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电影制片公司来说，除了要购置新的器材以外，摄影棚也要做相应的改造。在默片时代，不存在隔音设备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过去，一个摄影棚，有时可以同时开拍几部影片，现在却不行了。电影制片公司要付出更大的投资。

迎接新的时代

世界各国电影界开始试制或制成有声片，这是电影事业的新改革。中国的电影工作人员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几方面的：

从电影制片公司来说，除了要购置新的器材以外，摄影棚也要做相应的改造。在默片时代，不存在隔音设备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过去，一个摄影棚，有时可以同时开拍几部影片，现在却不行了。电影制片公司要付出更大的投资。

从电影院来说，默片时代，电影院只要有电力就可以放映。而现在，需要有隔绝音响的设备，电影院需要重新翻造。这笔开支就不是小电影院所能负担的。

从演员来说，默片时代不需要将对白录下来，所以在摄影棚里各种方言都可以说。表演的好坏，取决于演员的表情、演技。现在，新的潮流向演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说国语，必须预先背熟台词。

从编剧、导演来说，现在需要有严格的分场剧本。默片时代，编剧有时只有个大致的剧本，剧情的发展有时还要凭导演临场的灵机发挥和变通。

总之，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问题，也向每一个工作人员提出了新的课题：是迎接新挑战，还是冒被淘汰的危险走老路。

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电影界也曾引起热烈的讨论，一种是主张仍然继续拍默片。联华公司的放映网虽然有一部分首轮影院已改装有声设备，但其他大部分仍是无声电影院。所以他们比较倾向于走老路。他们说："美国的声片，在我国国内，因为两国语言悬殊和声片来价昂贵的关系，是只适合于港、沪、津等埠三数家大规模影院放映而已。而此后默片来源既竭，一两年后，国内大部分影院都要闹片荒了！我们只须趁这个时机，摄制些精良的、饶有艺术化和民众化的国产片，便可救济这个片荒。"

"明星"的态度是比较中间的，周剑云说："有声电影虽然可以自领一军，另走一路，无声电影依然可以分道扬镳，独立存在。"

"天一"由于向南洋方面扩展市场，竭力主张拍有声电影。

社会人士则主张拍摄声片，总之，声片对于默片来说，是一个大进步，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每个电影工作人员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当时的电影演员以广东人居多，如张织云、阮玲玉，所以大家非要勤学语言不可，甚至要请专人教授。我在这方面却略占先机，因我幼年时曾随父亲奔波于京奉线上，后来虽又回广东住了几年，但幼年时学到的北方话仍未忘却。回到上海后，开始除了北京话和广东话，别的话语尚不甚了了。此外，我小妈的母亲，我称为"姥姥"的，多年来一直跟着我们。她本是北京旗人，家里两种方言同时通行，就像英语和法语是加拿大规定的两种官方语言一样。所以默片进入声片，由于有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也就顺利地过渡到声片时代。

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

1930年，明星公司，以及其他影片公司，开始了中国有声片的摄制工作。

虽然那时美国已有了有声片，似乎有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中国的有声片，仍然是经过了艰难探索、披荆斩棘的历程才达到的。

当时的有声电影，有蜡盘录音和片上录音两种方法。前者是摄制有声片初期使用的方法，外国已停止使用，后者技术比较复杂，我国当时尚未掌握这项技术，而且美国西电公司和亚尔西爱公司拥有这种有声电影的专利权。他们规定每家影片公司如要拍摄有声片，必须向这两家公司中的一家公司签订合同，要付出相当大的一笔费用，而且上映后，还需要另付版税。为此，"明星"拍摄《歌女红牡丹》时还得从头做起，走自己的路。

《歌女红牡丹》是明星公司和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合作摄制的。这部影片的编剧和说明是洪深，导演是张石川，副导演是程步高，摄影师是董克毅，演员有我（饰演歌女红牡丹）、王献斋、夏佩珍、龚稼农、王吉亭、汤杰、谭志远、朱秀英、萧英等。

