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物种灭绝、生态污染、二氧化碳超标……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曾许诺我们富裕生活，实际上却不断透支当下乃至未来世代的生存资源。超富裕阶层或许还能维持眼下的奢侈生活，我们绝大多数平民却不得不拼命寻找活下去的方法。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在地质学上，地球已经进入了被称为“人类世”的新纪元，即人类活动的痕迹完全覆盖整个地球表面的年代。

物种灭绝、生态污染、二氧化碳超标……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曾许诺我们富裕生活，实际上却不断透支当下乃至未来世代的生存资源。超富裕阶层或许还能维持眼下的奢侈生活，我们绝大多数平民却不得不拼命寻找活下去的方法。

日本经济学家斋藤幸平在《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中指出，目前面临的种种生态问题，正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而要在资本主义的尽头找到突破，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尤其是在与生产力至上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诀别的马克思晚年思想中，重新发现“可持续性”和“社会平等”实现的可能性。在环境危机刻不容缓的当下，“去增长共产主义”这可行的选项终于浮出水面。

我们摘选了第一章《气候变化与帝国式生活方式》，分享给读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罪

2018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而他的专业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对于正直面气候危机的现代社会而言，他这样的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是件好事。然而，却有一部分环保运动家对这一奖项归属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又是为何？

被拿来批判的是诺德豪斯发表于 1991 年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此后包括为其带来诺贝尔奖在内的所有相关研究的开始。说起 1991 年，那正是冷战刚结束、全球化带动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的前夜。诺德豪斯迅速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然后给出了非常经济学的解答。他提倡引入碳排放税、建构模型来决定最合适的二氧化碳削减率。

问题恰恰就在于其所导出的最优解。如果设定的减排目标过高，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他说最重要的是“平衡”。但是，诺德豪斯所设定的“平衡”又过于偏向经济增长。

按照诺德豪斯的说法，与其过度紧张气候变化，还不如维持今天这样的经济增长。世界因经济增长而富裕，富裕则催生新的技术。所以，维持经济增长，我们的后代就能利用更高超的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他认为有了经济增长与新技术，也就不需要把与现在同等水平的自然环境留给后代。

但是按照他所提倡的二氧化碳削减率，到 2100 年为止，地球的平均温度会上升 3.5°C。这也意味着在面对自然气候变化时不采取任何实际措施，才是经济学上的最优解。2016 年年末生效的《巴黎协定》所设定的目标则是到 2100 年，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较工业革命前水平的 2°C 以内（有可能的话控制在 1.5°C 内）。

但现在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在不断警告说，连这个 2°C 的目标都岌岌可危。然而，按照诺德豪斯的模型，温度会升 3.5 °C。气温如果上升 3.5°C，自然会给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毁灭性损害。然而，他们对于全世界总体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大。倒是农业可能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农业也不过就占据世界 GDP 的“区区”4%。区区 4%，不足为虑。即便给非洲、亚洲的人们造成灾害，也不要紧。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研究的真实内涵。

都能拿到诺贝尔奖，诺德豪斯在环境经济学界的影响力自然大得出奇。环境经济学所强调的是自然的局限性、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所擅长的是在稀缺性与局限性下计算最佳分配。这样计算出来的最优解，当然是让自然与社会“双赢”的解决方案。

所以，诺德豪斯的解决方案很容易让人接受。而它作为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组织中昭显自身存在感的策略，无疑也是有效的。可代价却是行动迟缓、等于无所作为的气候变化对策被合法化了。

诺德豪斯的想法对《巴黎协定》自然也有影响。之前提过《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 2°C 之内。但这不过是口头承诺，而且，已有声音指出哪怕各国实际上都遵守了《巴黎协定》，气温也将上升 3.3°C。这与诺德豪斯的模型所提示的数字极为接近。显然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也是经济增长，问题就以后再说。

