工作者，而是整个社会的共性现象。甚至那些没有孩子的人，也会间接感受到教育焦虑的压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社会焦虑，将风险和不确定性传播得更广、更快。

其次是个体层面的焦虑，这里的表现差异较大。有些家长和孩子明显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情绪，而有些人却相对平和。有人在竞争中选择“卷”，有人则干脆“躺平”。需要注意的是，内卷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焦虑的直接原因。如果个体在竞争中能够看到希望，那么内卷就不会显著增加焦虑。真正导致焦虑的，是在内卷的过程中感受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

杨健：对于像教育这样接近系统底层的问题，仅仅喊口号肯定是不够的，它涉及到一个个具体而复杂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新技术到来的背景下，“社会焦虑”这个概念特别切中要害。的确，现在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焦虑，而教育焦虑只是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更深层次的竞争焦虑和成长焦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未来如何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焦虑。这种焦虑影响着每个人的内心状态，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可能还会持续存在。

除此之外，还有两层更加具体的焦虑。第一层，是把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进行对比时产生的。相比之下，我们可能觉得在基础教育方面还算不错，但一旦涉及到高层次、创新型、具有想象力的人才培养时，总觉得不如人。这种差距带来的焦虑，让人不禁怀疑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否能够适应未来全球化竞争的需求。第二层，是技术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新技术的出现让人既期待又茫然，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会把我们带向哪里。而当这种不确定性与前面提到的教育焦虑和人才焦虑叠加在一起时，焦虑感会变得更加深重。

述评：从各位专家的视角来看，教育焦虑确实是存在的。教育焦虑的具体表现形式一方面是弥漫在社会中的，就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教育质量的担忧、对教育风气的担忧。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个体层面，就是家长对孩子能否从教育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担忧，表现为“内卷”和对教育资源的追逐。

二、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和AI的角色？

主持人：导致教育焦虑的因素有哪些？AI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管杰：当前社会对教育的评价主要从学生的成绩和功利性角度出发，较少关注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社会普遍更多关注的是学生是否能取得高分，学得的技能是否未来有用。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的使用往往会迎合、强化这种社会诉求带来功利化，更多的AI应用被开发来加强应试的场景，帮助学生更精准地刷题，更短路径的去获取确定性的具体知识，而不是去培养学生的思维，去探索其感兴趣的内容与更大的世界。进入智能化时代后，这种AI教育应用功利化的倾向，可能会加剧公众对教育方向和方法的焦虑。

当前教育技术的应用存在明显的矛盾。教育技术的引入本应是源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的现实需求和以生为本深思熟虑的教育计划，但实际上，很多产品是基于商业推广的诉求而被带入课堂。虽然在理论上，教育技术的应用预设了良好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因为无法理解教育教学的场景，对于学生发展的深层次需求缺乏把握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许多投入的资源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于管理者就产生了一种焦虑，现在信息技术方面投入日益加大，但面向课程教学的学生教育经教学资源投入也面临紧张，这让我们进一步需要评估技术投入教育的绩效。尽管信息技术的投入比例上升，但相应的教育效果却未能显著提升。对于技术助力教育的期待与落地现实效果之间的反差，会对积极推进技术融入的教育者带来焦虑和困惑。

杨健：因为我们本身是在一个有问题的教育体系里，这个体系又是我们自己参与去构建起来的，或者说我们加剧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教与学之间的目标狭隘、效率低下，以及未来生活和工作的不匹配，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都感受到了，但似乎很难摆脱现状，反而在不断强化过去的方式。

这就使得，AI等新技术来了，我们往往还是在旧的标准和体系下，用它去参与竞争，试图在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做得更好一些。这种思路本质上是静态的，是在旧框架内修修补补。但新技术的到来应该促使我们反思：能不能跳出过去的教育模式，从更高的视角重新审视？如何打破过去那些不合理的教育体系，利用技术真正优化我们的教育？

问题在于，技术革命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它会引导我们走向何方。这种未知反而让焦虑变得更加明显。

周明洁：从心理学角度看，我们比较关注焦虑的影响，尤其是从微观角度关注个体差异。比如，孩子的个性特征会影响其焦虑程度，家庭氛围也会影响。在发展心理学中有一个生态系统理论。发展的个体处在从直接环境（像家庭、学校）到间接环境（像宽泛的文化、制度等）的几个环境系统的中间或嵌套于其中。每一系统都与其他系统以及个体交互作用，影响着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这些影响是系统性的，不仅影响孩子的发展，也影响他们的焦虑。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影响也越来越凸显。我认为技术是一个调节变量。技术的发展可以弱化或激发这些因素对焦虑的影响，具体作用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技术。