故事的大致内容如下：

京剧名伶红牡丹嫁了一个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丈夫（王献斋饰）。虽然红牡丹名噪一时，收入颇丰，但经不起丈夫挥霍，稍有怨言，即遭丈夫毒打。红牡丹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这种种折磨下，红牡丹终因染病倒嗓，声名一落千丈，只能当三四等配角。由于收入减少，无赖丈夫不但不加怜惜，反而变本加厉，更加虐待她，甚至将女儿卖入娼门，以还赌债。丈夫在卖掉女儿后，因受良心谴责，追悔不已，失手杀人，被捕入狱。而红牡丹的女儿，却由一个一直追求红牡丹的富商赎回，母女团圆。红牡丹虽然感恩，却表示仍然原谅自己的丈夫，并去探监，托人营救。

这部片子严格说来，只能说是半有声片，因为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他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

说起制片过程，读者听来一定觉得十分可笑。整个电影制片过程是这样的：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间装留声机放蜡盘录音唱片，通过银幕后的扩音机播出。这种方法，实在是很原始的，顺利时还可以，声音十分清晰，但遇到影片跳片、断片时就苦了。观众只见电影上张嘴的男演员，而出来的声音却是女声，牛头不对马嘴。或是各说各的，形同唱双簧。观众哄堂大笑，工作人员却啼笑皆非。非得等放完一部，另换一部才能又完全对上。

录音的过程也是十分辛苦的。我当时的心情也和其他电影工作人员一样，十分紧张，似乎这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今后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在录音时，演员对着自己饰演的角色念台词，如有念错念快念慢，就要重来。所有演员和现场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曾接连试验了四次，失败了四次，到第五次才获得成功。每天在录音室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现在想起都怕。

这部片子就我自己来说，都费了很大精神，先背台词，然后领会人物的感情，还要做到字正腔圆。不过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创新精神，要为中国的电影事业闯出一条路，而又要摆脱美国电影商在制作有声片方面的种种限制和垄断，所以大家不以为苦，超出工时也在所不惜。

这部片子耗资十二万元，费时六个月。影片成绩虽不理想，但当这部影片于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因为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不仅上海及全国各地为之轰动，同时也吸引了南洋侨胞。当时，菲律宾片商以一万八千元的代价，购买了这个地区的放映权。与默片市价两千元比较，可见差别之大。青年影片公司则以一万六千元，购下了印度尼西亚的放映权。

这部片子是中国最早的蜡盘有声片，虽然艺术水准和技术水准都还很不成熟，但却得到观众的热情支持，上映了一个多月，盛况空前。这部影片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为中国电影从默片过渡到有声片闯出了一条路。从此，中国的电影也追上了时代，向前跨一大步。

张石川虽然脾气不好，但做事情很有魄力。"明星"能拍出第一部有声片，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果断与行动迅速。拍摄有声片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观众的需要，势在必行，只是要看谁更有勇气走出这第一步而已。

在拍摄过程中，张石川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迟到早退，无故不得请假。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因为多年来我已习惯一早到摄影场，化好妆，换好戏装等导演。但有些习惯于晚睡晚起的同事自然是苦不堪言，但也只能偷偷抱怨。张石川是个言必行，行必果，不讲情面的人。除非你不想干了，所以谁也不敢以身试法。在拍戏的过程中，朱飞就因为迟到早退，态度不严肃，为张石川深恶痛绝而解雇。

关于《歌女红牡丹》另一件有趣的事是，片中有红牡丹唱京剧的戏，很多人以为我会唱京剧，也有人居然书写我如何练习唱京戏，说来有鼻子有眼，煞有介事，我看后不禁哑然失笑。我常对别人半开玩笑半解释说："我不是梅兰'方'，而是梅兰'圆'，是那个圆盘在代我唱哩。"