所以真没什么可奇怪的。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样的对策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每年都在持续增加。问题的本质被搅得含糊不清，“人类世”的气候危机则在不断加深。

不可逆点

有一点要先明确一下。气候危机可不会从 2050 年左右才开始徐徐展开。危机早就开始早就开始了。

事实上每年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所谓“百年一遇”的异常气候。发生不可逆转的急剧变化、无法回到过往状态的不可逆点（point of no return）正在日益临近。

比如 2020 年 6 月，西伯利亚的气温高达 38°C。这有可能是北极圈历史上的最高气温。要是永久冻土融化了的话，就会排放出大量沼气，气候变化则会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恐怕还会造成水银流出，释放出炭疽菌等细菌、病毒。北极熊则将无处可去。

危机的恶化是综合性的。当“定时炸弹”被点燃时，就像推倒多米诺牌似的，危机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到那时人类已无力解决。

因此，为了避免这一下场，科学家们要求在 2100 年前将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较工业革命前水平的 1.5°C 以内。在已经升高 1°C 的情况下，要控制在 1.5°C 以内，就必须立刻开始行动。具体而言，就是必须在 2030 年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2050 年前实现零排放。

另一方面，如果目前的排放水平持续下去，恐怕到 2030 年时就将超过 1.5°C 的升温线，2100 年时有可能升温 4°C 左右。

大加速时代

当然，日本人对于气候变化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日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五。光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前五位国家，就排放了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近 60%。

考虑到气候变化对未来人类的巨大影响，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能漠不关心。就在现在，必须明确提出要求，引发“大变革”。而本书最终试图提出的“大变革”，正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挑战。

但是，在贸然提出那些看似毫无现实性的要求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好好思考一下以气候危机形式显现的环境危机，它的形成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里我想参考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的威尔·斯特芬（Will Steen）等人的研究。他们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经济活动无疑增加了环境负担。人口和能源消耗不断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直线上升，热带雨林明显消失。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人类活动及随之而来的环境负担的急剧增加，而被称为“大加速时代”（Great Acceleration）。这一加速在冷战结束后更进一步。这样的时代是不可能持续的。“人类世”似乎正在走向毁灭。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要搞清缘由，我们必须先深入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第一章的课题。

在全球南方反复出现的人祸

分析“人类世”的资本主义与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之时，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向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是指因全球化而受害的地区以及那些地区的居民。过去将全球南方所内含的问题称为“南北问题”。但是，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移民的增加，“南北”差距与地理位置的必然性逐渐消失。因此，本书拟用全球南方一词。

回顾包括原来的南北问题在内的资本主义历史，就能看到发达国家生活富裕的另一面是各种悲剧的不断上演。可以说资本主义矛盾集中体现在全球南方之中。

近些年来重大事故层出不穷。比如英国 BP 公司造成的墨西哥湾原油泄漏、跨国农业公司的乱开发引起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火灾、三井商船行驶中的货轮在毛里求斯近海泄漏燃油等等。

这些事故造成的损失规模巨大。如 2019 年巴西布鲁马迪纽市发生的尾矿坑溃坝事故，遇难者超过 250 人。这一矿坑属于世界三大资源巨头之一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用于存储铁矿石的尾矿（在矿石筛选时产生的水与矿物混合而成的泥浆状废弃物）。

2015 年时，在淡水河谷公司的其他尾矿也发生过同样的溃坝事故。这次仍是由管理不善所引起，数百吨泥浆迅速吞没了附近的村庄。尾矿内废料倾巢而出，塞满了周围，不仅造成河流污染，也严重危害到了当地生态系统。

这些事故只是“不幸”的结果吗？显然不是。专家、工人、居民都在不断指出事故的危险性，然而国家、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削减成本，随之任之却不去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些都是理应发生且最终应验的“人祸”。

话虽如此，这些事故远在墨西哥、巴西，或许难以引起日本人的关心。也有读者会认为这跟自己毫无关联。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日本人也助长了这类“人祸”。