李志民：我们常讲按教育规律办事办教育，事实上大家都是在各自的语境下谈教育，谈自己的偏见。关于教育焦虑，我也谈谈个人的偏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解放后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要办重点学校，以点带面、有重点地逐步发展教育。“穷国办大教育”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能看出它遗留的问题非常严重，导致教育资源不均衡。我们今天还延续着这种思路，把本应该平均分配的教育资源，向重点学校倾斜，当然义务教育阶段现在有些改观了。另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导致教育资源更加得不均衡。为什么？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教育资源在某些地方集中、甚至出现浪费，但在某些地方紧缺，导致了我们今天全社会的教育焦虑。

从现实角度看，也确实是我们当前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我们当前减负，降低了教学难度和缩短了教学时间，但是学生之间的竞争或者升到好学校的压力还在。这样的话，尽管我们限制了培训机构，但只是从明处转向了暗处，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怎么供给优秀的教育资源，我们能够真正提高校内的教学质量，家长为孩子报培训班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第三个从技术的角度看，互联网推动人类文明迈上新的台阶。我们无论怎么讲教育，事实上教育跟学习本身就是信息传播的过程。互联网颠覆了信息传播的规律，使得我们的学习资源能够无限扩大，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但是我们的社会或者我们的学校存在问题，并不是为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而是为了升学、提高分数。人工智能对教育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如果还是分数、升学导向的话，可能再好的技术也只是用于提高分数，而不是用来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单志艳：根据临床心理治疗案例，许多焦虑水平较高的孩子通常有个具不安全感的母亲，母亲的焦虑会有意无意影响孩子。家庭中包办代替和高期待高控制这两种不良教养行为，前者导致孩子抗挫折能力差，后者则因父母对孩子提出目标过高，孩子无法达到而产生焦虑。很多中等阶层父母对孩子的高期望常常源于自身的奋斗经历，他们希望孩子不要“滑落”阶层。文化缺失也是导致焦虑的原因之一。中国传统家庭文化里，有不少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但这些观念在现在社会的飞快变化中，慢慢地就被淡化了。当家庭和个体离开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可能会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心里也会焦虑。目前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中，导致传统文化里好多重要的东西慢慢流失，这让人们在追求安全感的时候感觉更加迷茫，焦虑感也就跟着上来了。同时外来文化也没能很好地融入，导致一些教育观念和方法在实际中不太管用。社会变化太快，大家都变得有点功利，对教育和生活的期待也变得更加实际，焦虑情绪也就更加严重。

述评：从各位专家的视角来看，教育焦虑背后存在多重诱因。一是在“穷国办大教育”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教育资源的发展和分配并不均衡，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二是人们主要关注技术能否带来分数的提升，忽略人的全面发展；三是教育焦虑的代际传递，焦虑的父母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待；四是传统文化的迷航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五是技术是环境对个体复杂影响中的一个调节变量。

三、教育焦虑与职业焦虑是否有关？

主持人：教育焦虑与职业焦虑之间是否存在某些潜在关联？

周明洁：作为一个小学孩子的母亲，我有一些非常直观的感受。家长们因AI带来的焦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职业替代的焦虑。以前，很多孩子都学钢琴和美术，但现在AI在作曲和绘画方面的表现也越来越出色，家长们开始担心，未来孩子们可能只需要和AI对话，就能完成这些艺术创作。因此，很多家长现在更加重视信息技术的学习，想让孩子掌握一些生存技能。其次是学习AI的焦虑。AI的迅速发展让家长们担心，孩子们是否能够学好AI，是否具备驾驭AI的能力。这些是与AI相关的教育焦虑。