当然，影片利用有声的优越条件，穿插了京戏《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拿高登》四个剧目的片段，效果很好。这也是《歌女红牡丹》吸引观众的另一个原因，观众可以在银幕上第一次听到戏曲艺术的唱白。

《歌女红牡丹》一剧的童星，红牡丹的女儿是由张石川的女儿张敏玉所饰。两年前（1983年）我收到了王丹凤一封信，谈起有很多老同事仍在上海，如郑正秋的儿子郑小秋，张石川的女儿张敏玉。还谈到张敏玉小时候曾和我一起拍过电影一事，就是指的《歌女红牡丹》。十年人事尚且几更迁，现在距那时已五十多年了。昔年的童星如今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时光消逝得真快，倘若再不趁此不长的岁月，将往事写下来，留下"一鳞半爪"，将来怕是只好"往事任人评说"了。

在拍完《歌女红牡丹》以后，原班人马又续拍了《如此天堂》，但是录音效果还是不好，改进不大，观众兴趣也就自然减少了。明星公司和百代公司，原来订立了拍十二部影片的合约，见此情况，双方也就同意终止合约。

友联影片公司稍后，在同年5月24日于上海夏令配克大戏院上映蜡盘发音有声片《虞美人》，很受观众欢迎。天一公司的蜡盘发音短片《钟声》一片却因摄影场失火，连带影片被焚毁，所以也没有公映。

国产片上发音片的出现

蜡盘有声片的试制，虽未获得理想的效果，但毕竟闯入了有声片的新领域，为国产有声片的试制取得了经验。

中国最早的两部片上发音片都是和外国人合作摄制的。真正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片上发音片，还要到1932年方始出现。

1931年3月，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影片公司合股，以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的名义，租用了日本发声映画公司的有声设备，拍摄《雨过天青》。

《雨过天青》是写少女王爱莲与陈小英结婚后不久，丈夫有外遇，妻子被遗弃，后经种种磨难与波折，夫妻终于言归于好。演员有陈秋风、林如心、刘一新等。导演是夏赤风。

这部电影是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同年7月，在上海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当时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对中国侵略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夜，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对这种利用日本的有声电影器材设备拍摄的影片，电影从业员和观众都表示反感，以致卖座惨淡。

天一影片公司在试制蜡盘收音片《钟声》，也因摄影棚失火被焚，需另建新摄影棚。他们那时聘请了美国摄影师、收音师来中国，并租借了美国的有声器材，拍摄片上有声片《歌场春色》。

《歌场春色》是根据笑舞台新剧《舞女美姑娘》改编，由邵醉翁、李萍倩导演，杨耐梅、宣景琳等主演。故事内容是写一个马车夫的儿子骗取了自己妻子的首饰，隐瞒了家里去和歌女同居，结果酿成妻子被撞死，他被判死刑的家庭悲剧。

《歌场春色》1931年10月10日在上海光陆大戏院上映，获得相当的轰动，尤其是在南洋一带，卖座率很高。论剧情，《歌场春色》与《雨过天青》同属家庭爱情纠纷一格，但因杨耐梅、宣景琳等人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片中又加插了大量歌唱舞蹈场面，和上海闻人的演讲。此外，为加强影片宣传，还临时礼聘了别家公司的著名女演员客串演出。

《歌场春色》虽然收入甚佳，但支出也十分浩大，尤其是在几个外国人身上花费了不少钱。因此在中国技术人员一掌握有声片的摄影技术后，"天一"便将这几个外国人解雇了。

在"天一"拍摄《歌场春色》时，明星公司也于六月下旬，筹备拍摄片上发音有声影片，并决定委派洪深到美国，接洽选购有声摄影器材和聘请技师。

洪深到美国后，除了买全套摄影器材、录影机、聚光灯外，还借此机会参观了美国的制片厂，取得了一点实地经验。然后偕同四位聘请来的美国摄影师、技师乘船回国。这件事在当时还颇为轰动，报纸均有报道。