汽车用的铁、汽油、西装用的棉花、牛肉盖浇饭上的牛肉，这些可都是从“远”处运来日本的。我们富裕的生活可离不开对全球南方劳动力的榨取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

基于牺牲的帝国式生活方式

德国社会学者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和马尔库斯·威森（Markus Wissen）认为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对全球南方的资源、能源等进行掠夺的基础之上，将之称为“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e Lebensweise）。

简单来说，帝国式生活方式就是指全球北方社会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对于生活在发达国家的我们而言，帝国式生活方式带来了富裕的生活，因此是理想的、有吸引力的，被广为接受。但是，我们富裕生活的内里，却是一种我们掠夺全球南方地区、社会群体，不断迫使他们为我们的富裕生活买单的结构。

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掠夺与转嫁成本，帝国式生活方式就不可持续，这就是问题所在。全球南方人群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这是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南北之间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并不是例外，而是常态。

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早已习以为常的快速消费类服装，是由孟加拉国的工人们在恶劣条件下生产的。2013 年五家制衣厂所在的“拉纳广场”（Rana Plaza）大厦倒塌，夺去了上千条人命。这一事故很有名。

而孟加拉国所生产的衣物，其原料棉花则是由贫穷的印度农民在 40°C 的酷暑中种植的。为满足时尚业不断扩大的需求，那里大规模引入了转基因棉花，结果农民们失去了自家采摘棉花的种子，只能每年购入转基因品种的种子、化肥与除草剂。要是遇上干旱、高温没了收成，不少身背外债的农民无奈之下就只能自杀。

这样的悲剧源自全球南方依附于帝国式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生产与消费，因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原因，它们不得不依附于这样的常态。

前文所提到的巴西人肯定也知道布鲁马迪纽市尾矿坑大坝存在危险，因为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故。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被迫继续挖掘。在那里工作的工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只能在矿场劳作，在附近居住。

在孟加拉国的拉纳广场发生事故的前一天，制衣厂的员工们已经注意到了墙壁、立柱的异常，但这些声音被无视了。印度人也是明白除草剂对身体、对自然是有害的，但因为时尚产业市场的不断扩容，他们还是被迫继续生产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

付出的牺牲越大，大企业的利润越高。这就是资本的逻辑。

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掠夺与转嫁成本，帝国式生活方式就不可持续，

这就是问题所在。

让牺牲隐形的外部化社会

这些逆耳之言至今不知被提过多少次。而我们呢，就捐捐钱，然后迅速将其遗忘。为什么能快速忘记它们呢？因为这些事件在日常生活中被隐形了。

慕尼黑大学的社会学者斯蒂芬·莱森尼希（Stephan Lessenich）曾指出，发达国家社会的“富裕”所必需的是将如此这般的各种负担转嫁远方并使之隐形。他将这样的社会称为“外部化社会”（Externalization Society），并对之提出了批评。

发达国家以牺牲全球南方的代价来享受“富裕”生活。莱森尼希更判定它们“不仅仅是今天，连明天、未来”也都要维持这样的特权地位。“外部化社会”不断创造出外部性，以转嫁各种负担。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繁荣。

工人与地球环境都是榨取对象

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与全球南方的牺牲之间的关系，我用最负盛名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来简单概括一下。

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是由“中心”与“边缘”所构成的。从全球南方这一边缘地区榨取廉价劳动力，低价购买其产品，中心地区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利润。劳动力的“不平等交换”造成发达国家的“发展过度”与边缘国家的“发展不足”。

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波及了地球的各个角落，使得新的掠夺对象即“沿地带”（frontier）随之消失。这种获取利润的方式到达了极限。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变得困难，更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终结”的说法。

不过，本章想指出一个更为前卫的问题。沃勒斯坦主要关注的被榨取对象是人类劳动力，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