杨健：我也碰到过很多家长，他们都很担心，觉得将来我们的孩子还能干什么？这个孩子到底要做什么才能体现他的价值？现在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已经这么激烈了，如果以后机器也来了，我们现在这点本事连竞争入围的机会都没有，就更焦虑了。从我个人来说，我倒没有那么焦虑。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可能也就一二十年内，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随着技术的发展，大部分都会得到满足。到时候，人的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真正的挑战反而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活得更开心、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管杰：前面我也提到，未来职业的不确定感是一个重要焦虑源。现在有一句话很流行：“替代你的不是AI，而是善于用AI的人”。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善于用思维驱动AI工具的人和只会利用AI工具获取结果的人，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第二个层面，善于不断开放、多元化获取新AI工具的人和那些不擅长获取新AI工具的人，差距会不会拉大；第三个层面，善于批判式使用AI工具的人，会不会更能够充分发挥AI的价值，从而获得正向的增强作用。而那些把AI生成的知识当作唯一权威来源，盲信、盲听的人，可能获得一种负增强的作用。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对AI的态度、认知和方法。你是否善于掌握和运用AI，去创造新知识，形成独特的观点，这是关键。

李志民：我觉得，不光是人工智能，任何新技术的诞生和推广都会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这主要是由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决定的。我们经常会高估新技术在一两年内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来了，我们是不是马上就会失业？”这种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但同时，由于同样的思维惯性，我们又常常低估技术对未来十几年的深远影响。

所以，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需要保持一种学习的心态。我们要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来帮助学习、改善生活，而不是带着恐惧去面对它。如果今天有了新技术但你不去学习、不去使用，那么十几年后，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工作甚至事业发展。事实上，这种规律适用于任何新技术，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总体上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和更舒适的环境，而不是所谓的负面影响。虽然对个别人来说可能会有冲击，但从整体来看，技术进步的利大于弊。如果某项技术的弊端多于利，它是无法发展起来的，这是人类社会选择技术的本能。

乐惠骁：首先，我想谈谈AI出现带来的失业问题。通常我们理解的是，很多人会失去工作，被技术替代，最终沦为无所是从的社会失败者。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回顾上世纪60年代美国自动化技术大发展时期，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当时，自动化技术的冲击主要影响的是那些从事重复性劳动的工人，而不是脑力劳动者。ALM假说（即“奥托-利维-默南假说”）认为会被替代的工作是程序性任务，即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机械化的工作。此类工作可以被熟练工人描述出来，但非程序性工作如脑力劳动、创造性工作和管理类工作则不易被替代。

美国当时的自动化浪潮，主要影响了从事程序性工作的人群，比如流水线工人，他们大量被自动化机器替代。教育学家预测，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挤占现象，低技能从业者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高技能从业者。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大规模失业潮现象，这也是当前劳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无论自动化技术如何发展，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保持不变的，人力资本在生产力市场中具有弹性。自动化对劳动力的替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某个工序被自动化后，生产效率要求会提升，被替代的工人会流动到需要更高生产力的领域。这种人力资本流动会从自动化的高地流向洼地，洼地对人力资本质量的要求也会提升，曾经可能只需要初中毕业的岗位，现在可能需要具备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

当时的解决方案是全面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内卷化，因为整体的受教育年限延长了，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而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打破了ALM假说，它不仅冲击了程序化工作的岗位，也开始影响非程序化工作的岗位，像白领阶层等。这种变化，或许是60年代自动化事件的重演。

述评：人工智能的出现确实可能会引发一阵职业替代的浪潮，这或许会成为AI引发的教育焦虑的一种来源，但是这种焦虑在一定程度上是“超前”且“错位”的。公众往往可能高估这种可见的职业替代带来的影响，但是社会这个复杂系统具有对这种职业替代进行调适的能力，从60年代自动化浪潮的经验来看大规模的失业并没有发生，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比之前有了显著提升。因此，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如何利用新技术来帮助学习、改善生活，怎样过得更有价值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四、“体面生活”是否加剧了教育焦虑？

主持人：家长、社会对于“体面生活”的追求是否加剧了教育焦虑？

单志艳：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只有在学业上超越同龄人，才能确保未来的成功和社会地位。这种心态往往源于父母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孩子未来可能面临的社会竞争的担忧。焦虑的父母，尤其在追求世俗成功标准时，会将对名和利的过度追求转化为对孩子的高期待，进一步加剧孩子的焦虑感。

从目前临床心理治疗观察和跟踪案例来看，许多个体焦虑情绪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家庭因素，尤其是父母的焦虑对孩子的影响尤为显著。他们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经历的压力和不安全感往往通过家庭生活的潜移默化影响传递给下一代，这对子女的人格发展有深远影响。当前，有些家庭功能异化，向学校教育看齐，失去了在家庭生活中育的功能，为高考将育人变成育分，导致学生面临的焦虑不断增加。