这四位美国技师，分别负责摄影、录音、洗印、剪接四个部门。张石川另派了摄影师董克毅及三个青年当助手学习技术。

当时学技术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美籍人员待遇丰厚，他们自然愿意延长时间，所以说是学技术，不如说是偷技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教，而且到收工时，他们就将线路弄乱，使助手摸不到门路。于是，张石川在机器正常使用时，设法使美籍技师让助手上来，这才算摸到一点技术，可见创业之艰难。

用新器材拍的第一部片上发声有声片是《旧时京华》，由洪深及高逸安主演，洪深自己编剧，张石川导演。这部描写一个清末贵族家庭衰落始末的影片，于1931年1月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上映。电影上映之时，适逢"一．二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以致影片营业收入很受影响。

《旧时京华》是一部锻炼演员及其他从业员熟悉使用片上发音有声技术的影片，待此片拍成，中国技师已学会操作各项器材，四位美籍技师也于此时被解雇。

"明星"在拍摄完《旧时京华》后，也即着手筹拍第二部片上发音有声片《自由之花》。

电影技术与电影艺术相结合给世界电影开辟了新的纪元。中国的电影界也经过艰难的历程，克服了重重困难，于一两年之内，完成了由蜡盘配音到片上发音的试制工作，使中国的电影也在只晚于先进影业国一两年的时间内，进入了完全有声片的时代。

"明星"对于中国电影事业的另一贡献，是附属经营的"华威贸易总公司"，设工厂自制四达通影片发音机。这种发音机机件轻巧，发音清晰，物美价廉，还专门替只能放映默片的电影院改装安装，在普及国产有声片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该公司的业务不止于此，但这一部门的工作，给我印象颇深，故录以备志，以便后人知晓先行者开发事业之艰辛和功绩。

主演第二部有声片《自由之花》

《自由之花》由郑正秋编剧并导演，影片描写袁世凯称帝后，蔡锷设计逃出北京到云南起义推翻帝制的史实。这部影片开拍的时候是1931年夏，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逐渐显露，在东北、华北时时有小的接触。这部影片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军阀卖国求荣，结合当时情况，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觉得这部影片也是我从影以来，比较有意义的一部电影。

这部片子的演员阵容整齐，实力不差。女主角小凤仙由我饰演，袁世凯由谭志远饰演，龚稼农饰蔡锷，夏佩珍饰蔡锷夫人，郑正秋儿子饰蔡锷内弟，王献斋与萧英饰袁世凯爪牙。

"明星"为筹拍片上有声片投入大量资金，当然希望能在短期内回收资金。同时，当时上海的电影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明星"固然是人力、物力雄厚，演员阵容也比较强，但也需要在各个方面有新的面貌出现才能吸引观众，保持其当时的地位。因为在那个时候，小的电影院姑且不论，"天一"在南洋有一定的市场，而且出品快，比较迎合小市民阶层的观众，资金也是雄厚。当时还有联华影片公司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联华影片公司以其对影片有较严肃认真的艺术处理而获得了知识阶层的青睐。而且"明星"有些出名的演员如阮玲玉、导演卜万苍业已逐步转入"联华"，所以当时"明星""天一"和"联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明星"三巨头就感到一定要拍好影片才能留住观众。

过去拍片大都是在摄影棚里拍，这次为了以新面貌出现，郑正秋提出要赴北平拍摄外景，以增加影片的真实感。当时，张石川和周剑云因费用开支浩大有所犹豫，但在郑正秋坚持下，再加形势所迫，也就同意了。但为尽量节省开支，决定在拍《自由之花》的同时，再拍两部片子。这两部片子就是以北平为背景的《落霞孤鹜》与《啼笑因缘》，不同于《自由之花》的是，前者还是默片，后者是配音片。