地球环境则是另一个根本性侧面。资本主义所掠夺的对象不仅是边缘地区的劳动力，更是整个地球环境。经由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全球南方也被掠夺了资源、能源、粮食等。资本主义把人当作资本积累的工具，也将自然视为单纯的掠夺对象。这是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一。

这样的社会体系如果以无限的经济增长为目标，那么理所当然，地球环境最终将陷入危机之中。

被外部化的环境负担

简单来说，通过扩展沃勒斯坦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心地区从边缘地区掠夺资源，同时又将经济发展背后隐藏的成本与负担等转嫁给了边缘地区。

以日本人饮食生活中的隐形主角棕榈油为例。棕榈油不仅价格低廉，而且难以氧化，所以常被用于加工食品以及点心、快餐等。

棕榈油产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棕榈油提取自油棕，进入本世纪后，油棕的种植面积已经翻了一番，而对于热带雨林的胡乱开发加速了对森林的破坏。

棕榈油生产的扩大，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对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破坏。大规模开发给依赖热带雨林自然资源生存的人们带来了破坏性影响。比如把热带雨林开垦为农庄，结果导致土地被侵占，肥料、农药被排入河流之中，河鱼减少。原本依靠河鱼获取蛋白质的当地人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模式，而且相较过去，金钱变得更为必要，这就导致他们最终把手伸向了猩猩、老虎等濒临灭绝的物种，通过非法捕猎来换取金钱。

因此，中心地区廉价、便利生活的背后，不仅是对边缘地区劳动力的榨取，更是对资源的掠夺以及对随之而来的环境负担的转嫁。

所以，环境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并非平均分摊到地球上的每个人身上。与粮食、能源以及原料的生产、消费相关的环境负担也被不平等地分配了。

按照莱森尼希用“外部化社会”一词来谴责发达国家的说法，我们富裕社会的前提条件就是把负担转嫁给“远方某处”的人与自然环境，又不去支付实际费用。

资本主义所掠夺的对象不仅是边缘地区的劳动力，更是整个地球环境。

否认加害者意识与拖延的报应

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不断得到再生产。另一方面，因其暴力性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它又是持续隐形的。

在知晓环境危机这个词后，我们开始“购买”环保袋，就像给自己买个免罪符似的。于是连环保袋都开始不断上新款。被广告一刺激，买了又买。免罪符带来了自我满足，渐渐不去关心那些在远处制造环保袋的人与自然所承受的暴力。就这样，我们一步步走入了资本的“洗绿”陷阱之中。

发达国家的人们可不单单是被迫对“转嫁”“无知”。他们事实上是认可这种让自身生活富裕的帝国式生活方式，视之为理想的结果，并积极地将这一逻辑内化的。从“不知道”到“不想知道”，人们渴望无知，拒绝正视真相。

然而，我们在心底某处仍然意识到了我们的一切美好是拜别人的不幸所赐。

正如当代德国的代表性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所论述的那般，只要不公平“与自己无关，（中略）便视若无睹”。因为无法面对，所以“明知道我们自己就是引起那些不公平的原因所在，却暗地里希望现有秩序可以维持下去”。于是帝国式生活方式更加固若金汤，对危机的应对被拖延给了未来。我们每个人都给这一不公平出了份力。而报应最终化作气候危机，悄然向中心地区袭来。

“荷兰谬论”——发达国家对地球友好？

上述说法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对公害问题、南北问题展开热烈探讨时，已经有了类似讨论。

“荷兰谬论”（Netherlands Fallacy）就是其中一例。荷兰这样的发达国家，其生活给地球造成了巨大负担。即便如此，这些国家的大气污染、水污染程度却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与低污染度的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哪怕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生活得小心谨慎，却仍旧饱受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处理等环境问题的折磨。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中的一个解释是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经济增长带来技术进步，使得削减、去除引起公害问题的污染物成为可能。