周明洁：很多中产家庭更担忧的是，孩子以后是不是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父母那一代可能好不容易爬到了中产这个阶层，如果孩子未来还不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的话，他们可能接受不了。AI的出现可能会加剧对这种未来找不到体面工作的焦虑。

杨健：在家庭教育的焦虑和冲突中，很大一部分矛盾源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认知差异。家长觉得“这样是对的”，而孩子却认为“那样才对”。其实，很多时候很难真正说清楚到底谁的观点更正确。谈到“安身立命”，这个问题可能涉及考试成绩、学历学位和未来就业等现实层面，但“立命”本身其实更深远，它关乎一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中西方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异。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传统观念中，体力劳动往往被视为低等工作，“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而在西方，这种观念相对弱化了，他们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更加多元化，体力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劳动之间的界限也没有那么鲜明。这种差异各有优劣。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西方这种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带来的好处可能更多一些，而我们目前这种相对单一的标准在价值层面上显得局限，利益也少了些。

述评：家长对“体面生活”的追求加剧了教育焦虑。这种焦虑的加剧一方面来源于家长对孩子未来社会地位的高期望，是对孩子在未来竞争中能否在学业、就业等方面保持优势的担心；另一方面，代际间的焦虑传递以及认知差异进一步加深了教育过程中的焦虑感，原生家庭所积累的压力和功利化目标通过家长施加给孩子。

五、数字媒介对教育焦虑是否有放大效应？

主持人：数字媒介如何塑造和放大AI时代的教育焦虑？

周明洁：首先是社交媒体使得我们更容易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比较。例如在没有网络的年代，大家所看到的都是身边人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差异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当前的媒介环境，使我们很容易看到看到各种各样“别人家的孩子“，很有可能就会产生焦虑。这里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社会比较，如果一个人经常做上行比较，与互联网上哪些比自己“做得好”、“过得好”的人进行比较，焦虑就会更多、不满也会更多。

其次是社交媒体对情绪的放大作用。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社会情绪更容易被放大和传递，导致焦虑情绪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一些极端事件，如校园欺凌等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快速发酵，引发公众对教育问题的更强烈的关注。在当今时代，事件的真相本身往往没有那么多人关心，反而是能触发观众情绪的要素会被放大，例如在网上看到一个事件时，在我们都未曾明了真相之前，便已经快速地根据事件中的碎片拼凑出我们个人的好恶，唤起我们的情绪。随着传播，这些情绪会随着讨论而发酵，快速放大各方的情绪。

单志艳：媒体和社交网络确实对个人成长有影响。即使是AI时代，也不过是说时代的变化比较快，说白了还是一个人是否顺利实现社会化问题。一个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能够很好适应社会，有能力应对各种变化。时代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包括遇到打击或者挫折，他都能应对。我觉得AI的发展也不过是外部诱因，照出了缺乏适应能力者的本来样子。在民主、尊重、心理安全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即使是网络原住民，也会善用网络，甚至AI，帮助自己更好成长。而沉迷网络的孩子，不过是因家庭教育缺失而在网络中寻找寄托或安全感。如果说数字媒介加深了父母的教育焦虑，不如说是父母给自身的焦虑找了一个替罪羊。

管杰：在过去，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到来之前，家校的连接更多是面对面的，教师在较为独立的环境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然而，现在由于自媒体和即时通信工具的普及，教师面临着需要快速响应家长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来的各种消息，而生成式智能时代这些消息开始出现基于AI生成，总要即时的去处理大量的信息可能会给教师原有的教学安排带来干扰。同时，现在社交媒体更加即时和开放，信息源更加多样价值观多元，但同时也缺乏过滤和验证机制，这种传播方式容易带来家长的价值冲突，增强焦虑情绪。

杨健：我是觉得网络技术普及了以后，大家都会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网络技术一方面带来了很多多元的东西，但是也带来了很多极化的东西，大家有的时候会朝着一个目标去追求那种极致。确实是网络出现以后，特别容易形成一种风潮，或者说是时尚，大家都去追求一样的，就像粉丝追星一样，会造成那种大批量的群体趋同。

