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本系列已陆续介绍了“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的弗兰茨·奥本海姆（Franz Oppenheimer），“自由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意大利的罗塞利（Carlo Rosselli），开创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欧肯（Walter Eucken）

题引

近期，本系列已陆续介绍了“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的弗兰茨·奥本海姆（Franz Oppenheimer），“自由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意大利的罗塞利（Carlo Rosselli），开创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欧肯（Walter Eucken）及其他重要代表人物，以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他们都希望融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势，探索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从本文开始，我们继续向“右转”，看看那些完全抛弃社会主义元素的，信奉更纯粹的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和理论。首当其冲的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

奥地利学派成为闻名西方世界的头等“大宗派”，不是因为其作为边际效用革命“三杰”之一的创始人门格尔（Carl Menger），而是引领奥地利学派进入新自由主义的米塞斯及其弟子哈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自由主义者。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学术成就使得奥地利学派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旗帜。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犹太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他还有一系列“光环”：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自由主义思想家，自由意志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促成古典自由主义复苏的重要学者，“奥地利学派的院长”。

米塞斯

本系列诺奖篇文章《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1974年诺奖得主之 哈耶克》中非常简略地介绍了米塞斯，包括其6条名言。本文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米塞斯的主要经济理论和观点。

（注：本文篇幅较长，将分两个部分推出。）

米塞斯的简要生平和主要著作

米塞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今乌克兰的利沃夫），父亲是建筑工程师。米塞斯1900年入读维也纳大学，导师是门格尔。他还是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举办的研讨班学员中的佼佼者。1906年，米塞斯获得法律和经济学博士。

1909—1934年间，米塞斯在维也纳商会担任经济学家。191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货币和信用理论》。本书将货币与微观经济理论相结合，论证了货币的边际效用与其他商品的效用，以及货币的供给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决定货币价格。该部著作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奠基之作。

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

“一战”时，他曾在奥匈帝国东线部队服役。战后，他到奥地利工业委员会任职，并担任了一个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他在1919年出版的《民族、国家与经济》中分析了“一战”前后的经济状况，提出了各国经济繁荣相互依存的观点，并对《凡尔赛合约》的惩罚性条款提出了警示。（注：同年，凯恩斯出版的《合约的经济后果》也分析了要求德国巨额赔偿的严重后果，详见《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凯恩斯（中）》）

1920年，米塞斯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严厉抨击社会主义。两年后，米塞斯出版专著《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他在书中指出，社会主义无法进行经济计算，从而否定计划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该书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

1927年，米塞斯创建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由哈耶克主持日常工作。该研究所对1929年西方“大萧条”产生机制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施特里格尔（Richard von Strigel）的《资本与生产》。同年，米塞斯出版《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内涵和本质进行了总结性的表述，全面介绍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英国伦敦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维也纳参加米塞斯组织的研讨会时，注意到了哈耶克的文章《储蓄的悖论》，邀请哈耶克到伦敦讲学。此后就产生了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世纪大辩论。

米塞斯对德国NaCui的兴起和危害有超前的预见性。1932年9月，在德国巴特基辛根举行的“社会政策协会”会议期间，米塞斯在一次茶会上突然问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了？希特勒掌权后将会终止这样的会议。”

听众们被他的话惊呆了。米塞斯继续说，“希特勒在12个月之内就会上台”，而希特勒不会容忍知识分子的聚会，因为他们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对头。1933年3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正如米塞斯所预料的，协会再也没有聚会，直到“二战”结束。

1934年，米塞斯被迫离开维也纳，去瑞士的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40年5月，德军入侵法国。米塞斯再次逃亡，经由法国、西班牙到葡萄牙，然后乘船于1940年8月到达美国的纽约。那时美国经济学界由凯恩斯主义主导，米塞斯的自由主义不合时宜，难以被任何学术机构聘用。

1944年，米塞斯的著作《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指出，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本质都是国家主义与集体主义。

