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已出炉。观察和研读最新评选出的10篇年度论文，我们对近一年来上海社科学者的研究方向会有一个概括性认知，既有“全球供应链重构、科技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无形经济、信息保护、代际共育”等当下时代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有“历史书写、政党

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已出炉。观察和研读最新评选出的10篇年度论文，我们对近一年来上海社科学者的研究方向会有一个概括性认知，既有“全球供应链重构、科技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无形经济、信息保护、代际共育”等当下时代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有“历史书写、政党与国家、唯物史观、中国美学”等关系中国学术研究的机理问题。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年度论文评选无需作者自行申报，而是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专业力量，开展多轮遴选评审。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作者，听学者讲述数字时代学术研究的坚守和改变，新文科建设如何创新，以及学者如何研究真问题，回应时代之问。

如何看待当下世界历史性的发展？2025年1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如果现在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是在原先代表着现代文明最初的积极动力的地方发生，并因此有悖全球化扩张的本性，这只能意味着，当这种文明出现反对自身的症状时，它就达到了自身历史性的限度。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是历史性的。一种年轻的文明往往会进行宏大叙事，到了终末阶段的文明就会陷入各种细枝末节。

在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论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的具体化实行》（原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10期）中，吴晓明提出：“任何一种文化和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是意味着，它要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需要令学来的普遍者，能够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

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路及“路标”时，吴晓明曾表示，当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同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奠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史无前例地开辟出一条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近年来，在研究思考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的同时，吴晓明也在力图把握中西社会的根本差别，当下正在撰写有关儒教伦理与中国社会的一部著作。

针对当下的技术浪潮，吴晓明也指出，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无法由AI取代的。如果说，今天的AI能够帮助人类做很多事情，能够帮助人类解决很多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专注于那些它无法真正取代的——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取代的东西。

中国学术需要走出“学徒状态”

澎湃新闻：您与俞吾金等老师，三十多年前就提出，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并非“辩证唯物主义”。在这篇论文中，仍能看到这一脉络。相比多年前的讨论，当下又有哪些沉淀和发展？

吴晓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先教科书上有这样的区分，一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一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有很多讨论和研究。我认为，“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乃至“实践唯物主义”等术语，本身都不错，只是不能局限在先前那样一种理解框架中。好像两部分截然分开：“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是非历史的，而“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和辩证法无关的。这种理解恐怕有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叫“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既是历史的，也是辩证的，而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一个统一的和有机的思想体系。我们讲唯物史观，同时就是讲辩证法。

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进入了长期的“学徒状态”。由于现代性开辟出“世界历史”，现代世界中便形成了这样的权力架构：它使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使农业的文明从属于工业的文明，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种态势下，中国学术从总体上进入了“学徒状态”，从而开展出大规模的对外学习——这不仅是必然的和必要的，而且是积极的和意义深远的。

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和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是意味着：它要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我感觉到，现在学术上的思想理论还准备不足，需要使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获得新的、积极的理论动力。

在“学徒状态”中，我们从外部学到许多普遍的原则或原理。如果把它们先验地强加到各种对象和内容上，就是教条主义。比如，中国革命时期，有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这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来的，也是从苏联的经验来的，但这种对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的运用，最后一定会遭到失败。

唯物史观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的原则或原理。但一部分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而是对原则和原理张口就来，仅只停留在对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上。一位学者曾有比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原理，是教人如何打井，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来不去打井，而只是在做打井的PPT。这就是还没有很好地消化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遗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哲学上的原则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则或原理，它就是假的。恩格斯晚年也说，现在唯物史观有很多朋友，但这些朋友是拿了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对于这样一些模仿者，马克思早就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当下转折的过程中，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中解放出来，是特别重要的。要摆脱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这就意味着，需要令我们学来的普遍者，能够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这是我写这篇文章非常重要的原因。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当下的历史研究？很多叙事是从小人物、女性视角、生态历史等角度切入，似乎“颠覆”了大的历史叙事？

吴晓明：由于长期的学徒状态，我们的学术往往局限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上，原则、原理和方法没有被具体化，而是被先验地强加在各种对象和内容上。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历史哲学的理论上看，宏大叙事和细节研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细节，所谓宏大叙事就会缺乏根基；而如果没有宏大视域的观照，细节就可以走向随便什么地方。如孟子所说，“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足以乱也。”

但从表象的特征来讲，年轻的时代总会是宏大叙事，而老年人就会关注细枝末节。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专门讨论过这种表象特征：当现代西方文明处在年轻的开端时，17世纪、18世纪的思想家都是宏大叙事的。但20世纪之后，特别是一战之后，叙事方式就发生了改变。

因此，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是历史性的。一种年轻的文明往往会进行宏大叙事，到了终末阶段的文明就会陷入各种细枝末节。如果从大和小的方面讲，经济学也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上应该是能够彼此配合的，当它们这样被分割地谈论时，大体意味着正在转向历史发展特定状态的一种终结阶段。斯宾格勒就把文化的早期阶段叫做“大地”，把文明的最终阶段叫做“僵化的世界都市”。尼采也曾说过，生命终结处，必有规则堆积。文明初发时，是朝气蓬勃的；到了终末，细小的规则就会出现并占主导地位。