述评：自媒体是个人或机构通过网络发布观点和新闻的一种方式，具有平民化、个性化、交互强、传播快的特征。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技术的发展，自媒体行业发展快速。然而，由于信息产生、传播的门槛较低，每个人都可以在平台上轻易地发布和分享自己的观点，导致信息的质量良莠不齐、可信度低。数字媒介在教育中的普及放大了焦虑感，尤其是社会比较和信息极化。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访问在网络时代更加突出，引发家长和学生的焦虑。在这种环境下，教育管理者面对的挑战也日益增多，教育领域的主流价值观难以形成，加剧了管理上的焦虑。

六、如何缓解AI时代的教育焦虑？

主持人：如何缓释AI时代的教育焦虑？

李志民：我们往往高估技术对短期的影响，却低估其对长期发展的深远作用。本次人工智能的突破，例如ChatGPT等大模型，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广泛适用的信息工具，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我认为必须主动学习并使用这些技术。历史表明，每一次新技术的发明都会遇到观念和利益的阻力，例如早期火车速度被限制的案例。然而，只要新技术的利大于弊，其发展便是不可阻挡的。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内容的丰富化，还包括教学方法、模式、理念和思想的全方位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构建本土化的大模型，为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至于一些人对用生成式AI写作文的担忧，我认为这种高效工具的出现并非是造成教育问题的根源，而是提示我们需要转变教学方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核心逻辑类似于工业革命中的机械化生产，它有潜力大规模替代重复性脑力劳动，从而推动教育从工业化形态向信息化形态转型。

我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在中小学教育中能够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但绝对无法完全取代传统教育。恰恰相反，有了人工智能后，我们更需要加强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而人工智能对教育最大的推动，可能更多体现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例如，一个学习物理的学生，经过小学、初中、高中的基础训练，进入大学掌握系统的物理知识，最后在研究生阶段深化专业能力。这整个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思维的训练。而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学生对化学或材料学了解有限，但如今借助人工智能，他在拥有专业领域扎实训练的基础上，可以借助工具快速解决跨学科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觉得高铁很快，但你怎么去乘坐高铁呢？有汽车可以开，但如果你不会走路，你怎么上汽车呢？上高铁总得有办法，骑自行车也好、打车也好，自己开车也好，总之需要一定的途径和方法。而这些途径的基础是你得先学会“走路”，这是最基本的能力。

今天，我们往往将教育局限于生存层面的需求，而忽略了教育在生命意义层面的提升。我们往往高估学校的教育作用。而事实上，学校教育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说大家都过独木桥，把所有人都拴在同一个轨道上，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当然现在我这样说，可能大多数家长不会同意，但是今天的单一的分数和学历评价体系已经成为教育焦虑的主要源头，我觉得需要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

管杰：现代社会的沟通和学习方式已经借助互联网跨越了课堂和学校的界限，实现了课内与课外的融合衔接，建立了全新的学习模式。作为数字原住民，当代学生习惯于进行自主式的知识探索，基于他们的好奇心牵引去发现新知，这种新型学习模式非常适合他们：他们能够利用互联网查找大量实时数据和资料，并通过与老师讨论这些信息进行学习。因此，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变得尤为重要，培养教师利用AI支持与引导自主学习的能力愈加重要。教育者应尝试将AI融入日常课堂和管理中，在教学的过程中去研究AI应用的有效性与适用性，更好的挖掘群体性提高教育效果的AI应用模式。此外，教育评价改革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更关注素质的培养，应促进学生提出问题增加、思考深度与维度提升、探究与体验过程强化、学生间沟通与倾听增多、学生反思质量与输出质量提高，进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驱动学生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

作为一名教育者，我努力尝试将信息技术深度融入课堂教学，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强调共同体式的课堂学习，让孩子们在智能化时代尽可能多地接触到新的学习方式和工具，掌握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培养他们的终身学习能力。这不仅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使命。然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追求，当它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时，我常常感到困惑和焦虑。但这种焦虑，恰恰又是推动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单志艳：心理学研究发现，中等程度的焦虑有利于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而过高或过低的焦虑水平都不利于个人能力的发挥。过度焦虑则会影响个人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说明家庭教育对人成长影响深远，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缓解教育焦虑，应该从家庭做起。我们颁布了《家庭教育促进法》，社会也在积极推动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工作，特别是近期提出建设“教联体”。现在中小学和幼儿园都有家长学校，社区也有家长学校。通过讲座、沙龙、读书会等形式，促进家长不断成长。如果希望孩子不断成长，家长必须先学会自我成长。