但是发达国家所吹捧的所谓在减轻环境污染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就是个“谬论”。发达国家所实现的环境改善，靠的可不光光是技术进步，也是把不少与经济发展必然相伴的负面效应，如资源开采、垃圾处理等，强行推给了全球南方这一外部的结果。

“荷兰谬论”指的就是发达国家这种无视国际转嫁，认为依靠经济增长与技术开发就解决了环境问题的臆想。

耗尽外部的“人类世”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覆盖整个地球的“人类世”可以说就是把为掠夺与转嫁而存在的外部消耗殆尽的时代。

能挖尽挖，石油、土壤养分、稀土等，资本把一切可挖掘的都挖了出来。这种资源榨取主义（extractivism）给地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然而，正如资本为了获取利润，逐步消灭了“廉价劳动力”的前沿地带那般，外部这一为榨取与转嫁而存在的“廉价自然”也在日渐消失。

无论资本主义看上去运行得多好，但地球终究是有限的。在可外部化的空间消失后，资源榨取主义的扩张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最终会回归发达国家。

资本的力量无法克服的局限在于资本追求无限的价值增殖，而地球却是有限的。外部耗尽之后，迄今为止的做法将不可持续。危机就此开始。这就是“人类世”危机的根本所在。

而现在正在发展过程中的气候变化，正是“人类世”危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在外部行将耗尽的今天，在发达国家终于也能看到那些灾害，比如日本的超级台风、澳大利亚山林火灾等。

留给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不多了，而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冷战结束后的浪费时间

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曾说过：“对有限的世界可以永远维持指数级增长深信不疑的人，要么是神志不清，要么就是经济学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仍旧只顾着追求经济增长，不断破坏地球环境，即便环境危机已经如此严重。而经济学家式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根深蒂固。我们大概都有点“神志不清”。

而孩子们还保有清醒的神志。2018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4 次缔约国大会（COP24）召开之时，瑞典的环保运动家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怒怼政治家们是为博人气只提“对环境友好的永久经济增长”，戳破了大人们所制定的气候变化对策中的伪善性。因组织学校罢课而成名的格雷塔此时年仅 15 岁，还是个高中生。

格雷塔认为只要资本主义优先考虑经济增长，气候变化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她会产生这种想法也可以理解。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与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带来了赚钱良机，资本主义一门心思赚大钱，白白浪费了本该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宝贵 30 年。

回顾一下历史。1988 年时，时任美国航天局（NASA）研究员的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国会提出警告，称有“99% 的概率”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已经出现。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当时还是有希望缔结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的。如果当时就开始采取措施，那么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可以以每年 3% 的速度缓慢减少，完全有可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但是，时机不对。在汉森提出警告后不久，柏林墙倒塌，接着苏联解体，美式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看到了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市场，于是跑去开辟新的边缘地带。

随着经济活动的逐步扩大，资源浪费也在加速。比如人类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有近一半是在冷战结束后的 1989 年之后消耗掉的。诺德豪斯那篇对于二氧化碳削减率充满过度乐观预测的论文也发表在这一时期。就这样，我们白白浪费了 30 多年宝贵岁月，没有采取应对措施，导致当下的情况显著恶化。

格雷塔之所以言辞如此激烈，正是出于对大人们只顾眼前，白白错失机会的不负责任的愤怒。而政治家们、精英们还是岿然不动，依然以经济增长为优先。这种态度更是进一步激怒了她。“你们之所以不听从科学，是因为你们只对能维持目前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法感兴趣。但已经没有那种答案了。因为你们大人没有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采取行动。”

到了现在这种地步，现有体系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格雷塔在 COP24 上的演讲的最终结论是“应该改变体系本身 ”。而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狂热地支持格雷塔。

要响应孩子们的呼声，我们大人必须首先理清现有体系的本质，为下一个体系做准备。而格雷塔认为束手无策的那个体系指的自然就是资本主义。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