《全能政府》和同年出版的小册子《官僚体制》为米塞斯赢得了自由主义的声誉。他被视为“英国自由思想和自由企业体制的最杰出和最不屈不挠的卫士”，这很符合资本家和工商业者的利益。1945年，经由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会，米塞斯获得了纽约大学访问教授的虚职，直到1969年退休。但他的薪水一直由这家基金会支付。

1949年，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为》出版。该部著作被认为是米塞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扛鼎之作”。他在书中从人性角度出发分析经济行为，并得出结论：自由市场机制不但可以完全取代任何政府的计划体制，更重要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根基。

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为》

1962年，米塞斯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著作《自由和繁荣的国度》英文版出版，书名是：Liberalism：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米塞斯的重要著作还包括：《计划的混乱》（1947）、《反资本主义的心态》（1956）、《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60）等。

1969年5月，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经济理论研讨班”作了退休前的告别演讲，题目是“社会主义对抗自由市场”。1973年10月，米塞斯逝世。第二年，他的弟子哈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

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填补了奥地利学派在货币分析领域的空白。米塞斯认识到，对货币本身“价格水平”的分析与对市场经济其他领域的分析相割裂，微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相割裂。他运用边际效用理论和方法，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即“价格水平”）的经济学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形成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完整分析体系。

米塞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揭示了，由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其可以供应的数量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之紧迫程度（即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而货币单位的“价格”（即其购买力）也是同样由这些市场因素决定的。

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

1. 提出用“递归定理”来解释货币的起源，即货币在历史上是在物物交换经济中，人们对某种商品产生需求后逐渐演变而来的。

“递归定理”强调了货币的价值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人们一次又一次的交换行为过程中，根据过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而逐渐形成的。

2. 货币的价值由其边际效用与其他商品的效用，并与货币供给相互作用而决定的。货币的交换价值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货币的主观估值、事先存在的价格、边际效用等。

3. 信用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信用的过度扩张将影响经济的稳定性。政府和中央银行推动的信用扩张会引发人为的经济繁荣，即产生资源错配和不当投资，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衰退。

4. “货币增量”注入经济体系是一个逐步扩散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不是造成所有商品价格的同时上涨。由增发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其巨大的吸引力在于，并不是每个人同时立刻得到同等数量的增发货币。政府本身，以及享受政府采购和政府补贴的群体率先得到增发货币，在商品普遍上涨之前，这个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增加了；而处于这一货币增发传导链最末端的另一些群体，却将蒙受损失。（注：这与施特里格尔在1932年著作《有办法抵御通胀吗？》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米塞斯的结论是，政府及受到政府照顾的集团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利益和好处，但却以牺牲无权无势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由增发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其实质是一种征税和财富再分配。通货膨胀会侵蚀货币价值，导致价格信号的扭曲，损害经济基础。因此，他强调了稳定货币供应对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5. 米塞斯在李嘉图（David Ricardo）、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

其核心观点是，因信用扩张而人为压低利率会产生资源错配，导致经济繁荣阶段的许多投资均为错误投资，从而为经济衰退埋下祸根。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产生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经济周期的根源就在市场之外，特别是政府推动的银行信用过度扩张。（注：限于篇幅，米塞斯关于经济周期形成过程的具体分析，本文略去不表。）

（评注：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明确地提出，掌控银行的资本家同样可以扩张信用，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量增加，详见《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凯恩斯（中）》。

美国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在通过对经济周期的长期统计调查和研究于1913年的著作《经济周期》中指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企业的逐利动机。详见前文《美国最早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而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实证。

由此，我认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都可以确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没有政府或战争等非市场本身的外在因素，市场也完全可能产生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也就是说经济周期具有内生性。虽然米塞斯关于信用过度扩张导致经济周期的分析过程有合理的成分，但他将信用扩张都归咎于政府是错误的。）

6. 米塞斯批判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操纵。他主张回归基于商品的稳健货币体系，如金本位制，以避免中央银行随意决策带来的风险。