2015年起，家庭教育得到了国家的充分重视，家庭教育领域专家队伍和理论研究，都在不断发展。校家社协同育人体系逐步建立，相关专业标准也在制定过程中，父母得到的专业支持越来越多。当父母自身不断成长，把培养社会适应良好的人作为育人目标时，家庭的教育焦虑会相应减少，同时可阻止家庭之外焦虑因素的向内传导，保护孩子健康成长。

周明洁：我们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希望？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否只指向竞争，追求某些顶尖高校？这种拼命竞争的模式会让很多人感到无望。如果我们的教育更多地关注如何适应未来环境，培养孩子的适应性人格，让孩子有更多的内在资源来抵御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那么他的焦虑水平也会降低。

我们现在的教育往往灌输的是要考上985、211才算成功，这样的思维让很多人感到无望。关于什么是“体面生活”的理解，这不仅是个体建构的，也是社会建构的。如果能够为孩子和家长提供多元化的氛围和选择，社会层面的希望就会增加。这里的希望指的是社会层面的多元价值观引导，而不是仅仅个体层面的。任何一种自食其力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都应该被支持、肯定与鼓励，如果任何一个职业的个体都能在社会上获得尊严，那么，其尊重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那么，家长和孩子对单一教育目标的追求就会降低，焦虑亦会减少。

乐惠骁： 我们的教育体系具备应对未来挑战的潜力，其核心在于已有的核心素养框架。这一框架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技术变革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前瞻性，因此无需频繁调整。然而，AI的崛起带来的变化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其推动的新兴岗位会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快速变动，而学校在这种动态环境下难以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当前劳动力市场还呈现出技能极化趋势，收入两极分化愈发明显。一方面，高人力资本且低自动化的行业提供高薪；另一方面，低人力资本且高度自动化的行业工资水平较低。为应对这种不公平性，教育需要关注中间层级的技能缺口，弥合劳动力市场的“中间塌陷”。同时，教育系统必须对技能需求的前沿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快速响应。

传统的学科设置机制，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每新增一个学科可能需要数年论证，这种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下快速迭代的科技和产业环境。在此背景下，建设更灵活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职业教育具有显著的在地化特点，能对区域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快速作出反应。

为增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可进一步加强其与前沿科技企业的联动。这些企业对生产力需求和技能更新的感知最为敏锐，职业院校通过与它们合作，能够快速调整培养方向。然而，目前职业院校的社会认可度相对较低，高等教育强大的信号机制导致学历仍被过度关注，而职业教育的实际收益常被忽视。

短期内，改变传统观念和升学体系的难度较大，因此可以尝试通过强化市场化信号来传递和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例如，通过传播数据和案例，展示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薪资和个人发展上的优越表现（如某些职校毕业生的收入超过重点高校毕业生）。这种信息如果被广泛接受，将有助于改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同时拓宽职业院校的未来发展路径。

杨健：我觉得网络确实可以成为传播正能量的重要渠道。就像传道者一样，通过网络平台把一些积极的认知和理念传播出去。这些好的内容能否真正被广泛接受，就取决于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教育，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常常直接给学生一个结论，甚至连老师自己对某些认知过程都没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去教，这其实是一种阻塞。但如果我们能真正发现并引导那些有数学天赋或理解力的孩子，把知识的背后逻辑和过程逐步揭示出来，再结合教学，他们很多时候会“一点就通”。这种捅破窗户纸的瞬间，不仅能激发他们的能力，还能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投入。所以，如果技术公司能专注于开发类似的工具或平台，我觉得对教育的正向作用会很明显。

至于人工智能，它目前大多还是在模仿人类，甚至模仿得并不完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都处于焦虑之中，更难期望人工智能从根本上缓解这种焦虑。至少现阶段，我还没看到AI在这方面有本质性的突破。但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尝试与未来技术联手合作，希望有一天能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

最后，我认为教育还是需要留给孩子一定的自由。以我个人为例，对于自己的孩子，我大致保持“三分引导，七分自由”的比例。如果我尝试引导或甚至强迫一次，他依然无法接受，我可能就会选择放手。毕竟，我们大人也不是全知的上帝，不可能准确预判什么对孩子最有利。从自己的成长经历来看，有些事确实做了之后让人从内到外都感到不开心，这种感受很重要，值得我们在教育孩子时多加考虑。

（感谢北大团队宋小伟、乐惠骁、张欣、高欣妍、余梓贤、马冬玲对访谈稿的整理提炼）

来源：腾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