分清“现实”与“事实”，客观看待“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如果马克思看到当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力量相互交错，会如何评价这一局面？

吴晓明：马克思的学说是高度历史性的。它不会认为某种状态是永恒的。马克思曾批评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把历史的事物看成抽象普遍的，看成自然规律，实际上只是在祝福现存事物的永垂不朽。

这就意味着，要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马克思说，如果我们要了解，为什么11世纪遵循权威的原则，18世纪遵循平等的原则，那就必须研究11世纪和18世纪的人分别是怎样的，他们分别如何进行生产，并且在生产中结成什么样的社会联系。

总体而言，现代性就其开端的本性而言，是全球化的。以往那种地域性的历史、民族性的历史结束了，整个世界形成普遍联系，各种商品导向全球，构成世界的历史和世界的市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就一定要被卷入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但如果说，现在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过程，而且不是在我们理解的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发生，而是在原先代表着现代文明最初的积极动力的地方发生，那么，这只能意味着，当这种文明出现反对自身的症状时，它就达到了自身历史性的限度。

马克思会说，当这种自相矛盾发展起来时，这种文明便达到了它的终结阶段。这是从哲学上来讲的。我们决不能说，终结阶段会是10年、20年，或是50年，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但他会从历史的本质进程和必然转变来思考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当下全球层面有种“民粹崛起”的趋势。我们做传播时，也经常需要面对这一类挑战。在您看来，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此进行评价？这类人是否可被视为无产阶级？

吴晓明：这些人不是无产阶级，至少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马克思讲过，罗马就有过流氓无产者，他们只是一种反社会的因素。目前用的术语，叫做“民粹主义”。究竟应当怎样来理解，需要专门的研究。但与此相关的情形，黑格尔和马克思也都洞察到并且讨论过了。

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谈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家庭是伦理实体。它的原则解体之后，才出现以原子式的个人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但这样一种社会联系，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实际上是“坏的主观性”——每个人都有其任意性，从而形成“市民社会”，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最终会陷入自行解体。因此，黑格尔要求国家把它的实体性加给市民社会，从而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划定界限。

但马克思的观点则不同。马克思说，不是国家能够规定市民社会，相反，是市民社会规定国家。因此，在这样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国家，是一个抽象的、虚假的共同体，这最终会使国家陷于崩溃。看来马克思说得对。现在西方的情形正是这样。政客每天向民众不停许诺，能不能做到，不知道。政治国家的实体性被“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掏空。

马克思的观点是，虽然政治国家不可能把实体性赋予市民社会，但是，当市民社会发展到历史性的限度并开展出新文明的可能性时，就会重新构建起超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形态。

这里并不是要用马克思的理论完全解说今天的现象，但从历史出发所做的这类阐明，恐怕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指南和方法。

澎湃新闻：人们要理解历史，如何识别那些“在其开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内容？

吴晓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天天讲要联系现实。但“现实”这个术语，和一般所讲的“事实”是非常不同的。按黑格尔的说法，“现实”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但我们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似乎自信满满地立于自认为是最可靠的“事实”——即单纯实存——的基础上，既不要求本质的东西，也不要求必然性。“事实”是通过知觉可以直接给予我们的，但“现实”要求抓住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所以是很高的理论要求。

比如，黑格尔说过，如果只站在“事实”立场上，那么拿破仑的传记似乎应该由他的仆人来写，因为仆人知道的事实最多——拿破仑哪天喝了什么酒，和什么人鬼混，等等。但仆人只知道这些事实，而不知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如果我们要看到的不是事实堆积起来的拿破仑，而是现实的拿破仑或拿破仑的现实，那就不能让仆人来写他的传记。讲到这一点时，黑格尔说，我必须引用歌德的话，“仆人眼中无英雄”；不过还要加上一句，“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人毕竟是仆人。”这就是说，拿破仑的仆人只能看到许多事实，但却看不到本质的东西，看不到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

我们今天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恐怕都是这样。历史理论真正的核心是社会现实，而“现实”既是实存又是本质，既是展开过程又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这时才真正谈得上所谓现实的历史或历史的现实。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无法由AI取代的

澎湃新闻：当下人们都在面对海量信息，更需要一些抽象性的概括。比如用AI去阅读，甚至生成论文。但实际上，这可能会让人离“现实”更远。如何运用技术，才能让人更好地进入一种更为通达事物实体性内容的思考状态，达成更为主动的行动？

吴晓明：AI技术确实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非凡，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改变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但它是有限度的。哲学是批判的，“批判”的意思是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现在，对AI的许多说法，却是完全非批判的。AI虽然对促进产业的发展、商业的扩展是有重大推动和积极作用的，但如果缺乏前提的澄清和界限的划定，就会变成一种“神话学”，而这种神话学反而在学者当中尤为流行。