他认为，市场价格由个人偏好和选择驱动，比政府指令更能有效协调经济活动。政府计划破坏了市场经济本身的有效调节能力。因此，他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

（评注：1971年，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黄金美元本位制。不知道米塞斯对此作何感想。）

7. 经济现象是个体经济行为的结果。在方法论上，个人主义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论战

在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时，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两年后出版《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在经济学界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大论战。

（评注：20多年前的1896年，庞巴维克发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之终结》挑起了奥地利经济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再往前的1883年，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挑起了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而米塞斯挑起论战的11年后，哈耶克在伦敦又挑起了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

由此可见，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的顶流地位是通过论战“打出来”的。客观来说，理性的学术论战确实是促进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式。）

米塞斯强调市场价格在经济计算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进行经济计算，必须有某种方式对经济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在市场秩序下，这种评估是以价格为尺度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因缺乏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无法产生市场价值，进而无法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

他说，“社会主义也不一定完全废除货币。可以设想在消费品交换中允许使用货币。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价格不以货币来表示，货币无法在经济计算中发挥作用。”

米塞斯指出，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不可能人为仿制的。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动力是）资本家和企业家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持续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风险投资家（包括股票持有者）对利润、地主对地租、资本家对利息、工人对工资的追求，整个机制的功能成功发挥作用是不可想象的。……。（社会主义者）坚信只靠生产者的商品买卖就能形成生产资料市场。取消资本家对资本供给的影响和企业家对资本的需求，而又不摧毁生产资料市场本身，这是不可能的。”

王建民在米塞斯《社会主义》中文版的译者序中评述说，米塞斯的预见在此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证实。苏联的斯大林时期，仅对消费品领域实行了商品交换，而拒绝承认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生产资料非商品化的理论和政策导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均以失败告终。与此相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消费品市场合乎逻辑地推进到生产资料市场，取得了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成功。

（评注：也许我是“班门弄斧”了。我认为王教授被米塞斯“带偏”了。米塞斯的论证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他先入为主地确定了“市场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核心地位”。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对生产资料采取计划调配，不存在市场和市场价格，那么经济计算当然是不可行。

问题是，经济计算一定需要市场价格吗？答案至少是“不一定”。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经济计量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两位经济学家，前苏联的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和荷兰的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两位学者分别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证明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可行性，详见本系列诺奖篇文章《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的计划与市场之辩：1975年诺奖述评》。

我的观点是，不能因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就整体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来说，这是因为前苏联和东欧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达到或还落后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水平。也就说，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那么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很可能是不够的。

打一个比方可能更形象一下，让初中水平的学生求解方程：x2+x+1=0。他一定解不出（就像是经济计算不可行）。但达到理工类高中水平的学生很容易求解出这个方程的两个虚数解（就像是经济计算可行了）。）

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这个一般性问题，米塞斯具体化为公有制与生产资料市场能否兼容的问题。王建民评述说，“现在断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要素市场不能兼容，为时尚早。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只是证明，没有私有经济相当程度的发展，就不能有健全的生产要素市场。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这些经验已经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有效的生产要素市场不能并存”。

（评注：我个人觉得，这个评述不太“解渴”。从严格意义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能说是绝对的公有制或者绝对的私有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对于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其供应者和需求者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非国有的私有企业。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已不存在问题。

另一方面，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就完全兼容吗？以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为代表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们、凯恩斯等都明确阐述了，在资本家逐利动机的趋势下，市场经济中存在价格操纵行为。凡勃仑的相关介绍请参阅《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仑的经济思想》。

试问，存在价格操纵行为的市场还能确保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可能存在，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经济主体通过操纵价格牟取暴利的可能性。这既是一种市场垄断行为，也是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正因为此，才需要“有为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也特别强调政府对于反对垄断行为、确保自由竞争的责任和作用。详见《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秩序自由主义”思想》。）

【后记：没有预料，本文写着写着，就明显带有批判的味道了。在我看来，本文这部分所呈现的米塞斯经济理论和观点，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意外惊喜。】

探索篇 78

来源：市场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