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既已进入拍摄有声片的阶段，为何又要走回头路拍默片和配音片呢？我前面讲过，拍摄有声片不仅影片公司要有全套设备，连电影院也需要有放映有声片的相应设备，电影院需要重新改建。这对于中小型电影院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国内各大城市除了有数的几家一流电影院以外，限于有声片的数量及影院设备的限制，还是处在默片时代。所以拍摄有声片的同时，还需要拍摄默片，这也是当时环境使然，否则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观众，也会影响公司的收入。

《落霞孤鹜》及《啼笑因缘》是当时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很流行的小说，几乎家喻户晓。我自己也是这两部小说的读者，也深为小说里的人物所感动，所以决定由我主演这两部电影，我也就欣然应命。

《啼笑因缘》由严独鹤、张石川改编，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名门闺秀何丽娜和唱大鼓的卖艺姑娘沈凤喜由我一个人饰演两角。一人兼两角给了我一些经验，所以以后在《姊妹花》中兼饰姊妹两角就不感到困难了。阔少樊家树由郑小秋饰演，萧英饰武术师关寿峰，其女关秀姑由夏佩珍饰演，王献斋饰琴师沈三弦，谭志远饰演军阀刘将军，龚稼农饰丽娜表哥陶伯和。

《啼笑因缘》原计划拍上、中、下三集，后来拍了六集。拍摄过程中还因为摄制权问题和大华影片公司打官司。最后虽经人从中调停，但所费甚巨。这部片子的拍摄得不偿失，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落霞孤鹜》由程步高改编并导演，仍由我主演，大部分演员也都参加了。一组人马同时拍三套片子，虽然是以《自由之花》为重点，但也是相当辛苦的。

拍影片也要抢时间，三套片子的全部内景都先在上海拍好，然后赴北平拍外景，估计需时两个月，所以大家在拍戏之余，还要打点行装。

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学唱歌和学唱大鼓。

《自由之花》本来是没有插曲的，而在拍摄过程中，郑正秋感到小凤仙设计送蔡锷逃出袁世凯掌握的前夕，小凤仙与蔡锷一番依依惜别之情，单是对白，尚不足以表达生离的悲怆心情，于是灵机一动，利用有声片之有声，加进了一支插曲《良辰美景》。

《良辰美景》由郑正秋作词，严工上作曲。为了练习这支曲子，我每天清晨赶到片场，由两位老先生亲自指导，国乐队一次次伴奏，总算不负众望。练到唱奏和谐，才正式在水银灯下拍摄。

《啼笑因缘》中，我一人饰两角，一角是唱大鼓的沈凤喜，为此又请了专门师傅教唱大鼓。其实我过后就忘了，但为配合情节，当时还是练得很认真，至少在银幕上的表演还是有板有眼的。

说来当时的演员也是很辛苦的，为了演好角色，就要从各个方面进入角色，样样都要学，不像今时今日可以幕后代唱或是另外录音。

【胡蝶（1908年3月23日—1989年4月23日），原名胡瑞华，籍贯广东鹤山古劳坡山水寨村，出生于上海，中国最优秀的电影演员之一，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1925年，胡蝶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战功》从而开启电影生涯；同年，在剧情电影《秋扇怨》中首次担任女主角。1928年，她受邀加入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3月，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1932年，出演《啼笑因缘》。1933年1月，胡蝶以21334的票数当选由上海《明星日报》评选的“电影皇后”，之后在"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又夺取"三连冠"；3月，她又主演了中国首部左翼电影《狂流》；同年，主演的电影《姊妹花》则成为她表演生涯的代表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胡蝶前往香港，先后拍摄了古装片《绝代佳人》以及爱情片《孔雀东南飞》等影片。1946年，胡蝶从上海迁居香港，在香港主演了电影《春之梦》等片后，决定告别影坛而专心辅佐丈夫潘有声从事经营。1960年，她凭借主演的爱情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66年，她拍完《塔里的女人》后结束了电影生涯。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1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