AI所解决的并且所能解决的问题，乃是分析理性中的可计算性的部分。比如，对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系统的要求包括，能够主动找事情做，还要有特定的价值观。这两条就不是通过可计算性能做到的。人的思维中，只有一部分是分析理性，是可计算性，还有大量的包括热情、激情、想象力、以及审美能力等诸多方面，则不是通过可计算性能够解决的。

至于应该怎样来使用的问题，我想，AI技术有自身发展的逻辑，会产生出自身一系列的后果。我想强调的是，它是有界限的，首先是伦理学上的界限，同时还有它在哲学中被理解和把握到的界限。AI应用可以减轻人的许多劳动，特别是智力劳动，但在本质上，它和人的劳动是有差别的，因为后者是无法完全用可计算性来代替的。

现在AI技术的发展，都集中体现在形式上，而与实体性的内容无关。因为可计算性本身就是纯形式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确实给人带来很多方便，但如果人不是主动地去思考，那么思想的本质便无法真正呈现于其中。因此，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无法由AI取代的。如果说，今天的AI能够帮助人类做很多事情，能够帮助人类解决很多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专注于那些它无法真正取代的——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取代的东西。

当然，很多历史性的发展，会在事实上导致异化现象，而在异化状态下，人会失去自我，丧失主动性。但这也是必经的阶段。只有当它发展到特定阶段，能够产生出否定自身的那些新的因素时，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才会真正出现。

所以，如果说AI是有界限的话，而我们要在某些方面更多地保持自我，那么我想，当AI的运用令实际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并且导致工作日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多时，我们倒是可以更多地去搞“琴棋书画”——这当然只是一个比拟的说法，意思是说，可以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留出广大的空间。

澎湃新闻：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或是中国古典诗词，哪个更能令您从中得到精神安慰？

吴晓明：确实，我们的头脑和思想有很多部分。哲学理论是我几十年来的工作。它也很有意思，要求思维的高度紧张，实际上是需要专注的。

马克思曾讲到，并不是说人们从事一种自由的劳动，就会变得疲疲沓沓无所事事。比如，艺术家创作一幅画或一首诗，是要高度专注的。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工作，也需要高度专注。适度的紧张是非常有益的。我做老师四十多年，走进教室前还是有点小紧张。我问过王德峰老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也一样。如果一个老师百无聊赖、松松垮垮地跑到课堂上去，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事。

诗词文学我历来非常感兴趣。我们哲学学院也有传统，甚至做西方哲学的孙向晨教授、丁耘教授等人，还有专门的读书班，讨论的是《左传》《读杜心解》等。我说，你们很有意思。他们说，这是“人的全面发展”。

在艺术的领域中，特别是审美的、想象力的东西要得到发展和扩张。如果完全局限在某种可计算的领域，人就会变得枯燥乏味，而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异化了——不是去把握那个东西，而是被它所控制。但这也得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上才能被积极纠正。当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历史性的进程中真正出现时，才能完成这一转变，使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能够使普遍者得以具体化

澎湃新闻：2025年，您有哪些阅读和研究计划？

吴晓明：我认为，要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中西文明的根本区别，就必须进入到哲学。所以我花了几年时间，做了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研究。进而言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样一种哲学上的差别，实际是有它的现实基础的，即中西社会的根本差别。

我接下来要做的研究，就是力图把握中西社会的根本差别。我准备了多年，打算写一部书，叫《儒教伦理与中国社会》。中国的伦理和社会，同西方的伦理、基督教文明，特别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如果能被很好地把握，那么，建立在不同社会之上的政治的、法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就可以在其现实的基础上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目前形成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是，西方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其前提条件乃是原子式的个人；但中国社会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这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第二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但这种转型的可能性在于中国社会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这是它的界限，

如果追踪到古希腊，那么家庭原则的解体，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就逐渐开始了。黑格尔说，自从主观性在基督教中开花以来，已经过去了1500年，而所有权的自由对我们来说仿佛还是昨天的事。这意味着，世界历史在其展开过程当中要达到它的自我意识，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这也告诫诸位，稍安勿躁。

在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看来，1500年的基督教教化才历史地形成原子式的个人。“市民社会”不仅以原子式的个人为前提，而且要求与政治国家的决定性分离。而这两条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如果仔细观察并加以分析，实际上都不存在。我的研究大体联系着中西社会的历史线索，形成了两个初步的观点。如果进一步研究材料并进一步思考，可能还会有更多想法。

还有一点很重要，是儒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联。为什么中国人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研究的说法是，因为德国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特别欣赏中国文化，马克思的学说又衔接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脉络，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便有某种亲缘关系，中国人就比较容易接受。其实这恐怕完全不对头。

如果说，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原子式的个人，以及由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所谓市民社会，那么，它的“精神”就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当然，这并不是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比较原初的、未经分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当中国社会不可能成为完全由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时，实际上就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而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亦即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教伦理与社会主义存在一种亲缘关系。

澎湃新闻：对当下的青年学人，您有哪些期待？

吴晓明：我觉得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或者其他哲学的，都不能够停留在抽象的原则或原理上。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能够使普遍者得以具体化，也就是说，要能够使普遍的原则或原理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到社会的现实之中，特别是要去真正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

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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